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寶寶農場：一個在新界「被發展」的敘事

國家領袖不需要為胡說八道負責

在美國大選結果出爐之後的第二日，筆者所任教的大學馬上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副校長表示：可能會有些人為這結果而感到不安，她希望通過對話來紓緩師生的情緒。這研討會分成三部份，首先，副校長指出：生在民主社會是一個祝福，至少你可以投票去選出領袖，跟著她解釋民主機制如何運作。在第二部份，圖書館館長強調民主的參與需要基於正確的資訊，她列舉出不同的資源，去指導學生怎樣分辨資訊的真偽。

最後一部份是問答環節，坐在筆者旁邊的女生提出問題，語氣好像有點憤憤不平，她說：「我們被要求去查證事實，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然而，國家領袖卻可以信口開河，而且完全沒有後果。為甚麼尊重事實的要求對不同人會出現那麼不對稱的現象呢？」

副校長回答說：「政治領袖會有不對的地方，但他並不代表整個美國，甚至不能全然代表自己的政黨。我們需要弄清楚，在選舉中你主要不是投票給一個人，而是投票給他的政策。」我同意副校長最後兩句話，民主社會中不應該出現個人崇拜，也不應該因人而廢言。 無論我是否喜歡特朗普的為人，我仍然支持他對非法移民的政策，亦認同他對軍隊去政治正確化的意見。但另一方面，我不會因為同意特朗普某些政策，而對他值得商榷的言行視而不見。但無論如何，那位女生的疑問似乎仍未解決。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總統當然不會代表全部美國人的價值觀，但至少國家領袖應該是一個模範，在基本倫理上，他甚至應該達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標準。 若果學生在寫論文時沒有小心求證，頂多只會拿到不合格的成績；然而，當領袖基於錯誤資訊而決定國家大事、世界大事的時候，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幾年前的新冠肺炎瘟疫就是一個好例子，讓完全不懂科學的人胡說八道、倒行逆施，結果是造成幾十萬人不必要的死亡。

宋代詩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寫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原本這是指州官田登因為要名字避諱而鬧出笑話，但後來這比喻為人民受到種種限制，但權貴卻是例外。現在美國的情況是：只許總統胡扯，不許百姓吹牛。

特朗普將會在所有官司中全身而退

民主社會向來吹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但特朗普的情況卻清楚地顯示出美國有兩種法律制度，一種是為平民而設，另一種是為權貴而設。

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之後便官司纏身，其中一項指控是他在2016年競選期間不當地對成人電影女星支付封口費，並且偽造商業記錄，今年5月陪審團裁定34項控罪全部成立，法院本來預定在今年11 月 26 日判罪，但由於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成為了候任總統，故此檢察官提議將案件凍結四年，以便特朗普在卸任之前不會被判刑。法官默查（Juan Merchan）將在未來幾週內決定是凍結該案還是徹底駁回該案。但即使法院作出判決，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將提出上訴，這可能會使案件的審理程序推遲數年。

特朗普亦被指控煽動2021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事件，試圖推翻 2020 年選舉結果。此外，他又被指控對喬治亞洲的選舉進行干預。不過，最高法院裁定他在擔任總統期間享有豁免權，司法部有不可以起訴現任總統的政策，特別檢察官已暫停訴訟程序，預計這些案件將會無疾而終。另外，特朗普被指控卸任後保留機密文件，而且被屢次要求歸還文件卻置若罔聞，不過，法官坎農（Aileen Cannon）已經駁回了此案。

除了刑事案件外，特朗普還面臨大量民事訴訟，例如女作家卡羅爾（Elizabeth Caroll） 控告特朗普對她性侵，特朗普矢口否認，並且對卡羅爾作出人身攻擊，今年1月，陪審團裁定特朗普誹謗罪名成立，需要對卡羅爾賠償約8,300萬元，特朗普為此提出上訴。還有，紐約法院裁定特朗普誇大自己資產總值的罪名成立，並判以4.54億美元的罰款，該案件仍然在上訴過程中。

特朗普的勝選使這些案件變得複雜，因為他可能利用總統權力影響聯邦案件的判決，令案件延遲或者取消，他甚至可以特赦自己。按照目前的氛圍和趨勢，大有可能特朗普可以全身而退。

「侵粉」（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兩種為他辯護的方法：第一，以上一切都是政治迫害、獵巫行動（witch hunting）；第二，雖然特朗普有污點，但他仍然是一個好總統，上帝會起用不完美的人， 他應該可以免受牢獄之苦，全心為人民服務。然而，無論是採取以上任何一種進路，美國都會很難看。如果特朗普真的完全無辜，所有指控都是生安白造，但這些指控竟然可以進入法律程序，而最後其中一些判決對特朗普非常不利，那麼美國的司法制度真的非常黑暗腐敗，美利堅共和國[1] 無非是「香蕉共和國」。[2]

如果承認特朗普或多或少要對自己那些行為負上責任，但現在他被人民和上帝揀選，故此享有特權，那麼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紙空談。試想像，若果這情況發生一個專政國家，一個權貴或者權貴的子女可以犯案纍纍而完全沒有後果， 我相信許多人一定會口誅筆伐。試想像，如果一個美國的平民面對多宗類似的官司，他有可能不單只免於刑責，甚至乎成為受到崇拜的英雄偶像嗎？我不禁想起黃子華在《毒舌大狀》裡面的兩句話。

《史記．商君列傳》有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句說話的上文下理是：商鞅在秦孝公時期要建設法治精神，那時候太子犯了法，商鞅堅持王子要和平民一樣，為自己的錯誤受到相應的處罰，但結果是太子的老師受到處分，王子安然無恙。

為甚麼相隔了逾千年的時空，權貴依然可以享受另一套標準呢？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基層兒童的點點需要

香港一直給人富庶、繁華的印象，但近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在日益惡化。而對於香港的下一代，貧窮兒童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所定的貧窮線及政府公佈有關2018年反映香港貧窮情況的數字，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的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數字仍超過17萬人，貧窮率為16.8%，而在政策介入前，貧窮兒童數字更高達23.5萬人，貧窮率達23.3%，[1] 即大約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貧窮兒童。[2] 但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以及今天還在肆虐的疫症，相信有關數據遠遠未能反映基層兒童的真實現況，令人不禁想到：原本就節衣縮食、蝸居籠屋劏房的孩子們現在會變成怎樣？對此筆者早前分別訪問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馬秀娟女士及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就香港的基層兒童的需要和機構的應變措施，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

基層兒童的固有問題

資訊不足：服侍新移民的梁友東牧師提到，受教育水平所限，對於如何應對疫情、如何與長期在家的孩子相處、如何幫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等問題，可能都成為許多基層家長的難題。

局限的視野：許多基層家庭成員有成癮問題，如爸爸喜歡賭錢，而孩子也有思想僵化的情況。馬女士舉例說明，有些基層孩子的眼界被擴闊後，會發出「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賭錢的爸爸！」的感嘆。也有些青年人離校後打算回家「隱居」，為何如此？原來他們覺得好像自己的爸媽一樣，一世領取綜援是很正常的事。

媽媽的難處：馬秀娟女士指，由於基層婦女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們要面對兩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但生活會捉襟見肘，那麼放下孩子出去打工？這會使孩子缺乏照顧，而且收入也不算高。

補習的需要：馬女士指，由於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有些孩子會四處尋找提供免費補習的地方。但由於沒有固定的補習老師，學生所獲的知識缺乏整體性與連貫性。

敏感的自尊：馬女士指，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基層人士對他人的施予一般都十分敏感，如果感受到被「施捨」時，他們通常都會拒絕接受幫助。

疫情下的問題

面對當前的疫症，馬女士和梁牧師都提到基層家庭面對以下的問題。

親子關係張力：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孩子又因疫症而未能上學，遇上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留在家中的家長，再加上財困問題，這些因素都會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大大增加衝突的機會。

疫症下的艱難：由於口罩、消毒用品和許多生活必需品被炒高售價，基層家庭因負擔不起而無口罩可戴，生活亦同時陷入困境。

教關的服侍

作為一個民間聯盟和非前線組織，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致力為社區夥伴建立網絡平台，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全港18區的結構性貧窮問題。教關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幫助夥伴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等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到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教關主要推動的事工有以下三大板塊：

「兒童發展基金」（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成長嚮導計劃：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主要透過協助招募擔任兒童成長嚮導的友師（mentor），推動夥伴單位參與CDF，而友師會與受助兒童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教關和夥伴教會、機構亦有提供CDF延續計劃，為完成「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由友師引導學員進入大專或職場，直至受助者中學畢業。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o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rogram, YUM）：教關聯同眾夥伴企業向18至25歲的基層青年提供基督徒師友同行、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的支援，幫助基層青年增強自信、就業技能。馬女士表示，好多夥伴企業願意付出加倍的耐心，盡力為需要關懷和支持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與工作機會，期望他們能夠向上流動，擺脫貧窮。

愛心行動：教關透過愛心行動連結夥伴機構和個人團體，提供免費食物、物資、服務等資源，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夥伴教會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新福的服侍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以新來港人士、基層家庭等為服侍對象，其主要工作：匯聚教會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紓困食物、物資；提供就業培訓；社企就業；生命教育；工作坊等。新福重視身、心、社、靈上的整全服侍，努力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融入和回饋社會。此外，讓新移民認識基督，活出豐盛生命也是新福的重要工作。

疫情下的工作

作為倡導型平台，教關正竭力聯絡夥伴教會，並呼籲捐獻、協調分派口罩及其他衛生用品予有需要人士，讓教會在疫情中繼續關心他們，並建立關係作長遠服侍。

而新福除了分派口罩、應急物品外，還提供以下服務：

1. 於網上提供相關的資訊，[3] 包括：抗疫資訊、學生／家長停學期學習資源、政府資訊等。
2. 派送食品或物資予有需要者。
3. 與突破機構、夥伴教會合作，為情緒受困者提供一對一電話關懷服務。

呼籲

如果去年的社會動盪使基層兒童的生活雪上加霜，那麼，今天的疫症恐怕會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難以負荷！因此，我們呼籲香港的教會與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具體行動，將愛分享給我們患難中的鄰舍。歡迎瀏覽教關、新福與其他前線服務機構的網頁，[4] 了解可以怎樣用行動支援有需要的人。

訪後感

筆者很榮幸可以訪問兩位機構負責人，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得到的不單是資料與數據，更體會到兩位負責人的愛與熱誠。就如梁友東牧師接受訪問的當日，由於他事務繁忙，採訪只能在中午進行，當時還未吃飯的他堅持要先完成訪問。而對馬秀娟女士在回答提問的同時，她充滿熱忱地講述了自己服侍的種種經歷：從上帝如何奇妙的帶領教關的服侍，讓他們經歷從無到有，到師友計劃如何改變了基層兒童的感人故事。期間，她還不時流露出對教關的夥伴機構的感謝與尊重，甚至在結束訪問前，她還關心筆者的需要，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採訪者禱告。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筆者感受到他們的服侍既有主的愛，亦有主的同在，深願主更多使用他們，讓更多人得著主的大愛！

特別呼籲

教關自2016年開始推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藉全職工作和師友同行計劃建立基層青年的生命，務求令他們能靠自己向上流動。計劃不單使受助青年獲益，許多參與的友師更感慨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你也想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基層青年的祝福，可以加入成為計劃友師，並參與3月26日舉辦的YUM友師簡介日，友師登記請瀏覽：http://bit.ly/2lVB7dr。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60？65？120？

踏入2019年，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1] 在一片反對聲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2]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何謂長者這個定義，遲早都要改的了，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60歲的人只是中年。」引起社會各界非議。[3] 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支援補助金」，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4]

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涼薄」，或是「堅離地」不知民間疾苦？相信自有公論。但我們要理解，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層層相連的結果。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數字上的簡單修改」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甚至施政失誤，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

何謂長者？

首先，何謂「長者」？是60歲還是65歲？從今次事件上，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首先，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者」定義，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長者／退休／安老等政策」。

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時，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諷刺地，在香港的答案是：都可以——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何謂長者」作出定義。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

表一：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

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與歷史有關，如香港綜援的前身，公共援助計劃（Public Assistance，俗稱救濟金）於70年代設立，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不過很多時，「長者」年齡是與「退休」年齡掛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事實上，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5] 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首先，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可在65歲退休，但很多基層工人，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手腳慢」，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60歲之後申請續約，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6] 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

而一個人在退休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7] 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幾年前社會討論的「全民退保」諮詢，[8] 由學者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又被政府「打回頭」，[9] 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

當「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變成了
「贏在起跑線」與「成功靠父幹」

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的概念，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家庭友善政策」，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往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以往家庭不乏「三代同堂」的狀況，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10] 另外，香港最熱門的「土地問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一般年輕人，除非「贏在起跑線、成功靠父幹」，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甚或購買整個單位），否則根本難以上車，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年長的父母了。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由此可見，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惡性循環由此而生。

由一個政策，到整體的倫理考量

香港人可否不要老？說起來十分諷刺！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11] 政府從來也不缺錢，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卻樣樣欠奉。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但明顯地，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倫理考量，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

說到底，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何去何從？希望不用望天打卦！

近來看到本港有一間共享單車公司只經營了一年多便宣佈結業，現今的香港市場有約五間共享單車公司，我們開始見到有公司損手退場。在街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堆堆顏色奪目的單車，有橙有綠有藍……亦曾見到它們被扭曲損毀的、不堪的「陳屍街頭」，亦見過不少是因為用家隨意停泊，致令單車遭貼上告票，放了幾天亦無人理會。據報道，結業的公司是因為未能獲得盈利，同時需要負擔龐大的單車維修開支。

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發展了一段時日，不少創新的科技公司以網絡去連繫世界，人們可以把物品的擁有權共享（Sharing）外，更可以把過多的資源或想分享的物資放上網上分享（Gifting）及租借（Renting／Lending），即可使資源、物件充份被使用，不用閒置、浪費，而物主更可以收取租金、以物易物（Batering）或以互換（Swapping）的方式增加自己可用的資源。

打著Sharing Economy旗號的成功例子有Airbnb、優步（Uber）等，就是「吉屋」屋主、閒置車的車主連結網絡公司，當有人需要短期租用或找車代步，有關物資就會被搜尋得到。而在物品方面，網上有不少分享谷或二手谷（Sharing group），人們可以post（張貼）照片上去，別人有需要就可以借用或以低價購買。

不少人很認同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消費，因為能使自己擁有的物資與人分享，不用閒置物品，或以低價買入二手物品，希望能減少重複、過量製造物品，減少浪費地球資源。

共享單車

以企業的角度來看，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可以有很多種，有直接捐款給慈善機構，支持他們的工作，亦有是自己成立CSR部門（社會企業責任部門）去推動教育、公益、環保，使自己的產品、服務能夠對社會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並且能令品牌形象更為正面。

而更有一類企業，本身就帶有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思維而創立的，為改善社會的問題或推動一些理念而成立的，而共享單車的公司，亦可說是這類以提供平價單車租借服務，讓市民使用單車，更有減低噪音、空氣污染、交通擁擠情況的好處，而且還具有休閒、健身的功能。服務使用者如認同這些理念，認為有其價值的話，就會使用其租借系統及服務。

筆者欣賞其好意，但這系統所租用的單車，不是人們家中閒置的單車，而是開設智能單車共享服務的公司所自製的單車。為方便人們以GPS（全球定位系統）找尋附近單車，以QR code解鎖及使用，它們都具有上鎖、解鎖、二維碼（QR code）等設置。但「空降」這成千上萬部單車前，這些公司在事前有沒有計劃好每區的用量是多少？有沒有預先安排擺放、停泊的地方？或者，根本這些公司就在銷售這種不需要負責任，隨意停泊的理念？他們可會估計到市民是否懂得善待這些「別人的資產」？現時，它們佔用了許多公共空間，一些使用者就隨意把車扔在街上鎖上就算了。這實在也對實體租單車給市民的小店不公平，筆者也難以理解為何政府對智能單車共享服務公司所佔用的公共空間及造成的混亂視而不見。

虛擬平台交易引起現實的問題

雖不是全部，但有不少分享資源都以網絡連結。旅遊借房、外出坐車、買賣物品，市民可以於網上所屬該企業的租借系統直接連繫物主，其交易的金額、過程是否獲得保障卻不得而知。如人們旅遊以系統租借了民宿，其安全、清潔等問題亦是缺乏監管，需要借用者自己去冒風險。用家當然可以參考系統評分，但產品、服務提供者會否請打手於系統造假評分讚好，亦難預料。

外出租用車輛、買賣物品，亦有可能遇到問題。假若不幸遇到意外、損失，會有甚麼法律保障？保障多少？一切要看不同的公司如何處理有關情況。如交易是私下進行就更難獲得保障。另外，因為服務提供者容易透過系統接生意，這亦會大大影響了當地的酒店、旅館、計程車、小店等的生意，這些企業、公司可是付出了資金打開門營業，但因為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降低了，其生意亦備受打擊。

而對於一些打著「共享資源」旗號成立的公司，但其實只是利用點對點的平台，免費佔用公共空間，為公司省去租金或管理費用卻想不負責任。我們應細思這是否只是一個華麗騙局。

美好原意與人們品格

上文說過美好的原意是「共享」，在享有權利與人共享資源、物件之前，人們是需要懂得珍惜。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物品，了解到地球資源有限，要保護環境，所有東西都是得來不易或耗用了地球資源才能生產出來的。但無奈看見人們本著已付出租金，或因為物件不屬於自己，就隨意破壞、不負責任等缺德心態來對待這些共享資源，筆者惟有說句：「你未夠資格與人共享物品。」

當共享者的品格未能準備好，地球的資源便惟有繼續過多地被耗用下去。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