變與不變——Joanne: 選擇進行變性手術

時勢艱難，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疫情之後，再遇上經濟不景，過去一年，不單不少連鎖店、酒樓和戲院要結業，一些堂會和機構亦面對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一些過往有心有力的奉獻者（如教師、社工、醫護等專業人士）的退休潮和移民潮仍未完結，雪上加霜，不少機構需要大刀闊斧節流（包括減薪、裁員、搬去較細和租金較便宜的辦公室、以及削減某些事工等等）。我在機構事奉25年，經歷過沙士、雷曼兄弟破產、社會運動和疫情等種種情況，今次的情況看來更為嚴峻，估計對不少堂會和機構來說，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要面對財政壓力。不過，作為領受異象和使命而創立的團體，只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深信上帝會用出人意外的方法供應各堂會和機構所需。

因此，在考慮任何應變方案之先，必須重新思考堂會和機構在當前的社會環境，究竟如何繼續持守成立時的異象和使命是最重要的，因為一些事工在成立的時候可能有特別的需要，當時移勢易，若有關需要已不存在，堂會或機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光榮地退下火線並不是值得羞愧或難堪的事，若仍有心志事奉，上帝自會讓大家看到新的召命，按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新變化，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作為一個使命團體若只為了維持日常運作，同工卻渾渾噩噩是沒有意思的，也浪費了支持者的奉獻。有些人因為對自己創立或事奉了大半生的堂會或機構有些情意結，就算組織已長期陷入困境仍不想結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是管家和僕人，上帝才是老闆，祂在不同的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人和群體以不同的方法去服侍祂，我們若將堂會或機構當作個人的成就或產業，反而是自高自大，求主給我們能看清時勢，知所進退。

除了結束營運之外，其實共享資源、甚至是合併也是善用緊絀資源的好方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竟然有1,300多間堂會和數以百計的福音機構。當中一些小堂會因為人口老化、沒有新人加入等因素而餘下幾十會友，當中甚至沒有傳道牧者；有些老化的機構平日甚少活動；也有些機構的事工大同小異，卻各自要負擔幾名同工和辦公室的開支，實在吃力不討好。現時是加強堂會和堂會、機構和機構、以及堂會和機構之間合作的大好機會。

一直以來，很多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浪費了大好的地方，重門深鎖，一些機構卻要捱貴租，彼此共用地方（無論是誰租或奉獻給誰），也是雙贏的方案，但就像非到疫情大家不願意主動學習透過網上直播聚會和開會一樣，大家都很少主動求變，也許現在是時候在非自願但不反對情況下認真地考慮一下了。其實加強合作是雙贏的方案，讓堂會和機構彼此找到合作的伙伴，因為很多時堂會缺乏接觸不同對象的網絡，機構則缺少人力和金錢，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香港寸金尺土，若能省下一筆租金及共用辦公室的器材，小數怕長計，亦十分可觀。

對於一些坐擁大量資金的聯會機構或有可觀的購堂或其他儲備的堂會來說，在現時的環境，增加對不同機構的奉獻、設立一些基金讓不同機構申請、甚至短期免息貸款給一些週轉有困難的機構，比起建堂或儲蓄有意義得多。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希望各聯會或大堂會的領導層能有更廣闊的國度觀，將所有主內的群體看作肢體，「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4-26）我們都只是神委託的管家，所有資源都是神交給我們好好運用，它們都不是團體或個人的財產，財主進天國的困難，在於不願將財寶分給有需要的人，無法積聚財寶在天國，也許這也是主耶穌對所有較為富裕的聯會或堂會的提醒。

另一方面，當社會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一些有穩定收入的弟兄姊妹應該更多留意自己的堂會和不同機構的需要，為了支持自己認同機構的事奉和服侍的群體多走一步。此外，不少弟兄姊妹沒有結婚或沒有子女，若能及早為身後事作規劃，將自己的住宅和其他財產在安息之後，將一部份奉獻給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這些奉獻能對機構的財政起到穩定的作用，而這樣做也是一件美事，可以在自己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之後，將祝福延續下去。教會群體就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忠心事奉而傳承下去的。教會也好、社會也好，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比起戰亂、逼迫、洪水、地震、瘟疫或在曠野飄泊來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其實又算不得甚麼，只要眾教會和弟兄姊妹都願意跟隨主的教導去事奉、奉獻和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神自然會透過奇妙的安排，供應眾堂會和機構的需要。

覺醒（woke）這個詞剛開始用於公開言論時，它往往穿插在正義之聲之中，提醒人要消除一切對黑人的歧視問題，而「覺醒」，是指要在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保持清醒，不要讓一些風氣使得人們對歧視問題變得麻木。這些語言令人覺得，「覺醒文化」的確是一個好東西，它讓人時刻警惕不公義的事在發生，既然如此，為何又會有許多人發起反覺醒（anti-woke）行動呢？為何知名富商馬斯克會說覺醒文化「殺死了」他的兒子，且誓言要摧毀覺醒文化呢？

被騎劫的覺醒

覺醒文化要人意識到周圍的歧視以及不平等事件，特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後，當中「保持覺醒」（stay woke）成為政治左派的用語，之後亦輾轉被附加了許多新的意思，[1] 漸漸它也成為了一眾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群體的政治用語。時至今天，覺醒文化正為「多元文化」發聲，就如今天的DEI（即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及共融〔Inclusion〕）元素擴散至不同的媒體，連一些電子遊戲也受覺醒文化影響。[2]

當「覺醒」一詞被騎劫，引發了大規模的「取消文化」現象，而取消文化，就是指一班激進的覺醒者嘗試摧毀一些他們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試圖抵制、刪除一切與他們相左的意見或意識形態。著名小說《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在2020年介入了爭取跨性別權益者與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之間的爭論，羅琳曾在社交媒體發文暗示女人一詞已被模糊，有人認定她想指出「有月經的人才是女人」，並在否定「男跨女」跨性別者不是真正的女性，事件引發了風波，她更被指淪為「反跨性別運動的激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簡稱TERF）。羅琳其實是同性戀運動的支持者，但因不認同跨性別意識形態便備受批評，更成為取消文化的受害者。[3] 主張多元的LGBT+群體，往往以歧視作為武器，排斥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想取消他們的發言權，只要有一點不認同，就想辦法將這些人驅逐，這樣到底是多元，還是專制？

覺醒主義（wokism）圍繞著平等、公義等範疇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要捍衛少數族群，例如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以及爭取LGBT+群體的權利。[4] 而覺醒的原意是反歧視，但LGBT+群體卻將「歧視」演化為他們「爭取權利」的工具。歧視原意是指基於不正當理由，差別對待某些族群以及限制他們的權利。[5] 在過往的種族隔離政策中，許多的黑人受到勞役以及不人道的對待，所以人們需要覺醒，關注受到歧視的黑人，讓他們重獲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而LGBT+群體則再進一步，除了要求消除歧視，更爭取他們想要的權利，例如同性婚姻、以自我稱聲明方式變性等等。當然，一切侮辱、人身攻擊以及不合理對待別人的行為，的確是需要正視及糾正的；但如果連合理差別對待也不接受、將不認同其理念視作歧視，甚至要刪除他人的聲音，這樣的行為同樣是對別人權利的踐踏，無怪乎有人形容這種覺醒文化為思想病毒。而不少人反對性小眾群體爭取某些權利，並不是出於仇恨又或恐懼，而是擔憂社會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遭到破壞，兒童不能健康地成長。

是人們覺醒了，還是潮流所使然？

馬斯克曾在訪問中如此說：「我基本上失去了我的兒子」，他稱兒子被覺醒病毒「殺死了」，更發誓要摧毀覺醒病毒。馬斯克的其中一位兒子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治療，馬斯克稱自己被騙去簽署一些文件，讓未成年的兒子接受變性治療，當時他誤以為若不簽署，兒子便可能會自殺，而兒子則聲稱，青春期阻斷劑等療法能夠挽救跨性別者的性命。[6] 患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是否必須要接受更改性別的治療？若不接受治療，他們的自殺率真的有聲稱的那麼高嗎？英國政府的一份獨立報告指出，欠缺有力的證據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和青少年有自殺風險，而提出這種說法的研究，其方法論也很薄弱。研究亦指出，性別焦躁症患者的自殺率並沒有顯著上升。[7]

覺醒文化之所以被稱為文化，因為它是一種潮流。不少的青少年受到朋輩的影響而選擇變性，但一些年日後，有些青少年便開始後悔，希望能回復本來的原生性別。[8] 一項有關覺醒文化的研究，研究人員引用了不同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由ListenFirst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自2020年4月至7月，社交媒體推特（現稱X）充斥著大量附有「取消文化」內容或hashtag（標籤）了「取消文化」的帖文。有關覺醒文化亦研究亦提到，曾經有大學教授要用虛假資料發表一篇文章，該文章竟然獲得專門研究性別議題的學術期刊所接受。[9]

當覺醒成為潮流，甚至成為一個不能遭到批評的意識形態時，它便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當一切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都不能講出口，不能做相關的研究，而政治正確的覺醒思想不斷呈現在電影、電子遊戲、社交媒體中，不少人開始「忍受不了」這股DEI氛圍，社會的反彈自然隨之而來。事實上，被騎劫的覺醒，明顯有著濃厚的後現代味道，它神聖化了個人感覺，就是「我的變性欲望被壓抑，我感覺到不開心，所以他人一定要配合我，消除我的不開心」的幼兒式彆扭。當感覺代替了邏輯，當感覺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這根本無法有溝通的可能。[10]

真正的覺醒應該讓人意識到不少的種族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以及產生的人道危機；虛假的覺醒則是任由人以歧視作為武器來攻擊不認同自己的人，它也誤導一些兒童和青少年認為覺醒才是真理，因此做了錯誤的決定，並且後悔莫及，它更令社會飽受了覺醒思想壓迫，最後引致大規模的反彈。

在過去的10年間，跨性別運動席捲全世界，有些國家已經修訂法例，容許市民按其性別認同，毋須任何醫療證明和手術便可更改他們的性別。雖然如此，但仍有不少跨性別人士會選擇進行不同程度的醫療程序，如荷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手術，讓身體呈現出他們期望的另一種性別的形態。

荷爾蒙治療是透過用另一生理性別的荷爾蒙讓服用者的體型和聲線出現變化，而性別重置手術則是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女性轉為男性的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乳房、子宮和卵巢，及建造陰莖；男性轉為女性的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則包括切除陰莖和睪丸，及建造陰道和乳房。

無論其他人對跨性別的想法如何，如果跨性別人士是年滿18歲的成年人，他們是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接受任何程度醫療程序的。但如果跨性別人士是未滿18歲的兒童，接受醫療程序的決定權究竟應該歸跨性別兒童，還是他們的父母呢？法例應該容許還是禁止跨性別兒童接受相關的醫療程序呢？

以藥物延緩青春期發育

當兒童進入青春期，身體會因著生理性別發育而出現第二性徵，當中一些轉變出現以後便難以改變，如男女骨架的生長。對跨性別者來說，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服用荷爾蒙逆轉有關轉變，因此一些極端性別意識的人士積極推動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方針，建議患有性別不安症（又稱作性別焦躁症）的兒童服用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使身體保持「兒童」的形態以延遲其生理性別第二性徵的發育。當該兒童確定其性別認同後，就讓他們接受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切除健康的乳房或下體性器官。

青春期阻斷劑是治療性早熟的藥物，作用是阻礙青春期過早出現，這類藥物不是為了阻礙正常青春期出現的荷爾蒙激增情況。青春期阻斷劑其實會影響使用者的骨質密度和心理健康，令他們容易出現情緒不穩定的情況。除此以外，青春期阻斷劑是否真的能幫助患有性別不安症的兒童呢？

英國禁止向未成年人士提供青春期阻斷劑

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在2020年委託英國皇家兒科和兒童健康學院前院長Hilary Cass醫生主持一項獨立審查，就署方向對性別認同或性別有疑問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的服務作出建議。[1] 2023年6月，英國國民保健署發出新的指引，由原先醫生可處方青春期阻斷劑給患有性別不安症的兒童，改為在未來只容許醫生向參與性別認同服務臨床研究的兒童處方有關藥物。[2]

2024年4月，Cass醫生發佈獨立審查的最終報告指出，雖然相關領域已有大量研究，但那些研究的質素未達標準，意味著沒有可靠的證據來做出臨床決策；而現時人們仍未掌握到青春期阻斷劑對性別不一致的兒童和青少年的長期影響，因此無法確定它們是否安全，也不知道哪些兒童可能會從中受益。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跨性別認同狀況，臨床醫生也無法確定哪些兒童及青少年的跨性別狀況會一直維持。[3]

雖然審查報告對於跨性別狀況及治療方法提出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但為了保障未成年人士的健康，英國政府仍在2024年12月宣佈，禁止提供青春期阻斷劑予18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4] 而被診斷為患有性別不安症、符合各種臨床標準並年滿16歲的人士，仍可接受荷爾蒙治療，這亦是依據英國政府容許年滿16歲人士可自行決定接受何種醫療程序的規定，因此這些青少年毋須家長同意亦可接受有關治療，不過，只有年滿18歲人士才可以接受性別重置手術。[5]

禁制治療與否在美國觸發分歧

而在美國，不同州份對是否容許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存在極大的分歧，有17個州或特區為了跨別性治療立法，除允許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外，更容許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雖然未成年人士要先得到家長同意才可接受治療，但家長往往被告知手術是子女唯一的出路。與此同時，也有26個州立法限制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現時美國社會關注有關議題的人士都因為一宗審訊而將焦點落在田納西州。[6]

2023年，田納西州通過了SB1法案，禁止醫療保健者為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提供性別肯定治療，當中包括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和性別重置手術。隨後拜登政府管轄的司法部認為，該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遂向州政府提出訴訟。司法部及跨性別青少年等人士就案件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法院已在2024年12月4日開庭審理案件，預計在2025年6月，法院將公佈裁決。[7]

美國有20多個州份都有通過類似田納西州的法例，所以這次審訊的結果不只影響田納西州，還會影響其他州份，法院會為限制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是否違反憲法作最後裁決。現時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六位是保守派人士，三位是自由派人士。估計在保守派佔多數的情況下，最高法院會維持田納西州限制未成年人士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至於其他州份的情況，則會由州政府或美國國會討論和作決定。

在前總統奧巴馬及拜登統治時期，美國由自由派主導了社會文化的走向，極端的性別意識盛行，《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在2023年發表的研究顯示，在2016至2020年，美國有3,215位12至18歲的青少年接受了乳房或胸部的性別肯定手術。[8] 但在這一兩年間，保守勢力在歐美抬頭，社會輿論亦開始轉趨認同保守派。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ASPS）在2024年更發表聲明，表示透過胸部與生殖器手術作為長期治療青少年性別不安症的方法，其成效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9]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大概一個月就廢除了奧巴馬時代通過的跨性別廁所政策，該政策容許跨性別學生在公立學校依照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10] 而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一上任後就簽署行政命令，強調美國官方政策只有兩種性別：男性和女性，[11] 這項行政命令自然會引起跨性別群體的反彈，未來或會觸發更多訴訟的出現，相信在美國社會有關跨性別的爭議仍會持續下去。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與其盟友曾承諾將會撤回拜登政府之前對跨性別人士提供的保護，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的人士亦開始轉移向美國最高法院尋求幫助，即使現時法院是由保守派所主導。2024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開始對田納西州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性別肯定治療的法例進行審理，外界估計法院有可能支持該項禁令。這類法律在當前的文化戰爭中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它涉及性別認同、青少年的權利以及醫療護理等問題。為跨性別者爭取權益人士認為，有必要維護跨性別者的權益，有關爭議除了涉及跨性別青少年是否可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接受荷爾蒙治療，還包括他們可以參加哪些運動競賽項目，以及使用男廁還是女廁。[1]

在Sarah McBride當選美國國會眾議員，並成為首位公開自己跨性別身份的立法者之後，另一位眾議員Nancy Mace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禁止跨性別女性（生理男性）使用國會山莊的女性洗手間。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亦支持此項建議。2024年11月20日，他發表聲明指：「女性應該擁有女性的專用空間。」他指出，這項新規則將在國會山莊和眾議院辦公樓內執行，同事有需要可使用各自辦公室的私人廁所或國會的無性別洗手間。[2]

2022年，一群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父母向該州學區Eau Claire提訴，指控該學區發出指引，鼓勵員工與學生討論跨性別事宜，違背了憲法保障的父母權利及宗教自由。下級法院認為，父母缺乏法律權利或起訴權，亦沒有家長可提供證據證明有關政策如何影響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判家長敗訴，提訴的家長上訴，2024年12月9日，最高法院駁回了有關上訴，維持原來的裁決。[3]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4]

2024年12月13日，美國喬治亞州有共和黨參議員建議，該州應制定法例，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高中及大學的體育運動項目，這為2025年該州的立法會期的制定了行動的方向。[5]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6]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7]

根據西班牙《馬卡報》在2024年10月的一篇報道，西班牙球會歐霸體育會與特拉薩球隊在加泰隆尼亞的女子足球聯賽中對賽，歐霸體育會以3比1勝出，但隊內有兩名球員——Alex Alcaide Llanos及Nil Alcon Labella為女跨男跨性別者，其中一位曾服用荷爾蒙藥物，二人都接受過性別轉變治療，她們的臉上均長出了鬍鬚，事件引起了爭議。Llanos表示，自己已接受荷爾蒙治療五年，不過仍未獲准參與男子組比賽。當地有議員公開批評，指特拉薩的女孩輸給了歐霸體育會，因為她們有兩個長鬍子的球員卻被視為女性，又指邪惡的性別意識形態抹殺了她們的存在。Llanos過去曾在訪問中表示，只要她的身份證仍展示性別為女性，她就得代表自己的性別去比賽，又表示如果她覺得自己有極端優勢的時候，她就會退出，站到一旁。[8]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育體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9]

網絡旅遊平台Agoda與顧問公司Access Partnership共同發表了一份名為《婚姻平權對泰國旅遊業的經濟影響》報告，評估泰國自2025年1月22日起，估算泰國實施婚姻平權法案（同性婚姻）後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報告估計在法案生效後的兩年，每年將額外吸引400萬名外國遊客到訪泰國，並每年帶來約20億美元的旅遊收入。[10]

2023年5月，馬來西亞內政部人員突襲多個購物中心的瑞士鐘錶製造商開設的Swatch專賣店，扣押了172隻同志驕傲系列（Pride Collection）的手錶。這些手錶有多種設計，有些錶帶上有六色彩虹，有些則為六種顏色的單色，這些顏色都與同性戀驕傲旗幟相呼應。被指手錶傳遞危險訊息，Swatch提出了異議，該公司表示這些手錶傳遞的是和平與愛的訊息。2024年11月25日， Swatch贏了有關的訴訟，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這172隻手錶是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遭到非法扣押。法院命令有關部門在14天內歸還這些手錶予Swatch公司，並表示若手錶如有損壞，Swatch可以要求賠償。馬來西亞內政部長Saifuddin Nasution隨後表示，政府將等待法院的完整判決，然後再決定是否上訴。[11]

據韓聯社報道，2024年10月27日，南韓教會聯合多個基督教團體，在首爾市光化門廣場、市廳廣場等地點舉辦大規模集會，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主辦單位宣稱有超過110萬名參加者出席聚會，南韓警方則估計參與聚會人數約23萬。大會舉行聯合崇拜，並表達反對南韓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反對國會制定「禁止歧視法」。另外，有持不同意見的宗教團體在當天亦舉辦了聚集，並對基督教團體舉辦聯合活動表示擔憂，認為他們宣揚歧視和仇恨。[12]

本地

政府就公屋、居屋政策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被指對同性伴侶不公平的司法覆核案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在2024年11月26日頒下裁決，裁定政府敗訴。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內。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

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13]

（資料截至2024年12月23日）

手術都是必須的嗎？當然這裡提到的並不是美容手術，而是以醫療為主的手術。大家或者想到，既然是醫療手術，那應該是「救命」的吧，又怎會有不必要的手術？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必要的手術，否則，美國的醫學史上便不會出現「不必要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這詞匯？所謂的不必要手術，是指對比傳統的保守療法，如透過藥物、物理治療、改變飲食方式等，那些對病人來說不必要、不確定，不是最有利的外科介入醫療方式。[1]

1950年代，美國外科醫學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ACS）主任Paul Hawley首次提出不必要手術已經構成威脅，他指出「如果公眾知道有多少不必要的手術已被執行，他們會感到震驚。」很明顯，Hawley的言論沒有得到正視，20多年後，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呼籲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針對不必要的手術進行調查。學會稱，美國有240萬宗不必要的手術，涉及款項高達39億美元，並且有11,900名病人死於這些不必要的手術中。[2] 美國醫學會的呼籲，同樣未有得到重視，來到2023年仍有報道指，有脊椎和骨科手術在不明確或不適合的病人身上執行，甚至成為非常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腰椎手術，有超過50%被認為是不必要的。[3] 病人或許難窺全貌，大部份醫生卻能告訴你，至少有15%至30%的醫療服務是多餘的。[4]

70多年來，不必要手術活躍至今，醫生們動不動便動刀，究其原因，與醫生所受的訓練相關，他們並未受過如何與病人討論所有治療方案和尋求最佳決策的訓練，他們亦不知道有甚麼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們一直這樣做」。此外，有的醫生也希望藉著執行手術而令自己名利雙收。[5] 後者在美國的醫生圈子並不是甚麼秘密，有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70%的美國受訪醫生相信，其他醫生大有可能從不必要手術中獲得利益。[6] 也有許多骨科醫生擁有人工關節的部份經銷權，可以透過銷售總髖關節或膝關節植入物給醫院而從中獲利。[7]

根據媒體公司《今日美國》對美國政府國家醫療從業者數據庫公共使用檔案的分析，單從2005到2013年，已經有超過1,000名醫生支付了賠償，尋求與申訴人和解，以結束涉及不必要或不當程序的外科醫療事故。[8] 美國有為了利益而執行不必要手術的醫生，不過其實也有不少有良心的醫生，骨科醫生James Rickert發起了一個名為「道德說服」運動，勸說他的同僚停止為了解決財務壓力而進行不必要手術。[9] 〈從非牟利到非常牟利的醫療業〉一文已探討過美國醫療制度如何由服務有需要的病人到以利益考慮為優先，甚至將金錢置於患者的需要之上，這與美國醫院管理人員的數量顯著增加有關，醫生與醫院管理人員的比例，是1比10，而醫院早已建立了一套商業運作模式。有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美國醫院在照顧需要住院的病人時，例如治療心臟病發作或嚴重感染的患者，醫院難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營運醫院的巨大經費必須依賴非緊急（選擇性）的手術，例如透過骨科和脊椎手術方面的利潤，難怪連《美國新聞》雜誌排名榜上的精英醫院，也會做大量不必要的手術。[10]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不必要手術包括：剖腹生產（C-sections）、脊椎融合（spinal fusion）、關節鏡半月板部份切除膝關節手術（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knee surgery）、靜脈過濾器（vena cava filters for blood clots）、心臟血管成形術（cardiac angioplasty）、心臟起搏器（heart pacemaker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脊椎體成型術（vertebroplasty for osteoporosis）等。這裡並非說這些手術都是絕對「不必要」，真正的病人當然有必要接受這些手術來維持生命或保持生活質素，但正如上文提到，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些手術，進行手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最佳或最有效的醫療選擇。[11]

醫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與病人一同尋求最佳的醫治方案，又或在龐大的醫療利益驅使之下，醫生進行了不必要的手術或治療，結果對當事人不但無益，甚至造成了傷害，除了前述的不必要手術，其實對跨性別人士，特別是小孩子，進行荷爾蒙治療，甚至性別重置手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跨性別治療也是一門大生意，撇除龐大的性別重置手術費用，當有關人士一旦決定改變原生性別，便意味著終身離不開醫生及藥物。[12] 醫生當中有人為了利益而隨便開出荷爾蒙藥，而由於涉及跨性別議題，令有關治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這牽涉了所謂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的爭辯，有持份者認為「救助」跨性別者生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給予他們「性別肯定治療」，[13] 若有人敢反對「性別肯定治療」，大概會迎來謾罵之聲，一些被洗腦的醫生，相信開出荷爾蒙藥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一面倒的說法支持「性別肯定治療」，但這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不是最佳的醫治方式。試問一下，若有人被告知需要進行一個不可逆轉的治療或大手術，向其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在考量不同醫生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這做法不是更安全及可取嗎？但在美國，只要兒科醫生一碰到有孩子表示，想要轉換性別，醫生便會轉介他給性別認同診所，這些性別認同診所的治療師，不會質疑孩子的想法，甚至可能只簡單詢問幾條問題，經過一兩次會面，便會把孩子送回診所，當中的醫生這時便會給孩子開出荷爾蒙藥，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天時間。[14] 診斷過程如此簡單，難怪有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至2023年，全美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接受了醫療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手術，包括乳房切除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另有8,579人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和荷爾蒙替代療法，共計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5]

即使沒有進行「手術」，單純使用藥物如青春期阻斷劑來轉換性別，孩子們還是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青春期阻斷劑可抑制雌激素和睪酮，這些荷爾蒙有助生殖系統發育，同時也會影響骨骼、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以骨骼來說，使用過青春期阻斷劑的孩子，比起正常老化的人群，有可能更早出現嚴重骨折的情況。[16] 另外，進一步使用cross-sex hormones（交叉性別荷爾蒙），原則上會導致孩子終身不育。很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孩子，他們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如性別認同診所所聲稱的變得更好，事實上沒有這一回事。[17]

或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很需要荷爾蒙藥，但變性可不是小事，只是一味「肯定」，沒有針對個人需要作出客觀的評估，草草讓孩子接受更改性別治療，結果讓不少青少年悔不當初。[18] Chloe Cole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出生時為一位女生，12歲時未能適應青春期帶來的不適，她告訴父母她是男生，她其實只想表達她討厭青春期這種既陌生又辛苦的變化。她的父母帶她去給專業的醫生診斷，醫生立即要她使用青春期阻斷藥物，Cole認為自己成為了所謂性別肯定治療的受害者，倉促的診斷斷定她是跨性別者，並指她需要接受一連串藥物及手術治療，這些都讓她日後無法生育及乳養自己的孩子，她其後為此控告開出青春阻斷劑及荷爾蒙藥的醫生。[19] 專門研究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學家Erica Anderson博士估計，將有更多年輕人會因為在他們的性別旅程中過早接受了手術，而為到醫療失誤提出訴訟。[20]

病人要信任醫生，但不能輕易信任草率及倉卒的判斷，在利益當前的醫藥業及醫療系統中，需要多學習多思想，謹慎選擇對病人生理或心理長遠來說都可以帶來好處的治療方案。

2021年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全球爆紅，第二季已在12月26日登陸串流平台。劇集早前舉行發佈會介紹參演演員及角色卻引來一陣爭議。事緣導演在第二季中加入了一位跨性別女性（男跨女）角色，該角色的形象正面，並由一位順性別的男演員飾演，有人就認為這個角色應該由真實的跨性別人士來飾演。類似的言論其實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在美國的荷里活，這類訴求更是常態。

十多年來，荷里活高舉多元文化，為求政治正確，電影劇集的選角在種族、性傾向、性別認同上都會努力呈現「多元」。種族外表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由黑人飾演黑人角色、白人飾演白人角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白人塗黑臉（Blackface）模仿黑人在西方社會更是一大禁忌。而飾演性小眾角色的演員本身是否必須具備性小眾身份呢？有人就認為由異性戀演員飾演同性戀角色，或由順性別演員飾演跨性別角色，會剝奪性小眾演員參演的機會，是電影產業「異性戀霸權」的展現。因此不少非性小眾演員在輿論壓力下會辭演性小眾角色。

跨性別演員有相關角色的真實體驗，但這不應是選角的首要考慮。因為演員的工作就是將自己代入另一個身份，就算是自己從未體驗過的身份，也要將之演活出來。演員未曾經歷喪偶，也可流露出喪親之痛；正常體格和智力的演員，也能演活有身心障礙的角色。但為何當角色一旦涉及性小眾身份，就必須矯枉過正地視演員的性小眾身份比其演技和知名度更重要呢？

若非性小眾演員不可飾演性小眾角色，性小眾演員又是否可以飾演非性小眾的角色呢？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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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大選前夕，右翼政治非牟利組織 CatholicVote自2024年9月16日起，在幾個選舉競爭激烈的搖擺州，如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內華達州和威斯康辛州，發放一條30秒的影片廣告，主要指責副總統兼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支持使用納稅人的錢，即透過聯邦醫療補助計劃，為兒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子宮、乳房和變改性別的手術。[1]

2024年9月26日，一班老師及家長在美國加州的Cupertino 聯合學區（CUSD）的學校董事會議上，就一名在Dilworth小學任教的跨性別教師，在8月時與一位四歲學生討論相當敏感的性別認同話題而作出了討論，事件讓社區陷入了分歧。

CUSD 的員工Crystal Hamilton解釋，與性別認同相關的主題是 CUSD 中學階段「人類成長與發展單元」的一部份，父母可以選擇不讓他們的孩子參加這些討論，不過，她指出該位在Dilworth任教的涉事老師，並未提供這個選項。她又指，員工是不允許在課堂上表達個人的政治和信仰，而表達政見的行動只可以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不過，也有多位CUSD員工在會議上捍衛他們的跨性別同事，Susan Hanson稱她因看到社區內的成員擾亂了CUSD教師所創造的「安全和包容的環境」而感到「不安」。CUSD發人表示，雖然學區無法對涉事教師的個人問題發表評論，但可以向家長保證，已立即採取行動來回應家長的關切，並確保任何未來的教學材料會與學區目標、課程目標和學術標準相符，同時內容亦適合孩子的年齡。[2]

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學區的學校有一政策，規定學校的工作人員「不應向他人透露有可能揭示學生的跨性別身份或性別不確定的表現」，除非法律上要求，或有關學生授權對外透露有關事宜。此外，政策還指出，工作人員應使用學生的法律姓名和與其出生性別相對應的代名詞，除非學生或其父母另有指示。這一政策旨在保護跨性別學生的私隱，並尊重他們的性別認同。

在2021至22學年，一位學區內學生的家長反對孩子要求學校工作人員使用與他性別不符的名字來稱呼他。校長回應說，有政策要求學校工作人員按學生要求的名字來稱呼他們，並指政策要求工作人員要為孩子的選擇保密，故不可向家長透露有關事宜。該位家長據稱說服孩子重新使用其出生姓名和與性別相符的代名詞。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亦告訴該位家長，他們會遵從相關的要求。然而，該家長懷疑學校工作人員可能因政策所提供的學生隱私權而撒謊。最終，該家長對學區提起訴訟，指控該政策違反了新罕布什爾州憲法。2024年8月30日，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的裁決維護了學區政策，裁定提訴的家長敗訴。[3]

一位來自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鹽與光浸信會的牧師，為到女兒在2024年6月在公立圖書館接觸到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書籍感到擔憂及不滿，他認為這些書籍不符合基督教的價值觀。隨後，有教會人士與他討論建立一間學校，於是他決定參與創辦一間免收學費的學校——第一原則學校。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在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和道德教育下成長。

這位牧者名叫Justin Walker，他表示，這所學校將專注於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並希望能為家庭提供一個替代選擇，讓孩子們能夠接受符合其信仰的教育。這一舉措在社區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涉及教育內容的多樣性、言論自由以及家長在教育中的權利等議題。整體而言，這一行動反映了對當前社會文化變遷的回應，以及對教育內容和方向的關注。這一所學校在2024年9月4日正式開學，校方接受公眾人士報讀，不限於鹽與光教會的會友。學校初期有65名學生和多名教職員，現時提供幼稚園方面的課程，將會提供小學課程，以至於中學和高中課程。[4]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

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6]

新西蘭體育部長Chris Bishop表示，他已要求政府機構新西蘭體育（Sport New Zealand）更新兩年前的指引，該指引鼓勵跨性別運動員以其認同的性別參加業餘水平的比賽，他們亦毋須證明其身份或為其身份提供任何理據。此舉被指是因為有奧運選手批評該原則忽視了女性運動員的權利，並損害了公平性和安全性。[7]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8]

德國聯邦參議院在2024年5月通過《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有關法例已於11月1日在德國正式實施。[9]

2024年10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與關注LGBTQ權益的人士會晤，展開了一場長達 80 分鐘的私人會議，參加者包括一位有與 LGBTQ 人士合作的天主教修女、一位跨性別社群成員，以及一位美國醫生，他協作經營一所為成年人提供荷爾蒙治療的性別肯定診所。關注LGBTQ權益人士要求天主教會推翻禁令，不再禁止性別肯定治療，有關治療是為希望更改性別的人士而設的。[10]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參議院在進行長達七小時的辯論後，通過了一項法案，該國人民如在國外透過代孕服務生育孩子，將面臨最高刑罰兩年的監禁，以及最高可達100萬歐元的罰款，有關法例已生效。[1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遭到禁止收養俄羅斯兒童的國家，是允許「透過醫療手段變性，包括使用藥物」，或允許個人在官方身份證件上更改性別的國家。俄羅斯國會下議院議長Vyacheslav Volodin曾表示：「有了這項法律，我們就能保護孩子，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不會落入允許同性婚姻和變性的國家。」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12]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

該案件涉及歐盟法律的自由流動和公民權利問題，2021年案件在羅馬尼亞法院被提出，並於2023年轉介至歐洲聯盟法院。Mirzarafie-Ahi於2008年移居英國，並在2016年獲得英國國籍，該年她亦開始變性。英國在當時仍是歐盟成員時，英政府向她頒發了性別認可證書。不過，羅馬尼亞當局在2021年拒絕承認她的新姓名和她更改了性別，稱英國已不再是歐盟成員，要求她遵循該國程序處理更改性別的申請。在10月4日的初步裁決中，歐洲法院裁定，羅馬尼亞必須承認並更新其他歐盟成員國發出、合法變更性別的文件，而毋須有關人士進行額外的程序。[13]

根據泰國官方《王室公報》（Royal Gazette）在2024年9月24日的報道，泰王哇集拉隆功已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使它成為法律，在報道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有關法律將會生效，這會使泰國成為東南亞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14]

本地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5]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10月4日，法院展開聆訊。房委會代表律師指房屋政策配合提升人口增長，同性配偶生育成本較高，申請公屋、居屋時不應與異性配偶放在同一類別考慮。有法官質疑，異性配偶也未必生育，且女同性戀者雙方都可生育，質疑因生育能力阻礙同性配偶申請公屋是否合理。代表同志方的律師則提出，結婚不代表會生兒育女，異性配偶不一定能生育，而同性配偶亦可透過人工受孕或領養方式孕育下一代，因此房委會制定的政策不應以生育能力作為指標。[16]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在2024年10月8日開審。律政司的代表律師陳詞時指，家事法規定異性伴侶婚後有贍養責任，但同性伴侶不能在香港註冊結婚及沒有贍養責任，故兩者並非合適的比較對象；同志一方的代表律師則指，同性伴侶在結婚以後同樣有道德責任去支援另一半的財政，故贍養責任不足以成為區分同性和異性伴侶的理由。[17]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佈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18]

（資料截至2024年11月26日）

德國《性別自決法》剛在11月1日正式實施，勢必為德國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及深遠的影響。根據新法，德國人可以每年一次更改其姓名和性別，而毋須提供醫療證明或法院判決，只需支付約38歐元的手續費便可。最終性別變更的程序大幅簡化，取代了以往須提交至少兩份精神科醫生評估的要求。

此法例由通過到現在其實已經一段日子，一直未見很多反對的聲音，現在終於見到各界起來表示憂慮。聯合國在法例實施的前兩天（10月30日）公開表示此法例可能會削弱婦女及女童的安全、隱私等基本人權，特別是那些曾受男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此外，新法禁止他人披露跨性別者的原來性別和姓名，聯合國認為這會影響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其實，此法例更會嚴重引致社會、家庭的不和諧、不信任，法例允許14歲以上的青少年自行提交性別變更申請，雖然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但若父母不同意，青少年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訴，法院可能會基於兒童的利益而批准轉變性別的要求，剝奪了父母的監管權。德國精神分析學家Bernd Ahrbeck教授更質疑，社會既然認為兒童不能抽煙、喝酒、開車，但為何他們從14歲起便可以自己決定性別？他指有精神分析學家提出，許多兒童性別認同的問題會隨著時間而改善，約80%至85%兒童性別焦躁的狀況便隨著時間過去而自然消失。有些政黨亦批評，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保護功能被忽略，罪犯可能會利用這一法例以新身份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有機會被濫用。

自新法實施後，這些遲來的憂慮此起彼落，但總比沉默不語，讓婦女、女童遭受嚴重的暴力侵害才後知後覺好。法例已經實施，相信德國將要走上一條艱難的道路。

參考資料：

https://www.dw.com/zh-hant/德國性別自決法正式生效-簡化更改性別程序/a-70659485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politik/deutschland/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ansgender-transsexuell-100.html

https://www.bpb.de/kurz-knapp/hintergrund-aktuell/555990/1-novemb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itt-in-kraf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10/1133046

最近有兩個意念頻頻出現：逍遙和無國界。提早七年退休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至今已經九年多，雖然現在已經年屆真正的退休年齡了，也不想令這些時間變成人稱的「垃圾時間」。但是我不勉強必須要做甚麼，去哪裡，要做多久……我只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有時候會因為情況有點困擾，但爭取不來，就罷了。想要的，是逍遙吧！

回港四個月，首先處理身體健康問題，經過多項目的覆診後，知道大概情況穩定，衰退難免，新病症是睡眠窒息症，它對走動和工作無大礙，於是繼續考慮及等候決定以甚麼方式生活，是宣教還是退隱。按向來有的歐洲華人宣教異象，尤其對法國的「偏心」，又有一兩個法國華人教會的邀請，但又沒有把握申請居留，於是按個別教會的提議，先取得BNO visa落腳英國，其後再申請去法國服侍。於是回港後第二個月就打算賣房子，準備移民英國。經過兩個月的禱告等候，終於找到買家，開始執拾家當及交樓的工作，並於10月初出發去英國。

按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我是既可在英國逗留和事奉，也可在歐陸地區服侍華人，並且可以抽一些時間回香港，除了要考慮體力能否應付外，我發現竟可以變成沒有國界限制的事奉，真的是作天國的僕人（太二十五）。殘留的軀殼，不配獻主，但也不想鏽壞，雖是碎渣兒，也不要浪費（可七24-30）。青春健康活力已逝，主既沒有吹滅將殘的燈火，就以逍遙自在方式享受當下的事奉和生活。這是我最近體會到的一種「死不如生」的生命意義。生命是主給我們的禮物，但若主接我回去，也是一份禮物。因為主看是好的，就會給我。賣房子及執拾東西期間，體會上帝給我那麼多恩典，既滿懷感恩，但也不能留戀，拍下照片後，就放手，走人生路，要學捨下，才能走得好。沒有國界，沒有包袱，這也是逍遙呀！

西方國家對跨性別議題的開放，已經去到政治及商業的層面，儘管父母起來遊行反對，這種文化已落地生根，難以抗衡。本週二，有美國的檢察長寫信質疑大型醫療組織以政治理由犧牲兒童的福祉，以誤導與欺騙的手段去支持兒童及青少年性別確認護理（gender affirming care）。

在西方的社會，一些學校會以兒童福祉作為旗號，瞞著家人帶學童去變性，他們認為這就是尊重孩子的人權，背後其實也在支持整個變性醫療行業的發展。最近從一個在香港的中德家庭聽到一個真實故事，令我反思甚麼是兒童福祉、兒童權利，亦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朋友是一名德國籍父親，他帶兒子去參加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牙醫當時發現兒子有兩隻蛀牙，便詢問父親應如何處理，父親尊重兒子的意願、決定及人權，於是讓他自己決定。最後，兒子怕痛，選擇不補牙，也不洗牙。母親是香港人，她一直以為兒子牙齒健康，所以當天毋須進行任何療程。後來，兒子蛀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那時她才知道當天父子倆是白行一趟，白白放棄了及早的牙科保健治療。然後，母親沒有問兒子的意願，便帶他前往私家牙醫診所，希望他能在仍可挽救時修補牙齒，當然她要額外再付數千元的費用。可知道，若蛀牙不處理，可以導致永久失掉牙齒，嚴重的更會影響其他健康的牙齒，最終達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若你是學童的父母，你會支持父親還是母親的做法？

作為父母，我們往往希望能在事情可挽回時幫助孩子，孩子還小，他們未有足夠人生閱歷去前瞻一幅未來的圖畫，未能預知不可挽回的嚴重性。在西方，愈來愈多曾經進行變性手術的學童在長大後後悔，但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能向法庭提出訴訟。這種在未成年便把健康的性器官切除的手術是對學童的嚴重虐待，但願香港能夠守得穩，不會被這些文化入侵。

參考資料：

Becca Savransky. “Idaho AG Raúl Labrador calls pediatric association ‘shameful’ over gender-affirming care.”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5, 2024. https://ca.news.yahoo.com/idaho-ag-raul-labrador-calls-004934220.html.

網絡資訊傳遞迅速，我們接觸的訊息實在很多，一些資訊發放者為了吸引接收者的注意力，並期望網民火速瘋傳出去，往往會無所不用其極，以扭曲事實、挑撥離間等技倆，來激起網民的情緒，令他們繼而回應或轉發，也令訊息在網絡擴散。剛過去的奧運會，便出現了一些牽動網民情緒的爭議事件，可在此作為例子討論。

事件一：拳擊運動員疑似變性人事件

今屆奧運會賽事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事件，涉及性別方面的爭議。網絡曾傳出兩位女拳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哈莉夫（Imane Khelif）及來自中華台北的林郁婷為生理男性，二人變性後參與奧運會。消息容易讓人感到憤怒，認為這對二人的對手造成不公平及嚴重傷害。不少網民沒有去弄清楚國際拳擊總會（IBA）的性別測試與國際奧委會（IOC）以護照等官方文件作為辨別選手性別方式的差異，[1] 在聽到《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和富商馬斯克的立場以後，就一口咬定哈莉芙和林郁婷為「男人」，讓兩位拳手變成眾人攻擊的對象。

筆者在事件中，同樣與網民經歷了一次掙扎：因著擔憂參賽者的安全，認同男、女的體能、肌肉量及爆發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心感讓性別不同的選手在如此規模的世界大賽上對打實在不公平，所以在閱讀網上傳來的訊息後就感到不安，並對奧委會的安排感到憤怒。亦因著心中的這些感受（不公平、憤怒）而想立即將收到的訊息傳開給親友，讓更多人去關注事件。

情緒被牽動，就更需要fact check（事實查核）。只看網上社交媒體的訊息，筆者自覺仍未弄清兩位選手的原生性別。常識亦告訴我，單憑外表有時不能確定人的性別，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性格爽朗，且身形高大的女性朋友，真的「眼見不為實」啊。所以，好奇心讓筆者再去找多些資料，並等待有信譽的網媒及報社提供更詳盡的報道。衝動廣傳手上不確定的資訊不單沒有任何正面作用，更會令「網海」添亂，亦可能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

後來，不少本地、外地的傳媒相繼報道，涉事的兩位運動員有XY染色體，然而這不代表她們必然是男性，因為有小部份女性身上是會有XY染色體。當然亦包括極少數在生理上較特殊的雙性人，有時要一刀切並不容易。有說法指她們是天賦異稟，就如一些籃球員長得特別高，於體育世界中具有優勢。接著，筆者更了解到阿爾及利亞這國家是非常保守的國家，而選手哈莉芙的出生、成長及護照都顯示她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如果視她為男性或變性人，不容她參賽是不合邏輯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亦表示到奧委會不會參與出於政治動機的文化戰，並認為社交媒體上的仇恨言論和政治動機引發的辱罵是完全不可接受。[2]

事件二：體操選手疑遭隊友冷處理

另一爭議則涉及運動員懷疑因失誤而遭隊友冷待。今屆奧運中國男子體操隊參加團體賽時，因著其中一名隊員蘇煒德從單槓失手掉下來，令分數被拉低，最終未能奪金。有人從比賽片段中抽選了一幕，指蘇在失誤後，一人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一直悶悶不樂， 而教練和隊友完全沒有上前安慰和鼓勵，更有批評指這種冷處理的模式「相當冷血」，「讓人震驚」，直指「國家、社會、群體，會對一個不想故意犯錯的運動選手如此無情……」[3] 筆者亦於社交媒體看到相同的說法，更有不少留言毫不留情地對教練、隊員作出批評，繼續借題發揮。

然而，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茵找回比賽片段重看，發現實況並非如那一張圖片所見，[4] 她指「蘇煒德失手後，走下場邊，教練隊友沒有笑臉相迎，但也不至於當他透明，有逐一拍拍他或握握手。他看來很失望內疚，徑自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而沒有人坐在他身旁的那一刻，就成為了截圖，也是因為該張截圖引發網民、網媒的連串推測和批評。

而蘇煒德隊友張博恆之後順利完成單槓項目，他回來與自己的教練隊友擁抱，他也有走到蘇的面前想抱他，但蘇卻不好意思。林妙茵更指出「中國隊其中一位隊員說『抱一個吧抱一個吧』，向蘇那邊招手喊他過來，還說了句『沒事！』蘇過來了，大家搭著他，擁成一團，張再拍拍蘇的腰……」筆者自己也重看了網上片段，[5] 發現林妙茵的說法沒錯，事件跟網民所傳的圖、所寫的文字不一樣。要貼近事情的真相，還是要自己去追尋，花時間看片段，而不是單靠網民分享。

廣傳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

現時，因著大數據的影響，社交媒體會因為有多人討論而把某些議題炒熱，讓更多人接觸這類資訊，而對類似話題感興趣的同溫層、迴聲廊會進一步令這類資訊流傳、發酵，它們會獲更多人認同以及「圍爐」討論。一些似是而非或偏頗的說法，被傳了百遍、千遍，於網海中鋪天蓋地式廣傳，多看了就容易信以為真。想辨別真偽就應主動去尋找真相，費點勁去fact check，尋找散落於網海某角落的真相。

德國，很多人眼中的神學之地，因著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造就今天德國神學的發展，然而今天的德國教會已大不如前，影響力也極少。暑假時，去了一趟德國，跟數個德國、中國家庭見面，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大多不大嚮往現在德國的生活，原因有很多：難民潮、稅重、學童成績下降……而最多人擔心的是德國聯邦議院（下議院）在今年4月以374票贊成、251票反對、11票棄權通過的《性別自決法》，此法例將於兩個月後（11月）正式實行，隨著《性別自決法》實行的日子愈來愈近，難怪當地的家庭會感到不安。

目前德國，一直沿用1980年的《變性法》，跨性別者須經兩名精神科醫生評估及得到法院許可才可更改性別。然而，《性別自決法》實施後，任何人都不需要符合上述所提的要求，只要申請者自我感知認為自己是另一性別，每年都可以有一次機會，就可以用簡單的程序更改性別。成年人只需在轉換性別前三個月通知有關部門；年滿14歲的未成年人，須獲得法定代理人同意（通常指父母），然而即使不獲父母同意，德國的家事法庭在不損害孩子福祉的前提下，也可批准轉換性別的申請；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則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申請。

法例通過後，分別有德國人表達支持及反對的聲音。支持的聲音高呼：「跨性別人士終於獲得尊重與尊嚴。」然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一項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法例，並將對傳統社會造成持續性的衝擊和破壞，原因如下：

首先，破壞家庭和諧。14至18歲的人可在法定代理人（通常指父母）同意下申請變性；未滿14歲的人，則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申請；5歲以下兒童可否提出申請完全由法定代理人決定。然而若不獲父母同意，德國的家事法庭在不損害孩子福祉的前提下，如認為孩子的健康受到威脅，父母的監護權便會被撤銷，而由家事法庭去決定。此外，新法例亦禁止任何人揭露跨性別人士的生理性別和舊有性別的名字，該禁令也適用於家庭成員，家人再也不可對外或與跨性別的子女談及此事。

由於新法例不單容許德國人輕易更改性別，也可以更改名字，儘管非跨性別人士，如為了犯案後脫罪，也可利用此法例而每年改名換「性」。此外，由於「改名轉性」不需要再向警察登記，警察對變性、改名的犯罪者有機會無跡可尋。雖然警察搜集證據時是不會受到新法限制，仍可以調查涉案者曾否更改性別，但新法例不容許家人、朋友提起跨性別者原有的「性」及「名」，這會對調查構成一定阻礙，也極有可能被犯罪者濫用，將來德國的犯罪率必定提高。

除此以外，新法例對女性也造成安全感的危機。德國男性可隨意進入女性廁所、女性浴室等場所，只要他自稱是心理女性便可。若有人揭露跨性別人士的原有性別，令他感到難堪，他有權對揭露者作出控訴，揭露者更有可能要面對10,000歐元的最高罰款。故此，女性若在女廁等公共設施感到不安，要揭穿跨性別者其實是一位男士，將面臨法律的控訴。在維也納，一間只為女性開放的桑拿房曾出現跨性別女性的醜聞，當女性走進桑拿房，沒有想過會見到一位男士在裡面出現，並共處一室，她們都感到震驚。那位男士稱：「當救生員向我指出今天是女性桑拿日時，我只是向他展示了我的DGTI卡（跨性別者的身份替代卡），上面寫著我是女性。他仔細看了身份證，便把票賣給我，然後讓我進去。」他又明言，若他們不讓進去，他便會向該店提出起訴。

新法例容許每年更改一次性別，想像一下，一名男士在這一年希望進入女廁，他便申請成為女士。下一年，他可以因為其他原因，而恢復男士的身份。這樣的轉換，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只要你說心理上是那種人，便是那種人。這樣，政府將浪費更多社會資源來處理這些申請，一旦條例被人利用，每位德國人都有權及機會去申請「改名轉性」，那麼會令學校、政府部門、社會等造成很大的混亂。事實上，有國家在通過類似的性別法例後，便多了很多士兵宣稱自己是「女性」，以便獲得只有女士兵才有權享受的經濟福利。

現在，世界上已有約15個國家製定了類似《性別自決法》的法例，包括阿根廷、智利、馬爾他、丹麥、盧森堡、比利時、愛爾蘭、葡萄牙、冰島、新西蘭、挪威、烏拉圭、瑞士、西班牙和芬蘭。數目一直在上升之中，混亂的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若我們也生活在以上的法例下，相信我們都會憂慮，不會平安。

參考資料

“Trans Frau in Wiener Damensauna  – war es ein Satire-Projekt?.” 20 minutes. Last modified May 27, 2023. https://www.20min.ch/story/trans-frau-mit-penis-und-bart-sorgt-in-wiener-damensauna-fuer-aufregung-151615899430.

Chantal Louis. “Ampel beschließt Trans-Gesetz.” EMMA. Last modified April 12, 2024. https://www.emma.de/artikel/trans-gesetz-ein-historischer-skandal-340967.

“Bundesrat billigt Selbstbestimmungsgesetz Selbst über das eigene Geschlecht bestimmen.” Die Bundesregierung. Last modified May 17, 2024.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themen/tipps-fuer-verbrauch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2215426.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修訂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其影響不大，因為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確認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學區的董事會，早前發現了學校員工Jessica Norton違反了州法例，讓其16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孩子在高中女子排球隊打了兩個賽季，經過董事會多番討論後，他們在2024年7月30日決定，Norton須接受無薪停職10天的處分，之後，她也不能再擔任原本的資訊科技專門工作，但可以獲得同等報酬和職責的工作。因為身為資訊科技的專家，如果讓她留在相同的崗位，她便有可能知道有其他跨性別學生正在參加女子運動隊，而不向管理人員報告這種情況，所以董事會決定讓將她調離原有的職位。[2]

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郊區，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在一家健身室裡，使用了當中的女性更衣室，此事引發一場抗議。有示威者聚集在健身中心的外圍，並批評其做法，該州的檢察長也在2024年8月2日宣佈會調查此事。[3]

2024年7月16日，富商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媒體X發帖文，提到他有計劃將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從美國加州霍桑搬到德克薩斯州的Starbase。就連他的社交媒體公司X的總部，也將從三藩市搬到奧斯汀，當中的理由是，他反對一項有關性別身份的州法例，此新法例在2024年7月15日由加州州長Gavin Newsom簽署，其主要內容為禁止校區要求教職員，如發現學生在性別辨識上有所變更，必須通知他們的家長。

馬斯克有一位跨性別女兒，他之前曾表示自己「支持跨性別者」，但也告訴過《金融時報》，他女兒的決定是由於「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他在2023年還表示打算進行游說，將跨性別醫學上的治療刑事化，他認為這會對未滿法定年齡的孩子造成嚴重、不可逆轉的改變。[4]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晉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5]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IBA在2024年8月5日舉行記者會，指二人在2023年的世錦賽期間接受了血液性別測試，結果顯示二人有男性染色體，因此她們被撤銷了參賽資格。IBA稱已將2023年的測試結果通知國際奧委會（IOC），惟對方沒有採取行動，IBA更批評奧委會只根據護照上顯示的性別判斷參賽資格做法不當。奧委會則強調他們已不再承認IBA，又重申支持兩位運動員，強調二人由出生、成長到參賽一直都是女性，同時嚴厲批評IBA的言論和態度傷害了運動員自尊。奧委會更形容IBA是一個信譽不佳的組織，又陷入財務危機，亦因由俄羅斯人主導領導層令雙方關係破裂。

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有關的舉行同樣惹來批評，令人覺得IBA有意和准許性別爭議拳手參賽的奧委會鬧對抗。IBA主席直言：「不忍看到Carini的眼淚，我可以保證，我們會保護每一名拳手，不明白奧運為何要毀掉女性拳擊，為安全起見，只有符合資格的人才能上擂台比賽。」有媒體指，未知道Carini及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是否會接受有關獎金。[6]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早前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展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是錯用緊急立法程序。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滯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

上述對青春期阻斷劑的評估報告還指出，在決定某種治療是否應按常規提供時，「僅僅證明一種藥物不會造成傷害是不夠的，還需要證明它能否在特定患者群體中帶來臨床益處。」NHS在3月時宣佈，停止對未成年人處方青春期阻斷劑，後來英政府更發出緊急禁令，禁止私營處方者對18歲以下人士開出青春期阻斷劑，有關禁令生效期為6月3日至9月3日。[7]

幾百名烏克蘭的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軍人及其支持者在2024年6月16日於基輔遊行，強調他們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為國家服務並作出貢獻，他們要求可以有更多的權利。這些軍人穿著帶有六色彩虹和獨角獸徽章的制服，呼籲政府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的關係。儘管這次活動被稱為同志驕傲遊行，但氣氛並不如和平時期那樣慶祝，反而據稱因受到反對者的威脅，令這次遊行被警察嚴密地保護。LGBTQ軍人在軍中的角色會改變社會對於同性伴侶的態度。軍人Dmitriy Pavlov表示：「我們是普通人，與其他人平起平坐地戰鬥，但卻被剝奪了其他人擁有的權利。」[8]

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2年，首爾行政法院一審判決原告敗訴，稱依據南韓《民法》、最高法院及憲法法院的判例，或南韓社會的普遍觀念，仍視婚姻為男女之間建立的關係，目前沒有將同性結合納入婚姻範疇的依據。但高等法院在2023年2日改判原告勝訴，指如沒有合理理由拒絕讓蘇獲得配偶應得的保險權利便是歧視。

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有報道指，裁決可能為南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鋪路。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國民健康保險法》並沒有明文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受益人之外，若僅以同性伴侶的關係為由排除原告的健保配偶資格，不但是歧視行為，也嚴重侵犯人的尊嚴和價值、幸福追求權、隱私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9]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的跨性別者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早前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要求提出訴訟，他出生時為男性，他要求在文件中合法更改性別卻被下級法院駁回，在審訊期間，原訴人曾透過律師表示，手術要求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身體負擔，並違反了憲法對平等權利的保障。

日本的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10月，裁定法例要求更改性別者絕育屬違憲，並將本案發回高等法院，命令重新審查可否免除原訴人接受性別確認手術。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又指現時目前有關更改文件上性別的要求可能違憲。簡言之，廣島的高等法院批准了該名跨性別者合法更改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毋須接受變性手術。[10]

（資料截至2024年8月19日）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終於落幕了。當人們以為，對比上一屆東京奧運，今次巴黎奧運因時差問題，大部份比賽都是在深夜進行，吸引度自然會被比下去時，原來大家還是很著緊香港運動員的表現，更會為得到獎牌的運動員歡呼喝彩——不過，今屆奧運會除了是運動員、甚至國與國之間的比拼外，還多了開幕禮中的爭議，以及男女運動員應該如何辨別，甚至連應不應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運動員打氣，也會成為大問題，這些爭議會否令運動項目變質？運動本身其實又變成了甚麼？

還記得上一屆東京奧運時，與大家分享了有關奧運會的起源和背後的故事。[1] 古代奧運會在公元前776年至公元393年之間，每四年一度，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的古希臘城市奧林匹亞（Olympia）舉行。與其說這是一場運動會，其實更像是一個祭神活動：由希臘眾神之首宙斯到諸神的慶典，都是活動的重頭戲，而在當時的奧運會中，除了各項運動比賽外，也有詩歌、舞蹈、朗誦等「文藝」比賽項目。現代奧運會開幕禮及閉幕禮上，升降奧林匹克會旗時演奏的奧林匹克會歌（Olympic Anthem），其實也是以歌頌希臘諸神為題。[2] 無怪乎今屆巴黎奧運開幕禮上，出現了戲仿「耶穌的最後晚餐」的一幕而引起批評時，主辦方也將之說成是模仿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的盛宴」了。[3] 但無可否認，這樣推說大家誤會了是頗為不負責任的，對觀眾來說，憑第一眼看見的印象，該場景的確是會令人聯想到耶穌與門徒最後晚餐的場景。

現代奧運會標榜仿效古代奧運會精神，成為了全世界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在2021年7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將 “Communiter”（更團結）加入奧林匹克格言，成為第四個元素，使格言由原來三個字的拉丁文 “Citius, Altius, Fortius”變成了四個字的新口號，即英語的“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4] 而在今屆奧運會上，也有很多運動員的感人故事。

自上屆奧運會首次將滑板項目列入正式比賽項目後，今屆奧運的滑板賽事仍然帶給大家驚喜：年紀輕輕就成為奧運金牌得主——14歲日本女選手吉澤戀，玩滑板也只是跟哥哥去玩，後來更培養出興趣來，既沒有贊助商、沒有專業培訓資源，自己也沒有使用手機的習慣（在人人手機的時代，這實在很罕見呢！），令她不了解自己已達國際賽的水平。直至上屆東京奧運看到滑板賽事，她才意外發現自己原來有參賽的實力。如是者，她「由無到有」，變成了金牌選手，就此成就了傳奇。[5] 但更傳奇的不只在爭奪獎牌，而是「志在參與」：在男子滑板公園賽賽事中，金牌由澳洲選手Keegan Palmer成功衛冕，但觀眾更想向一位「老人家」致敬：51歲滑板界傳奇人物，有份創立美國滑板協會，並於90年代起稱霸滑板運動，在極限運動會（X Games）23次奪得金牌的英國運動員Andy MacDonald，為了圓夢而出戰今屆奧運。他雖然在初賽已止步，但卻獲得全場觀眾致敬，他亦笑言：目標早已不是爭取金牌，而是「享受比賽的每分每秒」。[6]

而在乒乓球賽上，也有第六次征戰奧運的「開心嫲嫲」倪夏蓮，在女子單打比賽中，與中國運動員23歲的「世界一姐」孫穎莎上演「嫲孫大戰」。在比賽中，這位61歲的「不老傳奇」不只投入賽事，更是樂在其中：比賽中以花式轉身救球，休息時「飲啖可樂」（這在「斤斤計較」飲食營養成份專業運動員中實在不可思議），完賽時更與身為教練的老公情深一吻，讓這場比賽展現非一般的體育精神。比賽結果，當然是後輩勝出，但倪夏蓮卻分享到：「我第一個夢想是來（巴黎）奧運，第二個夢想是贏一場球，第三個夢想是跟孫穎莎打，我都圓夢了！開心！好開心呀……年齡只是一個數字，我們不要放棄夢想，不要覺得老了就不行，我們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7]

除了年齡不是追求夢想的障礙，就算失敗了，只要再起身，也可以再次帶著超越勝負的身段逐夢。貴為美國體操天后的Simone Biles就是其中的例子，[8] 身為美國全非裔運動員及個人全能體操金牌得主，她在上一屆東京奧運比賽時，因為「空中失感」問題（體操選手們在進行空中動作時失去了方向感，喪失對身體掌握的能力）而表現失準，她甚至要在自己的強項個人全能賽事中退賽，背負了「臨陣退縮」的污名。但經歷過失敗，克服了障礙，從巴黎奧運中再次躍起的她，可謂脫胎換骨，不只寫下三金一銀的佳績，更跨過了勝利得失，她先在巴黎奧運平衡木項目中失手，只能以第五名完成賽事，後在自由體操賽事中，以0.033分之差輸給巴西名將Rebeca Andrade，但她識「英雌重英雌」，視Andrade是勁敵更是好友。在頒獎禮上，Andrade上台的一刻，作為銀牌得主Biles與銅獎得主Jordan Chiles，一起向她「跪拜」，場面有趣之餘，更體現了超越勝敗的體育精神。[9] 同樣的感人場面，也發生在台灣羽毛球前「一姐」戴資穎身上，備受傷患困擾的她，在分組賽最後一戰中，被她多年的「宿敵兼好友」泰國選手依瑟儂擊敗。比賽之後，因知道這是戴的奧運告別賽，依瑟儂抱著戴資穎，相擁而泣，再一次感動了在場的球迷，留下經典的一幕。[10]

可惜的是，美麗的風景線始終有限，在現代奧運會復辦的數十年間，賽事本身已成為各國展現國力的場所，不少國家為著展現「運動強國」的「軟實力」，對於獎牌榜成績十分在意。而不少國民亦十分重視勝敗，當自己國家的選手勝出時沾沾自喜，到失利時則推卸責任，甚至使出了咒詛對手的手段。不禁令人想起羅家倫先生寫的一篇經典課文——〈運動家的風度〉，他提到運動所重，乃在運動的精神：古代希臘人以為「健全的心靈，寓於健全的身體」，而運動的精義，除了強身健體外，更有道德的意義，就是在運動場上養成人生的正大態度、政治的光明修養，以陶鑄優良的民族性。他由體育引申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做人要有服輸的精神，要成為有風度的運動家，要有超越勝敗的心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正是重要的運動精神之一，否則就要變成「悻悻然」的小人了。有風度的運動家能夠表現出「言必信，行必果」、「任重而道遠」和「貫徹始終」。一個世紀前的呼聲，「君子之爭」何時才能達成？[11]

奧運會本旨是高舉運動，崇尚超越一切政治，但其實運動從來都不能離開政治。一些國家和地區除了因戰亂而不能參賽或被制裁外，有些地區勝出了賽事，原來連「提也不可」。有網民留言直指「審查厲害，金牌唔報，報銀牌」，更有人譏諷這是「不能說的金牌」。[12] 而今屆香港「劍后」奪得第一金，由最初的萬人慶賀，體現香港精神，到後來被揭發她於攻讀法律碩士時，提交具相當政治立場的論文，一下子又惹來很多負評，她亦宣佈退役，更極速到馬會任職。使人感嘆，就是最純粹的運動競賽，原來都是政治掛帥。[13] 在香港從事運動員的第一天，就要進入體制，由運動項目是否得到認可，到教練、資源安排，以致能拿到何等級數的生活補助（當有人說「香港運動員好幸運」的同時，很難想像在今日香港，金牌運動員可能收到全球最高獎金的同時，亦有職業運動員因項目不被政府認可，以致是零收入的），都是由官方相關的體制架構定奪，這種狀況實在令人無可奈何。[14]

而今屆奧運比賽中的爭議，還包括了性別議題、公平的問題上。本為女兒身，被國際奧委會認可參賽資格，但之前卻未能通過國際拳擊總會（IBA）性別測試的阿爾及利亞拳手哈莉芙和中華台北選手林郁婷，分別在女子66公斤級及57公斤級拳擊比賽中奪得金牌，但比賽期間卻受到多方質疑。有人認為她們只是體質「天賦異稟」，也有人認為讓她們作賽對其他女性選手不公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時間也難以定奪。[15] 大家如有興趣，可參看9月號《燭光》的一篇文章〈奧運性別爭議的背後〉，當中有探討相關議題，希望能提供一些參考。

多年以前曾經聽一名在教會和學校熱心服侍的校長說自己和太太都很忙碌，他的子女好像有父有母的孤兒一樣，最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和太太這樣火熱事奉，而是他竟然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從他的語氣我感受到的是自豪多於自責。一直以來，「忙」似乎是華人教會的深層次文化，彷彿愈忙就愈忠心、愈屬靈，而愈忠心就應該愈忙，否則就是閒懶不結果子。難怪很多時都會聽到一些牧師和傳道人的子女說不喜歡教會、甚至討厭教會，因為教會令他們在成長時缺乏和父親或母親相處的時間，沒有機會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他們深深感受到父母很關心其他人，但卻不關心自己！

除了教牧同工很忙碌之外，教會活動的安排往往也對家庭不友善，例如星期六、日會編排不少的聚會和會議，有些執事經常開會、甚至討論到半夜仍未有定案，而在公眾假期又會安排大大小小的活動或營會，務求令人覺得教會很興旺、弟兄姊妹很熱心，很多時這些活動都是分齡進行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於是父母子女各有各的活動，就是沒有家庭一起的活動。

多年以前我擔任教會的執事，在聘請堂主任的時候，一位我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在最後的面試時表示，由於一直以來他星期六的早上都會和太太一起飲茶行街拍拖，問我們可否逢星期六上午放假，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沒有問題，只有某些特別的情況例外，就是喪禮和生死攸關的突發事件。其實要所有傳道同工每個星期六、日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教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星期六、日是最多不同年齡會友出現在教會的時候，但不代表所有同工都要全程在教會候命，讓會友可以即時找到教牧同工。更重要的是當會友有事需要同工關心的時候，是否知道可以找誰和如何聯絡，如果同工在平日去會友的工作地點與他們午膳、了解他們工作上的實際困難，可能更有意思。

此外，星期六上午、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許多中小型堂會根本沒有甚麼活動，留在教會的會友亦未必很多，與幾十年前不少青少年在星期六、日好像以教會為家，經常留到晚上，趕也不願離開的情況已大大不同。就算萬一教會真的每星期都有聚會和活動，或是希望製造機會讓同工接觸會眾，同工亦可安排輪流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休息，讓他們陪伴家人，因為一般傳道人在星期一或二放假時，其他家人都要返工或返學，根本無法安排家庭活動，對促進家人的感情幫助不大。當教會和教牧強調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時候，不應該「講一套、做一套」，若果照顧家人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做好見證真的十分重要的話，教會為何不努力配合？若果這只是信徒而非教牧真正要努力實踐的話，是否代表教會領袖有雙重標準呢？

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甚高又繁忙的大都會，要找藉口不積極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很容易，包括要供樓交租、供養父母、子女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個人要不斷進修和補充平時的睡眠不足，因而未能經常參與聚會、無法十一奉獻等等，這都並非完全是藉口，而是生活逼人。教牧和會眾同樣面對這些困境，當教會要呼籲僱主善待僱員，在薪酬和工時上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並訂立家庭友善政策時，教會能否先以身作則？若教會不善待同工，又怎能理直氣壯地呼籲其他僱主那樣做，好讓弟兄姊妹有更大的空間照顧家庭和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呢？

要改變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文化，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教會的長執，首先，大家不應再抱著忙碌等如熱心和忠心的想法，忠心是代表謹守崗位，努力回應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而不是單以時間來衡量，在原定工作時間內盡忠職守，比起經常加班但態度懶散或效率不高，前者更有意思。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大家不應認為在教會服侍就理應接受人工低、工時長。若果教會因財力有限而只能付出較低工資，相信一些願意服侍而家庭經濟壓力較輕的同工是不會介意的，但如果教會明明有能力，卻不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其實就是變相的剝削。

教會長執除了應該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讓他們的家庭毋須憂柴憂米之外，亦應主動考慮讓同工有一個家庭友善的較彈性工作時間，以便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接送年幼子女而調整當值的時間，在星期六、日和長假期不要填滿各項教會活動，預留一些時間讓同工陪伴家人，更要為他們擋下一些會友的不合理要求，因為教會同工和長執應是一個團隊，會友不應期望所有事都「有大食大」，一定要見到牧師或堂主任出席才滿意，否則牧師單是出席婚禮喪禮和探訪已忙得不可開交，莫說陪伴家人，連預備講章亦可能會有困難。如果教會真的重視家庭，必然應該包括教牧、長執和同工的家庭，不應有差別對待。

一個為了教會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牧者根本就是一個壞榜樣，若認為這樣才是自己追求的事奉態度，還是不要結婚較好，不過，就算不結婚也不要以忙碌為藉口而不照顧父母呀！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2013年本港的終審法院裁定，已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可按身份證上已更改的性別標記，與另一性別的人士結婚。法院亦建議政府參考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研究香港該如何解決變性人在所有法律範疇所面對的困難。

政府隨後在2014年成立「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是否需要就香港的性別承認議題進行立法和訂立相關的行政措施。工作小組在2017年進行公眾諮詢，但之後卻一直沒有下文，連諮詢報告都未有發表。

香港雖然沒有性別承認制度，但過去一直有行政措施容許市民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並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性別焦躁症患者可向醫院管理局的性別認同診所求助，接受精神及心理評估，以決定是否展開相關治療，當中包括荷爾蒙治療，透過服用異性荷爾蒙讓身體出現求診者所選擇的性別特徵，有關人士亦需進行最少12個月的實際生活體驗，以另一性別過日常生活。在完成相關評估及實際生活體驗後，才決定是否進行不可逆轉的性別重置手術——女性轉為男性的人士必須切除子宮及卵巢，及建造陰莖或某種形式的陰莖，男性轉為女性的人士必須切除陰莖及睪丸，及建造陰道。當完成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後，醫生會為有關人士發出證明書，以便向入境事務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1]

但社會上也有反對聲音，認為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是強迫性別焦躁症患者接受殘酷及不人道的對待，故有人以司法覆核方式挑戰政府一貫做法。有關的申訴人均為女跨男人士，已切除乳房和接受荷爾蒙治療，外觀上有男性的身體特徵，但沒有進行下體的手術，仍保留著子宮，入境處一度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申訴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最後，終審法院在2023年裁定申訴人勝訴，認為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撤銷入境處不准許申訴人將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2]

因著終審法院的判斷，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已不再是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但申請者要符合甚麼條件才能夠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則需政府進一步處理，最終入境處在2024年4月公佈新修訂的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策。[3]

在新修訂的政策下，申請人仍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其性別特徵，女性轉為男性的人士需切除乳房，男性轉為女性的人士則需切除陰莖和睪丸，兩者都不需要重建另一性別的性徵。申請人亦須使入境處處長信納其本人患有或曾經患有性別不安，緊接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至少兩年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亦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此外，申請人亦須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這是入境處有別於過去新加入的條件，相信是要確保申請人在更改性別記項後，會持續以另一性別的身份及外觀生活。

新政策下的手術要求存在性別差別，女轉為男的申請人可以保留生殖器官，不需進行任何下體生殖器官的手術，這是因應終審法院判決而作出的改變，入境處只能跟隨判決修訂政策，但這意味著香港社會未來或會出現有子宮的「男人」，而「男人」懷孕也是可能會發生的事。而男轉為女的申請人則需切除生殖器官，所以香港不會如外國般出現有陰莖的「女人」，這或許會讓女性不用擔心在使用洗手間、更衣室、宿舍等性別專屬空間時，會見到有陰莖的「女人」。然而這樣的安排，也許會令希望更改性別的男士不滿，因為他們需接受相對大型的手術，也會失去性能力和不育，相信日後法庭也要繼續面對跨性別運動人士司法覆核的挑戰。

政府在相關新聞稿中強調，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該人在法律上的性別。那麼在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以後，當事人的性別身份該如何定奪？他們可按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進入性別專屬空間，也可按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與另一性別的人結婚。但事情就是如此簡單嗎？

再進一步思考政策的修改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監獄的安排是以甚麼的標準來處理？是依據身份證的性別標記，還是法律上的性別？如依據身份證的性別標記，將一個有子宮的「男人」囚禁在男子監獄妥當嗎？此外，還有更多不同範疇的問題值得討論，例如其他人使用了有別於當事人預期的性別稱謂，會否構成歧視行為？如果當事人是原居民，更改性別標記會否影響其丁權呢？當事人購買年金和保險時又應以哪一個性別提出申請呢？如何處理在更改性別前已購買的保險？如果香港真的出現「男人」懷孕時，在嬰兒的出生紙上，應記錄生產嬰兒的人是嬰兒的爸爸還是媽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