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佔中」直到「雨傘運動」，這一切打開了香港社運和政治的新一頁。或許，在贊成或反對佔中之前，教會與信徒更應先上一次「政治課」。[1]
政治一詞，源自希臘文πολις，[2] 至於在中文裡，「政治」一詞早見於孔子，他認為「政者，正也。」[3] 在《尚書‧畢命篇》中亦提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簡言之，政治是指符合正氣、天道和自然原則，和利及人民的管理行爲及社會運作形式。[4] 正如國父所言：「政治乃是眾人之事。」其廣義即是：政治屬於群體生活的一部份，是公民參與塑造的。狹義來說，就是參與制定政府的制度和決策了。[5]
作為基督徒，我們或許會問：耶穌參與政治嗎？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認真檢視耶穌的生命故事及了解其背景。耶穌生於羅馬時代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之下：耶穌是拿撒勒（在以色列北部）人，卻出生於伯利恆（在中部的耶路撒冷附近），因為羅馬政府需要統計人口，要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而猶太地既是希律王分封之地，也是直屬羅馬管轄，情況有點像1997年前（甚或日治淪陷時期）的香港殖民地。[6]
若以這角度看耶穌故事，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如耶穌十二門徒中，除了彼得與約翰，同時也有稅吏馬太（當時的稅吏是貪婪之徒，他替誰抽稅？他是「猶奸」嗎？）和奮銳黨西門（奮銳的原文解作「匕首」，有「革命」的意思），的確十分震撼：原來耶穌也接納持不同政見的門徒。而彼拉多聲稱耶穌是猶太人的王」，最後耶穌被群眾釘於十字架上，也算死於政治底下。
你可以說耶穌一心在於神國，但若你以為祂與政治沒有關係，就一定攪錯了。耶穌碰上政治，也超越政治：門徒中甚麼政見都有，但祂不是靠在某一邊，而是永遠在這些之上 (Above all)。政治進入耶穌的生活中，但耶穌超然地看待它。
而從信仰出發，教會應如何處理「政治」？我們時常聽到的「政教分離」又是如何？其實在基督教歷史中，政教關係的發展是多變的。就以初期教會為例，當時的羅馬政府將教會定性為非法組織有數百年之久，在「政教對立」下，造就了很多殉道者。[7] 與此同時，教會發展與教父制度的成立（如著名的奧古斯丁）確立了教權的地位；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再到後來羅馬帝國覆亡，在中世紀時代，教廷凌駕政權，是為「政教合一」。
在改教時代，除了馬丁路德在教義上的倡議，其實不少的新教宗派是帶有「政教聯盟」的特性：如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政權。
今日基督新教中的路德宗、改革宗、聖公會等，其實都是帶有「國家教會」的模式。相對而言，近代的「政教分離」雖有聖經依據（如路二十20-26：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但更源於歐美教會的傳統，尤以美國影響為甚：該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其旨在將宗教權力和國家、政府統治權力分割。[8]
不過，我們也要知道基督教同時也有著「抗議宗」（Protestant）這屬靈傳統：參與社會事務並作出抗爭，因這本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礎。當然這不等於胡亂示威抗議，但我們的信仰應時常有一種「神性的不滿足」，對自己及社會有更高的期望。[9]
在二次大戰中，曾公開反對納粹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說：「在邪惡面前的緘默便是邪惡。不呐喊恰恰是一種呐喊。不作為恰恰是一種作為。」而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10] 這些提醒都值得教會一再反思。
反思有關「公與義」的聖經基礎
約書亞走近耶利哥的時候，抬頭觀看，看見一個人站在他對面，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約書亞走到他那裡，對他說：“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仇敵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臉伏在地，向他下拜，對他說：“我主有甚麼事要吩咐僕人呢？”
~約書亞記五13-14《新譯本》
沒有信徒會否認耶穌是行公義的，而作為信徒群體，對於「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更應該責無旁貸。只是，當信徒一談到如何「行公義」，又或是切入最近的社會議題——信徒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對抗「不公義」的政權算不算「行公義」的時候，信徒群體便會意見紛紜，甚至出現「撕裂」的情況。
當信徒討論當代社會某些議題，並試圖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時，總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經文。支持社會行動或公民抗命的人士，可能會從舊約的經文入手，引用先知的說話，認為「學習行善，尋求公平，指責殘暴的人，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賽一17《新譯本》)。而反對社會行動的人則較喜愛引用新約。他們會指出耶穌教人「愛人如己」，而面對迫害時，又如等待宰的羔羊，沉默不語，為信徒闡揚甚麼是「寬恕與和平的生命」。[11] 也有一些人會引用保羅順服掌權的言論(羅十三1-4)，堅持信徒要無條件地順服在上位的政治領袖。
誠然，《聖經》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面對世界日新月異的嶄新發明，有很多題目是在聖經世界中沒有提及的，再加上經文詮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信徒確實難以直接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罔顧聖經的上下文，又或是經文本身所牽涉的文化或歷史等背景，而硬要從《聖經》中抽取一些「合用」的經文來回應不曾發生於聖經世界的事情，這樣或會帶來斷章取義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信徒因此便不能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只是在引用之前，可能要多花些功夫了解經文的上下文，以及經文的寫作背景，而不是按字面解釋而把經文搬字過紙。例如不少人喜愛引用保羅的經文：「政府的權柄，人人都當服從，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神來的；掌權的都是神設立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反對神所設立的；反對的人必自招刑罰。」(羅十三1-2《新譯本》)。大家會簡單地按字面解釋，還是會想到保羅並非要宣稱一個普世性原則，而是要邀請當時的信徒在傳揚福音時，應如何面對政府。[12]
當時有不少猶太人忠於申命記十七章15節的吩咐：「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的神揀選的人作君王管理你；你要從你的兄弟中立一位作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作王管理你。」(《新譯本》)，他們某程度上抗拒外邦人的統治，甚至會採取一些與政府對抗的行動，例如他們拒絕交稅給羅馬政府，或在羅馬及亞歷山大發起暴動。與耶穌一樣，保羅希望調解當時的信徒與羅馬政府間的衝突，並有智慧地面對政府。他亦希望信徒要向他人顯出愛心，盡公民的責任，好好交稅(羅十三7)。當然，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理想的政府，是要叫作惡的懼怕，因她會向作惡的人施行刑罰，人只要行善，便能得到稱讚(羅十三3-4)。因此，政府的政權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政權，神勝過任何政治體制(羅十三4)，[13] 而信徒則要盡公民的責任。
讀者可以不同意上述對羅馬書有關「順服政府」的詮釋，畢竟面對同一段經文，釋經學者的看法都不盡相同。然而，很多釋經學者都不會否認，保羅不是為了神學本身而著書立說，他的書信都是出於關心當時教會，為要教導信徒如何面對實際問題而寫的。因此，信徒引用經文之前，對經文的寫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是必須的。
不過，《聖經》中的確又有一些指向大原則的經文，例如「愛神愛人」、「做鹽做光」、「行公義好憐憫」等。信徒可以明白這些經文的背景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我們不明白這些經文的寫作背景，也不妨礙我們去實踐這些大原則。
這樣說來，「行公義、好憐憫」便足以成為支持公民抗命的理由嗎？不錯，在經文的應用上，為孤兒及寡婦伸冤(申十18)可延伸至「為到其他受壓迫的人伸冤」。只是，先不談不守法律是否合乎聖經原則，單單討論公民抗命衍生出來的行動會否在無意中對他人造成傷害，便是一個值得大眾思考的問題。即使公民抗命被界定為非暴力行動，但事實上，「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楊梓燁便曾對此作出不少提問：「心理傷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人財產損失算不算暴力？言語上的辱罵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體反抗算不算暴力？強制性的壓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14] 這些都不是經文背景的問題，但卻是實際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簡單來說，面對現今社會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罔顧《聖經》上下文及其寫作背景，從而擷取某一段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另外，即使應用歷久不衰的聖經原則時，也要認識所探討的課題當中的複雜性及其牽涉的不同範疇。當然，身為信徒，我們可以就不同議題，嘗試以《聖經》作討論及信仰反思。但說到底，我們都不完全，除了神，沒有人可以正確無誤地詮釋及應用經文。面對不同的意見或立場，不同意之餘，也不忘尊重他人，以事論事，不作人身攻擊。任何時候，只高舉單一的原則而無視其他原則，都是十分危險的。幾時我們完全不願意了解不同的意見，其實就是我們最需要聽不同意見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