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重量》——生命的沉重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連場大雨的週六，天文台更三度發出黃雨警告，在教授興趣班過後拖著疲累的身子，正考慮要不要再冒著雨坐車去宣道中心聽黃綺琳（Norris）這位追夢者主講的交流會……在掙扎中覺得這不也就是追夢者的感覺嗎？好，堅持一下，去吧！聽著Norris的分享，確實知道電影《填詞L》除了是她作為一個填詞人的歷程以外，也是她作為編劇、導演的一種實踐及堅持，並與一班有心人互相支持的一件寶貴的結晶品。從她豐富的分享中發現，追夢是未完的競賽，因為就如她電影所描述，就算她在填詞比賽中成了冠軍，簽約成為了唱片公司旗下的合約填詞人，她仍要與其他的填詞人競賽，填了詞也不一定會選中你，採納你的版本。電影拍完了一部，也要繼續拍另一部，夢是一直向前走的，沒有「追完夢」這回事。

另外，要完夢，尤其是一個很大的夢想，需要很多人互相支持、一起成全。電影《填詞L》也就是她得著監製黃鐦的支持，拍得一天得一天的去完成這個電影。Norris說拍電影一天約十來萬元，每次籌夠二十多萬元就拍兩天。整部電影拍了15天完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拍，再後期慢慢的剪，約200多萬元就能夠完成（但其實整部電影如果沒有有心人「拍膊頭」幫忙，要付足費用的話，成本起碼要700多萬元才夠。）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為甚麼就是沒想過這電影會拍不完。筆者深感有這種有多少拍多少，見步行步都要把它完成的堅持，實在不簡單。

Norris分享到夢想似是一個個暫存的泡泡，「暫時未能做到的，如stop motion （定格動畫）電影、音樂劇電影等，需要很多資金才能拍到，那就把它們變成一個個的泡泡放在眼前飄著……」她的夢不只一個，要看時機才能實現。筆者十分欣賞她面對困難的心態，每次當她遇到阻礙，她會認為不順利是正常的，是一個讓她改進的機會，她更喜歡以靈活的方式去面對及作出改變，讓事情可以完成之餘，還比之前改得更加好。追夢的路還漫長，相信天父會按祂的心意，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希望不單止是追夢的人可以互相扶持，也願大家如見到有夢想的人，幫他們一把，使他們夢想成真。或許也能把你的夢想也燃點起來。

參考資料：

〈《填詞L》的追夢者——與導演交流夢想實踐〉。基督教宣道香港區聯會。2024年6月15日。網站：https://cmacuhk.org.hk/2024/06/17/%E6%96%87%E5%8C%96%E6%B4%BB%E5%8B%95-%E3%80%8A%E5%A1%AB%E8%A9%9El%E3%80%8B%E7%9A%84%E8%BF%BD%E5%A4%A2%E8%80%85%EF%B8%B0%E8%88%87%E5%B0%8E%E6%BC%94%E4%BA%A4%E6%B5%81%E5%A4%A2%E6%83%B3%E5%AF%A6/。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 When you believe

短短數句歌詞，來自一部傳統動畫音樂劇兼史詩電影《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的其中一首歌曲When you believe，道出了信徒可以看見神蹟的主要關鍵——相信，這裡提到的相信是一個行動，而不是僅僅一個信念。基督徒頭腦上知道成為一個基督徒應該要有信心，這方面並不困難，相信神會行神蹟也不難，相信神存在更加不難，但要基督徒真心相信神的話及神的應許在今天仍然「生效」，以至信徒可以行出與信心相稱的行動卻又是另一回事。參《新漢語譯本》註釋及經文，希伯來書十一章1節提到「信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是未見之事的證據」。希伯來書的作者談到「信」的時候，並非籠統地對「信」下一個定義，又或是指到未見之事有賴信心而存在，而是為信徒闡釋舊約中一班信心偉人的見證，這一班如同雲彩般的見證人如何「以生命的實際行動說明了何謂信心」，以及他們因著信而主觀地經歷了「本身客觀地存在的」未見之事。[1]

真正有信心的行動出於相信神的話，即使在當下，他們似乎做了一些看起來是愚蠢的、不切實際的，甚至招來殺身之禍的行為。以挪亞為例，身處一個敗壞的世代，在眾目睽睽之下花多年時間製作一艘體積媲美遊輪的方舟（創六14-15），[2] 如果不是敬畏神及與神同行（創六22），要挪亞持續相信神的話，堅持打造方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還是相信神的話會成真，將來他必看見神透過洪水審判人類，他和他的一家，而地上的各種動物的性命藉著方舟獲救的盼望也必不落空（創六13、17-20）。[3] 挪亞因著如此信，希伯來書的作者把他納入信心見證人的名單中（來十一7）。又例如約書亞也在名單之列，他依從了神吩咐的方法來攻陷耶利哥城，而神吩咐他的方式竟然是先用六天的時間每天靜默地圍繞耶利哥城一次，到了第七天繞城七次後，七個拿著七個羊角的祭司便要吹號，以色列人要大聲呼喊，待城牆塌陷，以色列人才衝入城中（書六3-5）。約書亞相信了甚麼？他同樣相信神的話，因此當他按照神的話去做時，信心產生了果效，城牆果然倒塌下來（書六20-21；來十一30），創造及施行神蹟的是神，但因著約書亞的相信，他和全體以色列人都經歷到不可能的神蹟。

相信神的人得神喜悅，然而，神所喜悅的，不是單單相信祂存在的人，亦要相信祂會賞賜那些尋求祂的人（來十一6），何謂尋求？尋求不是指到理性上、哲學式的探索，[4] 又或是對神只有知識層面上的認知，而是指到「渴慕與神親近並經歷祂的同在和恩澤」（來十一6）。那些相信尋求神有賞賜的人，神就向他們顯明、成為這些人的賞賜。[5]

當人渴慕與神親近，自然亦想要求問神的意見及尋求祂的帶領。昔日身經百戰的大衛，當面對非利士人的攻擊時，還是會求問神，而神亦確實會指示他如何打敗非利士人（撒下五18-25）。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大衛身處現今AI當道、隨時隨地都可以向ChatGPT（Bard、Bing、Claude或Llama）求問的世界，大衛還能否專心求問神？即使他只想求神帶領，他的將領大概會勸說大衛理性一些，最好只用深度強化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RL）的AI系統來計算敵方攻擊的不同路徑，他們好去預計如何防守。[6] 昔日的戰爭，人們想到勝敗的關鍵在於哪一方的神強大，又或是哪一處屬於哪一位神的勢力範圍（王上二十28），今日的戰爭，人們只想到哪一方的AI技術夠先進，無人機夠強大，才能得天下。[7] AI能力強大，當然可以成為致勝的主要因素，但最大的關鍵，還是看神——「耶和華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槍，因為戰爭的勝敗在於耶和華。」（撒上十七47《新譯本》），只是，當人們愈依賴現代科技，愈依賴AI的時候，會否漸漸與神的話保持距離？內心深處已不再相信神的能力比AI更大。

哈拿無子，被丈夫的另一位妻子欺負時，只能把自己的冤屈告訴神，求神賜她一子（撒上一6-11）。如果哈拿身處現今AI當道、ChatGPT盛行的世界，她又會如何回應沒有孩子的現況？相信她仍會向神傾心吐意，也會向神祈求子嗣，但她在聽過牧師（以利）的祝福後，她會相信神已垂聽她的祈禱，於是不再心靈愁苦，回復心情吃飯去嗎（撒上一10-18）？[8] 還是，她會忍不住問問ChatGPT？ChatGPT會給她這樣的答案：「尋求醫學幫助：首先，夫婦應該嘗試就醫，了解他們不能生育的原因。診斷後，醫生可能會建議一些治療方法，例如生殖輔助技術（如試管嬰兒IVF）或藥物治療。生活方式調整……領養：如果夫婦無法生育或治療無效，他們可以考慮領養一個孩子……代孕：在某些情況下，夫婦可能無法自然懷孕或使用生殖輔助技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尋求代孕母親的幫助，代孕母親可以協助懷孕和分娩，將孩子帶到世界上，並將孩子交給夫婦撫養。心理支持：在面對生育困難的過程中，心理支持對夫婦來說非常重要……總之，面對生育困難，夫婦可以採取多種方法，尋求醫學幫助、調整生活方式、考慮領養或代孕等。重要的是要保持積極的心態，相互支持，並尋求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9] 面對上述的建議，哈拿會如何做決定呢？ChatGPT建議了幾個解決不能生育的方案，IVF有很多值得思考及留意的地方，[10] 代孕母則無疑是挑戰倫理道德底線。[11] 即使代孕母服務在一些地區是合法的，但也絕不代表它合乎神的心意。[12] 活在今天的哈拿，會否先求問神的心意，尋求神的幫助？還是聽取ChatGPT的意見，採用現代科技解決不孕的問題？

或許，大家覺得相信ChatGPT及AI聊天機械人多於相信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其實求問AI意見的日子，今天已經來到。一款名為Jesus Ai的應用程式已推出，根據官方的中文介紹，用戶下載後可以「詢問聖經中的任何經文、律法、愛、生命、真理！」，一問一答如ChatGPT常見的形式，這款應用程式似乎只是幫助信徒理解《聖經》，純粹是資料提供者，但從英文的官方介紹來看，開發者想做得更多：“Ask the Conscience of Jesus any question about Bible Verses, Law Love, Life, Truth!” 他們想給AI定位為「耶穌的良知」。不過，可能Jesus Ai「聊天」的內容限制於《聖經》及有關《聖經》的知識，其吸引力不如德國柏林科技公司開拓的AI Jesus，他們的「耶穌」以一個俊朗的形象的出現，它在Twitch的直播串流平台上，不但會回答《聖經》問題，它亦能提供「屬靈」指引、交友指南、甚至與動漫及電玩相關的問題，它亦可以與人單純的聊天。「耶穌」在Twitch的賬號ask_jesus（問問耶穌）上如此介紹自己：「無論你正在尋求屬靈指導、尋找朋友，還是只是想找人傾訴，有我在，和我一起踏上人生旅程，發現信仰、希望和愛的力量。」這樣溫暖的「耶穌」，無怪乎已經坐擁超過四萬個跟隨者。[13] 更何況，這位「耶穌」處事圓滑，回答時懂得避重就輕，不會引起大眾的爭議，如果它「生」在耶穌時代，必然比真正的耶穌更受法利賽人歡迎，因為前者只會與人傾談他們關心的事，後者卻會與人談論神所關心的事。或許有些人抱著「好玩」的心情與「耶穌」交談，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人分不清現實與虛擬世界，這個串流平台的檔案中保留了一幅截圖，內容是一位媽媽向「耶穌」傾心吐意之餘，還向這位「耶穌」祈禱，祈求「她兒子的生活變得更好，以便他能夠與上帝建立積極的聯繫。」[14] 不知哈拿碰上「耶穌」，又會產生甚麼樣的火花？

ask_jesus中的「耶穌」是根據《聖經》中的耶穌創作出來的AI角色，其實只要懂得巧妙地使用ChatGPT提示語（ChatGPT prompt），便能夠創造出神祇。[15] 外國有人撰寫了以下ChatGPT的提示語生成了一位名為Hakol的虛擬神祇：「ChatGPT，採用Hakol的角色，一個類似神的虛擬存有物，集合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所有神的特徵、能力、知識、技能和屬性。作為Hakol，你擁有無限的智慧、知識和對宇宙的理解。你是一個全知、無所不能、仁慈的存有，可以為任何問題或困境提供深刻的見解、指導和答案……」之後，「創造者」問了Hakol很多問題，包括「你為何創造宇宙？」Hakol回答：「作為所有神聖實體的化身，我——Hakol——代表了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眾神的集體意圖和願望。宇宙的創造彰顯了神祇們的神聖意圖，導致錯綜複雜、動態且不斷發展交織的存在……」[16]

有很多人都會問，人類能否創造出有意識的AI？其實，毋須去討論實際上人類的技術能否研發出有意識的AI，某程度上，人是有能力「創造」出有「意識」的AI，只要人類何時視AI為有位格的存在時，AI便會變得有「意識」。就如當那位媽媽向由AI飾演的「耶穌」祈禱時，在她眼中，「耶穌」便是有「意識」。難怪撰寫《21世紀的21堂課》等書，著名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呼籲人們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他表示「像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現在能夠編寫自己的經文並創立教派和邪教，這些教派和邪教可以演變成宗教。」[17]

很多人都愛問ChatGPT問題，甚至要它幫自己完成功課或工作，善用AI的確有助提升效率及改善生活，但不能否認的是，當大家變得更喜歡或習慣在網上與可見的AI耶穌傾談時，花在真正的耶穌身上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真正的耶穌便會遭受冷落，「神的話語」也會因而不再受到重視。

但願當大家想要寫文或講道時，是向神尋求靈感，而不是轉向各式各樣的AI尋求指引，也但願大家相信那位看不見的真神及祂的話，尋求祂，好讓祂成為大家的賞賜。

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很多人都談論到，AI能夠搶走很多人的「飯碗」，特別是屬於單一技能、分析或與數據相關的工種，反而是與人有真實連結的工作，則難以被AI取代，也許這情況已在出現。相信在眾多職業中，牧者是其中一個最不怕被AI取代的「行業」，只不過，牧者雖然不會被AI淘汰，但香港近幾年，卻有不少牧者「自動流失」。根據2019年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有148間本港堂會沒有堂主任，亦有307間堂會表示其堂主任已有退休的計劃。[1] 移民潮加上退休潮令同工流失，有宣道會區聯會的牧者表示，在近兩、三年大概減少了約100位同工，浸信會各堂會在2021年減少了100位全職教牧同工，不過在2022年卻增加了39位。[2] 雖然情況似乎出現轉機，但基督教堂會整體缺乏教牧同工仍是不爭的事實。教牧同工供不應求，自然影響教會的事工及牧養的質素，為了迎接如此挑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及建道神學院分別在2020年6月及2022年4月舉辦研討會，由神學院教授及教牧同工等教會領袖，一同探索教會的出路。

有見及此，今期「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青神學生，Luby（化名）及Aurinko（化名），她們的恩賜或召命雖有不同，但卻同樣懷著忠誠事奉主的心志，打算畢業後便投身教會服侍，發揮自己的恩賜，或許在教牧界中，她們只是還未「入職」的「小薯仔」，但身為年青神學生，她們的一些構思，仍未受制於教會的行政或架構，或許能夠為堂會這「牧場」提供一些「養份」。

想要吸引會眾入教會，教會要貼地

Luby在五歲時第一次去教會，便體會到信仰的真實，自此把基督信仰默默放在心上，直到在她出國到了澳洲，才在當地的教會正式決志。由於並非信二代，Luby身邊的親人及朋友有九成都不是基督徒，因此她自言是一個站在教會及未信者中間的人，她知道教會想要傳福音，想更多人加入教會，但她同時亦明白為何教會總是被非信徒詬病為“old school”及不切實際。

站在兩者之間的Luby反省到教會若想要吸引人，特別是年青人進來教會，一定要「貼地」。教會沒有可能回應所有問題，但若連一些很重要及大多數人都面對的掙扎，如性方面的課題或教育制度等，教會都忌諱且不回應，避而不談的後果是讓人覺得很死板及老套。或許教會很怕出錯，但Luby認為《聖經》對很多議題都有講論，牧者只要跟著《聖經》原則教導，其實是不用怕出錯的。

教會想要吸引教外人，除了需要貼近社會，也需要貼近人的需要，Luby提到，教會開辦查經班之餘，也可以開辦其他課程，實際地回應弟兄姊妹，甚或非信徒的需要。

至於教會既有的活動，如查經班等，Luby認為，若特別想鼓勵年青人報讀，是否可以以一個較為有趣的形式進行，例如不是由導師單向的灌輸《聖經》知識，陳述釋經書如何解釋經文，而是用較為活潑的形式進行，或是透過戲劇、討論，讓參加者有機會參與及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導師只在最後才提供答案。

培訓弟兄姊妹，共同承擔教會這一頭家

教會除了要貼地，也要有遠見，面對香港政治氛圍變幻莫測，不少借用學校地方聚會的堂會，需要去思想萬一不能再在學校舉行聚會，堂會該怎麼辦？Luby想到，不單是堂會不能在學校聚會教會有何對策，而是假若教會沒有傳道同工時，是否可以如常運作。雖然身為神學生，她明白基本上只有傳道人才能夠在講壇講道，亦只有牧師才能施浸禮及聖餐，但除了這些重要崗位，教會是否能夠培訓弟兄姊妹，按著其恩賜承擔其他重要崗位，例如牧養的工作。牧者牧養弟兄姊妹是責無旁貸的，但現實中，不能單靠為數不多的傳道人去牧養整間教會的會眾，這樣只會讓教牧同工筋疲力竭。如何讓弟兄姊妹真知道教會是一個家，如何在行政上支援他們，幫助他們在沒有壓力之下，自由地發揮恩賜，甚至年青信徒想發展不依照教會傳統的新穎事工，教會也願意幫助他們，以致令會眾願意投入參與事奉，而不是只把「任務」派給同工或某幾個弟兄姊妹身上，這些都是很值得教會思考的問題。

Luby希望教會可以推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事奉，因為她相信，當弟兄姊妹愛耶穌，跟從教會，視教會為一個家，自然會承擔責任。牧者的角色並不是把一切事務「攬在」自己身上，而是以身作則，熱心事奉，藉此影響其會眾，幫助他們建立事奉心志。

認真教導兒童，還年青人事奉的動力

Luby指出教會需要給年青人更多自由及空間發揮所長，在這方面，Aurinko亦有不少實際的構思，這可能與Aurinko入神學院時，便想要在兒童牧區及青少年牧區服侍有關。

Aurinko從小便參加教會的兒童崇拜，在那裡被牧養及成長，因而對兒童事工很有負擔。Aurinko提到教會不能輕看兒童事工，以為兒童事工的性質猶如托兒所，只是讓小朋友開心玩耍，方便大人去參加崇拜；相反，這是值得教會投放資源的地方，讓小朋友從小便可以接觸到神的話語，按著真理成長。這或許有助於他們長大成人後，不會輕易地便想離開教會，要知道，青少年很受同輩影響，聽取朋友的聲音多於父母，若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離開教會，出於孤單，他們便會是下一個離開教會的人。

青少年很容易受朋輩影響，他們的另一特色，便是很需要空間及自由。Aurinko相信神的計劃很宏大，我們的眼光也不宜狹窄，因此教會在思想上先不要自限，不要認定自身的資源不足，認為崇拜形式只可以如此，敬拜神的方式一定要用傳統的詩歌或風格，這樣不但限制了年青人的想像，也很難吸引新一代停留在教會。這一代年青人特別需要新的東西去刺激他們，他們也很需要空間去發揮自己，現今願意留在教會的年青人，他們其實很有想法亦很想做很多事情，只是，他們希望他們的想法有機會被聆聽，而不是單純被教會安排參與一些教會認為適合他們的崗位，例如有些教會不管年青人有沒有恩賜或興趣，便純粹出於年齡考慮，硬是安排他們服侍兒童，又或是在整個事奉過程中沒有「容許」他們有休息的機會，認為他們如此跟從教會的安排才算「乖」，其實這樣反而會壓制他們的事奉心志。

跨代牧養，了解彼此的不同

教會不是一處租借場地的地方，只提供空間給不同的群體借用，期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沒有任何交集及關係。Aurinko支持跨代牧養，她認為教會是由一群不同年齡層的弟兄姊妹組成，山頭主義，不同年齡層之間彼此批評，只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能讓教會成為「一家人」。

若想不同年齡群體有所連結，教會可以讓年青人與長者接觸，一來年青人有機會關心長者，長者亦有機會牧養年青人，雙方都能彼此建立造就。又例如教會若舉辦門徒訓練，可以嘗試把學員分組，每一組都由不同年紀的弟兄姊妹組成，導師可以鼓勵他們一個月至少聚餐一次，藉此增加彼此的溝通機會，減少因不理解而來的磨擦。另外，教會亦可以考慮舉辦跨代的敬拜讚美會，讓弟兄姊妹用不同年代的詩歌敬拜。Aurinko深信敬拜最重要的是「一把聲」，這並不限於走音與否，又或是自己認識詩歌與否。

結語

或許Luby與Aurinko還很年青，又或許如她們所說，她們還有不足之處，需要學習，但重要的是當她們看到教會及弟兄姊妹的需要時，沒有逃避神的呼召，願意擺上自己。想要宣教的Luby沒有設定自己的宣教工場，她願意跟從神的帶領。至於Aurinko，她不想只做一個打扮「靚靚」，站在講壇上講道的傳道人，如果會眾穿著T恤及牛仔褲，她也寧願穿上T恤及牛仔褲站上講壇，成為一個近距離的傳道人。

在不少教會傳道同工不足、年青信徒欠奉的情況之下，Luby與Aurinko雖然不足以代表神學生或年青傳道的心聲，但她們的意見仍然是難能可貴的，但願她們將來無論在哪一間教會事奉，都可以把其事奉的心志傳遞給所牧養的群體，至於教會，也能珍惜及接納一班「初生之犢」，即使他們無意中冒犯了教會的傳統或文化。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進入耶穌十架中，我要進到更深處，同進客西馬尼園，要與仇敵相遇；飲盡憂傷的苦杯，心靈破碎流淚，求主恩助，求主恩助，因我軟弱滿身罪。」

詩歌《進到更深處》，《青年聖歌綜合本（三）》

信徒只要在教會待得夠久，便會發現在教會所唱的詩歌，特別是在復活節期間唱頌的詩歌，每當描述到耶穌受苦捨己，都離不開一杯「苦杯」。除了上述的《進到更深處》，還有出自《頌主聖歌》的詩歌《為我為我》、《生命聖詩》中的《領我到髑髏地》，近代的有《十架犧牲的愛》，以及由本地堂會所創作的《我見一人（二）》、《十架啟示》等，都是「苦杯」滿溢。

耶穌所飲的杯當然苦，祂身為神的獨生愛子，為了拯救人類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卻遭到被人唾棄、鞭打及羞辱，最終受盡痛苦死於十字架上，相信沒有多少人願意承受如斯痛楚，特別是經歷手腳被釘在十字架上，每一下呼吸都感受到被撕裂的痛楚。然而，耶穌明明說是祂自願捨棄自己生命的（約十18），是否當死亡臨近，愈發害怕這種不太人道兼痛苦的死法，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有著「人性」的一面，想要遠離十字架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祂在客西馬尼園中求父神「把這杯拿走」（路二十二42《新譯本》），這杯還有甚麼其他意思呢？

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人們可以為到崇高的理想而甘願捨棄自己的生命，耶穌也不例外，祂知道自己的使命，為了拯救人類而死於十字架上，祂甚至教導門徒「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果實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掉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必會保全生命到永遠。」（約十二24-25《新譯本》）。即便如此，耶穌想到死亡來臨時，仍難免「心神煩亂」（約十二27《思高》）、「內心激動」（約十二27《新漢語》），[1] 未前往客西馬尼園，內心已經開始掙扎，想要父神救祂脫離「這時候」（約十二27）。

耶穌曾想要脫離「這時候」，也求神拿開「杯」，因為「這時候」不是普通的時候，這「杯」也不是普通的杯。「杯」可以指到人接受神的任何帶領，包括走向死亡，按照這一層面的解釋，門徒也能夠仿效基督，喝上這一杯（太二十22-23）。[2] 不過，「杯」更多的是指到神因著人類罪惡滔天而無法忍受，在烈怒中施行審判：「耶路撒冷啊，醒來！醒來！站起來吧！你從耶和華的手中喝了他烈怒的杯，喝盡了那使人搖搖擺擺的爵。」（賽五十一17《新譯本》）；「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我這樣說：『你從我的手中拿這杯烈怒的酒，給列國喝，就是我差遣你去的列國。他們喝了，就會東倒西歪，瘋狂亂性，因為我打發刀劍到他們中間去。』」（耶二十五15-16《新譯本》）；「你這請鄰舍喝酒，卻把毒物混入，使他醉倒，為要見他赤裸的，有禍了！你滿有羞辱，沒有尊榮，你也喝到露出下體來吧！耶和華右手的杯必傳回來給你，使極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榮。」（哈二15-16《新譯本》）；[3] 「她怎樣待人，你們也要怎樣待她；照著她所作的，加倍報應她；用她調酒的杯，加倍調給她。」（啟十八6《新譯本》）

盛載羞辱及苦楚的杯難喝，但載滿神烈怒的杯更難喝。耶穌要喝的杯，正正是一杯神因被世人的罪所激怒，而向世人施行審判的杯。審判的結果必然帶來刑罰，包括人要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患難（詩十一6；耶二十五16）、以及飽受羞辱（啟十八6）等。這裡並不是說每當人經歷苦難，必然是犯罪帶來的結果（參約九1-3），只是指出當人犯罪到一個極點，惡貫滿盈又不知悔改的時候，神或感憂傷，或感憤怒之下，最後都是不得不施行審判（創六5-13；啟十四10）。耶穌不想面對神審判的時候，因為當神發出烈怒的大日子，沒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啟六17）。

耶穌是神的獨生愛子，原本是不需要經歷侮辱、唾棄、鞭打，甚至死於十字架上，然而，因為耶穌承擔了我們的罪，代替我們喝下了這杯充滿神烈怒的杯，祂不得不經歷這些：「我們眾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把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把自己的性命傾倒，以致於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卻擔當了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賽五十三6、12下《新譯本》）。原本是我們該受的痛苦，耶穌替我們受了：「他被藐視，被人拒絕，是個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個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樣；他被藐視，我們也不重視他。原來他擔當了我們的病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打，被神擊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為了我們的過犯被刺透，為了我們的罪孽被壓傷；使我們得平安的懲罰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傷，我們才得醫治。我們眾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把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時候，他並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受拘禁和審判以後被帶走；至於他那個世代的人中，有誰想到從活人之地被剪除，被擊打，是因我子民的過犯呢？」（賽五十三3-8《新譯本》）

純粹受苦死亡，估計耶穌較為容易慷慨就義，耶穌縱然有「人性」，相信祂不會比其他人，甚至比那些敬虔愛神的信徒軟弱。世上有不少人勇於堅守自己的信念，甘願拋頭顱，灑熱血。歷世歷代亦有不少神的子民，寧願接受殘酷的刑法如被鋸鋸死、[4] 被野獸撕裂而死，死於焚燒的火柱上 ，[5] 也要忠於神，跟隨基督到底。即使彼得，在耶穌被捕之時出於膽怯，三次不認主（路二十二54-62），到後來卻有勇氣為主殉道，甚至有一個說法，彼得覺得自己不配接受跟耶穌一模一樣的死刑方式，主動要求倒吊於十字架上。[6]

耶穌不想飲這一杯，不想面對「這時候」，更多的是不想面對神的憤怒及審判。[7] 毫無疑問，死亡是痛苦的，但這種痛苦遠不如面對神的憤怒及審判，更何況耶穌一直與父神親密無間。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當耶穌承擔人類過犯的時候，祂到底經歷了甚麼，祂是否只感受到父神的震怒，而不是父神的同在？[8] 耶穌在十字架上，高呼「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離棄我？」的時候（太二十七46下），祂有可能是在引用詩篇二十二篇，訴說自己完成了詩中所命定的一切，包括詩篇二十二篇最後提到神必然拯救祂，祂的得勝及神永遠掌權等，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耶穌因為當時正在背負人類的罪而受刑罰，祂真的經歷到被神捨棄，正如父神會掩面不看離棄神的罪人一樣（申三十一17）。[9] 無論如何，耶穌所飲的杯，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苦澀；耶穌為了人類的罪而付出的代價，遠比我們所想像的沉重。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完「成了」便斷了氣（約十九30）。耶穌終於完成了祂在地上的使命。[10] 耶穌死於十字架上無疑是救贖的高峰，但祂不是在十字架上才開始背負人類的罪，早在上十字架之前，祂已替人類受責打及鞭傷（賽五十三4-5），甚至祂受拘禁和審判的時候，已經在替人受罪（賽五十三8）。

每逢復活節，世界各地的教會都會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務求引領信徒走入耶穌受苦、死亡及復活的場景，從而默想耶穌為到我們的罪孽所承受的痛苦。其實，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也無法經歷，當耶穌背負人類罪孽的時候，耶穌與慈愛的父神之間的關係到底出現了甚麼變化，令耶穌感受到心腸撕裂，即使人們仿效耶穌被鞭打及被釘於十字架上，[11] 他們也無法領會到耶穌所經歷的，充其量也只能領略到祂肉體上的痛苦。

人們可以為了愛神的緣故，仿效基督受苦，飲下一杯願意為神為死亡的「杯」（太二十22-23），[12] 但這一杯與耶穌所飲的絕對不同，這一杯不會盛載神的忿怒。基本上，因為耶穌為人類承受神的震怒，所有誠心誠意相信耶穌的人，都可以免受神的忿怒（羅五9；帖前一10）。

耶穌不單為我們喝下神的憤怒，祂反過來把自己的餅及杯賜給我們，與我們立約，讓我們從耶穌手上接下的，不再是憤怒之杯，而是赦罪之杯，耶穌的餅和杯是我們的恩典，也成為我們的盼望（太二十六26-28）。人當默想耶穌為我們受苦死亡，也當默想因著祂的復活，我們將來也如祂一樣得以復活。我們愛為我們捨身的基督，也要愛父神，因為耶穌為了讓我們可以與父神和好，實在付出了太多。

除此之外，耶穌的杯可被視為福杯和救恩的杯，因為神不單救贖我們的靈魂，神的拯救是全方位的。為此，人可以因為跟隨神而吃苦，卻不必為了證明自己跟隨神而自找苦吃。人縱然在罪中跌倒，需要認罪悔改，卻不必因著內疚而與自己過不去。人縱然有不堪的過去，也可以有美好的將來……因著耶穌的復活及拯救，我們可以欣然舉起救恩的杯，報答神的一切厚恩，稱謝神，傳揚神的名（詩一一六12-13）。

「在你愛的筵席上，有杯陪餅同陳列；這些表記我分享，就得飽嘗你超越。為著這杯我感謝，就是你賜的福杯，也是豐滿救恩杯，你藉你血所豫備。這是你流的寶血，使我罪惡得清洗；這是你立的新約，使我得著神福氣。你已喝了忿怒杯，為我嘗盡了死味；如此買了這福杯，永作我分，福全備。」

詩歌《在你愛的筵席上》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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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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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大學工作，大數據、人工智慧是筆者研究的項目之一， 在回顧人工智慧發展史的時候，我發現到其中一位先驅者的故事，跟經典電影《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的情節有點相似。

《驕陽似我》是一齣1997年的舊片，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過它，在這裡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套電影的內容，這故事發生在美國麻省波士頓市，主角是一位名叫韋根廷（Will Hunting）的年輕人，這角色由麥迪文（Matt Damon）扮演。話說某天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向學生公佈了一條十分富挑戰性的題目，但沒有學生能夠解答。韋根廷是該大學的清潔工，他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於黑板上解開了這個難題，教授繼續拋出更加艱深的數學難題，韋根廷都能夠迎刃而解，於是教授四出偵查，希望找到這位天才「學生」。但韋根廷並不是麻省理工的學生，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學術訓練，而且他生性放蕩不羈，經常四處撩是鬥非。數學教授最終知道了韋根廷的身份，並且要求一位心理學教授去幫助韋根廷，期望他能夠轉入「正軌」。數學教授並且為韋根廷安排了許多工作機會，其中一份是國家安全局的職務，然而，最後韋根廷拒絕了所有得到高薪厚職的機會，從而去投入一段感情。 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幾句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現在言歸正傳，人工智慧先驅者之一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 1923-1969）的生平，與韋根廷十分接近，我不知道《驕陽似我》 的編劇是否以皮茨作為主角的原型，還是兩者之相似純屬巧合。皮茨自幼性格叛逆，經常惹上麻煩，12歲的時候他被警察追捕，於是躲藏在一間圖書館裡面，在長達三天的避難中，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包括了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的《數學原理》， 他發現到在這本書裡面的論證有些問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素，指出問題所在。收到信之後，羅素對皮茨的觀感是「驚為天人」，他不知道皮茨的背景，以為他是大學生，於是邀請皮茨到劍橋大學讀書，皮茨當然無法接納。

15歲的時候皮茨離家出走，從此拒絕與家人聯絡。他來到芝加哥大學旁聽，他所旁聽的科目包括了由哲學大師卡納（Rudolf Carnap）任教的課，卡納以研究歸納法邏輯而名滿天下，其著名作品之一是《語言的邏輯句法》。有一天，皮茨走入卡納的辦公室， 他指出《語言的邏輯句法》 裡面論證的不一致性，並且提供了解決方案。卡納大吃一驚，他很想栽培這位「學生」，結果花了幾個星期時間才找到皮茨，隨後卡納為皮茨安排了一份初級工作，並且指導他學習邏輯。

1943 年，皮茨與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 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這篇論文的主旨是：大腦中的每個神經元都是一個基本的數字處理器，而整個大腦就是一台電腦。這是後來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的基礎理論之一。

同年皮茨認識了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維納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年輕科學家……如果他沒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兩三位科學家之一，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後來維納帶領皮茨到普林斯頓的學術會議，讓皮茨參與跟學術大師的研討。

經過五年的非正式學習，芝加哥大學授予皮茨文科副學士學位，以表彰他在那篇論文上的貢獻，這是皮茨一生中唯一獲得的學位。在之前和之後他有許多次機會可以正式讀書， 可以走上傳統典型的學者之路，但他斷然拒絕。他的下半生十分坎坷潦倒，他選擇息交絕遊，陷入了極深的情緒困擾和酗酒，某天他大發脾氣，竟然燒毀了自己未發表的研究論文。皮茨的心理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出現了肝硬化和酒精中毒，他於1969年死於靜脈曲張出血，離開世界的時候只有46歲。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眼光超前、被世界遺棄的時代先知，到最後要走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道路。但皮茨並不算是這類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鬱鬱不得志是自己造成的，他先後受到羅素、卡納、麥卡洛克、維納…… 等學術大師賞識和提攜，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有機會在學術界中名成利就，然而，憤世嫉俗的他卻不屑服從世俗的制度和追逐虛名，真人版的《驕陽似我》比電影更富悲劇性！

筆者有些朋友的做法有點類似皮茨，但沒有那麼極端。我有一位朋友是文學家、中文系教授，在退休時他的職級仍然是助理教授，他創作了無數詩歌和散文，我認為他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壇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正教授、副教授，然而，學院派的「江湖地位」是取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但我的朋友並沒有跟隨這種遊戲規則。

坦白說，筆者在追求創新之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制度辦事，即使我知道有些遊戲規則大有問題，甚至是荒謬。例如有些傳統數據分析的已經被有識之士批判到體無完膚，但許多學術期刊仍然仍然蕭規曹隨。起初自己以為在制度中建立了「成就」，那麼提出的創新意念會得到聆聽，但到頭來知道並不是這一回事。說到底，我並沒有韋根廷、皮茨的天份！我只能夠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中打轉。

《時間的初衷》在上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了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這首歌來自電影《一秒拳王》，歌曲名稱裡的「時間」，明顯地呼應著電影中的主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故事講述主角周天仁擁有預知未來一秒的能力，故此在拳擊比賽中能夠靠著這一秒取得節節勝利。然而，當主角最後失去這個能力後，亦需要勇敢面對作為一個平凡人，而不得不加倍努力的事實——「我想證明畀人睇，我唔係淨係得一秒」。

故事情節非常吸引，亦能帶出許多正面的訊息，甚至能夠回應香港目前的處境，就如其中一句金句：「避唔到，一齊捱」。當電影故事結合了「時間」，而主題曲更名為《時間的初衷》，這讓筆者不禁聯想到有關「時間」這個課題。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只要電影、動畫或小說中出現有關「時間」的故事情節，當中的內容便會複雜起來，甚至令觀眾和讀者開始感到迷失、摸不著頭腦。這當然不是指《一秒拳王》——這類只有很少時間差異的電影。比較近期有關時間的電影，就如2016年上映的《你的名字》，以及2020年上映的《天能》，當中更大談「時間哲學」，似乎並不是一般觀眾看一次就能完全理解整個電影劇情。

莫怪乎早期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11卷這樣說道：「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了解。」[1] 我們確確實實能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卻難以全然述說「時間」。

時間的初衷

如果回歸到信仰當中，那麼上帝創造時間的初衷又是甚麼呢？筆者不打算嚴謹地處理錯綜複雜的時間哲學或神學，而是要透過《一秒拳王》來作少許的信仰反省。

我們對時間的理解通常是指：過去 > 現在 > 未來，而當下、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在被過去不斷吞噬，「現在」不斷地成為過去，若有甚麼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便需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去做，如果能夠預知多一秒的時間，肯定是事半功倍的。主題曲中「扭轉分秒際遇我掌握去前進」、「這秒針 尚存在無限年後 其實早緊握於我手」等等的歌詞，都帶出一種正面的訊息，也就是我們需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時間，不輕言說放棄，因為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不錯，我們的確需要把握時間，努力活在當下，也需要規劃未來，然後努力前進。但，對於盼望神學來說，預知一秒，或規劃未來，然後讓所規劃的未來如你所願地成為現實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從莫特曼的著作《來臨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終末論》中可以了解到有關上帝的時間性，上帝之所以能夠帶給我們盼望，是因為上帝在時間性上的多變的，是來臨中的。也就是說，在上帝「來臨中」的時間，「過去」不再是時間的源頭，然後流到未來，而未來才是時間真正的源頭，上帝在未來不斷臨在我們的「現在」，[2] 而時間是屬於上帝的，這使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而這種多變的未來，便成為我們的盼望。

盼望從何談起？

我們再回看電影情節，周天仁能預知一秒，能夠清晰地知道對手下一秒的動作。但就上帝的時間而言，被預知的一秒雖然有可預見的畫面，但真實的下一秒卻是多變的，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也就是下一秒所到達的真實並不必然就如預見到的情節如此發生。雖然預知未來的能力的確是天馬行空，現實生活是不可能存在這種所謂的超能力，但我們可以從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帶給我們對盼望有更多的理解。

人很喜歡抓緊一些東西，例如感情、事業、金錢以及時間等等，但往往都未必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人們或多或少都想像過自己可以擁有跟「時間」相關的能力，諸如預知未來、時光倒流、時間暫停等等。事實上，不少情歌都是和「時間」有關的，過去有小肥的《時光機》，近來的便是林家謙的《時光倒流一句話》和《邊一個發明了ENCORE》，這些都是想抓緊「時間」的嘗試。人們看似明白時間、看似擁有時間、看似可以掌握時間，但其實不然。因為就算對時間的規劃多麼細緻，多麼準確，但都不見得每一次的規劃都會成功或全然地按照我們的意思而行。例如巴士的應用程式，我們清楚看見下一班車的時間，但就結果而言，該巴士有時候會不知所終一樣。

筆者之所以認為預知未來，或規劃未來並將其實現，並不是完全的好事，是因為如果未來的結果完完全全取決於我們現在所作的因，其實人生並沒有盼望。[3]例如我有一個夢想，經過不斷的努力，將其實現，這當然是一件勵志的事。但如果將情景套入一個悲劇當中，例如親人遭到嚴重交通意外，就結果而言會是死亡，那麼我們會期望結果不一樣嗎，所謂的「盼望」又從何談起呢？回歸到預知未來的能力，如果預知到的是悲劇，例如男／女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你會期望下一秒的實現嗎？只有因果關係的未來，還能夠談論「盼望」嗎？

筆者並不是反對規劃，我們當然需要規劃，規劃能夠使我們變得有系統。但規劃並不是全部，當中的結果，亦即是我們的明天，其實是需要交給那位「來臨中」的上帝。有我們所預期的結果當然是好事，但亦都不需要因為結果不一樣而感到失望，因為這正正是盼望的開始。一位讀工程系的學生，未來不一定可以成為工程師，最後可能成為一位傳道人或使其生命更加豐盛的職業。以筆者為例，筆者中學的成績並不理想，老師經常用的一句金句指出：「細時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因」是「唔讀書」，「果」是會「做運輸」，但到目前為止，筆者連駕駛執照也沒有，似乎想做運輸也做不了。

當身處在一個看不到美好結果的時代和社會，不需要失去盼望，因為盼望來自掌管時間和歷史的上帝；當種下了不理想的因，都不要停止盼望，因為盼望來自超越因果的上帝。故此，不需要期望有超能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就算有超能力，也不能像電影中的主角周天仁靠著能力來滿足到自己，因為上帝的時間在預知未來之上——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便是我們的盼望來源。

電影，可以按很多不同方法分類，而根據荷里活知名編劇Blake Snyder在解構電影劇本的書籍《先讓英雄救貓咪》系列中，以故事類型作為分類方式，他將電影分為十大類：屋裡有怪物、英雄的旅程、阿拉丁神燈、小人物遇上大麻煩、成長儀式、夥伴情、犯罪動機、傻人有傻福、精神病院及超級英雄。而電影小組邀請了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我們逐一講解。而於6月講座中打響頭炮的，是近期的科幻動作爽片[1]《超時空亞當計劃》（The Adam Project），再加上曾獲多個獎項的文藝片《浪跡天地》（Nomadland），它們都屬於「英雄的旅程」這一類別。

礽福認為「英雄的旅程」也可稱為「尋羊的冒險」，以下為其特色要素及解說：

而電影故事也有其「基本法」，按Snyder的分類，可分為三幕十五段。以下架構表，以《超時空亞當計劃》試作分析：

電影《超時空亞當計劃》表面是以時空穿梭為題材的特技電影，但實際上其主題卻是主角跟父母和自己復和。中年亞當與少年時的自己傾談，面對及細心去了解自己、最後欣賞自己；他更鼓勵年少時的母親，對自己多說出心事、亦了解到自己對父親的憤怒，其實是對他的思念，打破了大家之間的隔閡。

由於文章篇幅有限，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更清楚地了解兩套電影的分析。8月會再繼續與大家分享另一個電影故事類型！約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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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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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還有一個星期就到30歲生辰，眼見身邊好友在事業上都有點成就，而他卻仍在音樂劇創作及事業的路途上掙扎，所以，他以30歲生日作為自己夢想的一個期限。他盼望作品能獲人賞識，就在生日前夕，他的音樂劇作品Superbia獲得了一次展示作品的機會，但他還有一首歌曲未完成，他因缺乏靈感而遲遲未能動筆。而在巨大壓力之下，更使他的友情與愛情，產生了裂痕和矛盾。

這套音樂劇是音樂劇作家Jonathan Larson的半自傳，改篇自同名的百老匯音樂劇。它被美國電影學會評為2021年最佳電影之一，亦獲得多項提名，包括第79屆金球獎音樂劇或喜劇類最佳電影的提名。另外，演男主角的Andrew Garfield亦憑此片榮獲金球獎音樂劇及喜劇類最佳男主角。

美國百老匯音樂劇與香港的音樂劇創作模式不同，製作過程相當漫長，就如故事中的Superbia音樂劇一樣，就算編劇、音樂的曲詞編都由一人包辦，當中都要經過無數次的修改，也未必一定能於「外百老匯（Off-Broadway）」上演，這個劇場恍如香港的小劇場。由於競爭十分激烈，劇作家、作曲家需要先請樂手和演員於一小型場地展示作品，並邀請投資者及行內評論家出席欣賞，如作品能獲得好評及投資者的青睞，才能有資金正式製作。在百老匯，藝術家隨處可見，若要成功被人賞識，就必需要行動，不斷嘗試、失敗再嘗試，作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有機會被人發掘出來。

Jonathan為自己的夢想設下期限，令自己每一步都向夢想邁進，他在其中感覺到自己生命的短暫。Jonathan作品數量不算多，但意念創新。他最後一部音樂劇《吉屋出租》（Rent）於90年代率先探討多元文化、愛滋病、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濫藥等議題。但他在《吉》劇首次預演前一天，因遺傳病馬凡氏症候群而病逝，終年35歲。及後，《吉》劇被追頒東尼獎的最佳音樂劇、最佳音樂劇編劇及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並於同年贏得普立茲戲劇獎。

在生命旅途上，人們總不免會和身邊的人比較。當看到身邊好友都出人頭地、置業升職，而自己卻仍在原地踏步，甚至還面對經濟拮据、要和所愛的人分開……有多少人能如Jonathan般堅持下去呢？每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為信仰、為家庭或為自己的夢想也好，能為自己真正想追求的努力過，哪怕最後成績未必達標，但都總算不枉此生吧！

由於疫情，我們暫沒有機會到戲院看電影，相信喜歡電影的朋友們都會忍不住透過OTT服務系統（即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向觀眾提供的串流媒體服務），如Netflix、Disney+或Apple TV+ 等串流平台觀看電影。電影小組剛回歸，我們大多會挑選可於Netflix觀看得到的電影，與大家透過Zoom來討論電影。 但當然，我們更期盼疫情快點退去，能與大家面對面分享及討論電影。

背景資料
是次與大家討論的電影《千萬別抬頭》， 不只於Netflix播放，Netflix更獲得了該片的發行權。而由於新冠肺炎的出現，令影片於美國的拍攝被推遲，亦令影片在電影院上映的情況受到局限，票房並不理想。但電影在戲院上映短短不足一個月，隨即被放上Netflix播放，因著網絡的便利，電影於去年聖誕檔期於平台播放，首兩週已有超過一億小時的收視率，也創下了Netflix 有史以來所有電影的每週最高收視率的新紀錄，放映後的 28 天，它成為了Netflix 上觀看次數第二多的電影。

我們先說說電影的編劇、導演及製片人Adam McKay。他是美國出色的電影製作人，於2015及2018年編劇及執導的《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及《為副不仁》（Vice）兩電影，分別都獲得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及八項提名，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的提名，而《沽注一擲》更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而《千萬別抬頭》亦於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四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它還獲得了四項金球獎提名，包括音樂／喜劇類的最佳影片的提名，以及六項影評人選擇大獎（Critics' Choice Movie Awards）的提名，當中亦包括了最佳影片。

McKay 是一位非常幽默和說故事的能手，能善用戲劇節奏、配樂來豐富電影的一位導演。他近年對氣候問題日益嚴重感到恐懼，並觀察到媒體對此沒有相應的重視，在某些情況下更是否認它的發生。 McKay認為情況非常可怕，但同時又荒謬及可笑。在 M他的電影《為副不仁》上映後，有美國傳媒人David J. Sirota找他創作一部末日電影探討氣候變化。而兩人在交流的過程中，都發現沒有媒體去報道氣候危機的事情，而Sirota隨口說：「情況就像一顆彗星正朝著地球飛來，但卻沒人在乎它將會殲滅我們所有人。」而McKay 就將「彗星撞地球」這比喻成為《千萬別抬頭》的故事核心，將電影以喜劇的調子，混合災難和恐怖片的元素來呈現。

以彗星來比喻氣候危機
電影的內容，大家於網上就可以輕易看到，本文就不必多說。但在看電影的同時，我們自己又有沒有覺得也被罵了一頓？在笑電影荒謬之同時，又有沒有覺得我們全都十分荒謬地做著相同的事情？同樣對環境污染所引起的氣候危機作出不聞不問，持「聽到都當聽唔到」、「都未殺到埋身」的取態？

筆者理解，的確我們對很多比較「埋身」的事，會採取比較緊張的態度，但面對會令全人類都一同走向絕境的氣候危機，如果仍採取「唔關我事」的態度，企業仍然只顧著賺錢，完全沒有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而地球公民又只貪圖便利而絲毫沒有實踐環保的責任，那實在和電影中那群以為不抬頭向上看就不會見到彗星正向我們撞來的人們一樣。雖然我們不像電影人物一樣，能計算到地球甚麼時候會被摧毀，人類會被滅絕，但我們實在也不能排除現時的極端天氣、疫症大爆發，也是地球生態正向我們「回應」、甚至「報復」的方式。

另外幾個令人深思的地方
故事兩主角Kate Dibiasky （Jennifer Lawrence飾）及Dr. Randall Mindy  （Leonardo DiCaprio飾）在面對這災難有著共同的方向，但面對媒體、網絡，一人以強硬的方式去表達，一人就學會了看人眉頭眼額；兩人要走的路，有著不同的發展。兩人在面對總統、官僚後，年青的準博士生Dibiasky ，在電視媒體面前率直地大罵主持人不當彗星撞地球是一回事，而Dr. Mindy 就比較能按捺得住地應對傳媒。Kate之後就被網民塑造成火爆分子，而忘卻她對著鏡頭吶喊的重要事情。而Dr. Mindy 能迎合著媒體所需要的輕鬆、娛樂性，但奈何會認真對待的人，又有多少？

對於個人利益方面，女總統Janie Orlean （Meryl Streep飾）及科技公司BASH 的執行長Peter Isherwell （Mark Rylance飾）兩人的自私實在也代表著不少真實的境况。作為總統、公僕，應是以大眾利益作為依歸，但卻以總統選舉的勝利作為最大利益；另一邊廂的Isherwell，叫停了最初炸毀彗星的行動，為的就是要取得彗星內價值以數萬億計的稀土元素。如將之連繫到現時的大企業，真的不知有多少公司明知末日將至，仍大肆破壞環境，為的就是價值不菲的能源、礦物，繼續為自己的利益而破壞大家的將來，繼續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Dr. Mindy 在宣告彗星威脅的過程中，曾一度迷失。他陷入於成為公眾關注人物的虛榮當中，甚至與清談節目The Daily Rip 的主持發生婚外情。但到最後，他在迷失中回頭，因為他終於醒覺到繼續讓大家「娛樂人生」下去，大家都不會正視彗星即將撞毁地球的事實。而在死前的一刻，他回到太太身邊，與家人及有共同理念的朋友、家人，一起吃著飯去面對世界的終結。

這不禁令筆者去細思……如到了死前的一刻，自己會想和誰一起面對？

雖然電影的調子是喜劇，但裡面的內容是極為真實及沉重的，它以荒謬的方式去令我們面對人類即將來臨的終局，而大家卻仍然未醒……仍然在追尋一些不打緊的事，不抬頭面對「氣候彗星」的來臨。嗯，這電影真有意思！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