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極可能就在眼前 ── 台灣青宣後記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大選前夕，右翼政治非牟利組織 CatholicVote自2024年9月16日起，在幾個選舉競爭激烈的搖擺州，如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內華達州和威斯康辛州，發放一條30秒的影片廣告，主要指責副總統兼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支持使用納稅人的錢，即透過聯邦醫療補助計劃，為兒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子宮、乳房和變改性別的手術。[1]

2024年9月26日，一班老師及家長在美國加州的Cupertino 聯合學區（CUSD）的學校董事會議上，就一名在Dilworth小學任教的跨性別教師，在8月時與一位四歲學生討論相當敏感的性別認同話題而作出了討論，事件讓社區陷入了分歧。

CUSD 的員工Crystal Hamilton解釋，與性別認同相關的主題是 CUSD 中學階段「人類成長與發展單元」的一部份，父母可以選擇不讓他們的孩子參加這些討論，不過，她指出該位在Dilworth任教的涉事老師，並未提供這個選項。她又指，員工是不允許在課堂上表達個人的政治和信仰，而表達政見的行動只可以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不過，也有多位CUSD員工在會議上捍衛他們的跨性別同事，Susan Hanson稱她因看到社區內的成員擾亂了CUSD教師所創造的「安全和包容的環境」而感到「不安」。CUSD發人表示，雖然學區無法對涉事教師的個人問題發表評論，但可以向家長保證，已立即採取行動來回應家長的關切，並確保任何未來的教學材料會與學區目標、課程目標和學術標準相符，同時內容亦適合孩子的年齡。[2]

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學區的學校有一政策，規定學校的工作人員「不應向他人透露有可能揭示學生的跨性別身份或性別不確定的表現」，除非法律上要求，或有關學生授權對外透露有關事宜。此外，政策還指出，工作人員應使用學生的法律姓名和與其出生性別相對應的代名詞，除非學生或其父母另有指示。這一政策旨在保護跨性別學生的私隱，並尊重他們的性別認同。

在2021至22學年，一位學區內學生的家長反對孩子要求學校工作人員使用與他性別不符的名字來稱呼他。校長回應說，有政策要求學校工作人員按學生要求的名字來稱呼他們，並指政策要求工作人員要為孩子的選擇保密，故不可向家長透露有關事宜。該位家長據稱說服孩子重新使用其出生姓名和與性別相符的代名詞。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亦告訴該位家長，他們會遵從相關的要求。然而，該家長懷疑學校工作人員可能因政策所提供的學生隱私權而撒謊。最終，該家長對學區提起訴訟，指控該政策違反了新罕布什爾州憲法。2024年8月30日，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的裁決維護了學區政策，裁定提訴的家長敗訴。[3]

一位來自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鹽與光浸信會的牧師，為到女兒在2024年6月在公立圖書館接觸到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書籍感到擔憂及不滿，他認為這些書籍不符合基督教的價值觀。隨後，有教會人士與他討論建立一間學校，於是他決定參與創辦一間免收學費的學校——第一原則學校。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在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和道德教育下成長。

這位牧者名叫Justin Walker，他表示，這所學校將專注於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並希望能為家庭提供一個替代選擇，讓孩子們能夠接受符合其信仰的教育。這一舉措在社區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涉及教育內容的多樣性、言論自由以及家長在教育中的權利等議題。整體而言，這一行動反映了對當前社會文化變遷的回應，以及對教育內容和方向的關注。這一所學校在2024年9月4日正式開學，校方接受公眾人士報讀，不限於鹽與光教會的會友。學校初期有65名學生和多名教職員，現時提供幼稚園方面的課程，將會提供小學課程，以至於中學和高中課程。[4]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

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6]

新西蘭體育部長Chris Bishop表示，他已要求政府機構新西蘭體育（Sport New Zealand）更新兩年前的指引，該指引鼓勵跨性別運動員以其認同的性別參加業餘水平的比賽，他們亦毋須證明其身份或為其身份提供任何理據。此舉被指是因為有奧運選手批評該原則忽視了女性運動員的權利，並損害了公平性和安全性。[7]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8]

德國聯邦參議院在2024年5月通過《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有關法例已於11月1日在德國正式實施。[9]

2024年10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與關注LGBTQ權益的人士會晤，展開了一場長達 80 分鐘的私人會議，參加者包括一位有與 LGBTQ 人士合作的天主教修女、一位跨性別社群成員，以及一位美國醫生，他協作經營一所為成年人提供荷爾蒙治療的性別肯定診所。關注LGBTQ權益人士要求天主教會推翻禁令，不再禁止性別肯定治療，有關治療是為希望更改性別的人士而設的。[10]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參議院在進行長達七小時的辯論後，通過了一項法案，該國人民如在國外透過代孕服務生育孩子，將面臨最高刑罰兩年的監禁，以及最高可達100萬歐元的罰款，有關法例已生效。[1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遭到禁止收養俄羅斯兒童的國家，是允許「透過醫療手段變性，包括使用藥物」，或允許個人在官方身份證件上更改性別的國家。俄羅斯國會下議院議長Vyacheslav Volodin曾表示：「有了這項法律，我們就能保護孩子，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不會落入允許同性婚姻和變性的國家。」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12]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

該案件涉及歐盟法律的自由流動和公民權利問題，2021年案件在羅馬尼亞法院被提出，並於2023年轉介至歐洲聯盟法院。Mirzarafie-Ahi於2008年移居英國，並在2016年獲得英國國籍，該年她亦開始變性。英國在當時仍是歐盟成員時，英政府向她頒發了性別認可證書。不過，羅馬尼亞當局在2021年拒絕承認她的新姓名和她更改了性別，稱英國已不再是歐盟成員，要求她遵循該國程序處理更改性別的申請。在10月4日的初步裁決中，歐洲法院裁定，羅馬尼亞必須承認並更新其他歐盟成員國發出、合法變更性別的文件，而毋須有關人士進行額外的程序。[13]

根據泰國官方《王室公報》（Royal Gazette）在2024年9月24日的報道，泰王哇集拉隆功已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使它成為法律，在報道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有關法律將會生效，這會使泰國成為東南亞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14]

本地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5]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10月4日，法院展開聆訊。房委會代表律師指房屋政策配合提升人口增長，同性配偶生育成本較高，申請公屋、居屋時不應與異性配偶放在同一類別考慮。有法官質疑，異性配偶也未必生育，且女同性戀者雙方都可生育，質疑因生育能力阻礙同性配偶申請公屋是否合理。代表同志方的律師則提出，結婚不代表會生兒育女，異性配偶不一定能生育，而同性配偶亦可透過人工受孕或領養方式孕育下一代，因此房委會制定的政策不應以生育能力作為指標。[16]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在2024年10月8日開審。律政司的代表律師陳詞時指，家事法規定異性伴侶婚後有贍養責任，但同性伴侶不能在香港註冊結婚及沒有贍養責任，故兩者並非合適的比較對象；同志一方的代表律師則指，同性伴侶在結婚以後同樣有道德責任去支援另一半的財政，故贍養責任不足以成為區分同性和異性伴侶的理由。[17]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佈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18]

（資料截至2024年11月26日）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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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個意念頻頻出現：逍遙和無國界。提早七年退休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至今已經九年多，雖然現在已經年屆真正的退休年齡了，也不想令這些時間變成人稱的「垃圾時間」。但是我不勉強必須要做甚麼，去哪裡，要做多久……我只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有時候會因為情況有點困擾，但爭取不來，就罷了。想要的，是逍遙吧！

回港四個月，首先處理身體健康問題，經過多項目的覆診後，知道大概情況穩定，衰退難免，新病症是睡眠窒息症，它對走動和工作無大礙，於是繼續考慮及等候決定以甚麼方式生活，是宣教還是退隱。按向來有的歐洲華人宣教異象，尤其對法國的「偏心」，又有一兩個法國華人教會的邀請，但又沒有把握申請居留，於是按個別教會的提議，先取得BNO visa落腳英國，其後再申請去法國服侍。於是回港後第二個月就打算賣房子，準備移民英國。經過兩個月的禱告等候，終於找到買家，開始執拾家當及交樓的工作，並於10月初出發去英國。

按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我是既可在英國逗留和事奉，也可在歐陸地區服侍華人，並且可以抽一些時間回香港，除了要考慮體力能否應付外，我發現竟可以變成沒有國界限制的事奉，真的是作天國的僕人（太二十五）。殘留的軀殼，不配獻主，但也不想鏽壞，雖是碎渣兒，也不要浪費（可七24-30）。青春健康活力已逝，主既沒有吹滅將殘的燈火，就以逍遙自在方式享受當下的事奉和生活。這是我最近體會到的一種「死不如生」的生命意義。生命是主給我們的禮物，但若主接我回去，也是一份禮物。因為主看是好的，就會給我。賣房子及執拾東西期間，體會上帝給我那麼多恩典，既滿懷感恩，但也不能留戀，拍下照片後，就放手，走人生路，要學捨下，才能走得好。沒有國界，沒有包袱，這也是逍遙呀！

2024年巴黎奧運會已圓滿落幕，當中女子拳擊比賽項目出現了性別爭議，阿爾及利亞選手哈莉芙（Imane Khelif）和中華台北選手林郁婷在她們所屬的級別拳賽中取得冠軍，但外界對她們的性別有所質疑，因二人在過去的賽事中曾被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參賽資格，會方稱二人有XY染色體，不符合參加女子比賽的標準。

國際奧委會（IOC）對參賽選手的性別狀況有其指引，認為所有人，不論其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性別變異（sex variations），應在安全且無偏見的環境中，並以最符合他們性別認同的組別參與比賽。但不同體育協會可自行制定男女組別的參賽資格標準，以確保同一組別內的任何運動員都不會面對不公平和擁有不成比例的競爭優勢。因此，本屆巴黎奧運有多項賽事都對跨性別運動員設下了門檻：划艇賽事的要求被指為近乎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性賽事；田徑、游泳、欖球、板球、單車項目，跨性別選手須在青春期前完成性別轉換（transition）才能參加女子組別賽事；三項鐵人、網球和射箭項目則要求選手的睪酮水平在指定標準以下。[1]

國際拳擊總會因著某些問題被國際奧委會撤銷承認其官方地位，因此由上屆東京奧運開始，奧運拳擊賽事都由奧委會成立的工作小組負責，該小組沿用了2016年里約奧運對跨性別運動員的規定，[2] 跨性別女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男，性別認同是女）毋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也可以參加女子組賽事，但體內睪酮在比賽前12個月內及比賽期間不可高於10 nmol/L。[3]

在本屆奧運的拳擊賽事中，對於兩位備受爭議的女性拳擊選手，奧委會並不會考慮她們是否有XY染色體，只要她們的護照顯示其性別是女性，便具備參與女子拳擊比賽的資格。[4] 早在2011年11月，奧委會已宣佈棄用以睪酮檢測結果作為參賽標準的框架，因此她們亦不用接受睪酮測試。至於跨性別女性參與女性賽事是否公平，可參閱筆者所寫的〈跨越了公平的跨性別運動員〉，[5] 但其實今次爭議並不涉及跨性別運動員參賽。

兩位拳擊選手都不是跨性別人士，她們由出生一刻開始都是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但她們二人的外表是比較男性化，如果單憑外表，相信有人會誤會她們是男性。國際拳擊總會沒有進一步拿出她們體內有XY染色體的證據，大眾也不能斷言兩位選手的身體狀況如何。但在科學上，女性體內是否有可能存在XY染色體呢？

人體的第23對染色體是性染色體，一般來說男性的性染色體是XY，女性的性染色體是XX。女性體內應該不會出現XY染色體的，但其實有例外的情況，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會令女性體內出現XY染色體。

性發育障礙是指一系列染色體及基因異常所引致的性別發育異常狀況，包括10多種病症，包括我們日常提及的雙性人，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涉及複雜的生物化學反應，影響胎兒發展和日後的成長。5α-還原酶缺乏症（5-alpha-reductase deficiency）是其中一種性發育障礙，患者的性染色體是XY，但因基因突變而未能產生其中一款5α還原酶SRD5A2，而該款5α還原酶的作用是將睪酮轉化為DHT，而DHT在胎兒成長期間會使陰莖和陰囊（即外生殖器）發育成形。因此5α-還原酶缺乏症患者出生時，由於其下體表徵看似一般女嬰，所以會被當為女性照顧。到青春期時，另一款5α還原酶SRD5A1正常運作，便會製造出大量DHT，原本的女孩身體會發育為成年男性身體，患者到了此時才發現自己患有5α-還原酶缺乏症。因此，雖然出生證明顯示其性別是女性，但患者的體內會有XY染色體，睪酮水平也會比一般女性為高。

另一個出現在XY染色體人士身上的性發育障礙，是雄激素不敏感症候群（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6] 由於雄激素受體基因的變化，影響身體對雄激素（androgen）作出反應。部份患者對雄激素完全沒有反應（complete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其外生殖器發展成女性的性徵，因而被當為女性照顧，但其體內既沒有子宮及卵巢，兼有睪丸在其腹腔中。部份患者對雄激素有部份反應（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根據反應的程度外生殖器會發展成介乎男性與女性之間，故有可能被視為男性或女性撫養。

因此，一個出世紙顯示其性別為女性，也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人，體內也有機會存在XY染色體。而其他性發育障礙的狀況，也會令XX染色體人士的外生殖器發展成男性的性徵，令患者被視為男性撫養。雖然情況算是罕見，但在全球人口中，性發育障礙的患者也有一定數目，社會應如何看待他們的性別，按出生文件、性染色體，還是按他們的意願來劃分呢？

性發育障礙人士有參與運動競賽的權利，另一方面，性發育障礙的女運動員體內睪酮比一般女性高，雖然個別運動項目對運動員體內睪酮水平有所限制，但仍有可能構成不公平的情況。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有待社會尋求共識。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修訂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其影響不大，因為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確認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學區的董事會，早前發現了學校員工Jessica Norton違反了州法例，讓其16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孩子在高中女子排球隊打了兩個賽季，經過董事會多番討論後，他們在2024年7月30日決定，Norton須接受無薪停職10天的處分，之後，她也不能再擔任原本的資訊科技專門工作，但可以獲得同等報酬和職責的工作。因為身為資訊科技的專家，如果讓她留在相同的崗位，她便有可能知道有其他跨性別學生正在參加女子運動隊，而不向管理人員報告這種情況，所以董事會決定讓將她調離原有的職位。[2]

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郊區，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在一家健身室裡，使用了當中的女性更衣室，此事引發一場抗議。有示威者聚集在健身中心的外圍，並批評其做法，該州的檢察長也在2024年8月2日宣佈會調查此事。[3]

2024年7月16日，富商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媒體X發帖文，提到他有計劃將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從美國加州霍桑搬到德克薩斯州的Starbase。就連他的社交媒體公司X的總部，也將從三藩市搬到奧斯汀，當中的理由是，他反對一項有關性別身份的州法例，此新法例在2024年7月15日由加州州長Gavin Newsom簽署，其主要內容為禁止校區要求教職員，如發現學生在性別辨識上有所變更，必須通知他們的家長。

馬斯克有一位跨性別女兒，他之前曾表示自己「支持跨性別者」，但也告訴過《金融時報》，他女兒的決定是由於「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他在2023年還表示打算進行游說，將跨性別醫學上的治療刑事化，他認為這會對未滿法定年齡的孩子造成嚴重、不可逆轉的改變。[4]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晉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5]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IBA在2024年8月5日舉行記者會，指二人在2023年的世錦賽期間接受了血液性別測試，結果顯示二人有男性染色體，因此她們被撤銷了參賽資格。IBA稱已將2023年的測試結果通知國際奧委會（IOC），惟對方沒有採取行動，IBA更批評奧委會只根據護照上顯示的性別判斷參賽資格做法不當。奧委會則強調他們已不再承認IBA，又重申支持兩位運動員，強調二人由出生、成長到參賽一直都是女性，同時嚴厲批評IBA的言論和態度傷害了運動員自尊。奧委會更形容IBA是一個信譽不佳的組織，又陷入財務危機，亦因由俄羅斯人主導領導層令雙方關係破裂。

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有關的舉行同樣惹來批評，令人覺得IBA有意和准許性別爭議拳手參賽的奧委會鬧對抗。IBA主席直言：「不忍看到Carini的眼淚，我可以保證，我們會保護每一名拳手，不明白奧運為何要毀掉女性拳擊，為安全起見，只有符合資格的人才能上擂台比賽。」有媒體指，未知道Carini及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是否會接受有關獎金。[6]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早前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展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是錯用緊急立法程序。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滯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

上述對青春期阻斷劑的評估報告還指出，在決定某種治療是否應按常規提供時，「僅僅證明一種藥物不會造成傷害是不夠的，還需要證明它能否在特定患者群體中帶來臨床益處。」NHS在3月時宣佈，停止對未成年人處方青春期阻斷劑，後來英政府更發出緊急禁令，禁止私營處方者對18歲以下人士開出青春期阻斷劑，有關禁令生效期為6月3日至9月3日。[7]

幾百名烏克蘭的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軍人及其支持者在2024年6月16日於基輔遊行，強調他們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為國家服務並作出貢獻，他們要求可以有更多的權利。這些軍人穿著帶有六色彩虹和獨角獸徽章的制服，呼籲政府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的關係。儘管這次活動被稱為同志驕傲遊行，但氣氛並不如和平時期那樣慶祝，反而據稱因受到反對者的威脅，令這次遊行被警察嚴密地保護。LGBTQ軍人在軍中的角色會改變社會對於同性伴侶的態度。軍人Dmitriy Pavlov表示：「我們是普通人，與其他人平起平坐地戰鬥，但卻被剝奪了其他人擁有的權利。」[8]

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2年，首爾行政法院一審判決原告敗訴，稱依據南韓《民法》、最高法院及憲法法院的判例，或南韓社會的普遍觀念，仍視婚姻為男女之間建立的關係，目前沒有將同性結合納入婚姻範疇的依據。但高等法院在2023年2日改判原告勝訴，指如沒有合理理由拒絕讓蘇獲得配偶應得的保險權利便是歧視。

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有報道指，裁決可能為南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鋪路。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國民健康保險法》並沒有明文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受益人之外，若僅以同性伴侶的關係為由排除原告的健保配偶資格，不但是歧視行為，也嚴重侵犯人的尊嚴和價值、幸福追求權、隱私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9]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的跨性別者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早前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要求提出訴訟，他出生時為男性，他要求在文件中合法更改性別卻被下級法院駁回，在審訊期間，原訴人曾透過律師表示，手術要求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身體負擔，並違反了憲法對平等權利的保障。

日本的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10月，裁定法例要求更改性別者絕育屬違憲，並將本案發回高等法院，命令重新審查可否免除原訴人接受性別確認手術。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又指現時目前有關更改文件上性別的要求可能違憲。簡言之，廣島的高等法院批准了該名跨性別者合法更改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毋須接受變性手術。[10]

（資料截至2024年8月19日）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人生就像一場海上旅程，在茫茫大海之中，有時十分容易迷途，而只要小小的偏差，最後卻可以偏離到千里之外！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許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一個不慎便會落入一些並無根據的迷思，但卻以為自己掌握了一些駭人聽聞的真相和真理。就像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對戀愛都有不同的迷思，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今天，透過交友程式衍生出的戀愛觀，以及近年興起的「pre拍拖」戀愛模式，究竟是為對戀愛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機遇、還是新的危機呢？又如西方興起的性別自主、認為性別可以隨意跨越的風氣，同性可以結婚、同性可以領養或透過生殖科技刻意帶來「沒有父親」或「沒有母親」的下一代，究竟是擴大了婚姻和家庭的定義，還是令婚姻和家庭逐步瓦解呢？

很多事物的原意是好的，但拿捏不準便會有反效果，就如互聯網是劃時代的重大發明，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和學習模式，但亦是令不少人沉溺的開始，成長和成癮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正如勇氣和冷漠亦然，作為信徒如何在當今世代勇敢地活出基督而不是頑固地羞辱主名，值得我們常常小心細察。此外，當教會很多時高舉一些價值卻沒有活出應有的樣式時，只會令信徒和非信徒都感到迷茫，例如當我們不斷強調婚姻和家庭的重要，但在教會生活各項安排卻用了許多對家庭不友善的方法時，只會令其他人嗤之以鼻，適得其反。希望今期《燭光》能夠刺激大家的思考，一起努力走出迷思、避免迷途。

美國加州的女子監獄發生了強姦案，當中的疑犯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的囚犯，由於他自稱是女子，雖然仍未接受變性手術，甚至長著鬍子，但在美國加州的新法例下，他仍可以從男子監獄遷到女子監獄，最後他被指控在女子監獄裡強姦了另一名女囚犯。[1] 在2021年，美國加州實施新法例，加州監獄系統中的跨性別、雙性人和非二元性別囚犯有權依據他們的性別認同選擇被安置在男或女子監獄中，而不以生理性別來分配。據稱，加州中部的女子監獄醫療診所放有介紹各項避孕資源的宣傳海報，又提供避孕套及避孕藥。當有男跨女的囚犯被安置在女子監獄時，女囚犯似乎便應預期自己會遭強姦及有機會懷孕。加州懲教部門亦要求男跨女的囚犯在申請時必須參與一個課程，學習應對與女性共處時可能會產生的恐懼。[2]

以上的情況，在香港仍未發生，但近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法庭裁決，正在一步一步衝擊香港的核心文化。就以早前的判決為例，法院已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政府須於法庭頒令起計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如此，按照現時法庭對同性戀或跨性別相關法例的判決，日後再有同類案件，將會以外地及本地的案例作參考，未來的香港會否變成另一個加州，男跨女的囚犯也可以要求遷入女子監獄？這仍是未知之數，但情況實在令人擔心。不只如此，美國有一些州份的情況更加影響至兒童的福祉：男跨女運動員也可以參加學校的女子組運動比賽、[3] 在幼稚園、中、小學的課程裡，將同性戀、跨性別的內容列為必修課，教導孩子自己的性別並不是在出生時已被決定，而學生可以在沒有家長同意的情況下，離開學校去接受變性荷爾蒙治療，假若家長質疑孩子探索自己的性別，甚至可能被指控為虐待孩子。此外，也有人會教導孩子，家庭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所以父母常常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別的人。

以上的情況，並非想像，確實正在發生，一些父母為了孩子起來遊行反抗，可惜已經太遲，因為這種文化已經在美國落地生根，難以抗衡。今日的美國，會否成為明日的香港，就要看我們有沒有正視問題的決心及有沒有明察的眼睛，看得見事情繼續發展的嚴重性，並以行動把這個仍未生根的文化及時拔走。

父母應在這個正在蛻變中的社會好好引導自己的孩子，我們必定是愛我們的孩子，無論孩子是同性戀者或跨性別者，父母都會接納、關心及愛他們。然而，這份愛是理性的，我們不會引導自己的孩子成為同性戀者或跨性別人士，也不會向他們教導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甚或是跟得上潮流的指標。故此，當一些來自社會、學校、機構等人士在社區或學校推行同性戀或跨性別教育時，我們必須提高警覺。要知道同運人士看準的是愈早影響孩子愈好，在他們仍是一張白紙時，便要透過傳媒、學校影響他們。正如基督教民意調查專家據研究表示，人一過14歲，決志信主的機會便會大減。而小孩子較易接受福音，跟願意接受同性戀是同一道理。[4] 同運人士透過不斷的洗腦，是可以改變了人心的，在2023年公佈的一項調查便反映了有關情況，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當中有60%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為多，可見其影響力。如此可見，未來10年後又會如何，實在為下一代憂慮。

我們若能團結與行動，便會有轉變的機會，我們要把兒童福祉放在首位。社會的文化應由社會每一位市民去集體形成，而不是由法庭的數位法官去決定。我們願意尊重並關懷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明白他們的心路歷程也是很艱辛的，跨性別者在性別中掙扎，同性戀者在性傾向方面的掙扎，也是痛苦的，不足為外人道。然而，這個艱辛、痛苦的經歷不代表無辜的孩子應該被改變、被塑造，被人引導走上類似的道路。

人一生下來，他便開始遭遇到和外界的互動，而其一生如何演變，亦決定於他與外界的關係如何，最後形成他生命的藍圖。曾有學者統計，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就已經與外界發生過60,000種互動，這些經驗在他的腦海固定下來，而且會引導孩子的一生。[5] 父母是整個家庭的領導者，教導孩子認識人類的真實面進而了解人生。孩子不會蓄意變壞，如果他們做錯了，正意味著需要父母給予指引和鼓勵。[6] 重要是孩子可以從人生的不同經驗中知道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感受到有自尊及父母的愛，在過程中不斷成長，然後便會重回正軌，走上當行的道路。聖經箴言二十二章6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在彎曲的世代中，願父母都以愛引導、保護孩子，避免他們成為意識形態爭戰中的受害人。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泰國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按照程序，法案需要獲泰王的認可，然後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法律才會生效。這意味著同性伴侶可以在今年內於當地結婚，並享有完全的法律、經濟和醫療權利。[1]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下午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即是說，神職人員對於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另一項修訂，則通過敦促主教理事會在向教會合作組織派遣代表時，能做到包容不同性別、種族、民族、年齡、殘障情況、性傾向和經濟狀況的人士。

5月2日，大會以523票贊成，161票反對，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此一定義肯定了不同性別成年人之間的婚姻，同時也將兩個成年人之間的婚姻納入其中，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有關的剩餘禁令。

有關會議結束之後，聯合衛理公會的資深牧師Joelle Henneman表示：「我們還沒有達到基督教的完美境界。然而，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與既多元又和諧的聲音一起前進。」[2]

2024年4月，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的政府公佈修定後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試圖保護跨性別學生在學校的權利，凡禁止跨性別學生按其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洗手間、更衣室等設施的條例，都有可能被指為歧視及遭到禁止，基本上這與共和黨控制州的法律會產生衝突。有關修訂將於8月生效。

在5月7日，幾個由共和黨主導的州份，包括密蘇里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愛荷華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和南達科他州，入稟法院挑戰這項新修訂的法規。原訴人稱，將對跨性別學生的保護納入在於1972年通過的《第九條》中是違憲行為；《第九條》原本是保障婦女的權利而制定反歧視法，它適用於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和大學。不過，新修訂的《第九條》明確訂明，禁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多名共和黨的州檢察長稱，新的修訂將損害女性和女孩的權益，踐踏言論自由，並會為各州帶來負擔，因為這些州份近年來已通過了與新法規相抵觸的法例。

在5月13日，密西西比州州長Tate Reeves便簽署一項新法例，禁止跨性別人士在公共教育建築物中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浴室、更衣室和宿舍，除了密西西比州，至少有11個州有法例限制跨性別學生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浴室設施。[3]

2024年6月11日，資深法官Robert Hinkle推翻了美國佛羅里達州在2023年通過的一項法例，稱該法違憲。有關法例禁止跨性別未成年人在父母許可的情況下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治療，Hinkle認為該禁令實在太過份。另外，他亦阻止了該州的另一項措施，有關措施要求跨性別成年人只能接受醫生的治療，而不可以接受註冊護士或其他合格醫療人員的治療。而跨性別成年人不得接受線上治療的禁令，亦遭Hinkle廢除。[4]

2024年5月16日，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參議院，以13比10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學校將所有運動隊伍劃分為女子隊、男子隊或混合隊，參加資格則根據學生的出生證明書決定，此舉禁止就讀5年級至12年級的跨性別運動員依據其性別認同參加學校的運動隊伍，該法案的支持者表示，他們希望保護女性學生免受體格較大、力量較強的跨性別運動員傷害。該州州長於7月19日簽署這項法案，有關法例會在30日內生效。[5]

2024年5月15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密西西比州的ACLU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出了一項行政申訴，事緣一名來自美國密西西比州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跨性別女孩，想要在一個地域性樂隊活動中穿上裙子，但其學校堅持他的衣著需要依據出生時的性別。提出投訴的兩個機構，希望哈里森縣學區撤銷基於性別的服裝規定，他們認為學區的服裝規定違反了1972年頒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該法禁止任何接受聯邦資助的教育課室或活動，作出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該學區是在2023年7月新增了一項規定，要求學生的服裝必須與其出生時的性別一致。[6]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表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並不符合政府的合法利益，反而讓跨性別者需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會令他們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提訴人認為這項政策違憲。2023年，一名聯邦法官駁回了這宗案件，裁定儘管「性別」一詞有多種定義，但就田納西州的出生證明而言，其意思是非常明確和具體，它所指的是出生時的外生殖器所決定的性別。提訴人就案件上訴，2024年5月2日，聯邦上訴法院聆聽了雙方就田納西州相關政策的論辯。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7]

NBA籃球員Dwyane Wade，他的「女兒」Zaya原生性別為男孩，在2020年公開表示自己是跨性別人士，當時美國的佛羅里達州以及部份州份正在就限制跨性別人士的法例進行立法工作。為此，Wade家族在2023年賣掉佛羅里達州的房子，又搬遷到了加州。2024年5月23日，他接受了非牟利組織The Elevate Prize Foundation頒發的Elevate Prize Catalyst Award，及25萬美元的獎金，Wade會把這筆獎金投入其家族基金會資助的組織Translatable，以為跨性別人士提供一個社區，支持他們的成長、心理健康和福祉，讓這個空間引發更多的對話，從而達到更大的理解和接受。Elevate Prize Foundation的行政總裁Carolina Garcìa Jayaram聽完Wade的分享後，表示會再額外捐出一筆錢給Translatable。[8]

美國懷俄明大學的姊妹會（又稱作女生聯誼會）在2022年秋季決定讓男跨女人士Artemis Langford成為會員，有六名該會成員因而向法院提訴。2023年8月，地區法院法官Alan Johnson駁回了這幾名成員的訴訟，理由是姊妹會的章程中沒有明確定義甚麼人是女性，因此入會資格屬於姊妹會自行解釋的範圍。同年10月，六名提訴人決定上訴，控訴姊妹會「違背了自己的章程和其他管治文件，惡意改變會員的資格」。2024年5月14日，獨立婦女法律中心（IWLC）代表她們在丹佛的第10巡迴上訴法院中，向三名法官陳述案件。她們除了指姊妹會的做法違反了章程，還表示Langford曾在姊妹會的宿舍內騷擾她們，觀看她們更衣、拍照並提出屬於「侵犯性」的性問題。不過，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卻對訴訟表達了疑慮，他們不確定是否能就一名跨性別女性被納入懷俄明大學姊妹會的事情作裁決，也不確定下級法院是否應該繼續審理此案。上訴法院在6月12日駁回了上訴，又指法院無權聆訊此案。

其中一位原訴人Allie Coghan曾接受訪問，提到Langford入會使她和姊妹們感到即使在自己的家中也非常不安全。Coghan提到姊妹會沒有傾聽她們的恐懼和負面經歷，甚至孤立任何不贊同Langford入會的人，將她們標示為「恐跨」，並使用「欺凌策略」來迫使她們同意。[9]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0]

本地

終審法院在2023年9月就《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一案作出判決，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為同性伴侶確立替代途徑以承認他們的婚姻關係，並在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須在當日起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侶關係能獲法律承認。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2024年5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工作的進展，當局會否制訂準則，協助其判斷一段同性伴侶關係是否符合替代框架的申請門檻，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她亦問及政府有否考慮如何界定並區分可納入替代框架的核心權利及附加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的書面回覆指，有關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之後會有更具體建議。由於有關議題複雜且涉及層面廣泛，當局正按法庭相關判決及時間表，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就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相關機制、承認門檻、準則、條件、如何有效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等，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包括「核心權利」和「附加權利」等，進行詳細研究和落實部署。[11]

每年的5月17日被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今年有同志組織於當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設街頭展覽，在世界地圖上羅列承認同性婚姻制度的地區。[12]

跨性別人士Q和謝浩霖，就入境處拒絕二人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提司法覆核，終審法院裁定二人勝訴，政府在2024年4月初公佈，更改香港身份證上性別記項政策的修訂。關愛雙性人群體組織「藩籬以外——認識及關愛雙性人」的創辦人細細老師歡迎政策的修訂，但亦指政府沒有給予雙性群體完全不受傷害的政策，令人失望。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在機構的影片欄目中指出，變性手術本來充滿爭議，如果有人不能接納自己的現況並尋求改變，決定接受不能逆轉的手術，相信其他人是會尊重當事人，但他質疑為何社會的政策要配合一些人的個人選擇。他亦提出，依據當事人的感受來衡量是否改變社會重要原則是否適合。[13]

（資料截至2024年7月20日）

多年以前曾經聽一名在教會和學校熱心服侍的校長說自己和太太都很忙碌，他的子女好像有父有母的孤兒一樣，最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和太太這樣火熱事奉，而是他竟然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從他的語氣我感受到的是自豪多於自責。一直以來，「忙」似乎是華人教會的深層次文化，彷彿愈忙就愈忠心、愈屬靈，而愈忠心就應該愈忙，否則就是閒懶不結果子。難怪很多時都會聽到一些牧師和傳道人的子女說不喜歡教會、甚至討厭教會，因為教會令他們在成長時缺乏和父親或母親相處的時間，沒有機會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他們深深感受到父母很關心其他人，但卻不關心自己！

除了教牧同工很忙碌之外，教會活動的安排往往也對家庭不友善，例如星期六、日會編排不少的聚會和會議，有些執事經常開會、甚至討論到半夜仍未有定案，而在公眾假期又會安排大大小小的活動或營會，務求令人覺得教會很興旺、弟兄姊妹很熱心，很多時這些活動都是分齡進行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於是父母子女各有各的活動，就是沒有家庭一起的活動。

多年以前我擔任教會的執事，在聘請堂主任的時候，一位我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在最後的面試時表示，由於一直以來他星期六的早上都會和太太一起飲茶行街拍拖，問我們可否逢星期六上午放假，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沒有問題，只有某些特別的情況例外，就是喪禮和生死攸關的突發事件。其實要所有傳道同工每個星期六、日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教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星期六、日是最多不同年齡會友出現在教會的時候，但不代表所有同工都要全程在教會候命，讓會友可以即時找到教牧同工。更重要的是當會友有事需要同工關心的時候，是否知道可以找誰和如何聯絡，如果同工在平日去會友的工作地點與他們午膳、了解他們工作上的實際困難，可能更有意思。

此外，星期六上午、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許多中小型堂會根本沒有甚麼活動，留在教會的會友亦未必很多，與幾十年前不少青少年在星期六、日好像以教會為家，經常留到晚上，趕也不願離開的情況已大大不同。就算萬一教會真的每星期都有聚會和活動，或是希望製造機會讓同工接觸會眾，同工亦可安排輪流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休息，讓他們陪伴家人，因為一般傳道人在星期一或二放假時，其他家人都要返工或返學，根本無法安排家庭活動，對促進家人的感情幫助不大。當教會和教牧強調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時候，不應該「講一套、做一套」，若果照顧家人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做好見證真的十分重要的話，教會為何不努力配合？若果這只是信徒而非教牧真正要努力實踐的話，是否代表教會領袖有雙重標準呢？

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甚高又繁忙的大都會，要找藉口不積極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很容易，包括要供樓交租、供養父母、子女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個人要不斷進修和補充平時的睡眠不足，因而未能經常參與聚會、無法十一奉獻等等，這都並非完全是藉口，而是生活逼人。教牧和會眾同樣面對這些困境，當教會要呼籲僱主善待僱員，在薪酬和工時上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並訂立家庭友善政策時，教會能否先以身作則？若教會不善待同工，又怎能理直氣壯地呼籲其他僱主那樣做，好讓弟兄姊妹有更大的空間照顧家庭和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呢？

要改變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文化，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教會的長執，首先，大家不應再抱著忙碌等如熱心和忠心的想法，忠心是代表謹守崗位，努力回應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而不是單以時間來衡量，在原定工作時間內盡忠職守，比起經常加班但態度懶散或效率不高，前者更有意思。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大家不應認為在教會服侍就理應接受人工低、工時長。若果教會因財力有限而只能付出較低工資，相信一些願意服侍而家庭經濟壓力較輕的同工是不會介意的，但如果教會明明有能力，卻不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其實就是變相的剝削。

教會長執除了應該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讓他們的家庭毋須憂柴憂米之外，亦應主動考慮讓同工有一個家庭友善的較彈性工作時間，以便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接送年幼子女而調整當值的時間，在星期六、日和長假期不要填滿各項教會活動，預留一些時間讓同工陪伴家人，更要為他們擋下一些會友的不合理要求，因為教會同工和長執應是一個團隊，會友不應期望所有事都「有大食大」，一定要見到牧師或堂主任出席才滿意，否則牧師單是出席婚禮喪禮和探訪已忙得不可開交，莫說陪伴家人，連預備講章亦可能會有困難。如果教會真的重視家庭，必然應該包括教牧、長執和同工的家庭，不應有差別對待。

一個為了教會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牧者根本就是一個壞榜樣，若認為這樣才是自己追求的事奉態度，還是不要結婚較好，不過，就算不結婚也不要以忙碌為藉口而不照顧父母呀！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終於看了電影《從今以後》，一部懂得說故事的電影，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進而同情主角的遭遇，不過，當中有些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其實一日就可以解決了，就是立遺囑。既然一同生活幾十年，遺囑的內容也草擬好了，就是欠一個簽名，劇中忽然去世的女角作為一個深懂投資之道的專業人士，豈會不知在現行法例下不立遺囑，其同性伴侶是無法自動獲得其遺產的，不願動筆除了忌諱死亡之外，如何分配遺產恐怕亦是一個令她猶疑的考慮，有些困難究竟是誰造成的？是否一定是其他人的偏見值得商榷。其實不論是否已婚、每個人在沒有遺囑之下財產會如何分配，在香港是十分清晰的，只要沒有血緣和婚姻關係，無法自動繼承全部或部份遺產是常識，不單是同性伴侶、同居男女、情如母女的契媽契女亦很可能一無所有。不過，若果法律的規定不符合當事人的意願，訂立遺囑是最有效的方法，要爭取同性婚姻，因為社會上仍有很大的爭議，恐怕只會曠日持久，但要立遺囑，即時就可以解決。其實，由於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不同，例如夫妻感情欠佳、不同的子女關係差別很大、有需要照顧的兄弟姊妹、或者有自己很支持的慈善機構等等，法律原定的安排亦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因此，物業和財產如何安排，訂立遺囑是最能反映當事人心意的做法。

因財容易失義，對於死者財產應如何分配，就算至親之間都會有不同的需要和考慮，既然死者沒有留下遺囑，亦沒有遺言，作為親人，大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份亦不是全無道理，也是合理的期望。至於身後事的安排，若能清楚寫在遺囑，讓自己信賴的遺產執行人去處理是最理想的，撇開同性婚姻，許多時不同的家庭成員，基於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死者意願的理解不同、或基於個人的看法，對應該土葬、火葬、海葬，一切從簡還是隆而重之，之後安放何處都容易引起爭拗，若不指定一個人去執行，家人之間有爭拗屢見不鮮。最難處理的當然是名份的問題，兩個同性伴侶的關係能否得到家人的接受，就算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爭議仍會不斷持續，正如有些長者喪偶後再婚，其子女未必認同和接納其新的配偶，在生時已爭吵不絕，萬一當事人離世的話，爭議如何辦身後事、甚至爭產大家亦毋須覺得奇怪。要處理同性伴侶之間的權益或意願問題，除了改變香港的婚姻制度之外，我們相信更合理的折衷方法是透過修訂現有的持久授權書，擴大其可以授權的範圍，並延續到一個人死後仍然有效，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可以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所需的財務決定，而當事人萬一離世，亦可以代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則仍然透過遺囑去處理。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任何改變都必須由整體社會討論及決定。至於名份更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就算最終合法亦不等如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更無法輕易改變他人的信念。要共創雙贏，還是要強人所難，要即時解決問題，還是要自製困境，有時只是一念之間。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全球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他認為也有教練曾被不公平地解僱，他相信必須代表他們站出來，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有關和解協議的其他具體細節則有待日後公佈。[1]

2024年4月2日，美國威斯康辛州州長Tony Evers否決了一項法案，該法案禁止就讀高中學校的跨性別運動員依照其性別認同參加運動比賽。該法案已獲州政府的參眾兩院通過。支持法案的共和黨議員認為，這樣能維持對非跨性別運動員的公平；法案的反對法案者卻認為，威斯康辛州的跨性別高中運動員沒有引發過任何爭議事件，擬議的禁令反而是一種歧視，對跨性別青年造成傷害。[2]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3]

2024年4月，美國有三宗案件的裁決，牽涉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等性別確認的治療，以及禁止男跨女跨性別學生參加學校的女子體育比賽。在第一宗案件，美國最高法院在4月15日裁定，愛達荷州可以實施法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或手術，這些性別確認的治療，即使仍有挑戰該法例的訴訟在審訊之中。在第二宗案件，俄亥俄州的一名法官在4月16日阻止了一項原本將於4月24日在該州實施的法例生效，該法例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的治療，以及禁止男跨女學生參加學校的女子運動隊。第三宗案件，聯邦上訴法院在4月16日裁定，西維珍尼亞州不能阻止一名男跨女學生參加學校女子田徑隊。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已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確認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4]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這份文件對跨性別天主教徒來說是一次挫折，儘管這仍是可以預見的，它所傳達的訊息與阿根廷耶穌會長期以來的信念一致，就是跨性別者應該受到教會的歡迎，不過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則不應受到歡迎。梵蒂岡拒絕「性別理論」，有關理論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但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和因著「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這兩種不同的狀況。前者是梵蒂岡不接受的，後者則是可以尋求醫療方面的協助。[5]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正式生效，蘇格蘭政府認為這項新措施可以處理仇恨和偏見引發的問題，為受害者和社區提供更大的保障。新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新的罪行。這些新增的條文會加入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6]

居於蘇格蘭的著名作家J. K. Rowling反對新的法案，她認為這項法案會壓制到被稱為「性別批判」的女權主義者，她們不認同犧牲那些生理上女性的權利，以作為男跨女跨性別者得到權利的代價。[7]

愛爾蘭總理Leo Varadkar早前推動修改憲法，以擴闊家庭的定義及刪除憲法中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句子，但在2024年3月9日舉行的公投中兩項建議都遭到否決，Varadkar承認有關工作失敗。Varadkar推動修憲公投，意圖刪除憲法中「非常舊式的語言」，以承認現代家庭生活的實際存在。有關修憲公投，第一條選民要回答的問題，涉及憲法中承諾保護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內容，選民要選擇是否將婚姻作為「家庭賴以建立」的基礎修改為家庭可以建立「在婚姻或其他持久關係之上」。第二條涉及是否接受擬議第40條憲法的修正案，當中刪除了原有句子「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供了國家無法提供的共善」、刪除了「即使有經濟需要，如果母親外出工作會令她們忽略家庭職責，外出工作則不是她們的義務」，並增加了句子「國家將努力支持家庭成員相互提供照顧」。然而，兩項建議皆得不到大部份投票者的支持，遭到否決。[8]

歐洲議會副主席Marc Angel，亦是LGBTI（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雙性人等）小組的聯合主席，該小組是由161名成員組成。他在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經常對政客使用仇恨語言感到「震驚」，這包括了他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所聽到的話。他認為如果連政客都使用這種語言，很明顯人們也會使用它們。他補充，極右派和宗教極端份子正在傳播錯誤訊息。[9]

2024年3月27日，泰國國會眾議院三讀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參議院則在4月2日一讀通過了法案，稍後會作二讀和三讀，預計最快或會在7月進行，參議院如最終通過法案，在經泰王簽字後，這項同性婚姻法律便會在120天後生效。[10]

根據馬來西亞媒體《星洲日報》的報道，一名40歲的女子在社交平台X上匿名分享，表示自己很享受單身生活所以不打算結婚，但礙於家人給予的壓力，要求她早日結婚。該女子結識了一名36歲的同性戀男子，雙方「協議結婚」，只作有名無實的夫妻，這樣可停止家人繼續逼婚。女子表示，她和「丈夫」提前做了約定，如果其中一方愛上了其他人，就會立即和平離婚。[11]

本地

代號MK的女同性戀者在2018年就本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及沒有提供替代的法律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提司法覆核，認為這是違憲，她原獲批法援，其後法律援助署收到舉報電郵，指MK擁有寵物店，署方向MK的律師等人士查詢後，認為她隱瞞財政狀況，遂撤銷其法援。MK就署方決定再次提出司法覆核，曾一度勝訴，後被上訴庭推翻，她早前提終極上訴，有關聆訊成為終審法院首場網上直播的聆訊。終院在2024年3月22日頒下判詞，裁定MK敗訴，判詞指律師有責任向署方披露濫用法援的情況，這些資料不受法律專業保密特權（LPP）保障。[12]

2023年2月6日，終審法院就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入境處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申請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政策違憲。港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跨性別人士只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性徵」，及符合「各項修訂資格準則及要求」兩大條件，處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更改在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有關修訂已於公佈當日生效。

更改身份證性別兩大條件如下：

條件一：已完成改變性徵的手術

1. 女跨男：切除乳房（雙側乳房切除術）；
2. 男跨女：切除陰莖及睪丸

條件二：獲入境處處長信納符合以下條件，並作出法定聲明確認

1. 申請人患有或曾患性別不安；
2. 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3. 餘生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4. 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
5. 將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的血液測試報告。

若然未能或將不能符合條件一提出相關的手術治療要求，或條件二提出，有關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的要求，申請人須提出合理的醫學理由，並提交醫學證明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解釋不能符合完成上述相關手術治療或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要求的原因。該等申請會按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作例外考慮。

政府發言人指，修訂只涉及更改身份證上「標示性別」，不代表更改「法律上的性別」；修訂也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於性別的處理方法。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因新政策未涉及法律上的性別改動，跨性別男生即使身份證性別為「男性」，亦無法享有丁權、侍產假等權利，在遺產繼承上或有影響。不過日常生活中，如出入洗手間遇到質疑可出示身份證，已可解決不少問題。[13]

謝浩霖在4月29日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領取新身份證時表示，更換新的身份證有重大意義，結束因為錯誤的身份證引起生活上的各項不便及尷尬，又稱會立即申請更改銀行文件及特區護照等文件的稱謂，並將會繼續進行第二次司法覆核，以追討政府長期拖延換證的法律責任。[14]

本港同性婚禮統籌公司NEXT CHAPTER LGBT與香港逸東酒店合作，於2024年6月25日首度舉辦名為「PRIDE TO WED」的多元驕傲婚禮，擬為10對多元性別及多元性傾向的情侶進行與海外連線的集體婚姻登記及婚禮，爭取婚姻平權。活動正在公開招募參加者，獲贊助的情侶只需支付象徵式的費用，便可取得海外婚姻登記服務，並在香港與美國婚姻監禮人見證下，實時連線進行集體婚姻登記及婚禮。[15]

（資料截至2024年5月10日）

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信仰團隊為同性婚姻祝福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發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可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此外，梵蒂岡在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但同時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重申婚姻是男女間終生結合，神父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宗教儀式或民事結合掛鈎。[1]

2023年11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2]

同性婚姻及同性領養

2023年6月20日，愛沙尼亞國會以55票對34票，通過了該國《家庭法》的修正案，將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同性伴侶亦可以領養孩子，法案於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3]

尼泊爾的最高法院，在2023年6月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在最終判決之前登記婚姻。11月29日，首對同性伴侶，一位法定性別仍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與另一位男性，在尼泊爾的一個村莊登記結婚。[4]

台灣內政部於2023年1月19日同意開放跨地區同性婚姻，並發函台北市政府督導戶政事務所辦理。在新的措施下，其他地方的人如想與台灣的同性伴侶結婚，即使其國家或地區沒有允許同性婚姻，都可以在台灣登記結婚，包括港澳地區居民都在這次函釋中，但內地的居民則不包括在其中。[5]

2023年5月16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當同性婚姻當事人的一方收養他方的子女（包括領養子女）或共同收養時，允許引用民法關於收養的規定，打破原本的血緣限制，令台灣的同性伴侶能作出無血緣關係的收養，也令台灣在這方面成為亞洲中最寬鬆的地區。[6]

日本福岡地方法院於2023年6月8日裁定，日本禁止同性婚姻是「處於違憲狀態」。[7]

跨性別

蘇格蘭因為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希望入住女子監獄而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遷往女子監獄的個案。Bryson在變性前，因強姦兩名女子被判罪成。蘇格蘭政府在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2023年12月，有媒體報道指，蘇格蘭懲教部門推出新政策，跨性別女子如有任何傷害、恐嚇女性的紀錄，即使相關案件仍在審訊之中，他們都不可以還押女子懲教設施，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他們不會對女性囚犯構成危害。新的政策於2024年2月實施。[8]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允許申請人不用通過性別認同障礙的醫學診斷，只須以新的性別生活三至六個月，便可以申請轉變性別，法案更將申請年齡從18歲降低至16歲，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9]

2023年10月3日，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時任內政大臣Suella Braverman揭示了新的計劃，一旦立法成功，任何性罪犯將徹底被禁止改變他們的姓名或性別，新法可以修補現時的法律漏洞，令有關罪犯無法逃避有關性罪行的登記。[10]

2023年2月16日，西班牙國會議員最終通過了一項「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需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這法案甚至擴大了更改性別的範圍，容許14至15歲的兒童在其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下進行相關申請，至於12至13歲的兒童如想轉換性別，則須獲法院的允許。[11]

就更改性別的政策上，德國政府草擬了自主決定法案，有意取消目前法例要求申請更改性別人士須提交兩位專家的評估報告和法院命令才可更改法定性別。14歲至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需要獲得父母的批准或家庭法院的許可判決，而14歲以下的兒童則需要父母代為申請及提交相關文件。除非特殊情況，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透露或調查一個人過去的性別將被處以罰款。德國聯邦內閣於2023年8月23日通過了有關法案，該法案尚待國會審批。[12]

2023年3月3日，芬蘭總統簽署了一項新法，讓18歲及以上的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13]

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Zahad，她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14]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兒童的法案，其中包括實施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變性治療的法例。成年跨性別者如要接受變性治療，則要在首次登記時需要親身到醫療中心填寫同意書，並要在有醫生的情況下才可以接受治療。另外，對允許兒童參加「露骨」變裝表演活動的企業處以罰款，以及禁止教育工作者在八年級（約香港的中二）之前向學童教授性傾向和性別認同。[15] 有關禁止兒童參加涉及性或猥褻行為「成人現場表演」的法例，由於在該州有餐廳提出訴訟，指該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同年7月有聯邦法官暫時阻止該法例生效，佛州政府曾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將禁令的範圍收窄，只適用於涉及訴訟的餐廳，即該法例對其他廳室或酒吧仍然有效，但在11月16日遭法院拒絕了要求。[16]

2021年，美國西維珍尼亞州通過了法案，只有出生時符合生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女性，才能參加公立學校女子組別的運動隊伍，這包括大學在內等公立學校的運動隊。有男跨女學生入稟法院，指有關法例作出了基於性別和跨性別身份的歧視行為，違法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法律保障，訴訟令法院頒佈禁令，令該州無法執行新法。州政府曾要求法院撤銷臨時禁令，但在2023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令禁令仍然有效。[17]

在2023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愛達荷州通過了一項新法，有關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在公立學校，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衛生間和更衣室，並且允許其他學生一旦遇到跨性別學生使用有別於他們生理性別的浴室時，可以向學校提出訴訟。[18] 有跨性別學生及組織為新法提出訴訟，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2023年10月26日發出禁令，令新法尚未生效。[19]

2023年10月12日，美國威斯康辛州州政府的眾議院通過了兩項法案，限制跨性別青少年依照其性別認同參與運動隊，並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20] 就禁止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的法案，在同年12月6日，已遭威斯康辛州州長Tony Evers否決。[21]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州長Kevin Stitt在2023年5月1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為18歲以下人士提供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如有衛生保健工作者向兒童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和激素等治療將被判重罪。跨性別倡議者和跨性別兒童的父母表示，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至為重要。新法尚實施已迎來訴訟，幾個公民自由組織曾承諾「採取任何必要的法律行動」以阻止該法例生效。根據原告與俄克拉荷馬州州檢察長Gentner Drummond之間的協定，有關法例尚未正式實施。不過，這局面被一名聯邦法官打破，2023年10月5日，John Heil III拒絕了一群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跨性別兒童家庭暫緩新法推行的請求，Heil III裁定禁止此類護理是「與合法的國家利益合理相關」，他的裁決令法例得以生效。[22]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和蒙大拿州，就針對跨性別者的州法例，引起愈來愈多挑戰有關法例的訴訟。2023年10月11日，北卡羅萊納州的地方法院再有訴訟，提訴者指北卡羅萊納州的新法例違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拒絕為跨性別青年提供治療，並削弱了父母為孩子做出醫療決定的權利。而在蒙大拿州法院，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人士、雙性人和其他人士亦提訴，挑戰州法例，他們認為有關法例將「性別」一詞定義為僅指男性或女性，令非常規性別人士不獲法律承認和保護。[23]

美國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在2023年1月份宣佈學校推出補充課程，增加了從幼兒園到五年級學生的閱讀書籍，當中大部份涉及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內容，並且不容許學生退出。[24]

精神科醫生Susan Bradley於1975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性別認同診所，大概自2000年開始向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開出處方藥物青春期阻斷劑，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她最近卻為此表示遺憾並承認錯誤，她現在相信這種療法強化了孩子的困惑感，而藥物也會帶來副作用。[25]

在日本，跨性別者只可以在進行變性手術後才能合法改變戶籍上的性別，一名男跨女人士因健康理由而無法接受手術，但他有接受荷爾蒙治療。2010年，這名男跨女人士以女性身份到政府的經濟產業省上班，但他被限制不得使用辦公室樓層及上下一層的女廁，當事人提出訴訟，通過三輪在不同法院的訴訟，在2023年7月11日裁定政府機關敗訴。[26]

逆向歧視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店主及糕點師Jack Phillips因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慶祝性別轉變的蛋糕而被指觸犯歧視法，科羅拉多上訴法院於2023年1月26日裁定Phillips敗訴，Phillips計劃提出上訴，2023年10月3日，科羅拉多最高法院聽取Philips的案例。[27]

匈牙利訂立了法例，禁止學校向學生提供促進同性戀和性別轉變的教學材料，歐盟委員會認為該法例違反了歐盟內部市場規則、個人基本權利和歐盟價值觀，並為此於2022年年中將匈牙利提交給歐盟法院。2023年4月6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德國和法國將加入歐盟委員會這次針對匈牙利的訴訟。繼德法加入後，共有14個歐盟成員國加入了有關訴訟。[28]

Johnson Varkey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社區大學St. Philip’s College任教生物學20年，他在2022年11月28日的生物課堂中討論到人類生殖系統，教授有關X和Y染色體如何決定的生理性別， 2023年1月，校方稱收到投訴，指控Varkey曾於課堂中作「宗教說教」及歧視言論，並將他解僱。2023年6月，代表Varkey的非牟利基督教保守派律師事務所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致函學校，要求恢復他的職位。[29]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0日，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發新聞稿宣佈Varkey已復職，可返回St. Philip’s College任教。[30]）

小結

當同性婚姻在美國及歐洲的主要國家被接納後，爭取跨性別權益成為同運份子另一項重要工作。當歐盟幾個大國都降低更改性別的門檻，反觀美國一些較為保守的州份如佛羅里達州等，則逐漸收緊關於跨性別者的權益，如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

當初，同運人士花了不少氣力，推進歐美等大國走上性別自由之路，今天，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卻不願意推廣同性戀或鼓吹轉變性別的價值觀，一些美國的州政府也想走回頭路，如禁止18歲以下人士接受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又或是有大學教授想按照人類生殖系統，教導有關兩性的生理性別，也遭到了挑戰或攻擊，這都反映這場意識形態之戰會繼續，維護家庭價值的人士，與支持同志運動的人士，會就不同政策，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努力爭取各方的支持。

爭取承認同性婚姻案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違憲的。岑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其後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方從三方面爭議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的平等權，包括：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憲；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任何替代途徑以獲得法律上承認關係是否違憲；及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憲。

終院於2023年6月28至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上訴方表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本質相同，伴侶間均親密、獨立而互相依賴；如果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恐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令人認為同性婚姻比不上異性婚姻。上訴方又稱，法律應保障同性伴侶享有關乎私生活的核心權利，如領養後代及財產分配等。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基本法》將婚姻權利局限為異性婚姻，又指在「特別法優先」（lex specialis）原則下，即具體條文較一般條文被優先採用，故上訴方不能依賴保障私生活權利的條文。常任法官李義關注，人們期望私生活權利受法律保障，律政司回應指政府責任在於不干預市民私生活權利，及阻止他人干預，而政府就相關議題沒有做任何事情。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份勝訴。五位法官一致駁回岑子杰就同性婚姻的兩項上訴議題，表示《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僅限於異性婚姻。終院亦認同律政司採用的「特別法優先」原則，表示岑子杰一方提出的平等權利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法官卻以3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終院命令由9月5日頒佈裁決起計，暫緩兩年生效。按照裁決，政府須於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1]

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司法覆核案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定二人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2] （最新發展：政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於當日開始，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外，若有關人士能提交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切除乳房、由女性重置為男性，或切除陰莖或睪丸、由男性重置為女性的手術治療，以及符合特定資格準則和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申請人須使入境處長信納她／他患有性別不安，在提交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在未來持續接受該治療。申請人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申請人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並作出有關法定聲明。處長會就其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申請。不過，政府同時強調，此次政策上的修訂只關乎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而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有關人士法律上的性別。而此次的修訂，也不會影響其他政府政策，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3]

提供卵子女同志成普通法下的父母
一對女同性伴侶B和R於2019年在南非結婚，2020年兩人在當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先提取R的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之後植入B體內，其後B在港誕下一名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只有懷胎誕下嬰兒的B可以在嬰兒K的出世紙上被列作「母親」，而提供卵子的R則在法律上不可被視作嬰兒K的「父母」（parent）。二人入稟本港的高等法院，要求法庭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

法官歐陽桂如在2023年8月作出裁決，她援引了一宗英國案例，當中指出「親生父母」（natural parent）與「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認為這種解讀方式適用於香港，即一個人能否成為「法定父母」，應由法例定義，其判詞亦指出，受條例所限，只能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若有關人士要取得法定「母親」的名份，仍須靠立法機關填補法律上的空缺。^[4]

公屋和居屋案
Nick Infinger和同性伴侶在加拿大結婚後，在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惟房委會指二人不符合申請指引中的「夫婦」定義，拒絕其申請。Infinger於2018年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房委會的決定，認為有關情況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要求撤銷決定。

另外一宗司法覆核，吳翰林及李亦豪2017年在英國註冊結婚，二人為本港永久居民，吳於2018年以個人身份購入一個居屋單位，因本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房委會拒絕承認李為吳的「家庭成員」，吳翰林於2019年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的決定違反了《基本法》。該案原由吳翰林提出，期間吳去世，李亦豪取替其伴侶成為申請人延續案件。

高等法院原訟庭分別先後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的配偶政策，歧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實屬違憲及不合法，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房委會就上述兩案提出上訴，質疑有關決定不涉及《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所保障的平等權利，認為異性配偶及同性配偶並不適合比較。另外，「配偶政策」排除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等資格，以及拒絕同性配偶在毋須補地價的情況下成為居屋單位的聯名業主，屬於回歸前的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制度申請資格準則，規定只有異性夫婦有權提出該等申請，而且香港現時只認可異性婚姻，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第26條所保障。

上訴庭於2023年10月17日頒下判詞，駁回房委會的上訴，即維持原審裁定兩案中的同性伴侶勝訴的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頒佈判詞指，本案不牽涉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即使房委會批准同性伴侶申請公屋，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申請公屋的權利，只會影響異性夫婦輪候公屋的平均等候時間，但平均等候時間並非由《基本法》所保障，而是取決於在當時可用的單位數量和申請人數量。另外，涉案居屋配偶政策所牽涉的是同性伴侶原本已擁有的居屋單位，他們如申請同住或成為聯名業主，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可申請居屋單位的數目。^[5] 房委會於2023年11月初表示判決涉及重要法律原則，對房委會政策影響深遠，經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6]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7]

同性伴侶繼承遺產案
上文提及的男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20年12月自殺離世，他於2019年曾入稟法院，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做法，令他將來身故後，丈夫無法繼承單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修正條例對「有效婚姻」、「配偶」、「丈夫」和「妻子」的定義。[8] 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20年9月裁定吳翰林勝訴，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有差別對待，而該差別待遇屬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政府就裁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在2023年10月24日頒佈書面判詞，駁回政府上訴，下令政府支付對方訟費。^[9] 律政司於11月提出上訴。[10]（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11]

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市民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2]

香港同樂運動會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簡稱同運會）已於11月3至11日舉行。[13]

小結
有同性戀者為了令本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院的判決更指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此案進一步令公眾思考，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制度。這種安排看似是可以避免實施同性婚姻的權宜之計，但實際上它與確立同性婚姻卻是一步之遙，回顧外國的經驗，幾乎所有訂立了民事結合制度的國家，最終亦會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些同性戀者不只爭取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從公屋、居屋、遺產繼承，捐卵的女同志希望成為嬰兒父母的司法覆核案看來，他們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權利，而這些權利很可能包括同性伴侶領養孩子的權利，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一旦瓦解，這對下一代有何影響？在更改現行婚姻制度前，社會應否同時將兒童權利也納入考慮的範圍？婚姻制度是否應保障孩子的自然權利，就是由親生父母養育的權利？這些問題都是在意圖改變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前，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慎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