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業成家負長債！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延伸閱讀）

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正正是令這類服侍未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其實除了協會外，有不少基督教機構曾提供類似的住屋服侍，當中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及禧福協會。然而今天，因著不同的原因，她們所提供的服侍都無法繼續。

榕光「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榕光）是一間服侍基層的機構，同時也是一間基層教會，事工的發展由榕樹頭的街頭佈道擴展至籠屋的探訪，服事的對象原先都以男人為主。

陳碧霞牧師在2000年察覺到中港婚姻下被遺棄的婦女和她們孩子的困境，所以向「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申請資助，開展「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的事工，租用兩房一廳的單位，讓三個有危機的家庭免費入住。這些危機家庭通常是持雙程證的母親和單程證的子女，陳牧師會幫助那些小朋友申請政府資助，甚至擔任那些小朋友的監護人，待政府批出資助後，便透過相熟的地產經紀協助她們可免佣租住套房，遷出宿舍讓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入住。「神愛之家」在基金資助完結後，得到善心的商人支持繼續營運下去，更發展至兩個單位。但因經濟環境改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服務在2012年1月結束。在這11年的宿舍服務中，受惠家庭有234個，不少婦女及兒童亦因此認識信仰。榕光服務基層的使命仍然延續下去，不少居住在套房的家庭沒有洗衣機，榕光便在機構內添置洗衣機，免費供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陳牧師坦言榕光的能力有限，未能長期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在他們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一杯涼水──一個能暫時喘息的居住空間。這不止是機構的使命，亦是她做人的宗旨。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陳牧師為方便工作，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套房，但她一星期只睡兩三個晚上，所以她便將單位分享出來，與一對基層母女同住，亦不與她們計較租金。陳牧師的生命，就如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基層人士同行。

禧福協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房屋，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弟兄看過「光房計劃」之後很有感動，聯絡了禧福，願意以便宜的租金把手上一個物業租給禧福，以幫助一些在居住上有問題的貧窮人。弟兄把單位劃分成多間房間，洗手間、廚房以及一個大廳，希望居住在這屋子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使用，也可以彼此幫助。

當年入住這個單位的人主要是女性，包括新移民、精神病患者、以及露宿者等。禧福沒有定立特別的甄選條件，當時只按實際情況，視乎誰有需要，他們便被安排得以入住。至於租金方面，是按各人的薪金而定，薪金較高的便多交一點，沒有工作能力的便免租。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一年，禧福最終還是把房屋歸還給弟兄，最主要的原因是，禧福發現，要持續這單位的運作，除了資源，人手非常重要──一個願意入住當中成為「家長」或舍監的人更非常重要。因為上述的房子住著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可以想像，住客之間的衝突一定非常之多，沒有一個合適的人去化解大家的衝突，住客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不過，禧福沒有停止過幫助貧窮人的心，如果有資源及在人手許可的情況之下，禧福仍然樂於為有需要的人解決居住的問題，有了上次的經驗，禧福之後會設立特定的服務對象，例如是邊青少女，又或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這樣，比較容易招攬到對這個群體有負擔的同工與他們共住，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9）這成為黃先生服侍無家者的鼓勵及支持。

貧窮的經歷　福音的種子

黃先生，小時候住在新界的某一個街市內僭建的地方，經歷過十分貧窮的生活，長大脫貧後，貧窮的經歷令他對服侍貧窮人，尤其是單身婦女及孩童，有另一番的領受。

黃先生透過教會認識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事工，與協會總幹事Ada相識在「社區房」計劃推出之前。大約四、五年前，他的教會借用協會的地方聚會，因而認識了協會，令黃先生亦開始投身義工的行列。

細數上主的引領，看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相遇。

2008年，黃先生走進深水埗探望表哥，在途經區內時發現該區的舊樓價格便宜，在一個月內購入三間以作投資之用，所購的單位原本已是分間房（俗稱劏房），亦有租客住在其中。「放租」的時候，透過其他機構或教會正在服侍的一些家庭，發現該區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加上教會「一杯涼水」的教導，開始逐步收回單位，以較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住，如此就開始了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道路。

後來黃先生於佐敦區再購入多個單位，並按政府的規定，向屋宇署遞交圖則，改成合法的分間房放租，Ada在此時亦向他介紹了數個難民家庭，於是黃先生把單位收回，讓這些難民家庭有安身之所。當中有些難民在兩、三年後得到政治庇護而前往美國；但同時亦有難民因個人的問題而被黃先生要求離開。

在租房子給貧窮人士時，黃先生大都只以「綜援價」租給有需要的婦女，或是對方能負擔多少便收取多少。

在旺角亦有物業的黃先生，亦願意拿出來給協會使用。屈指一算，他有七成的物業都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或租給協會使用去服侍無家者，只是因為看到這群鄰舍的需要，動了慈心，便起來回應。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能拒絕可收取高昂租金的誘惑的業主不多。今天，他一無所缺，仍然感謝上主賜給他有這份服侍的能力與福氣。在黃先生身上，我看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徒二十35）。

「良心包租公」　謙卑的僕人

在服侍貧窮人的過程中，黃先生不止是單純地以低廉的價錢租放單位；也在協會成立租金津貼的基金，讓有需要的貧窮人士可以申請基金的資助在外租房；更會親身前往板間房去探訪他們，甚至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曾因一次前往板間房探訪，聽到有住客表示房內有很多木蝨，無法好好的睡一覺，他二話不說即時聯絡相熟的經紀選址購入單位，亞杜蘭之家從此出現，正服侍一批男舍友。而被服侍的朋友都存著一份感恩與珍惜的心住在當中，即使宿舍內已設有吸煙區，舍友們都會自律地走到街外吸煙，從微細處已看到這份恩惠對他們的意義何等寶貴。

黃先生更正在計劃多預備一個單位，由自己管理，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使用，此舉動更可減省協會的工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每當Ada提及無家者的住屋需要，黃先生都很快捷地回應可考慮收回哪個地區的單位給協會用，雖然黃先生謙稱自己不算委身在這個服侍上，但在他的回應和行動中，卻看見他的投入程度愈來愈高。這位僕人的服侍讓我看到了實踐「服侍弟兄中最卑微的，就是服侍上主」的教導。

剛強地堅持　盡忠地服侍

黃先生如此委身在這個服侍上，回想這段日子，會否曾經有所掙扎或動搖呢？最初黃太很反對黃先生投資於分間房的業務，不想先生成為別人口中的無良業主，後來經過這幾年的服侍，黃太現在都很支持他為無家者所做的安排。反而是在服侍過程中所接觸的家庭，令黃先生有無奈或失望的時候。曾試過有巴基斯坦藉年輕難民，其父在家鄉因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殺，令他要逃難到香港尋求庇護，黃先生按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租金津貼租借一個分間房給他，卻發現他有頗嚴重的飲酒情況，同工曾試過到訪時聽到他的房間內有女性聲音，但他卻不肯開門讓同工了解，最後黃先生只能請他離開。

亦曾試過接觸來自索馬里及尼日利亞的難民，不但難以溝通，更試過因那些難民不斷苛求，令黃先生無法再無止境地滿足他們，最後無奈地要請他們離開。聽著黃先生的分享，稍微體會到他的兩難，既想幫助這班人，然而有時卻因他們的貪得無厭，令黃先生無法再繼續與他們分享這杯涼水。

雖然曾遇到令黃先生失望的情況，然而快樂總比難過多。黃先生曾經在車廂內遇到曾受他幫助的尼日利亞難民家庭的女兒，會專誠走到他面前多謝他照顧他們的家庭。亦有懂得感恩的婦女，獨自帶著自閉症兒子，每月申領綜援，黃先生以「綜援價」將單位租給兩母子，但同時亦會另外再每月津貼千多元讓他們可以有錢吃飯，一次因單位「爆水渠」而需要支搭棚架進行維修，這位母親主動向黃先生表示，因維修費用高昂所以不再收取每月的額外津貼，以減輕他的負擔。也有一個住在豬棚的家庭，黃先生得知他們情況後，以一元租金把單位租給他們，這個家庭的女兒珍惜這個轉變，一直努力讀書並承諾日後會成為幫助別人的人。這些種種的回應，都成為黃先生繼續服侍的鼓勵。

主賜的平安　無償的喜樂

約書亞記一章9節，成為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提醒。他深信上主必然與他同在。在關顧貧窮人的經歷中，讓黃先生更深的感到上主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在扶助人的過程中能經驗的喜樂是難以取代的，亦因著受助者的生命，令自己更因著所得的、所受的祝福而感到平安。服侍過程難免會遇到自己無法接受或想像的場面，更要努力克服當中的挑戰。在面對「難搞」的無家者或受助者，當中的挑戰及上主的恩典與同行，更讓他磨鍊愛的功課，讓他更堅定地站穩在服侍崗位上。

未來在協會的服侍，會否有更多的嘗試？黃先生表示一年前自己很抗拒上主新的召命，三個禮拜前明白要順服在上主的旨意裡。接下來在協會的服侍，他會嘗試更多的承擔，接手承擔協會的中途宿舍運作，一年前抗拒因為自己已承擔不少麻煩的工作及服侍；一年後的今天，仍然怕麻煩，但既然上主要他去做，他便順服在上主的召命中，求上主賜予能力和智慧。

今天，有一位黃先生起來回應上主的召命，忠心委身地服侍貧窮人；但願更多的教會，更多的肢體聽到上主的召命並願意起來回應：「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十五7-8）

「上樓」，彷彿想當然成為解決居住問題的良策；人人有屋住，成為理想社會的想像。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不同的階段和需要。不少機構、團體、教會有沒有想過，其實只要關心多一點，付出多一點，只需一些簡單的配套，很多人的生命，就一點一滴地改變。

橋底兄弟──林國璋牧師

基督教善樂堂林國璋牧師由2012年2月開始在深水埗通州街照顧露宿者，有時有大型聚會，幾十人聚集，有時人來人往，每逢週二到週三中午，都是同行，支援與服侍。

筆者到訪的週二，適逢是橋底追思會。攝氏30度的夜晚，參與的有二、三十位橋底兄弟、街坊、義工。晚上10時先前往橋底派粥、派餅、派飲品，伴隨我們的也不只有廢氣和噪音，還有蟑螂和老鼠，「一家一戶」的「拍門」，這種每週如是的服侍，是一種耐力。

林牧師形容，現時政府對橋底街坊的態度愛理不理，警察視他們透明一樣，也不會為他們做任何安置的安排，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他說：「其實要安排搬上樓，三日就可以完成，政府要實行其實是好簡單的一件事，但是她決定不做。」

當人被視作透明，生養死葬當然也是不了了之。那夜的追思會，就是唱詩、追悼越南藉偷渡來港求醫不果的橋底露宿者武文雲（化名）。同樣。林牧師提到阿雲整個的殮葬過程，全部要鳴謝明愛醫院，東華三院鑽石山殯儀館火葬場的義務協助，始能成事。

橋底是讓他們與主相遇的地方，教會每週如是的，不是來訪，而是與橋底兄弟生活，除了祈禱會、查經班外，有病的帶他們看醫生、被捕的給他們法律支援、有心戒毒的幫助他們轉介、有條件可入住老人院的幫他們轉介。這種互動，實質上，已經不能只用慈惠、社關來形容了。

林牧師3月於立法會就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及行動措施發言：「樓價、租金不斷上升，床位，板房又逐漸消失，每年來港的新增人口超過50,000，新婚人士超過50,000，而房屋供應卻不到30,000，露宿者人數勢將上升。我謹促請政府盡快制訂露宿者的友善政策，開放各區社區會堂，將公園長椅上的鐵架拆除，補回有蓋的涼亭，拆除涼亭內無人使用的石春路，讓露宿者可以安靜的，有尊嚴的睡一個晚上。」

「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你正恭敬上帝。」[1]

「沒有他們，我不會出來，我不會有社群」──Suki

Suki（化名）育有一女，才一歲半，從黑龍江來港只兩年，廣東話卻說得和本地人一樣流利。Suki這名也是她自己改的，可見她努力想融入香港。不過她的家就只得兩個人。

與她們一家相約在葵涌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陽光鄰里互助中心見面。筆者走進中心就看見Suki正在餵小米粥給囡囡食，但囡囡沒甚胃口，在哭鬧。在未表明身份前，我們走上前，陪伴她們，也給她囡囡餵幾口粥。看似理所當然的場面，Suki給我們完全相反的描述。她說：「如果以前，我住在那裡（從前的家），是不會走下樓的。」「丈夫呢？」「不要問，他不在我們的家了。」

Suki的女兒去年在香港出生，那時正值暑假，天氣太熱，又沒有朋友，在家中捱熱，偶然開窗，居然招徠老鼠和各種害蟲，她撐不下去只能回鄉避暑。三個月後回到香港，卻遭業主迫遷，搬到了另一個更惡劣的地方，她形容：「廚房就只有約1.5平方米，放了爐具已沒有空間煮食。」

嬰兒日漸長大，開始要吃不同的食物，Suki所住的地方根本不容她做甚麼適合嬰兒食用的飯菜，於是走到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那裡有個大廚房，有時候幾個家庭就在那裡煮飯。她說：「在這裡最好就是可以認識到街坊，我不用一個人。以前我覺得自己真的有產後抑鬱，但都不會去找心理醫生，現在我會和洪姑娘談天，我視她為家人一樣，有時甚至只說八掛，但整個人就會紓緩一點。」

一個廚房，一個空間，一個群體，在Suki眼中，是個天堂。我問她今年會否回黑龍江，她說：「我要先想想。」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中心）的組織幹事洪一蘭表示，中心的陽光計劃是一個支援劏房居民的社區服務。當中除了設立社區廚房，透過廉價食材，為劏房戶設計一些20元的營養餐單外，又有社區共購網絡，透過聯絡該區不同的小店，讓劏房戶朋友可以用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時又可以幫助社區內的小商戶。

洪姑娘稱，在整個計劃中，也有不同的活動，吸引街坊從劏房中走出來社區。她說：「我們一直都有提供，如身體檢查，廚房教室等等，我們希望他們（劏房戶）到來，除了使用服務，更認識社區，如果三年之後沒有這個服務，他們仍可以團結一致爭取所需。」

洪姑娘給教會的建議

弟兄和陸同居，是何等的善可等的美──邦邦、思瀚

邦邦和思瀚，是同一間教會的肢體，得到牧者的批准而共住。

最初，邦邦於2000年因著家庭理由，需要找單位獨居，但一宅難求，對初出茅廬的青年而言，租金是一個大問題。邦邦說：「我在教會分享我的情況，豈料很快有兩個弟兄都說想搬出來住。」於是牧師批准他們以合租形式共住，當時三個人，一個住廳，兩個住房，不過隨著一個搬家，一個結婚，邦邦經歷一段一個人獨租的時間，之後有思瀚的加入，現時這個在新界區，300多呎的兩房唐樓，租金接近7000元，加上水、電、媒氣費用，二人平分每月支付約4000元。

為何會有牧者的介入？作為教會值理的邦邦解釋：「但凡肢體間有金錢的關係，牧者的知悉和批准是重要的。」事實上在邦邦一人承擔屋租時，牧者也有為他找合適的肢體合租。對於合租的概念，邦邦和思瀚也認為很好，因為大家價值觀相同，明白大家的需要，很多東西大家亦可以共享。住在較細的房間但支付一樣租金的思瀚說：「我不介意交相同的租金，你看這個大廳（投影機、遊戲機、音響、卡拉OK）其實全部都是他（邦邦）買的，但我可自自由享用啊！」

男男共住，會否各自帶女朋友回家過夜呢？曾住過學生宿舍的思瀚表示，他和已有女朋友的邦邦相處得很好。他說：「其實他們二人不會獨自留在家中，我們亦不會鎖門，不像那時讀書住宿舍，有時同房（宿友）會鎖門不讓我回去，好慘。」至於邦邦，他說：「其實有時候其他朋友問及，當我表示跟朋友同住，大家便順理成章問是否和女朋友住？我便會告訴他們正在與教會的弟兄同住。大家自然便會說其他話題，這其實都很不錯。」

明報近日報道指，有傳長實於本週開價的荃灣西海之戀愛炫美，與七家提供逆按揭的銀行洽商合作，買家承做一按，買家的父母若有樓可同時做逆按揭，發展商稱之為「順逆按揭一條龍」，並稱此舉旨在令資助子女買樓的長者更安心。

報道即時找了提供安老按揭的按揭證券公司發言人回應。他表示逆按揭（即安老按揭）是為長者提供多一個財務安排，定期收取穩定現金，以便在熟悉的居所安享晚年，即使該計劃可以申請提取一筆過貸款，但只能作物業維修保養等，並不可用作購買物業，亦不鼓勵借款人使用每月年金支付物業供款。而地產商最後雖然懸崖勒馬，擱置有關建議，但地產商為求賣樓，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一眾以畢生積蓄和未來數十年負債去供樓的小市民實在不能不察。

在「成功靠父幹」的買樓瘋狂時代，父母為讓子女有首期，已經加按自己的物業，借錢給子女上樓，之後由子女代供兩個單位的供款，大有人在。如此財務安排絕對高風險，一旦利息上升，或者樓巿下跌影響物業估值，隨時兩個物業一齊被銀行要求追收差價。

整個社會應明白青少年居住問題，直接影響其婚姻，甚至整個生涯規劃。我們的上一代難以要求新一代的青年回到他們成長年代的所謂「捱苦」心態，一家十口三代同堂住唐樓或公屋的生活，很少人真的願意將之變成獅子山精神般傳頌下去。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由六十年代經濟起飛起開始，發展也超過五十年，社會對居住質素有基本的要求其實並不過份。

發展商用財技表面上圓了青年人的住屋夢，但實際上卻將不合比例的風險轉嫁給他們和他們的家長。父母輩為求成功讓子女買樓不惜一切籌得首期已到瘋狂的階段，當發展商將整個社會勞苦大眾最後一桶金都賺盡及揮抽而去之後，香港人就可能窮得只剩下日日可能提心吊膽，擔心會變成負資產的納米樓。為求促銷不擇手段，將買樓者置於極高風險的處境，絕對不是有良心的企業應有的表現。

這是我們的生活想像嗎？

香港的住屋問題，困擾着千家萬戶。政府的政策也長期跳不出原有的框框。結果是收入未能符合公屋入息限額及資產水平的，要不就是捱貴租，要不就是要千方百計希望可以上車。但樓價過去幾年脫韁飛升，根據國際研究機構發表的2016年數據，香港的樓價負擔指標高達18.1，[1]是全世界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私人房屋市場在熱錢帶動下價格飛漲，除了令有意置業的家庭卻步之外，也帶動了租金上升，劏房都變得愈來愈難以負擔。至於有資格申請輪候公屋的家庭，也因為公屋建屋量未能達到原先的指標，也追不上排隊輪候數目的增加，結果是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早已未能達到政府承諾的3年可以獲得第一次分配單位的目標，最新的資料顯示已經要輪候4.7年才有機會上樓。

申請公屋已經成為了大部份低下收入階層的唯一選擇，輪候時間延長，意味着他們在更漫長的輪候期內需要在市場解決住屋的問題。這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難。除此之外，有不少家庭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變故而出現住屋問題，輪候公屋變成了救不了近火的遠水。

現時，根據政府統計，住在劏房的人口已經超過19萬，關注團體的推算更有高達30萬之說。證明住屋已經確確實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擾。要應對這個狀況，除了在現時香港的公營及私營房屋系統之外，可不可以還有另一種選擇？

幾年前，一班有心人眼見這個情況，於是成立一個有「社會企業」性質的機構「光房」，希望用創新的手法來協助面對着困境的家庭，為他們開拓一些短期的住屋安排，從而舒緩他們面對的住屋及其他生活困難。計劃的負責人相信，在資助房屋及私人市場之外，社會上應該仍然有一些可以被發掘出來的住屋資源，只要該機構能夠作出有效的協調、管理、分配及支援，這些未被發掘出來的房屋資源應該可以加以善用，令房屋單位的業主毋須閑置有關物業，可以收回某個比例的市場收益，又可以用較相宜的價格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住屋選擇，好讓這些處於困境的家庭有一個穩定的過渡期為未來的生計作籌算。如果該機構可以作出有效的推動，除了把閑置的房屋資源善加運用之外，也可以幫助到有困難的家庭渡過難關，重新為自己的生活安排及長遠發展作規劃。

事實上，一直以來，香港除了似乎是一個充滿銅臭味的商業社會之外，有很多跡象都能夠證明香港也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社群。而「光房」這一個實驗性的社會企業，幾年下來也透過他們的工作證明此話不虛。香港確實有不少人除了自住的單位之外，還投資擁有其他物業。但可能種種原因，沒有把名下的物業租出。在「光房」提出他們的意念，又慢慢就為人所知之後，就有一些業主願意把他們的單位交給光房管理營運。讓光房把他們的單位，根據房間數字，分配予有住屋困難，住在劏房或惡劣居住環境的單親家庭，提供一個不多於三年的租約。

在短短幾年之間，這一個在開始時受到很多人質疑的意念其實證明吾道不孤。光房計劃也由最初的沒有單位在手，到慢慢累積到高峰期的時候，有超過50個業主把單位交給光房，以低於市場回報的價格，分租予有需要的家庭。其中更有個別業主，自掏腰包額外多買一個單位，就是要交給有關計劃以惠澤社群。這一點足以證明，香港仍然是一個充滿溫情的社會。

對於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雖然仍然可能要與其他家庭共享單位，但因為居住環境有改善，有一個相對而言較長期而穩定的居住安排，又有起碼三年時間不虞租金突然上升。加上「光房」工作人員的協調與持續支援，證明光房的意念不但可行，而且十分可取，可以說是為解決香港目下的房屋問題及造成的困擾，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得到光房計劃的委託，進行了一個跟進研究，評估入住光房單位對受惠家庭的影響。經過近三年的跟進研究，證明了一旦住屋問題得以穩定下來，很多其他個人發展及家庭的問題也可以得到更廣闊的解決空間。因為入住之前已經清楚說明只是過渡性的住屋支援，受惠的家庭對長遠需要自行想辦法解決住屋問題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知道得到別人的支援和幫助，一般都心懷感激，進一步激勵了他們要善用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也要作出長遠的生計籌劃。

三年的跟進研究，很難把每一個個案都詳細說明，只能夠說感動人心的故事很多很多。有個別個案在未得到有關安排之前與家人的關係高度緊張，個人情緒受到困擾，自己的子女也受到影響。但得到這個過渡性的住屋機會之後，卻有空間改善與家人的關係；因為可以暫時毋須直接面對一些其他困難，有家庭可以把自己的親子關係改善過來；有深受婚姻關係困擾的新移民婦女，入住光房之前帶着孩子困頓無助，但在過渡期這幾年之間，把心緒平靜下來之後，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服務及義務工作，更成為了協助新移民婦女組織的主席；也有原本跟家人住在劏房的青少年，因為住屋環境惡劣而造成嚴重的自卑感及反叛心理，入住光房之後不但重建了與家人的關係，也抱持更正面的人生態度，最後考上了香港的最高學府升讀大學。

雖然是需要共用單位，但在光房職員的協調及支援下，並沒有出現一般在劏房環境經常發生的各種糾紛。反而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問題，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讓部份光房住戶的單親家長，有空間從事兼職工作或參與各種培訓計劃，為將來的生活建立基礎。住進光房的孩子，本來很多都沒有兄弟姊妹，但在共住的環境之下，卻有機會扮演要哥哥姐姐的角色，培養了從前未有機會發展出來的責任感。當有人向政府提出需要設立一些「過渡性房屋」之時，政府往往因為擔心「易請難送」，因此情願將一些空置及暫時不會即時拆卸的公共房屋資源維持空置，都不願意騰空出來為有困難的家庭提供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有不少人也擔心，「光房」計劃這一種有限制的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會不會也遇上同樣的問題。事實證明，這一種擔心只是杞人憂天。可能因為光房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處理上較有彈性，而被選中的家庭從一開始也已經知道只有三年的過渡期，所以第一階段的所有個案都沒有出現上述問題。事實上，大部份住戶都毋須住滿三年，便已經可以自行整理出一套解決住屋問題的策略而搬離光房。有人獲分配公屋；有人可以重建與家人的關係，搬回自己的家庭中居住；有人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搬往私人租用單位；更有住在同一個光房單位的幾個家庭，因為幾年間相處融洽，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決定在光房三年租約期滿之後，在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合適的單位，繼續共同生活互相支援。

總括而言，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光房」計劃確實把一些潛藏在社會的房屋資源動員起來，善加運用，在有限的時間內為少數家庭舒緩了住屋困境。其經驗也証明，一旦解決了安身之所這個問題，就算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或過渡性的幫助也好，一系列正面的循環便會產生，令得到幫助的家庭有空間去建立了更堅實的力量來應對未來的住屋安排及其他生活中的挑戰。

行將上任的新一屆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其政綱中提出，會考慮讓25萬未補地價的「居者有其屋」可以有條件地向市場流通，從而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另一個解決住屋問題的選擇，而有關安排將會交由社會企業來處理。這一種新的政策構想當然還有待更仔細的研究才可成事。但這一個想法顯然有着「光房計劃」的影子。

以社會企業的角色，以個案介入的方法來處理問題，無疑較公共政策較有彈性，也毋須像政府部門般必須依據嚴謹的執行程序及面對公眾的問責要求。能夠靈活地因應個案的獨特情況，與每一個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來定立契約，這些都是光房計劃可以產生上述正面效果的部份原因。作為首個以社會企業形式，以社會房屋的策略來協助有需要的家庭，光房計劃是一個新的嘗試。經過三年的跟進研究，結果證明十分理想。其經驗也為香港緊張的住屋環境而造成的種種問題，提供了在公營房屋系統及私人房屋市場之外的另一個可能性。

不過，也必須明白，光房計劃雖然能夠把一些在民間的閒置私人房屋資源發掘出來，也把其潛在的實用價值發揮出來，但香港始終是一個人口稠密，土地有限，住屋環境緊張的地方，這是香港社會生活的一個常態。政府如果有空間讓更多類似的社會房屋或社會企業項目參與香港的房屋事務，應該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方向。但政府仍然有必要推動積極的房屋政策，香港人的住屋需要才能夠得到滿足，長期存在的房屋問題才可以得到舒緩。政府自己也要打破長期以來在房屋政策上的「市場迷信」，設法改變香港人那種熱切參與房地產投資的「磚頭主義」心態。

香港的住屋問題，困擾着千家萬戶。政府的政策也長期跳不出原有的框框。結果是收入未能符合公屋入息限額及資產水平的，要不就是捱貴租，要不就是要千方百計希望可以上車。但樓價過去幾年脫韁飛升，根據國際研究機構發表的2016年數據，香港的樓價負擔指標高達18.1，[1]是全世界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私人房屋市場在熱錢帶動下價格飛漲，除了令有意置業的家庭卻步之外，也帶動了租金上升，劏房都變得愈來愈難以負擔。至於有資格申請輪候公屋的家庭，也因為公屋建屋量未能達到原先的指標，也追不上排隊輪候數目的增加，結果是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早已未能達到政府承諾的3年可以獲得第一次分配單位的目標，最新的資料顯示已經要輪候4.7年才有機會上樓。

申請公屋已經成為了大部份低下收入階層的唯一選擇，輪候時間延長，意味着他們在更漫長的輪候期內需要在市場解決住屋的問題。這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難。除此之外，有不少家庭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變故而出現住屋問題，輪候公屋變成了救不了近火的遠水。

現時，根據政府統計，住在劏房的人口已經超過19萬，關注團體的推算更有高達30萬之說。證明住屋已經確確實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擾。要應對這個狀況，除了在現時香港的公營及私營房屋系統之外，可不可以還有另一種選擇？

幾年前，一班有心人眼見這個情況，於是成立一個有「社會企業」性質的機構「光房」，希望用創新的手法來協助面對着困境的家庭，為他們開拓一些短期的住屋安排，從而舒緩他們面對的住屋及其他生活困難。計劃的負責人相信，在資助房屋及私人市場之外，社會上應該仍然有一些可以被發掘出來的住屋資源，只要該機構能夠作出有效的協調、管理、分配及支援，這些未被發掘出來的房屋資源應該可以加以善用，令房屋單位的業主毋須閑置有關物業，可以收回某個比例的市場收益，又可以用較相宜的價格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住屋選擇，好讓這些處於困境的家庭有一個穩定的過渡期為未來的生計作籌算。

對於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雖然仍然可能要與其他家庭共享單位，但因為居住環境有改善，有一個相對而言較長期而穩定的居住安排，又有起碼三年時間不虞租金突然上升。加上「光房」工作人員的協調與持續支援，證明光房的意念不但可行，而且十分可取，可以說是為解決香港目下的房屋問題及造成的困擾，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得到光房計劃的委託，進行了一個跟進研究，評估入住光房單位對受惠家庭的影響。經過近三年的跟進研究，證明了一旦住屋問題得以穩定下來，很多其他個人發展及家庭的問題也可以得到更廣闊的解決空間。因為入住之前已經清楚說明只是過渡性的住屋支援，受惠的家庭對長遠需要自行想辦法解決住屋問題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知道得到別人的支援和幫助，一般都心懷感激，進一步激勵了他們要善用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也要作出長遠的生計籌劃。

當有人向政府提出需要設立一些「過渡性房屋」之時，政府往往因為擔心「易請難送」，因此情願將一些空置及暫時不會即時拆卸的公共房屋資源維持空置，都不願意騰空出來為有困難的家庭提供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有不少人也擔心，「光房」計劃這一種有限制的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會不會也遇上同樣的問題。事實證明，這一種擔心只是杞人憂天。可能因為光房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處理上較有彈性，而被選中的家庭從一開始也已經知道只有三年的過渡期，所以第一階段的所有個案都沒有出現上述問題。事實上，大部份住戶都毋須住滿三年，便已經可以自行整理出一套解決住屋問題的策略而搬離光房。有人獲分配公屋；有人可以重建與家人的關係，搬回自己的家庭中居住；有人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搬往私人租用單位；更有住在同一個光房單位的幾個家庭，因為幾年間相處融洽，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決定在光房三年租約期滿之後，在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合適的單位，繼續共同生活互相支援。

總括而言，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光房」計劃確實把一些潛藏在社會的房屋資源動員起來，善加運用，在有限的時間內為少數家庭舒緩了住屋困境。其經驗也証明，一旦解決了安身之所這個問題，就算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或過渡性的幫助也好，一系列正面的循環便會產生，令得到幫助的家庭有空間去建立了更堅實的力量來應對未來的住屋安排及其他生活中的挑戰。

（編按：全文上載於明光社網站）

香港人生活壓力沉重，連最基本的安居也未能解決，加上政治衝突日益加劇，不少香港人也因此而鬱鬱不歡。有機構上月發佈的調查更顯示有四成受訪港人打算移民，「居住環境擠迫」更是第二大主因。[1] 而近年多項調查亦顯示港人快樂指數甚低，其中一項調查公佈去年全球最快樂國家及地區，調查發現香港列入全球五大最不快樂國家及地區。[2] 有學者分析港人不快樂與物質生活有關係，向上流動難，置業亦難，因此難免不快。誠然，不能安居，婚姻及親子關係也深受影響，又何以談得上過生活?

作為當權者是否對這樣的情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 特首梁振英稱一直將房屋問題視為「重中之重」，亦提出措施打擊樓市及致力增加房屋供應，雖然焦點對準了問題，但上任以來卻仍然未能有效解決港人住屋問題。據房屋署的數據顯示，公屋輪候冊現時約有二十九萬宗，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4.1年，[3] 三年上樓的目標蕩然無存，甚至是十五年來的新高。近年政府更將尋找土地興建公屋視為「硬任務」，被狠批為「盲搶地」。解決港人住屋問題固然是艱難任務，但又是否只有盲目搶地一途呢?

近日房委會亦進行集思會，向房屋署提供意見，部份意見如收緊分戶及富戶政策等不單爭議多多，而且亦只是杯水車薪。筆者在此作些建議，望能拋磚引玉 :

1. 截至2014年，房署轄下尚有近萬個單位空置尚未租出，因此房署應增加福利，吸引翻新工程人員入職，加快舊屋變新屋的流轉，減低空置率，以免造成資源浪費。近萬個空置單位如能妥善處理，遠遠比花費大量資源去處理富戶或分房等個案有效得多 ;

2. 現時規定新建公屋的綠化比率不少於20%，如近年的新屋邨牛頭角下邨及安達邨等，環境綠化程度皆可媲美私人屋苑。在現時住屋供應緊張的情況下，綠化比率可以作一定的調適，以騰出空間興建更多單位 ;

3. 承上，綠化方式不一定需要佔用地表面積，房署過往亦有作相關研究及試行，但可惜未有大規模採納。綠化其實可以考慮在垂直的表面如大廈外牆，甚至天台或商場，以及一些設施上蓋等皆進行，這樣既可達到綠化效果而不佔建築空間 ;

4. 政府過往一直表示要興建更多公屋及居屋，無疑這方向沒有錯，但市民卻面對兩難的局面，負擔不了居屋私樓卻又排不到上公屋，所以樓價問題是政府需要去正視。本年十月份推出的綠置居以市價六折的方式給綠表人士購買，至少提供了一個市民可負擔的水平去上樓，這樣的做法才可做到公屋流轉，既增加可擁有私人物業的市民，同時亦開闊了排隊上公屋的關口。

如文首所述，居住環境是影響市民生活的重要一環。家庭是社會之本，若家庭的根基受到打擊，社會亦會動盪不安。住屋問題固然是一個大難題，但也不必要只歸納為單一的土地問題，政府如真心為市民的福祉著想，在努力覓地的同時，亦應多管齊下，方能有效梳理住屋問題。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聖經新譯本》〈弗二10〉

面對社會不同的需要及現況，許多朋友都希望進步和改善。有時，大家會因此彼此討論、研究，甚至爭論；但可能只是在此止步，未有進一步尋找創新的方法去改變現況。「我們可以再踏前一步嗎？」

今期藉著「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Francis）的分享，看見一顆心懷基督信仰，以追求真善美的心中，如何致力尋找創新方案，以投資方法和專業力量，藉社會項目改善社會現況。他，只是眾多有心、有創意的社會企業家的一員。這班有遠見的企業家會為社會努力尋找改善方法，嘗試以創新的商業的運作模式，以共享價值（Shared Value）的思維，創立社會企業，務求令社會問題得到舒緩，讓更多人得著關注及幫助。

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十多年前，Francis由義工做起，於「三十會」中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案例，引起了他的興趣。「它們以商業手法，一點一點的去做，令社會問題得到改善。我嘗試就香港不同的社會議題去研究。曾經撰文、討論……但發覺現有的社會系統環環緊扣，不容易改變政策和解決問題，要用創新的手法才可改善。」Francis 更分享到，自從有了小孩子，就想得更多了。「不想單單過舒適的生活，會為孩子多想將來的世界。在純商業的社會下生活，對下一代及將來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為了社會及孩子的將來，Francis離開了安穩的工作，成立「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努力不懈地做一些實驗。基金至今有許多運作得很好的計劃。虛心的他，稱每一個項目都可以學習到很多，並且對社會都有不同的意義。他提及了三項計劃：
 
１）要有光　—「光房」計劃

「光房」計劃，是找有愛心的業主，以低於市值的租金，把單位交給計劃管理；每個單位將以分拆房間出租，每一小房間租給一個單親媽媽家庭，讓兩、三個家庭共住一單位，方便互相照顧；同時還鼓勵她們承諾要有具體行動，努力於三年內要自強、找工作，再搬出單位。

面對地產價格高，這計劃創新地以Property (地產)解決Poverty (貧窮)的問題。「計劃已讓百多個家庭受惠，當中有兩成婦女於一年半之居住期內已離開光房，獨力更生！這計劃讓我們思想﹕『幫助貧窮是不是單單給予物質？』『當她們習慣倚賴支援，自己會如何看自己？會否令本身的動力都失去？』」Francis 認為計劃令業主及租客成為對等的關係：計劃為業主管理房子，另一邊租客們也在自己幫助自己，自強地生活。
 
２）Green Monday (綠色星期一)

「環保講了很多年，但一直停留在理念，如減碳的大數目、政策等。實際上，微小的行動，卻可讓人實質的去參與，如每星期吃一天素食等，每天一小步的行動，意義可以很重大，因為當大家都做，就會成為Movement (運動)，推行健康生活及關注環保議題的意念也更容易散播開去。」Francis透露，計劃推行四年多以來，社會對素食的形象改變了許多，由以往與宗教有關的聯想，改變到成為關注環保及健康的行動。「計劃在社會層面擴展得不錯，本地吃素食的餐廳在這三、四年間上升了50%，約有200-300間，數字可與紐約看齊。而且，目前已有十多個國家及300多間大學一起推動這項目。」
 
３）「鑽的」　—　無障礙的士

「將的士成為輪椅車，除了讓年老或殘疾人士可以方便外出之外，亦定期用『鑽的』接載長者參與不同類型的無障礙活動，創造和持續快樂安老的文化。」

Francis說這項目概念來自一位很愛她母親的前記者Doris。「她母親患病時出入不方便，坐貨車又不安全，母親感覺也不良好。所以她與基金聯絡分享構思，花了三年時間設立『鑽的』及有關的服務，為的不單止是她媽媽，也為了所有輪椅使用者和人口老化的社會，希望可以為他們構建更好的無障礙設施。」「靠著她的熱誠，項目成立一年已經收支平衡，但仍然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及不同界別的幫助，才能成事。」

都是同行者　多方都有得著

「營商2.0的思維模式就是做生意不單是賺錢。我不相信每個商人都是以賺錢為唯一目的，當有百份之一生意人都開始去想方針，讓生意經營直接解決社會問題，整個的氣氛就可以扭轉。」面對社會的問題，Francis相信大家都有心想社會好，都是同行者。

他認為今天社會價值最錯的之處，就是在這充滿功利主義的社會裡，彷彿大家都被教導要在每件事上競爭，全都是敵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實，社會仍有很多需要，也有很多人想去幫忙，我們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疇上建立，讓更多人參與，成為同行者。因為社會是大家的。」

「在商界領袖及CEO管理層當中，內部文化對社會議題是否關心、對社會是否有一種關愛，所作出的決定都會有所分別。」Francis認為企業設立時，核心業務是值得包括社會責任及關注社會需要的，因為客戶對一些肯負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印象會較好；而且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會強，流失率也相對低。而且，部分大學畢業生，求職時會考慮加入對社會有承擔的企業中工作。所以這是一種共享價值：消費者印象好、員工好、公司好、社會問題亦獲得改善，各方都有得益。

信仰給他有一夥關愛、包容的心

對Francis來說，基督信仰無疑是內在的一個核心，鞭策他關愛社會，並以行動實踐出來。「每人都知道要保護環境，但沒有行出來，也就是沒有將信仰體現得足夠。」他關注保護環境，也深深憐恤貧困的人士，所以他珍惜每一分力量，關心如何與社會上不同宗教、不同界別的人士一起合作，達至關愛社會的目的。他更笑言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在「砌積木」，把不同界別的人拉在一起，使企業、政府的資源可以有所發揮及運用。

悲觀與否都要行動

和不少的市民一樣，Francis心裡也有不樂觀：「例如環境問題，我完全不知道要做多少事，地球才會化危為安？…但面對現時社會的情況，我們實在負擔不起這種悲觀，因為成本太高。」然而，他坦言大家對社會有負面的感覺，都總比麻木沒感覺好：「每個社企家的熱情不單單是愛，還要對社會的現況感到不滿，才會有改變的動力。」

最後，他鼓勵大家不要放棄自己可以行動的機會，想法不要單單停留在嘴巴言語、思考或討論的階段，而應該將能量轉化成實質行動，多做事，去改善社會的現況。「從自己的微小行動開始實踐、試驗，如幫助身邊的人去實踐他們的夢想等……」

華爾街日報的臉書在六四當天貼上一條為時48秒的短片，瀏覽量在短短數天已達50多萬。短片中的旁白巧問觀眾：「用約400萬港元（約51萬美元）可以在香港買到甚麼單位？」答案是相等於標準籃球場「鎖匙圈」大小、或類似一個美國車位大小的180平方呎的豪宅。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是常識。第十一次《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公佈若港人要負擔一個正常單位，他的代價是十七年不吃不穿地工作，為全球之冠。港人居住在自置物業的住戶比率為52%（台北市及新加坡分別為81.9%和90.3%）。在香港，由於樓房首要作用是投資而非自住，加上現行沒有保障租客的政策，身邊不少朋友都面對兩年搬一次的狀況。

租住難，置業更難，試問誰能安居樂業？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公布了《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22人，約有三成人感到自己並非處於安居樂業的狀態。
 
該研究亦特別調查住屋問題對20至39歲青年的生涯規劃的影響。當中分別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因為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及放棄生育；而17.3%受訪青年在婚後因住屋問題而與父母同住，工作和消閒上都一樣因著到住屋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們的社會必須更敏銳於年青家庭的住屋需要。筆者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也不是經濟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需要：擠迫的住屋、核心家庭之間的磨擦、遲婚、生育年齡下降、生育數字下跌等一連串問題、雙職供樓家長……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必要加入家庭友善的考慮，協助市民在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讓他們更有效地承擔自己對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責任。

此外，青協早前也發表了《青年價值觀指標2014》，結果指有62.3%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移民外國，原因不明；而在《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中亦有同樣發現，有34.1%受訪青年表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其中25至34歲的受訪者移民意欲比率更升至四成。姑勿論「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資金衝出香港，但20至39歲的青年正正是明日的社會支柱，而他們現在竟然因著不能安居的緣故而離開心愛的香港，這是相當可悲。政府應及早照顧年青人的住屋需要；筆者再次強調，政府不單是著眼於經濟數字上的供求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住屋基本需要。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就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住屋權提出一系列的解釋，其中包括可負擔能力、宜居程度、得到住房的機會等。然而，現今的香港樓宇面積大小合宜嗎？樓價又合理嗎？住屋市場是否已經失效？回答並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