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與承擔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1865年，明治天皇也還未登位，維新也還未開始。在日本九州長崎新建了大浦天主堂，教堂既美觀又新奇，被當地人稱為「法國寺」（因教堂是根據日法修好通商條約而建設，供法國人使用的禮拜堂），這座教堂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前來參觀。

3月17日，當駐堂的法國神父柏若望（Fr. Bernard Petitjean）如常在教堂內祈禱時，十多名農民打扮的人，神色凝重且緊張地踏入「法國寺」，顯然與前來看熱鬧的人不同。其中一位婦人，看著看著，終於忍受不住，卻又怕太過激動被別人發現，結果只能以手撫胸，低聲對神父說：「外國人！我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樣的。」柏若望神父聽後有點吃驚：「真的嗎？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是從浦上地方來的。住在浦上的人，每一位都和我們有著同樣的心。」農婦說完，又緊接著詢問：「聖母馬利亞的聖像在哪裡？」

柏若望神父就此發現了在日本潛伏了足足七代，隱姓埋名了二百多年的天主教徒。[1]

曾經興旺的日本天主教
對於很多香港人而言，日本是熱門旅行的地點，甚至笑稱她為「鄉下」，可是除了「食、玩、瞓」外，日本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而自上古就留傳的神道、6世紀傳入日本的佛教，以及對自然崇拜的混合宗教信仰，就成為了大多數日本人的信仰。

1541年，耶穌會會士沙勿略（Xavier）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印度、馬六甲等地，他在馬六甲認識了日本人彌次郎，遂邀請他協助日本宣教的工作。最終沙勿略於1549年8月15日登陸日本的鹿兒島，在九州等地傳教，開啟了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2]

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日本，除了傳教也成立了學校與醫院，努力令信仰本土化，教士主動學習日語，並將教義與日本傳統的風土民情結合，日本天主教會因此快速發展。根據1614年的統計，當時日本約有150名神職人員、以及超過65萬名平信徒；而天主教信仰也深入日本的統治階層，如兩家公卿與55位大名（即大領主，著名的有高山右近、大友宗麟等）皆領洗成為天主教徒。當時日文稱天主教徒為「吉利支丹」或「切支丹」（Kirishitan，來自葡萄牙語 cristão，即是基督徒的意思）。

天主教教難
天主教在日本本來有著不錯的發展，1585年，九州的切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等派出了遣歐少年使節，謁見羅馬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但正因為日本天主教勢力不斷擴大，而基督教教義又與日本原有的神道、佛教等宗教有著不少的衝突，致使當時的幕府大將軍豐臣秀吉擔心切支丹會坐大叛亂，結果於1587年，他頒佈了「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是葡萄牙語padre的翻譯，意為神父或傳教士；追放則是放逐的意思），宣佈天主教為邪教，下令限制傳教，驅逐傳教士，同時也對切支丹大名進行制裁，希望他們放棄信仰。

隨著禁令的愈發執行，悲劇最終出現。1597年2月5日，豐臣秀吉再次頒佈了禁教令，更下令在長崎處決26名天主教徒，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墨西哥修士、一位葡萄牙修士、20位日本信徒殉道。他們後來被梵蒂岡教廷封聖為「日本二十六聖人」。1612年，德川幕府在直轄領地頒佈禁教令，並於1613年推廣至全國，再次將傳教士驅逐出國（前述的大名高山右近，原來是豐臣的重臣，也被放逐，最後輾轉到了菲律賓，並在當地死去）。德川幕府於1622年9月在長崎西坂處決55名基督徒，是為「元和大殉教」。到了1633年德川幕府更頒佈鎖國令，之後，對天主教徒的嚴酷鎮壓持續。由豐臣秀吉頒佈禁教令，天主教徒在日本遭鎮壓長達250年之久。

高壓之下，天主教信徒既要改變信仰，同時又因鎖國政策，與外國貿易斷絕，日本政府非但未能開源，又不節流，還大興土木（如島原藩主松倉重政就於1621年開始建築島原城），並向民眾課以重稅。島原和天草地區的情況尤其嚴峻，除了當地大名鎮壓天主教徒，同時自1634年起該處更連續發生天災，加重了平民的負擔。最終於1637年，因島原地區農民交不起農租而引發了「島原之亂」：由年僅十餘歲的信徒天草四郎率領村民反抗德川幕府，是為江戶時代發生的大規模起義。島原之亂持續了超過半年，幕府投入了超過12萬兵力鎮壓起義軍，最終10,000人戰死，而起義軍則有37,000人被斬首，生還者只佔極少數，其中有負責充當內應的山田右衛門作。

隱藏天主教徒
反抗不成出路，活著就是無奈。留下來的日本天主教徒，就此成為了「隠れ切支丹」（隱藏的天主教徒）。當時的天主教徒，有的被放逐到九州的偏遠地區生活，並要繼續受壓於政府，要年年「表明」棄教，1629年，幕府頒佈了「踏繪」命令，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每年都要當著眾人見證下，用腳踐踏聖像（通常是耶穌像、馬利亞像或十字架等），以示背棄天主教信仰。如信徒拒絕，則會被逮捕處罰。[3] 隱藏天主教徒被迫公開踏繪，只能拖著刺痛的心與腳回家，以苦鞭責打自己以示懺悔，並哭著喝下自己的洗腳水，而當時已沒有神職人員，他們所有正規的宗教活動，如領聖餐、禮拜，告解等，通通都被停止了。

黎明來到前，是長達逾250年的黑暗。隱藏天主教徒只能秘密地實踐信仰：他們會將聖人和聖母馬利亞像轉化為觀世音菩薩像，也就是「聖母觀音」（Maria Kannon）；或是暗地將聖像藏起來崇拜；或是在表面上是神社的地方參拜，其中卻偷偷刻上了天使像；甚或以貝殼中有聖母抱著耶穌的紋路，以此作為崇拜對象。[4] 1643年，一位日籍神父被處死，天主教在當時的日本表面上是隱沒了，但一代又一代的「隠れ切支丹」，以家族、村莊為單位，秘密傳承不為人知的信仰，據說在他們中間流傳著一個充滿希望的「預言」：一、過了七個世代，會有神父乘船從羅馬被Papa（教宗）派遣而來；二、那位神父是獨身；三、他會帶來馬利亞的聖像。

信徒發現，浦上悲劇
文中開首的內容，是關於1865年的「信徒發現」，當時法國神父踏足長崎，與一些隱藏的天主教徒相遇。在鎖國時期下，依然有堅守信仰的地下信徒，這固然是神蹟，但這次「發現」卻又引發了另一次災害。隱藏的浦上信徒因為在大浦天主堂遇上了神父，信心大振，於是便鼓起勇氣於1867年向村長要求以後村民的葬禮不照佛教的形式，而是按天主教形式進行。但其實當時明治維新還未成形，再者新的明治政府依然標榜自己是神道國家，揚言與德川幕府一樣要延續對天主教的鎮壓，斬草除根。結果因「信徒發現」，浦上地區3,000多名信徒再被流放，68名信徒被逮捕並受到了嚴刑拷打，為日本第四次鎮壓天主教徒的事件。情況要到1873年，因外國反對，明治政府才撤銷了對天主教的禁教令。[5]

日本天主教徒的故事，我們要學習的是……
最終，1889年日本通過了新憲法，當中引入了宗教自由的條文。2022年，日本雖然在數字上有約190萬名基督徒，但其實這只佔總人口不到1.5%。在日本，改變信仰，原來不只是宗教問題，而是會影響到許多的生活習慣，生老病死涉及的範疇，通通都會構成衝突……我們決志時，喜歡說是我們「個人」相信耶穌基督，但對日本信徒來說，決志等於離開家族一樣，是不簡單的一回事。另一方面，在重重困難，甚或絕望中，如何活出真的信仰？要隱藏真心，無奈「踏繪」，但這仍算不算是忠心信徒？若站起來反抗好像未成氣候，好像當年的浦上信徒，在敵人面前「擺設筵席」，公開信徒的身份，招來的卻是嚴刑拷打，甚至可能是殺身之禍。相對香港現時雖然好像紅線處處，不過，信徒仍能繼續信仰生活，但如果有一天當信仰不能再活出來，又應該怎樣過活？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明光社於2023年11月舉辦了「認識青年人的精神健康」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來為大家剖析青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

陳玉麟醫生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因此如能加倍留意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情緒病有異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不過有些患者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陳醫生指出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並減低自殺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抑鬱症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陳醫生指，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出現抑鬱症的徵狀，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移民潮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增強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陳醫生指出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很重要，除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也要好好照顧年青人的心理需要，肯定他們的能力，培育他們的自尊心，也要培養其社交技巧能力，以便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持。而今日香港社會撕裂的情況很嚴重，如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團體，總有人在身邊支援他們，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

誠邀大家點按以下連結，收看陳醫生的足本分享。

收看講座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近來筆者有機會在台灣的南部上課，在課堂上，學院邀請了台南南部兩間大教會的創堂牧者分享「何謂教會？」。聽完之後，筆者發現到：

1. 南部的所謂大型教會，其實根本沒有太深厚的神學根基，很好奇他們對《聖經》的詮釋是如何？如何帶領會眾進入《聖經》的真理當中？
2. 他們教會的確很大，有很多會友，但這些大和多並不是建基於真理，而是建基於「藝術、音樂、關係」，很好奇這些元素是否真的能引領人與基督結連及讓人認知自己裡面的罪，並悔改歸回基督？ 
3. 這些大教會的牧者強調教會的會友組成部份，大比例的以高收入、高學歷的成功人士為主，提倡的不多不少是「成功神學、幸福音、大場面、建築物的高大美」，很好奇這是《聖經》教導的、耶穌基督與人同在和道成肉身的福音嗎？ 

凡以上種種的問題及觀察，筆者好奇的是：南部的所謂大教會，究竟是教會？是聯誼會？還是俱樂部？真心覺得是「高、大、空」。試問如何「讓教會成為教會呢？」如果教會給世人的印象是建築、組織、中產階級、名人聚集、那麼「教會」就不是教會。教會是耶穌基督在世俗社會中的見證，教會是一群人以信仰生活活出基督的樣式，從而展現基督信仰的真諦，這才是基督教會在世的意義。祈克果的名言：「人愈多，愈不見真理」。大，有時是阻礙，而不是幫助。某程度上，筆者認同「教會增長」是一種致命的疾病，細胞失控擴散，破壞身體的健康和平衡。當代教會追求一種「有規模卻沒有靈魂」的教會，其實是一種試探。在「教會增長」vs.「福音遍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筆者認為：會眾的意義不在於「數量」而是在於「聖徒相通」，例如：教會如果有一定數量的參加人數，然而卻沒有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那與進入戲院看電影的觀眾有甚麼分別呢？教會是神的愛臨和實踐聖徒相通之處，沒有相通，如何能實踐愛？牧者與會眾關係的立體性，才是真實的陪伴歷程，牧者在關係的互動中被漸漸陶造，這種關係是無可取代的。教會的建築物可以被取代，唯獨牧者與信徒的生命互動是無可取代。正如一對在主裡成為一體的夫婦，如果沒有任何生命的互動，沒有在關係的磨合成長、體恤和為彼此犧牲，那這樣的關係隨時可以被外來的一些刺激或引誘所取代，變得不堪一擊。

我們要思想的是神的帳幕在人間，我們可以如何在教會的群體中發現神的同在？這就是一種神的帳幕在人間的實踐，因為神的帳幕，讓人心的曠野成為了恩典的出口和恩典的載體。筆者認為教會就是神恩約的子民，是抗衡世俗的文化的載體，而非「高、大、美」，只追求「藝術、音樂、關係」的會所。

提起精神病，一般人都會有所排斥，對於精神病患者或多或少帶點歧視、避之則吉；加上，早前社會發生過精神病患者斬人事件及一些倫常慘劇，令人們對精神病的誤解愈來愈深。有見及此，明光社在2023年7月20日以「精神病解密」為題舉辦了一場網上講座，希望透過訪問東區醫院精神科鍾沛然醫生及香港心理衞生會首席企業培訓顧問黃廷儼先生向大眾講解精神病，為精神病解密。

可治癒的精神病
《聖經》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只要心存喜樂確實可以醫治很多疾病。鍾醫生在講座中明言精神病其實並不可怕，只要透過藥物及親友的支持，常存喜樂的心，便可以痊癒。他引述資料稱：「全球有三分一人會在有生之年患上精神病、有1億2千萬人患上抑鬱症、有2,400萬人患上思覺失調。單是在香港，估計便有60萬人患上抑鬱症，而每年有700個患上思覺失調的新病人及每10萬人便會有14人自殺，可見精神病在香港十分普遍。」他續稱，精神病可以是先天，也可以是後天形成，人的情緒是受到超過十種遺傳基因影響，某種血清素遺傳（如血清張力素轉運子基因，簡稱5-HTT）會影響人患上精神病的風險。遺傳的因素會影響血清素、多巴胺、皮質醇的分泌，令部份人有較高風險患上精神病，而外在的壓力、身體的疾病如中風影響了腦部、濫用藥物等都是後天因素引發精神病的主要原因。

要以同理心了解病患者
精神病泛指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腦退化症、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症、智力缺陷等。若發現身邊的人，持續兩星期以上經常性的情緒低落，過份悲觀及自責，並對自己失去信心，有自殺及失眠的傾向，他有可能患上抑鬱症。要察覺家人有沒有精神病，可以留意他們生活的改變、情緒改變、怪異及危險行為等，如自言自語、經常去海邊。此外，他們亦有可能顯出長期表現疲累、拒絕社交、封閉自己及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家人應鼓勵及勸導他們看醫生。當然，在中國人的傳統上，對「精神病」這個名稱並不太接納，令人聯想到傻、黐線等負面的字眼，引致病患者諱疾忌醫。面對精神病患者，我們應以中國文化的思維去了解他們，動之以情，從關心入手，避免責備，以致他們會更遠離我們。我們要有同理心，嘗試從病患者的感受及恐懼入手，去了解、明白他們，同時家人亦可以主動尋找專業人士的幫助。

精神病患者很少有暴力傾向
大多數人都關心精神病患者是否都有暴力傾向。鍾醫生稱，妄想症與思覺失調都跟暴力沒有關聯。根據2021年在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精神病學》（JAMA Psychiatry）發佈的研究顯示，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確實會增加暴力的風險，但總括來說，風險只比一般人有輕微增加。根據臨床經驗，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的病人，大部份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標籤這些人，影響他們求醫的動力。若他們有濫藥、酗酒、反社會人格、曾有暴力行為、嚴重幻聽和幻覺病徵，例如堅信被人迫害，這時我們便要十分警覺，家人要立即帶他去治療，嚴重的患者更需要強迫治療，但這些只是佔精神病患者中很少的數目。

嚴重者可去急症室
鍾醫生強調，很多精神病患者，只要及早求醫，定時服藥，病情是會很快康復的。如果有初期的病徵，應該盡快找精神科專科醫生評估，以免延誤治療。其實，社會上都有很多途徑讓患者獲取支援，例如一些社福機構、輔導中心等都有提供協助。此外，病人可以到醫管局屬下的醫院，非緊急的病人可能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在等待的日子，若他們有需要，他們可以到私家精神科醫生、家庭醫生、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者約見輔導員求助，而非常緊急者則可即時到急症室求診。

身為基督徒的鍾醫生總結稱，無論藥物、心理治療，信仰等都可以幫助病情，而外國有數據指祈禱、讀《聖經》有助紓緩精神病的徵狀及困擾。人生會面對不同的事，面對苦難時要有盼望，就如《聖經》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所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和修版）

正面的說話技巧
黃廷儼先生講解到精神健康急救的重要性。他稱，當家人遇到精神問題，但又未能找到專業人士，我們便要進行首要介入的工作。他舉例稱，若家人出現幻覺，不要質疑他們，由於他們的腦中傳遞物質出現問題，而影響了感覺，並產生幻覺、幻聽。在他們來說，它們是真實的，故此，不需要與病患者爭論，他建議學習回應的技巧，例如說：「我聽不到，但我信你聽到。」我們要給他們正面的回應，不要嘲笑，不尊重他們。此外，在介入時也要理解對方的心情，並認同對方的感受，如對方不願意看醫生，可以用其他原因來勸導，如「你常睡不到，總會有些原因，不如先去看醫生檢查一下。」、「你這陣子瘦了，胃口不好，先看醫生處理這些問題。」從他的經驗，精神病患者不比其他人暴力，故此我們要向他們顯示出接納與關懷的態度，若問他們：「食了藥未？看了醫生未？」這些都顯示出不友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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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讓市民查詢精神病及相關治療的支援，電話：2466 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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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