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調查的啟示

爭取承認同性婚姻案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違憲的。岑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其後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方從三方面爭議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的平等權，包括：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憲；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任何替代途徑以獲得法律上承認關係是否違憲；及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憲。

終院於2023年6月28至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上訴方表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本質相同，伴侶間均親密、獨立而互相依賴；如果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恐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令人認為同性婚姻比不上異性婚姻。上訴方又稱，法律應保障同性伴侶享有關乎私生活的核心權利，如領養後代及財產分配等。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基本法》將婚姻權利局限為異性婚姻，又指在「特別法優先」（lex specialis）原則下，即具體條文較一般條文被優先採用，故上訴方不能依賴保障私生活權利的條文。常任法官李義關注，人們期望私生活權利受法律保障，律政司回應指政府責任在於不干預市民私生活權利，及阻止他人干預，而政府就相關議題沒有做任何事情。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份勝訴。五位法官一致駁回岑子杰就同性婚姻的兩項上訴議題，表示《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僅限於異性婚姻。終院亦認同律政司採用的「特別法優先」原則，表示岑子杰一方提出的平等權利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法官卻以3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終院命令由9月5日頒佈裁決起計，暫緩兩年生效。按照裁決，政府須於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1]

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司法覆核案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定二人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2] （最新發展：政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於當日開始，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外，若有關人士能提交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切除乳房、由女性重置為男性，或切除陰莖或睪丸、由男性重置為女性的手術治療，以及符合特定資格準則和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申請人須使入境處長信納她／他患有性別不安，在提交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在未來持續接受該治療。申請人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申請人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並作出有關法定聲明。處長會就其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申請。不過，政府同時強調，此次政策上的修訂只關乎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而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有關人士法律上的性別。而此次的修訂，也不會影響其他政府政策，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3]

提供卵子女同志成普通法下的父母
一對女同性伴侶B和R於2019年在南非結婚，2020年兩人在當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先提取R的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之後植入B體內，其後B在港誕下一名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只有懷胎誕下嬰兒的B可以在嬰兒K的出世紙上被列作「母親」，而提供卵子的R則在法律上不可被視作嬰兒K的「父母」（parent）。二人入稟本港的高等法院，要求法庭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

法官歐陽桂如在2023年8月作出裁決，她援引了一宗英國案例，當中指出「親生父母」（natural parent）與「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認為這種解讀方式適用於香港，即一個人能否成為「法定父母」，應由法例定義，其判詞亦指出，受條例所限，只能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若有關人士要取得法定「母親」的名份，仍須靠立法機關填補法律上的空缺。^[4]

公屋和居屋案
Nick Infinger和同性伴侶在加拿大結婚後，在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惟房委會指二人不符合申請指引中的「夫婦」定義，拒絕其申請。Infinger於2018年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房委會的決定，認為有關情況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要求撤銷決定。

另外一宗司法覆核，吳翰林及李亦豪2017年在英國註冊結婚，二人為本港永久居民，吳於2018年以個人身份購入一個居屋單位，因本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房委會拒絕承認李為吳的「家庭成員」，吳翰林於2019年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的決定違反了《基本法》。該案原由吳翰林提出，期間吳去世，李亦豪取替其伴侶成為申請人延續案件。

高等法院原訟庭分別先後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的配偶政策，歧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實屬違憲及不合法，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房委會就上述兩案提出上訴，質疑有關決定不涉及《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所保障的平等權利，認為異性配偶及同性配偶並不適合比較。另外，「配偶政策」排除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等資格，以及拒絕同性配偶在毋須補地價的情況下成為居屋單位的聯名業主，屬於回歸前的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制度申請資格準則，規定只有異性夫婦有權提出該等申請，而且香港現時只認可異性婚姻，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第26條所保障。

上訴庭於2023年10月17日頒下判詞，駁回房委會的上訴，即維持原審裁定兩案中的同性伴侶勝訴的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頒佈判詞指，本案不牽涉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即使房委會批准同性伴侶申請公屋，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申請公屋的權利，只會影響異性夫婦輪候公屋的平均等候時間，但平均等候時間並非由《基本法》所保障，而是取決於在當時可用的單位數量和申請人數量。另外，涉案居屋配偶政策所牽涉的是同性伴侶原本已擁有的居屋單位，他們如申請同住或成為聯名業主，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可申請居屋單位的數目。^[5] 房委會於2023年11月初表示判決涉及重要法律原則，對房委會政策影響深遠，經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6]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7]

同性伴侶繼承遺產案
上文提及的男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20年12月自殺離世，他於2019年曾入稟法院，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做法，令他將來身故後，丈夫無法繼承單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修正條例對「有效婚姻」、「配偶」、「丈夫」和「妻子」的定義。[8] 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20年9月裁定吳翰林勝訴，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有差別對待，而該差別待遇屬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政府就裁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在2023年10月24日頒佈書面判詞，駁回政府上訴，下令政府支付對方訟費。^[9] 律政司於11月提出上訴。[10]（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11]

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市民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2]

香港同樂運動會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簡稱同運會）已於11月3至11日舉行。[13]

小結
有同性戀者為了令本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院的判決更指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此案進一步令公眾思考，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制度。這種安排看似是可以避免實施同性婚姻的權宜之計，但實際上它與確立同性婚姻卻是一步之遙，回顧外國的經驗，幾乎所有訂立了民事結合制度的國家，最終亦會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些同性戀者不只爭取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從公屋、居屋、遺產繼承，捐卵的女同志希望成為嬰兒父母的司法覆核案看來，他們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權利，而這些權利很可能包括同性伴侶領養孩子的權利，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一旦瓦解，這對下一代有何影響？在更改現行婚姻制度前，社會應否同時將兒童權利也納入考慮的範圍？婚姻制度是否應保障孩子的自然權利，就是由親生父母養育的權利？這些問題都是在意圖改變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前，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慎重思考。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以葡萄牙語撰寫聲明，以回應一位巴西主教向梵蒂岡詢問教會對跨性別者的立場，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包括那些接受過荷爾蒙替代療法或變性手術的人，他們可以「在與其他信徒相同的條件下」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但該項聲明並未清楚說明公開醜聞涉及甚麼事情。有關聲明沒有提供具體細節，一切還是取決於教牧以謹慎的態度去回應，並澄清在教會眼中「這樣的職能並不構成權利」。[1]

梵蒂岡在2023年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讓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這是政策的徹底轉變，使教會更具「包容性」，但天主教教會仍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有關文件重申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終生結合，強調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任何特定的天主教慶祝活動或宗教儀式掛鈎，也不應作為授予民事結合的儀式。而且，有關的祝福不能成為特定的儀式，甚至不能涉及婚禮中應有的服裝和象徵性的行動。[2]

2023年11月上半旬，在英國倫敦舉行了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一項由牛津主教Steven Croft提出的修正案，Croft動議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愛與信仰的祈禱」包含了集合了一系列祈禱、閱讀和其他資源，透過有關內容為彼此相愛的同性伴侶祈禱，也讓希望在上帝面前憑著信心感謝並標記這種愛的同性伴侶，透過有關內容去祈禱。在10月份時，其實主教院已大致同意在一些現有的教會服侍中使用「愛與信仰的祈禱」。總主教會議同意Croft的動議，代表聖公會很快在試行的基礎上推出為同性伴侶祈求上帝保守的特殊祈禱和奉獻儀式。[3]

繼游泳、單車、田徑、橄欖球的國際或部份國家內的賽事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以後，國際板球理事會亦在2023年11月21日宣佈，依據該會新的規定，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將不符合參加國際女子板球比賽的資格。[4]

2023年10月27日，聯邦上訴法院小組似乎會允許美國西維珍尼亞州的一名跨性別中學生參加女子田徑比賽，這名男跨女人士名為Pepper-Jackson，為一名八年級生（大概相當於香港的中二），儘管州法例試圖禁止跨性別女學生參與公立學校的女子運動隊。2023年2月，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曾一度發出的臨時禁令，阻止法例實施，這令Pepper-Jackson可以繼續參加女子組賽事，州政府亦曾在這宗案件審訊期間，要求最高法院解除臨時禁令，但在4月時遭法院拒絕。代表Pepper-Jackson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及機構Lambda Legal，認為州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加女子組賽事屬歧視行為，亦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仍在審理這宗案件。媒體推測，這宗案件很有可能將由最高法院作最終裁決。[5]

美國佛蒙特州基督教學校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 of Quechee放棄了參加2023年2月21日女子籃球比賽，稱對手隊伍的跨性別球員危及了「比賽的公平性和我們球員的安全」。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組織、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在3月時裁定，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違反了該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和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沒有資格參加未來的錦標賽，該校在11月21日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稱佛蒙特州教育局拒絕讓該基督教學校及其學生參與州級別的教育活動及運動聯盟，是對學校構成宗教歧視。[6]

2023年11月1日，代表美國田納西州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人的律師，入稟美國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廢除禁止醫療機構對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禁令。自2021年以來，已有20多個州頒佈了禁止或限制此類治療的法例，有報道稱，這些治療在美國已經存在了10多年，也有主要醫學協會的認可。代表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員、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聲稱，有關法例剝奪了有這些家庭的尊嚴，並給予孩子訊息，令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自由生活得更健康和快樂。[7]

美國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在2023年8月28日宣佈，不再對未成年人提供用於轉變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該決定是基於一項新法例——禁止該州的跨性別未成年人士開始性別肯定治療。雖然該法例允許曾接受治療的人繼續接受治療，但一些有提供這類治療的機構完全停止供應相關治療，因為他們擔心新法例中的條款會讓他們承擔法律責任。華盛頓大學跟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一樣，停止為未成年人提供性別肯定的治療，此行動迎來反對的聲音，兩名跨性別男孩在2023年11月16日提出聯邦訴訟，尋求推翻密蘇里大學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決定。[8]

2023年11月28日，位於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的君主高中（Monarch High School）出現示威活動，有數十名學生罷課。事緣在11月27日，有官員調查一名跨性別學生被允許參加女子排球隊的事件，該校的校長，以及其相關工作人員因違反州法例而被撤職及接受調查。學生參與示威活動，以表達對跨性別同學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支持。[9]

2023年12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有三名教師入稟法院，指控該州禁止教師在學校內使用自己喜歡的代名詞，原告認為這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有關法例在2023年7月時在佛羅里達州生效，該法禁止學校員工要求學生用他們喜歡的代名詞來稱呼他們，如果該代名詞有別於他們的生理性別。[10]

資深戲劇愛好者、女跨男學生Max Hightower原本在學校的音樂劇Oklahoma!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獨唱部份。Hightower一直興奮地準備扮演小販的角色，但在正式公演前，校長告訴他的家人，根據一項新政策「只有男性才能扮演男性，只有女性才能扮演女性」，她失去表演機會，並感到非常震驚，不單只她，其他女生也無法反串演出男性的角色。學校的舉動惹來非議。2023年11月13日，美國德州謝爾曼獨立學區的董事為此進行投票，一致決定維持音樂劇的原班人馬，而Hightower可以演回原來的角色。[11]

2018年，美國華盛頓州推出法例，禁止持有執照的專業治療師「對18歲以下的病人進行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或性別身份混亂）」，包括禁止宗教團體、教會或宗教組織進行類似的諮詢和治療。Brian Tingley是一位基督徒治療師，他認為該法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和自由實踐宗教的權利，於是在2021年起訴州政府，同年8月，華盛頓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撤銷了Tingley的案件，他提出上訴，2022年9月，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認為憲法允許各州制定法例，保護青少年免受持證治療師進行更正治療的傷害，Tingley再次上訴，結果美國最高法院在2023年12月11日拒絕聆訊此案。[12]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兒童保護法》，禁止「兒童」參加任何涉及性或猥褻行為的「成人現場表演」，違反法規的餐廳或其他場所可能被吊銷執照，甚至被刑事檢控。雖然該法例沒有明確提到變裝表演，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針對變裝表演，該法例已在5月生效。位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Hamburger Mary's Restaurant and Bar為該法提出法律訴訟，認為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餐廳經常舉辦變裝表演、喜劇小品和舞蹈。7月，佛羅里達州的一名聯邦法官暫時阻止了該法例生效，其後，佛羅里達州要求最高法院恢復該法例，但在11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13]

為了騰出學校圖書館書架的空間，多增加反映社區既豐富又「多元」的書籍，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曾在2023年發出指令，要求學校圖書館管理員「重點審查2008年或以前出版的書籍」。結果是，有些學校並沒有承擔責任實際審查書籍、根據一系列標準（儘管這些標準可能有問題）來策劃剔除書籍的艱巨任務，而是簡單地將2008年之前出版的所有書籍下架。被移走的書籍包括了J. R. R. Tolkien的《魔戒》、George Orwell的1984，還有《聖經》等。有關注這情況的人士提出，以多元、平等和包容為口號，其實背後反映了對同性戀、跨性別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認同。對於大量書籍在學校圖書館消失，學生和家長都十分關注，結果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2023年9月13日公開表示，已向相關的學區發出信件，要求停止清除舊書籍行動。[14]

歐洲人權法院2023年5月裁定羅馬尼亞未能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沒有確立他們的擁有的權利，有關裁決是強迫該國的執政者擴大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群體的保護。總理丘克（Marcel Ciolacu）在11月23日表示，羅馬尼亞社會還沒準備好維護LGBT的權利。[15]

羅馬尼亞的法院在2023年12月14日裁定，摩爾多瓦國防部和另一個軍事單位必須向前士兵Marin Pavlescu支付120,000列伊（約21萬港元），以作為對Pavlescu的賠償，他因為其同性戀傾向而在軍隊中遭到毆打和嘲笑。[16]

2023年12月4日，美國政府擴大了對烏干達官員的簽證限制政策，認為烏干達政府及官員要對鎮壓包括LGBT社群在內等邊緣群體負上責任，美國同時也宣佈對另一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政策。[17]

2023年6月，尼泊爾最高法院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登記婚姻。大概五個月後，第一對同性伴侶在11月29日登記結婚，一對新人分別為3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人士Maya Gurung，他的法定性別仍然是男性，另一位則是27歲的男性Surendra Pandey。[18]

2023年11月21日，泰國總理賽塔（Srettha Thavisin）表示，內閣已批准一項婚姻平等法草案提交國會，法案的一讀已在12月21日獲國會眾議院通過。總理府副發言人Karom Polpornklang曾向美聯社透露，「民事和商事法」修正案將法律用詞「男人和女人」改為「個人」，將「丈夫和妻子」改為「婚姻伴侶」，這將使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獲得與異性伴侶相同的權利。草案如獲眾議院三讀通過、參議院通過及泰王的同意，將令同性婚姻在泰國合法化。[19]

一位研究公共衛生研究員，聯同心理治療師、性學專家及一名「逆轉變（曾轉變性別但後來回復原生性別）」人士，在2023年12月出版的學術期刊《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昔日以跨性別為身份的青年中的逆轉變和停止〉“Detransition and Desistance Among Previously Trans-Identified Young Adults”的文章，當中提及一項針對年輕跨性別者的研究，研究對象是一群平均花了近五年的時間來確定自己跨性別身份的青年，結果發現，在他們停止接受醫學治療或停止以異性作為身份後，他們的幸福感提升了，性別焦躁的情況亦緩和了。[20]

本地

現時公屋及居屋計劃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Nick Infinger、吳翰林及其伴侶李亦豪分別先後入稟法院挑戰有關政策，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房委會敗訴，2023年10月，上訴庭亦駁回房委會的上訴。房委會在2023年11月表示，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房委會表示，判決涉及若干重要法律原則，對政策影響深遠，在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21]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已在11月3至11日舉行。2017年，世界同性戀運動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y Games，FGG）宣佈香港主辦2022年的同樂運動會，但不到兩年後，因社會運動、疫情來襲，令賽事延至2023年舉行，活動亦多了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越洋合辦。[22]

（資料截至2023年12月22日）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在不正常的世界呼喚正常

「正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是十分弔詭的事，過去三年多，由反修例運動到新冠疫情，也許香港、以至整個世界更加了解的應該是「無常」。當疫情漸趨穩定，通關有望，出外有期的時候，不少人不斷提出「復常」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思量，究竟我們想恢復的是何種的「常」？這種「常」對我們又有何意義？作為一個基督教團體，活在一個並非以基督教信仰價值為主的時空，我們可以期望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多正常呢？在末世的時候，我們能夠期望世道人心有多正常呢？

本著初心堅守原則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整個社會變得愈來愈壁壘分明，不同意見之間的包容愈來愈細，很多市民、甚至弟兄姊妹，對與自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抱有強烈的情緒。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許多市民、弟兄姊妹以及同工都因著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而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由於政府沒有適當和及時回應不少市民的訴求，間接加深了政府和反修例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而雙方愈來愈強硬的態度，亦令整個社會的衝突不斷升級，演變成愈來愈頻密和激烈的暴力衝突，令人痛心。在那個時間若仍堅持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爭取，在一些人眼中已變得天真和幼稚，但我們仍本著初心，努力持守要用愛與真理，而非仇恨和暴力去改變社會，雖然吃力不討好，但回望一下，我們沒有因著環境而放棄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這也成為了我們能夠在今天可以繼續理直氣壯地發聲的本錢。

作為一個社關團體，身處這種情緒強烈、隨時掩沒理性的年代，一方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不要令自己為了討好任何一方而作出不合宜的回應，當感受到有壓力要催逼我們表態的時候，更要仔細思考如何才能不偏不倚，真正以事論事，對任何一方都是其是、非其非，當然，亦要有心理準備兩面不討好，甚至四面受敵。而在這幾年，我們的確收到一些奉獻支持者回覆，認為我們太「黃」所以不再奉獻給我們，但亦有支持者說我們太「藍」而拒絕再接收我們的資訊！對於這些迴響，我們知道要解釋亦毫不容易，只能多謝對方過往一直以來的支持，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意我們所發佈的訊息，比較全面了解我們對社會上不同事件的看法。

最近遇到一位教內的傳媒人，他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正常」地說話的教內人士，當然，相信他所指的其實是我和明光社是教內少數（唯一絕對不敢當）繼續一如既往地敢於公開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政府的聲音，而且在立場上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對於這種觀感，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仍然能夠堅持對政府或不同的團體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只看「顏色」、不問是非，只盲目地批評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一方。今時今日莫說批評政府不容易，其實要批評自己的朋友更需要勇氣。而令人憂慮的是當愈來愈多人和團體選擇沉默，甚至改變立場的話，堅持繼續發聲只會愈來愈孤單，面對的挑戰也會愈來愈大。

回應時局的短片及評論

不過，面對這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去做的就是不忘初心，作為一個社關的機構，就一些我們關心範疇和對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表達意見是應有之義，亦是我們過往25年一直在做的事，一個機構若果連成立時的召命亦不願或無法踐行的話，其實亦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尸位素餐和結束了亦沒有太大分別，這並非我們一眾董事同工願意見到的。因此，我們只能更謹慎、更靈巧地繼續真誠地表達我們的看法，盡上一個守望者應有的責任，看到對大家有危險、有不良影響的情況就吹起號筒，「做得幾多得幾多，救得一個得一個」。在疫情期間，由於出外分享和開會的時間少了，而透過互聯網亦可以突破防疫限制，將我們想發佈的訊息繼續無間斷地傳送給我們的目標受眾。於是我開始了每週一次拍攝「港．我．森情」短片，每次用幾分鐘和大家討論一下當時值得關心的社會和教會內的事情，此外，又撰寫兩段就著時事問題而作出的評論，當中自然包括對時局的批評，以及從信仰角度的反思。我們雖然會稍為傾向弱勢的一方為他們發聲，但不會假設弱勢一方的所有訴求和意見都一定合理，我們寧願兩面不討好，亦不願為了掌聲而隱藏本身真正的想法，我們更不希望香港會成為一個想真誠表達自己的想法亦要擔驚受怕的城市，亦不想看到大家因為過份憂慮而噤若寒蟬。

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另一方面，在社關的路上，我們念念不忘的是不要單看著一些暫時做不到的事，而要放眼於目前仍然可以做的事，而那些很重要而又不是太多人有感動、願意去做的事，更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在過去幾年，我們參與了關心離婚及再婚家庭的服侍，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人生其中一個最難過的時刻。其後又為曾經離婚並打算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希望他們不會重蹈覆轍，更希望能協助他們與對方的子女好好相處。由於離婚再婚的問題在教會內仍然有不同的爭議和紀律安排，不少教會亦不想高調討論和處理，而明光社對於回應這情況實在義不容辭，因為，我們看到社會和教會在這方面有愈來愈大的需要，渴望有人同行和求助無門的人愈來愈多。基督教倫理不能只著眼於對和錯，更要著眼於人的真實掙扎和需要，而教會紀律最重要的不是懲處而是挽回及同行。

將感動化為行動

在疫情初期，我們感受到手停口停的基層的困難，於是加入了服侍基層，特別是劏房戶的行列，在與他們同行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神是一個有奇妙供應的神，我們愈肯付出，神的供應愈多，令我們更深體會到不應只著眼於困難，而應著眼於別人的需要，將感動化為行動，然後讓神開我們的眼界。前面的社關路不容易走，但我們盼望能靠著我們的主，在不正常的世界義無反顧地「正常」走下去，並且有您同行。

實踐社關服侍　關懷基層家庭

疫情急湧而至，自疫症爆發後，明光社體會到基層家庭的辛酸，為遵行《聖經》愛鄰舍的教導及實踐社會關懷，明光社願意多走一步，在2020年5月開始走進社區，服侍基層家庭。本著「fill in the gap」的理念，我們填補現時社會一些服務的夾縫，在不同基金及有心人士的贊助下，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劏房戶支付租金、提供非現金津貼以改善家居等。

教育幫助脫貧

我們認同教育對基層學童的重要性，知識可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我們為基層學童及家長提供了一些免費課程、訓練，以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及社交技巧。此外，我們又帶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如暢遊大澳、參觀浩海立方．探游館等，以豐富他們的閱歷與體驗。

聘請失業婦女

支援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讓他們能自力更新，擺脫依賴與扶助，增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也是本社關注的項目。本社在一個計劃資助下，聘請了數位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婦女，讓她們投身短期服侍社區的工作，尋回成功感及愉快感。

提供物資援助

在疫情最嚴峻時，一些基層家庭根本無法承擔額外的抗疫物資；在居家隔離期間，有些劏房戶家中只剩餘一包即食麵，需要緊急求助。本社遂與地區福音伙伴合作，以幫助他們解困。其實自2020年4月至今，本社一直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捐獻，由不同公司、機構、弟兄姊妹捐出防疫物品、藥物、食物、金錢等，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工努力與地區伙伴緊密合作，將物資送到基層家庭。

關懷靈性需要

面對基層人士，派發物資能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然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福音。若要更全面關心他們的需要，身心靈的支援攸關重要，故此本社緊密與伙伴教會合作，多次探訪及關心他們。一些來自職場的弟兄姊妹成為本社的義工，參與服侍，並多次探訪劏房家庭。在疫情較嚴峻的日子，數位來自深水埗、旺角區的牧者和機構同工以無接觸交收方式，送遞物資予街坊。他們亦透過電話與劏房戶聯繫，以關心他們。由2020年5月至今，本社透過不同的服侍和活動，有超過八十人決志信主。及後本社更為他們與伙伴教會配對，令們能投入教會生活，落地生根，使他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個案一

林太（化名）與兒子住在大約二百呎的劏房單位，由於林先生曾中風，故需要在院舍生活，兩母子只能相依為命。林太來自國內，丈夫一向有家暴，加上在香港沒有親人、朋友，最終因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而患上抑鬱，要長期服藥，才可穩定情緒。

由於她不想麻煩別人，有事總希望自行解決。有一次兒子因發燒要送院診治，她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傻婆一樣，但沒有人明白她的憂慮，她一方面生怕孩子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她不理解醫生的診斷模式。一個來自國內的婦女在香港獨力帶著小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明光社已轉介她聯繫教會，但她亦很少求助，因為她抱著不想麻煩別人的心態。在香港，有多少像林太一樣的個案，他們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呢？明光社一直希望找到社會上被遺棄的人，施予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劏房的生活，誰會想像得到？有沙的水、壞的門鎖、滿佈木蝨的床、與鼠共存的房間。面對著惡劣的生活環境，林太只感到無奈。由於大廈周圍積水過多，導致有蚊患的情況，林太每天都不能開窗，惟有長期開啟冷氣。明光社雖然能夠透過基金撥款，給她重新購置家具，然而，這只能解決基本的問題，劏房戶最需要的是有人照顧他們情緒及心靈的需要。疫情期間，我們不怕受到感染，在許可的情況下仍繼續探訪劏房戶，送上防疫用品，噓寒問暖。我們期望做到的，不只是基本的物質供應，更想他們能得到心靈上的盼望，甚至接受福音，我們希望能像耶穌基督一樣，與人同行。

自從本社轉介林太到教會後，林太的兒子也開始參加教會的補習班，成績有所進步。根據在2021年公佈，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中，劏房數字則約有十萬間，《聖經》教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劏房戶正正就是我們的鄰舍。

個案二

「我們從未去過大澳、浩海立方．探游館……但明光社都為我們達成心願。」單親媽媽周太（化名）很滿足的說。周太來香港已經14年，但從未踏足過太空館、大澳等香港名勝。她說：「我一直對人說，我很想去尖沙咀那圓形的地方。」以前，周太連太空館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經過也不敢內進，因為她怕入場費很貴，超過她能承擔的，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困難。

周太談起在劏房如何與老鼠決戰，如何與木蝨共存也猶有餘悸，可以想像其居住地方的衛生情況十分惡劣。由於香港物價高昂，要更換屋內殘破的家具、設施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讓她得知明光社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於是她四處尋找本社的地址，終於讓她尋找到。「叮噹」門鈴響起，同工出來迎接她時，她面上的喜悅，同工至今未忘。周太對於本社給她的物資十分滿足，而我們也感恩能把資源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及後，本社與一班職場弟兄姊妹到周太家探訪，並派發物資，在聖靈的感動下，她最終決志信主。我們亦為她轉介了一間在住所附近的教會，她現在在教會聚會，生命從此不再一樣。周太的主動，令我們非常深刻，她尋找，就給她尋見。

感恩在不同基金的資助下，這個暑假本社舉辦了三次的戶外親子活動，包括：南丫故事花園、認識荃灣社區遊及大澳水鄉遊，在活動中我們能服侍基層家庭。

南丫故事花園

在2022年7月23日，我們和參加者一同坐渡輪到南丫島，由於大部份家庭都是首次坐渡輪，小朋友都不禁讚嘆大海的景色。當天的活動包括：親子繪本閱讀、五感體驗、社區探索等。在「放魚籠」活動中，小朋友要將一個放有食物的魚籠放入海中捉魚，有小朋友沒有把繩子綁緊，令辛苦製作的魚籠沉到海底，雖然捕魚失敗，但他們都沒有哭鬧，反過來安慰家長。縱然當日的天氣炎熱，但眼底所見大家都沒有埋怨，家長們既溫柔又堅持，而小朋友則帶著珍惜的心參與活動。

認識荃灣社區遊           

7月30日我們到了浩海立方．探游館參觀，在裡面有讓人置身深海的感覺，大大小小的水母，透過七彩的光線變得生動有趣。在導賞員講解下，參加者可以認識水母的種類、豐年蝦的生命週期，更可戴上VR（虛擬實境）眼鏡感受深海潛水樂趣，並透過AR（擴增實境）眼鏡與深海動物互動。資助機構細心地安排了親子STEM模型時間，讓家長和孩子一同砌太陽能車和潛艇。同日下午，義工招待孩子和家長一起午膳，和到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參觀，在荃灣區漫遊令他們都很感動，因為素未謀面的教會義工，騰出整個下午陪伴他們，參加活動的孩子更有機會幫忙派口罩予區內長者，祝福社區。

大澳水鄉遊

8月22日我們去了大澳水鄉，在34度高溫下，參加者乘著海風，坐著小艇，希望能見到粉紅色海豚，不過最後因水流問題跟牠們緣慳一面。隨後導賞員社工帶領大家走訪了大街小巷，參觀富歷史感的教堂、唯一的基督教小學等。此外，他們更有機會入棚屋參觀，一眾家長購買了被稱為「一日鮮」鹹魚、小魚乾、蝦米等回家，看到家長及孩子也盡興而歸，心裡感恩也滿足。

實習同學的活動後感

實習同學陳穎淇因著參與活動首次踏足南丫島，讓她有機會了解島上居民的生活與文化，透過活動她更了解到原來基層家庭成員是如此的愛著對方，也觀察到小朋友藉著活動擴闊視野。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明光社對基層家庭的服侍始於2020年3月，由於當時疫情爆發，一些學童家長向我們表示有經濟困難，及後我們收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公開給予各機構的電郵，邀請機構為合資格的劏房戶申請現金資助，為劏房戶解決燃眉之急，本社便申請參與「渣打社聯劏房住戶租金資助計劃」及「抗疫失業慈善基金」，成為執行機構。看到貧窮人的需要日增，我們沒有作太多的考量，便於2020年5月開始提供服務，調派兩位同工協助執行，最初只靠網上宣傳和相熟教會轉介，後來有關的查詢十分頻繁，而居民的需要又很迫切，沒有前線服務經驗的我們開始疲於奔命，不過我們與相關機構的同工的配搭卻很緊密，大家都會超時工作，讓居民可以盡快獲得10,000元的資助以應急。後來經濟更差，申請者愈來愈多，我們於同年5月至8月共協助了71個家庭，作出相關申請。

此外，由2020年6月至今，本社參與了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協助合資格劏房家庭申請津貼，購置傢俬、電器及雜物，至今已協助219戶申請有關津貼，在服侍中我們認識了很多單親家庭。因為需要實在太多，工作也著實不少，同年10月，我們正式聘用了兩位半職的同工專責這個服侍，以便其他同工能專注日常的工作。

因為初心是解民之急，以傳送主愛為本，在每個可接觸的途徑，除了計劃要求的審批文件外，同工也會在完成約見或家訪程序後，了解一下申請者的困難及加以慰問，在與他們的生命交流中，深深感受到他們的徬徨及無助，當中有不少眼淚，令人心酸的事情。當時我們實質的物資很缺乏，除了提供計劃內的資源及由機構自行購買的簡單防疫包外，同工能給予的，便只有「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的心，以及來自大能主的愛、為他們祈禱和祝福。本社便是如此進入一個又一個的基層家庭資助服務計劃中，參與服侍。本來以為完成兩年的資助計劃便未必會繼續有關服侍，但隨著疫情不斷爆發，看到人心的無助和物資上的需要愈來愈大，實在是停不下來。

付出多供應更多

感恩主耶穌的不斷供應，我們陸續收到各式各樣的物資分派予基層家庭，包括超過20萬個大人及中童口罩、幾千個快速檢測包、160公升酒精搓手液、3,750公斤米、還有數以百計的食物福袋、防疫包、愛心福袋、低糖傳統年糕、乾果、餅乾、罐頭、成藥、面紙、廁紙、棉被等。除了支援基層市民，本社亦透過這些服侍，有機會連結不同地區的堂會及機構，一同分發物資祝福不同地區的居民，這實在是恩上加恩。在服侍及派發物資的同時，同工亦不斷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福盒變攢盒

2021年農曆年前，我們收到50份愛梨巴福盒，這個福盒是送發給有小朋友的基層家庭，裡面有糖果及50元超市現金券，不少小朋友來領取時都不知道福盒是甚麼。家貧無訪客，我們在農曆年期間進行了祝福行動，帶著賀年食品前去探訪劏房戶及派紅封包，小朋友都開心得很。在探訪眾多劏房戶時，我們曾在四樓梯間乏力地喘著氣，見到六樓有小朋友探頭興奮地喊「來了！來了」，我們就笑著喘著氣地跑上去；另外，也有另一戶小朋友高興的用糖果招待我們，又一臉自豪的告訴我們：「姑娘阿SIR，這是你給我們的（福盒），我們今年終於有攢盒了！」因購買三件食品有七折，可以在預算內買多些給他們，同工每人隔天就帶著三大袋賀年食品逐家逐戶去拜訪，這其實是很吃力的，但見到大小朋友難得的笑容，一切都值得。

主為冷鋒的預備

其中非常深刻的是，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主是奇妙的主，是及時的主。在2021年1月6日我們收到數張新棉被，捐贈者很細心，在貨倉提貨後便將棉被拿到去洗衣店焗乾淨，之後再運送給我們，我們便急忙通知有需要人士前來領取，趕及在1月7日前送出，而就在1月7日晚上冷鋒便到了，1月8日早上天文台更錄得攝氏7.7度，是入冬以來的最低溫度，無論多冷多艱難，大能的主總有預備和出路，祂的時間最美好。

主有浩大恩典

我們又申請了參與「區區開年飯2022」活動，於農曆年期間向有需要的人士派發100個盆菜，另外，有義工及同工自費派發紅封包。在2022年2月初疫情開始嚴重，當時很多地方圍封，盆菜預定於2月10日及11日派出，但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由2月4日的131宗，一星期後急增至一千三百多宗。防疫措施也收緊了，限聚令由四人變成二人，在延期還是如期派發盆菜的掙扎中，我們選擇了後者，因為疫情中，人心太惶恐，我們很希望能藉著盆菜帶來暖意，讓收到盆菜的朋友與家人相聚共膳，感受溫馨和美好時刻。當時市面上買快速檢測包十分困難，同工只有竭力將程序不斷修訂，以配合防疫政策，包括：減少義工人數、減少接觸時間、減少人流聚集、每盆加上提醒以符合食安的指引、加強消毒程序、增加社交距離、派出時維持一對一接觸。但因送遞的時間有誤差，令義工需在我們的訓練中心速食午餐飯盒，後來該義工證實確診了，跟他接觸過的同工成為了密切接觸者，需家居隔離14天，這次經驗亦令往後的服侍在流程設計及執行時更加小心，以求做得更完善。

其實有不少受惠的家庭都是第一次品嚐盆菜，義工更願意在每封紅封包上寫上曾家訪的小朋友和大人的名字，並寫上「耶穌愛你，加油！」等的祝福字眼，收到的家庭亦很驚喜，他們體會到「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人回家後透過WhatsApp讚美主，我們十分感恩能在嚴峻的疫情下，仍能為基層家庭帶來一點溫暖，更感謝夥伴機構及一眾義工參與！

夥伴結連成祝福

疫情下明光社在前線服侍時，主預備了不少好夥伴與我們一起同工，「職場愛心運動」便是其中一個。該運動在2021年11月進行了三場教導弟兄姊妹如何關懷單親家庭的職場愛心工作坊，並邀請本社同工在當中分享經驗。而在同年的12月，他們便家訪了劏房單親家庭20次，職場弟兄姊妹更成為義工，參與不同的服侍，他們接觸過的家庭中，至今已有24人決志。

疫情嚴峻時，同工只能透過電話關顧劏房戶，當時不斷收到確診劏房戶表示缺乏食物及藥物，他們有迫切需要但不敢要求太多，因連他們的朋友都害怕被感染，所以無法想像會有人能提供幫助，其後同工與深水埗教會及機構同工團契、旺角區教會網絡分享有關需要，一些教會牧者及同工也不怕風險，決定回應確診者的需要，便購買食物、藥物，及快速檢測包送給他們，明光社則負責協調送遞食物及藥物予已確診的劏房住戶，以無接觸的方式交收，將食物及藥物掛在有關住戶門口。本社的緊密夥伴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國際基督徒生命堂、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基督教敬拜會（633區）和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的牧者等，在前線服務一些劏房家庭時，當中有不少人決志，亦有不少人願意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同工一直希望能配對合適教會繼續關顧這些家庭，感恩深水埗教會及機構同工團契發動了「深水埗堂會電話關懷劏房戶行動」，共有五間堂會、27位牧者及信徒參加這個行動，他們每人關顧數個劏房戶，在三個半月內每人每星期致電每戶表達關懷及為他們代禱，作為疫情期間的情緒關顧及福音預工。很感恩，首星期已有義工表示，有被關顧者決志信主了。

有兩節經文想在此與大家分享，它們都提醒、勉勵著我們，回應主的呼召，並且樂意服侍有需要的人。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翰福音九章4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哥林多後書四章7至8節）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近期有兩個關於同運的發展大家必須留意，否則一些本來聽起來好像無傷大雅，沒有涉及訂立性傾向／性小眾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的法例，便會在市民大眾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暗渡陳倉，令香港沒有相關法例之名，已有相關法例之實。

首先，一名男同志早前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不容許他為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以配偶身份處理其同性伴侶的身後事，是構成歧視。最近，作為答辯人的律政司長及衛生署長確認，政府所有部門將公平對待需處理配偶身後事的已婚同性伴侶，不會因性傾向有差別待遇。由於雙方達成共識，申請方撤銷司法覆核，並獲法庭批准。

連同早前的判決，高等法院裁定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可在其同性伴侶沒有立遺囑的情況下仍可以配偶身份繼承其遺產，以及裁定同性伴侶應在房委會政策下被視為家庭成員，[1] 幾個決定意味著政府很可能在政策上讓同性伴侶可在配偶死後繼承他名下的居屋，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仍可以配偶身份繼承其遺產及處理其身後事。 表面上雖然不涉及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或同性婚姻，但實質上等同政府日後會將在外國註冊，本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給予猶如合法的異性婚姻的對待，令同性伴侶沒有婚姻之名，卻有婚姻之實。而更令人憂慮的是，既然政府會在這些問題上給予同性伴侶特殊的安排，那麼在其他有關配偶的權利和福利的事宜上，又有甚麼理由只考慮異性婚姻的配偶而不考慮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的配偶呢？這道門開了之後又怎樣可以關上呢？

另一事件，是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公開表示正積極處理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問題，雖然他向關注團體強調，不是建議訂立具爭議的性傾向／性小眾歧視條例，只是修訂現有的歧視條例，例如性別歧視條例，將性小眾納入受保障的範圍。這個表面上只是修訂現有法例的建議，其實比起訂立性傾向條例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台灣將《性別平等教育法》中的「男女平等」偷換概念為「性別平等」，將性小眾自動包括在內，令政府在所有政策上都要作出相應的改變，更令台灣的性教育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在家長的群體引起軒然大波，而由於社會文化的轉變，最終令政府和法院可以忽視主流民意而強行通過同性婚姻。

尊重同性戀者和不同的人士在私人領域可以按本身的心意作決定是我們一向的立場，私人領域包括的是個人的財產、緊急的探視和醫療決定、身後事和遺體的處理等等，政府應修訂法例，讓每個人都可以預先授權他信任的人，代為處理上述的事務，避免當事人一旦發生意外時出現不必要的爭拗，而且可以受惠的包括許多獨居長者、與家人合不來或在香港無親無故的單身人士，使他們都可以作出令自己更放心的安排，亦可以令社會毋須經常糾纏在難以化解的分歧之中。

但在公共領域，包括婚姻制度應否改變，則是必須廣泛諮詢公眾意見，全面考慮對現有婚姻家庭制度和兒童福祉會帶來甚麼影響的重大社會政策。今次政府的做法，具體情況究竟是怎樣仍未清晰，不過，若果政府是在政策上視在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猶如香港異性婚姻的關係，是絕對不合宜的，我們會堅決反對，因為這樣做是在公共政策上給予同性伴侶一個特殊的地位，雖然香港政府一直強調只承認一男一女的合法婚姻，法院強調過往的判例與同性婚姻無關，但間接上等於承認了他們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香港政府必須認同和配合的一種關係，是向正式通過同性婚姻邁進了一大步。

當在多宗涉及同性伴侶的司法覆核中，法院不斷強逼政府要間接給予本來香港不承認，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可享有猶如異性婚姻的權利和福利，包括作為海外僱員的受養人、合併報稅、公務員配偶福利等，而政府又不立即全面修訂法例，在所有涉及婚姻和配偶的條例之中，清楚列明合法婚姻所指的配偶必須是一男一女，反而在政策上容許同性伴侶可以享有無遺囑的遺產繼承，更可能在申請居屋及公屋時被視作配偶，等於在未來的司法覆核為同性婚姻或同性民事結合大開綠燈。

當年在討論《家庭暴力條例》的時候，我們同意政府必須正視任何人面對的暴力威脅，但極力反對將同性伴侶的關係視作猶如婚姻，其實也是同一道理，結果政府將條例改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避免出現任何誤解。所謂名正言順，政府絕對不能輕視在政策上給予同性伴侶任何特殊看待，間接承認他們猶如婚姻的做法，這樣做不是公平對待，而是特殊看待，暗渡陳倉的做法，不能不慎。

資料庫

社會的賦權壯大同運聲勢

本社於2009年出版的《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中提到，同運活躍份子所求的是為所欲為的性行為及禁絕教會聲音，並提到社會走向道德淪亡的四個階段：一、同運人士彼此認識，凝聚為社會一股力量；二、他們開始加強組織，制訂策略，叫社會將其行為合法化；三、集結資源、制訂共同語言和策略，向公眾提出訴求，把問題重新包裝，使之與道德脫鈎，變成「人權」課題；四、當絕對的道德問題被轉化為個人抉擇，社會逐漸以為他們的論點有理，便替他們平反、賦予特權，並對其行為加以肯定。[2]

司法覆核案件

菲律賓籍跨性別牧師Balaoro Marietta S曾因在港替13對同性伴侶主持「婚禮」、涉嫌違反逗留條件或自封婚姻監禮人被捕，後獲警方無條件釋放。Marietta S於2019年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並要求法庭頒令聲明他按教會儀式為同性伴侶主持「婚禮」並無違反《婚姻條例》。2020年3月4日法院頒下判詞，法官稱香港註冊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不容他人介入，故Marietta S為同性伴侶舉行的「婚禮」沒有法律效力亦不被承認，亦不等於違法。但法官同時拒絕裁定涉案儀式是否違反《婚姻條例》，並指除特殊情況，民事法庭不具裁定某行為是否帶刑責功能。法官亦拒絕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申請，指其申請沒有任何可爭拗及成功機會，申請人須支付訟費。[1]

社運人士岑子杰於2013年和現時同性伴侶在美國紐約結婚，但其婚姻在港不被承認，未能享有相關的權利。岑不滿港府不承認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早前提出司法覆核，案件獲高等法院審理。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岑子杰敗訴。申請一方在案件審理時指，未有證據顯示承認在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會削弱本港現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而且他們並非要求同性伴侶在港結婚的權利，而是要求港府承認已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若岑或其他人要就每項權利，分開逾百次到法庭爭取，並不公平。政府一方則反駁，《基本法》第37條只承認異性戀的婚姻，並指如政府在本地異性婚姻以外，同時承認海外的同性婚姻，等同政府已承同性婚姻。若政府承認同性伴侶在外地的婚姻，會削弱和破壞該現行婚姻制度。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香港的婚姻法律不容許同性之間的結婚，而《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也沒保障同性婚姻，因此岑與同性伴侶的婚姻在港沒有法律效力。[2]

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19年11月27日入稟法院，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如他在無立遺囑的情況下去世，他的同性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吳指有關條例對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構成性傾向歧視。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吳翰林勝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及異性伴侶作出差別待遇，又指就遺產繼承權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權益，並不會影響傳統異性締結。法官指，將會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作出補救解釋，並要求雙方向法庭提議應下達的命令。法官也頒令申請人可獲九成訟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3]

另一方面，吳翰林早前表示在港購入二手居屋後，由於房委會拒絕接納其同性伴侶屬「配偶」，吳若要在居屋加入伴侶的名字，必須先補地價，吳認為構成歧視並在2019年9月30日申請司法覆核。房委會向法庭申請暫緩案件，以等待另一宗同類案件的上訴結果；另一宗案件為Nick Infinger及其同性伴侶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遭房委會拒絕，Infinger申請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房委會已為此提出上訴。法官周家明於2020年10月22日表示，不認為兩案會互相影響，法官亦指出本案涉及申請人的基本權利或受侵犯，此等情況必須盡快改正，加上根據申請人一方指，申請人已遭鄰居以他們非法佔用居屋單位為由而滋擾，因此不宜再度暫緩，駁回房委會一方申請。[4] 惟吳翰林於2020年12月初去世。[5]

對於吳翰林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入稟法院一案，明光社於2020年10月9日去信，要求律政司就海外同性結婚伴侶無遺囑下自動繼承居屋及財產案上訴。這宗案件申請人的問題完全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而不需要將無效的同性婚姻等同有效婚姻，動搖香港婚姻制度的根本。當一些本來只屬於本港承認的異性婚姻獨有的權利和保障，未經市民大眾和立法會討論，一步一步開放給本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乃自相矛盾、漠視民意、暗渡陳倉的偷步行為。[6]

Nick Infinger與男同性伴侶為本港永久居民，二人於2018年在加拿大結婚，同年返港後以「一般家庭」身份向房屋委員會申請公屋，房委會指二人關係不符合房委會申請指引中「夫婦」的定義，故不能以一般家庭提出申請。Infinger於2018年11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2020年3月4日，法庭裁定Infinger勝訴。高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房委會的配偶政策將在海外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拒於門外，是不合法及違反了《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7] 據悉房委會在研究判詞及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案件已排期於2021年7月聆訊。[8]

性小眾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9年9月16日至25日，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有關研究於2020年1月7日公佈，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這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性小眾研究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指是次調查的數據正好反駁政府以香港仍未準備好立法為由，未有推行政策以達到LGBT+平權。[9]

本社認為上述研究雖然曾提及三份昔日的研究，但就未有提及另一項更具規模，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其團隊負責，在2018年公佈的「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該研究孫耀東亦有份參與，同樣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受訪人數比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多出近一倍，而研究中的其中一項是有關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的看法，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受訪者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此外，再將中大今次研究與另一份在2018年公佈，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專案的結果相比（該研究在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中亦有提及），港大的研究發現有50.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較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反映並非愈來愈多人支持同性婚姻。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今次公佈的研究，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10]

同志遊行

除離島區議會外，共有17區的區議會先後通過成為2020年的香港同志遊行的支持機構。而原定於2020年11月14日舉行的香港同志遊行，因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改為網上進行。[11]

明光社在2020年7月10日曾去信18區區議會，質疑同志遊行已超越地方行政的政治議題，並且建議區議會日後若要考慮是否支持有關活動前，必須先徵詢區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詳細了解過往多年同志遊行的真正口號和內容。至於已通過有關動議的區議會，必須監察此等活動的實際內容，不能成為鼓吹性濫交的平台，以免進一步損害區議會的聲譽。[12]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20

昔日香港同運議程回顧：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9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8

昔日全球同運議程回顧：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9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8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2020年9月18日，高等法院有兩個就有關海外同性婚姻司法覆核案的判決，對於兩位司法覆核案的申請人，法官周家明分別判他們一勝一敗，吳翰林（案件編號：HCAL 3525/2019）及岑子杰（案件編號：HCAL 2682/2018）都是挑戰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及第14條，對同性戀人士構成性傾向歧視。

吳翰林案：遺產繼承

首先說說吳翰林案，吳與同性伴侶於2017年在英國倫敦結婚，2018 年吳購買居屋單位，作為二人的居所。由於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他的婚姻不被認可，根據香港法例第73章《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同性伴侶在法律上不會被視為「配偶」，若他在無立遺囑情況下去世，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或自動獲遺產供養，但異性伴侶卻擁有這些權利。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481章《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若吳的伴侶要從遺產中取得的生活開支，就必須證明他過往是完全地或主要地，在經濟上依靠逝世的伴侶，相反已婚異性伴侶則不論是否由配偶供養，都可申請從逝世配偶的遺產中取得合理經濟供養。吳遂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不包括以及不合理地限制同性戀伴侶的私人及家庭生活，並指有關定義不合理地限制他們的私有產權，而有關權利是受《基本法》第6及105條所保護，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構成性傾向歧視。

雖然申請人的問題完全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但法官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對同性婚姻及異性婚姻存在差別對待，即存在歧視，因此，判申請人勝訴。

法官周家明不認為如果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利益，會有損傳統婚姻制度，或者破壞整體香港法例的連貫性、一致性和可行性。

岑子杰案：同性婚姻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的做法「違憲」，對同性戀者構成性傾向歧視，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但法官認為，香港法例並不容許同性婚姻，並指香港沒有法例允許同性婚姻，《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沒有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而香港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結合，故不會將定義擴闊至同性婚姻，裁定岑子杰敗訴。

就申請人以海外異性婚姻與同性婚姻作比較，法官認為兩者未必相似，例如離婚權只屬已婚者的權利，當中亦會涉及某些特定的權利和福利，例如兒童最佳利益，因此，同性和異性伴侶無法從中類比，法庭需考量特定議題的背景和情况，不能憑空解答。法官在判詞中引述QT案，指出香港《婚姻條例》只承認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重申本港的婚姻法律並不容許同性婚姻，《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均不會提供有關保障。申請人仍有權就特定政策或法定條文提出覆核，每宗覆核成功與否將視乎個別情况，要求同性婚姻是太進取。

吳翰林案裁決削弱父母權益

按《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4（4）條：如該無遺囑者並無遺下後嗣，但遺下丈夫或妻子，以及下述人士中一人或多人，即父母、全血親兄弟姊妹或全血親兄弟姊妹的後嗣，則該尚存丈夫或妻子須享有取得非土地實產的絕對權益；此外，該無遺囑者的剩餘遺產在扣除死亡稅（如有的話）及費用後，須撥出$1,000,000的淨款額，在作出上述款項或應付利息的撥款後，該剩餘遺產須按以下規定持有（a）其中一半為該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絕對權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及（b）其餘一半則為該無遺囑者遺下父或母或父母二人的絕對權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吳翰林案的判決將直接影響無立遺囑者父母的權益，假設A是在海外地區與同性伴侶結婚但沒有子女，他遺下150萬元遺產，在不承認同性婚姻的情況下，A的同性伴侶在本港法律的定義上不是丈夫或妻子，A的遺產將全數由他的父母繼承。現在因為吳翰林案的判決，A的同性伴侶可先取得100萬元，A的父母只可分得餘下50萬元的一半，即25萬元，分別非常大。事實上，假如A想將他的遺產送給他的同性伴侶，A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為甚麼吳翰林不採用既便捷又節省金錢，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因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透過司法覆核曲線爭取同性婚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

以司法覆核方式為同性戀者曲線爭取同性婚姻

綜合近幾年有關同性婚姻的司法覆核案件的裁決，如梁鎮罡案的公務員福利及配偶合併報稅，QT案的同性伴侶獲確認為配偶／受養人，Nick Infinger案令同性伴侶可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吳翰林案則是居屋及財產自動繼承權等等，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雖然法院不斷強調香港的合法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香港法律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但是，法院卻在不同範疇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為「有效婚姻」，承認同性伴侶為配偶、妻子或丈夫，當全部或大部份原本只屬於一男一女異性婚姻的權利和福利都已給予同性伴侶時，同性婚姻合法化便水到渠成了。為了堵塞漏洞，特區政府應立即修改法例，重申香港的婚姻法的要求，如只承認人數必須一對一、年齡必須16歲以上、性別必須為異性、沒有親屬及血緣關係、同一時間只可以有一段婚姻等，不符合這些條件的婚姻，一律不可以獲得任何與婚姻有關的權利及福利。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