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貧窮體驗之旅

香港政府罕有地在「聽從民意」的情況下（但更多被認為是刻意「放軟手腳」不作為之下），環境及生態局終於在今年5月宣佈：暫緩實施早就被「睇死」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俗稱「垃圾徵費」或「垃圾收費」計劃。當然，站在環保立場，這個決定是十分可惜的，但在今日甚麼都是政治，處處都是紅線的情況下，評論有關計劃是否合宜，有無人需要為失職負責等，實在太高風險了。或許從倫理角度，我們也可以說說關於膠袋和環保的二、三事。

發明膠袋，其實為了環保？[1]

今日環保意識抬頭，各種塑膠類產品對地球造成污染和傷害大家都早有所聞。早在垃圾徵費之先，香港一早已實行膠袋徵費，消費時自備購物袋已成為大家的好習慣。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塑膠袋原本是很「環保」的，發明它最初是為了拯救地球的。

時間要回到上世紀中的50年代，當時社會主要使用紙袋包裝，而紙張其實是產自木材，導致森林被過度砍伐了。當時一位瑞典工程師圖林（Sten Gustaf Thulin）眼見此情況，為了可以減少使用只能一次使用的紙袋和紙製品，便決心發明一個質輕、延展性好、既防水結實，而且又可以多次重用的替代品。圖林在眾多原材料中選中了塑膠，並在1959年發明了第一個塑膠袋，而塑膠袋也真的能達到當初的設計目的，解決紙袋不耐用而導致過度使用，並引發環境問題。

很快地，圖林發明的塑膠袋由瑞典開始興起（直到現在，瑞典都是林業大國），很快就在歐洲，甚至全世界大量使用，完全取代了紙袋和布袋了。圖林滿以為發明了塑膠袋，可以減少伐木，促進環保，但全球大量使用塑膠袋，恍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一樣，引發了更大的環境浩劫：在今天，全球塑膠袋的年產量約為一兆個，除了陸地的污染問題，也已經成為全球海洋生態的最大威脅之一，這絕對是圖林始料不及的。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說來諷刺得很，塑膠袋的成功，正正也是失敗的主因：太便宜，太耐用，也太好用了——塑膠的特質本就是易於生產，便宜耐用，構造結實，不易被分解，這些全都是好東西，但當使用後被扔掉變成了垃圾，這些好處就通通變成頭等嚴重的問題。塑膠袋製造成本實在太便宜了，便宜到人們根本不會重複使用，其耐用的特性就使之不能被分解（今日就算使用號稱為「可生物降解的膠袋」，其實只代表膠袋能被分解成看不見的微粒，結果仍然存在，更會衍生微塑膠污染的問題）。膠袋由人類的好幫手變成環保殺手，圖林的兒子Raoul在2019年BBC的訪問中無奈地指出，當初他父親發明塑膠袋，真的是為了拯救地球，「父親總會準備塑膠袋出門，重複使用。現在各國政策鼓勵人們自備袋子去商店，但我父親在70、80年代就已經這麼做了，這是很自然的方式……」[2]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獎賞助推動政策

一個政策，就算原意多好，但若少了全盤考慮，也只能失敗收場。很多人認為，今次「垃圾徵費」給人的印象就只是向市民開刀的「徵費」，除了在具體細節上執行困難外，也缺少了全盤政策的考量。從最顯淺的方向想，要一個政策成功，除了刑罰，獎賞鼓勵（還有教育）也很重要，透過它來推動政策的實踐，才是上策。[3] 很多人說香港的居住環境不利推展環保回收政策，居住環境擠迫令每家每戶沒辦法像外國一樣設置分類回收的收集箱，但其實回收行業在香港從來都「有市場」，以前在士多商店顧客購買樽裝汽水和鮮奶，喝完後顧客也會儲起來回樽，回樽數量多的話便可「免費飲一支」，這成為了上一代人的共同回憶。而靠拾荒「執紙皮」為生的也大有人在，這正正說明了，除了罰則，獎賞和鼓勵才是貫徹落實環保措施的上策。

回收商與拾荒者的故事……

然而，說到環保回收，香港的回收產業真的只能以「悲劇」來形容。環保教育推行了幾十年，當大家慢慢開始養成分類回收的習慣時，換來的結果是：香港地價太貴，回收商營運不了，回收到的膠樽只能原樣運往堆填區；有經營廚餘回收、製作堆肥的回收商，做好的堆肥成品苦無出路，最後得結業；有本來運作良好的回收木廠，因被納入新發展區而「被發展」；更有位於元朗的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因不獲業主續租而差點結業。在在都說明在這都市，回收非但不被獎賞鼓勵，分分鐘更是「死路一條」。

或許環保回收行業難做，那最基本的拾荒生活又如何？有團體曾經推算，現時全港的拾荒者約有3,000人。他們可能每天都在你身邊經過，但大家對他們的印象，也只有生活貧窮、受盡歧視、和被邊緣化等。就以「執紙皮」為例，大家別以為只要有一輛手推車，就可以無本生利地去執紙皮，其實就是拾荒都不是隨便能入行，周街的紙皮是由各個「地盤」瓜分，不是隨便可以撿。[4]

為了推動紙類回收，自2020/2021年度起，環境保護署開始推出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計劃，經過公開招標後，有17個承辦商獲聘，23個月合約期預計涉及4.426億元（在2020年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曾提出每年預留不少於3億元推行廢紙回收服務計劃）。中標承辦商會從各區收集廢紙，經篩選、分揀及打包後再出口，循環再造廢紙，當中合約訂明首六個月每公斤最低廢紙回收價定於7毫（這是因為廢紙回收價經常波動，甚至具剝削性，最差時可跌至每公斤4毫至5毫，甚至低至2毫，拾荒者倚靠這微薄的收入難以為生）。[5]  而每位執紙皮的拾荒者都有「三寶」：紙皮、手推車和一大桶水，前兩者大家都會理解，而水，就真是悲哀，回收紙皮以重量計價，而濕了水的紙皮，就自然更重。回收商也知道拾荒者的「秘密」，既不會接受濕透的紙皮，尤有甚者，更會在量磅上做手腳，這是絕對的爾虞我詐，也是絕對的悲哀。如何幫助這些在最底層為社會進行回收的從業者，實在是政府在進行各種環保徵費前，應好好思量的當務之急。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基層兒童的點點需要

香港一直給人富庶、繁華的印象，但近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在日益惡化。而對於香港的下一代，貧窮兒童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所定的貧窮線及政府公佈有關2018年反映香港貧窮情況的數字，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的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數字仍超過17萬人，貧窮率為16.8%，而在政策介入前，貧窮兒童數字更高達23.5萬人，貧窮率達23.3%，[1] 即大約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貧窮兒童。[2] 但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以及今天還在肆虐的疫症，相信有關數據遠遠未能反映基層兒童的真實現況，令人不禁想到：原本就節衣縮食、蝸居籠屋劏房的孩子們現在會變成怎樣？對此筆者早前分別訪問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馬秀娟女士及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就香港的基層兒童的需要和機構的應變措施，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

基層兒童的固有問題

資訊不足：服侍新移民的梁友東牧師提到，受教育水平所限，對於如何應對疫情、如何與長期在家的孩子相處、如何幫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等問題，可能都成為許多基層家長的難題。

局限的視野：許多基層家庭成員有成癮問題，如爸爸喜歡賭錢，而孩子也有思想僵化的情況。馬女士舉例說明，有些基層孩子的眼界被擴闊後，會發出「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賭錢的爸爸！」的感嘆。也有些青年人離校後打算回家「隱居」，為何如此？原來他們覺得好像自己的爸媽一樣，一世領取綜援是很正常的事。

媽媽的難處：馬秀娟女士指，由於基層婦女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們要面對兩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但生活會捉襟見肘，那麼放下孩子出去打工？這會使孩子缺乏照顧，而且收入也不算高。

補習的需要：馬女士指，由於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有些孩子會四處尋找提供免費補習的地方。但由於沒有固定的補習老師，學生所獲的知識缺乏整體性與連貫性。

敏感的自尊：馬女士指，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基層人士對他人的施予一般都十分敏感，如果感受到被「施捨」時，他們通常都會拒絕接受幫助。

疫情下的問題

面對當前的疫症，馬女士和梁牧師都提到基層家庭面對以下的問題。

親子關係張力：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孩子又因疫症而未能上學，遇上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留在家中的家長，再加上財困問題，這些因素都會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大大增加衝突的機會。

疫症下的艱難：由於口罩、消毒用品和許多生活必需品被炒高售價，基層家庭因負擔不起而無口罩可戴，生活亦同時陷入困境。

教關的服侍

作為一個民間聯盟和非前線組織，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致力為社區夥伴建立網絡平台，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全港18區的結構性貧窮問題。教關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幫助夥伴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等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到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教關主要推動的事工有以下三大板塊：

「兒童發展基金」（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成長嚮導計劃：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主要透過協助招募擔任兒童成長嚮導的友師（mentor），推動夥伴單位參與CDF，而友師會與受助兒童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教關和夥伴教會、機構亦有提供CDF延續計劃，為完成「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由友師引導學員進入大專或職場，直至受助者中學畢業。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o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rogram, YUM）：教關聯同眾夥伴企業向18至25歲的基層青年提供基督徒師友同行、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的支援，幫助基層青年增強自信、就業技能。馬女士表示，好多夥伴企業願意付出加倍的耐心，盡力為需要關懷和支持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與工作機會，期望他們能夠向上流動，擺脫貧窮。

愛心行動：教關透過愛心行動連結夥伴機構和個人團體，提供免費食物、物資、服務等資源，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夥伴教會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新福的服侍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以新來港人士、基層家庭等為服侍對象，其主要工作：匯聚教會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紓困食物、物資；提供就業培訓；社企就業；生命教育；工作坊等。新福重視身、心、社、靈上的整全服侍，努力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融入和回饋社會。此外，讓新移民認識基督，活出豐盛生命也是新福的重要工作。

疫情下的工作

作為倡導型平台，教關正竭力聯絡夥伴教會，並呼籲捐獻、協調分派口罩及其他衛生用品予有需要人士，讓教會在疫情中繼續關心他們，並建立關係作長遠服侍。

而新福除了分派口罩、應急物品外，還提供以下服務：

1. 於網上提供相關的資訊，[3] 包括：抗疫資訊、學生／家長停學期學習資源、政府資訊等。
2. 派送食品或物資予有需要者。
3. 與突破機構、夥伴教會合作，為情緒受困者提供一對一電話關懷服務。

呼籲

如果去年的社會動盪使基層兒童的生活雪上加霜，那麼，今天的疫症恐怕會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難以負荷！因此，我們呼籲香港的教會與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具體行動，將愛分享給我們患難中的鄰舍。歡迎瀏覽教關、新福與其他前線服務機構的網頁，[4] 了解可以怎樣用行動支援有需要的人。

訪後感

筆者很榮幸可以訪問兩位機構負責人，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得到的不單是資料與數據，更體會到兩位負責人的愛與熱誠。就如梁友東牧師接受訪問的當日，由於他事務繁忙，採訪只能在中午進行，當時還未吃飯的他堅持要先完成訪問。而對馬秀娟女士在回答提問的同時，她充滿熱忱地講述了自己服侍的種種經歷：從上帝如何奇妙的帶領教關的服侍，讓他們經歷從無到有，到師友計劃如何改變了基層兒童的感人故事。期間，她還不時流露出對教關的夥伴機構的感謝與尊重，甚至在結束訪問前，她還關心筆者的需要，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採訪者禱告。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筆者感受到他們的服侍既有主的愛，亦有主的同在，深願主更多使用他們，讓更多人得著主的大愛！

特別呼籲

教關自2016年開始推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藉全職工作和師友同行計劃建立基層青年的生命，務求令他們能靠自己向上流動。計劃不單使受助青年獲益，許多參與的友師更感慨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你也想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基層青年的祝福，可以加入成為計劃友師，並參與3月26日舉辦的YUM友師簡介日，友師登記請瀏覽：http://bit.ly/2lVB7dr。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60？65？120？

踏入2019年，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1] 在一片反對聲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2]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何謂長者這個定義，遲早都要改的了，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60歲的人只是中年。」引起社會各界非議。[3] 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支援補助金」，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4]

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涼薄」，或是「堅離地」不知民間疾苦？相信自有公論。但我們要理解，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層層相連的結果。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數字上的簡單修改」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甚至施政失誤，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

何謂長者？

首先，何謂「長者」？是60歲還是65歲？從今次事件上，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首先，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者」定義，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長者／退休／安老等政策」。

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時，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諷刺地，在香港的答案是：都可以——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何謂長者」作出定義。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

表一：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

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與歷史有關，如香港綜援的前身，公共援助計劃（Public Assistance，俗稱救濟金）於70年代設立，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不過很多時，「長者」年齡是與「退休」年齡掛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事實上，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5] 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首先，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可在65歲退休，但很多基層工人，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手腳慢」，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60歲之後申請續約，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6] 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

而一個人在退休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7] 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幾年前社會討論的「全民退保」諮詢，[8] 由學者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又被政府「打回頭」，[9] 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

當「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變成了
「贏在起跑線」與「成功靠父幹」

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的概念，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家庭友善政策」，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往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以往家庭不乏「三代同堂」的狀況，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10] 另外，香港最熱門的「土地問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一般年輕人，除非「贏在起跑線、成功靠父幹」，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甚或購買整個單位），否則根本難以上車，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年長的父母了。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由此可見，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惡性循環由此而生。

由一個政策，到整體的倫理考量

香港人可否不要老？說起來十分諷刺！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11] 政府從來也不缺錢，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卻樣樣欠奉。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但明顯地，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倫理考量，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

說到底，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何去何從？希望不用望天打卦！

近來看到本港有一間共享單車公司只經營了一年多便宣佈結業，現今的香港市場有約五間共享單車公司，我們開始見到有公司損手退場。在街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堆堆顏色奪目的單車，有橙有綠有藍……亦曾見到它們被扭曲損毀的、不堪的「陳屍街頭」，亦見過不少是因為用家隨意停泊，致令單車遭貼上告票，放了幾天亦無人理會。據報道，結業的公司是因為未能獲得盈利，同時需要負擔龐大的單車維修開支。

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發展了一段時日，不少創新的科技公司以網絡去連繫世界，人們可以把物品的擁有權共享（Sharing）外，更可以把過多的資源或想分享的物資放上網上分享（Gifting）及租借（Renting／Lending），即可使資源、物件充份被使用，不用閒置、浪費，而物主更可以收取租金、以物易物（Batering）或以互換（Swapping）的方式增加自己可用的資源。

打著Sharing Economy旗號的成功例子有Airbnb、優步（Uber）等，就是「吉屋」屋主、閒置車的車主連結網絡公司，當有人需要短期租用或找車代步，有關物資就會被搜尋得到。而在物品方面，網上有不少分享谷或二手谷（Sharing group），人們可以post（張貼）照片上去，別人有需要就可以借用或以低價購買。

不少人很認同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消費，因為能使自己擁有的物資與人分享，不用閒置物品，或以低價買入二手物品，希望能減少重複、過量製造物品，減少浪費地球資源。

共享單車

以企業的角度來看，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可以有很多種，有直接捐款給慈善機構，支持他們的工作，亦有是自己成立CSR部門（社會企業責任部門）去推動教育、公益、環保，使自己的產品、服務能夠對社會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並且能令品牌形象更為正面。

而更有一類企業，本身就帶有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思維而創立的，為改善社會的問題或推動一些理念而成立的，而共享單車的公司，亦可說是這類以提供平價單車租借服務，讓市民使用單車，更有減低噪音、空氣污染、交通擁擠情況的好處，而且還具有休閒、健身的功能。服務使用者如認同這些理念，認為有其價值的話，就會使用其租借系統及服務。

筆者欣賞其好意，但這系統所租用的單車，不是人們家中閒置的單車，而是開設智能單車共享服務的公司所自製的單車。為方便人們以GPS（全球定位系統）找尋附近單車，以QR code解鎖及使用，它們都具有上鎖、解鎖、二維碼（QR code）等設置。但「空降」這成千上萬部單車前，這些公司在事前有沒有計劃好每區的用量是多少？有沒有預先安排擺放、停泊的地方？或者，根本這些公司就在銷售這種不需要負責任，隨意停泊的理念？他們可會估計到市民是否懂得善待這些「別人的資產」？現時，它們佔用了許多公共空間，一些使用者就隨意把車扔在街上鎖上就算了。這實在也對實體租單車給市民的小店不公平，筆者也難以理解為何政府對智能單車共享服務公司所佔用的公共空間及造成的混亂視而不見。

虛擬平台交易引起現實的問題

雖不是全部，但有不少分享資源都以網絡連結。旅遊借房、外出坐車、買賣物品，市民可以於網上所屬該企業的租借系統直接連繫物主，其交易的金額、過程是否獲得保障卻不得而知。如人們旅遊以系統租借了民宿，其安全、清潔等問題亦是缺乏監管，需要借用者自己去冒風險。用家當然可以參考系統評分，但產品、服務提供者會否請打手於系統造假評分讚好，亦難預料。

外出租用車輛、買賣物品，亦有可能遇到問題。假若不幸遇到意外、損失，會有甚麼法律保障？保障多少？一切要看不同的公司如何處理有關情況。如交易是私下進行就更難獲得保障。另外，因為服務提供者容易透過系統接生意，這亦會大大影響了當地的酒店、旅館、計程車、小店等的生意，這些企業、公司可是付出了資金打開門營業，但因為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降低了，其生意亦備受打擊。

而對於一些打著「共享資源」旗號成立的公司，但其實只是利用點對點的平台，免費佔用公共空間，為公司省去租金或管理費用卻想不負責任。我們應細思這是否只是一個華麗騙局。

美好原意與人們品格

上文說過美好的原意是「共享」，在享有權利與人共享資源、物件之前，人們是需要懂得珍惜。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物品，了解到地球資源有限，要保護環境，所有東西都是得來不易或耗用了地球資源才能生產出來的。但無奈看見人們本著已付出租金，或因為物件不屬於自己，就隨意破壞、不負責任等缺德心態來對待這些共享資源，筆者惟有說句：「你未夠資格與人共享物品。」

當共享者的品格未能準備好，地球的資源便惟有繼續過多地被耗用下去。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延伸閱讀）

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正正是令這類服侍未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其實除了協會外，有不少基督教機構曾提供類似的住屋服侍，當中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及禧福協會。然而今天，因著不同的原因，她們所提供的服侍都無法繼續。

榕光「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榕光）是一間服侍基層的機構，同時也是一間基層教會，事工的發展由榕樹頭的街頭佈道擴展至籠屋的探訪，服事的對象原先都以男人為主。

陳碧霞牧師在2000年察覺到中港婚姻下被遺棄的婦女和她們孩子的困境，所以向「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申請資助，開展「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的事工，租用兩房一廳的單位，讓三個有危機的家庭免費入住。這些危機家庭通常是持雙程證的母親和單程證的子女，陳牧師會幫助那些小朋友申請政府資助，甚至擔任那些小朋友的監護人，待政府批出資助後，便透過相熟的地產經紀協助她們可免佣租住套房，遷出宿舍讓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入住。「神愛之家」在基金資助完結後，得到善心的商人支持繼續營運下去，更發展至兩個單位。但因經濟環境改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服務在2012年1月結束。在這11年的宿舍服務中，受惠家庭有234個，不少婦女及兒童亦因此認識信仰。榕光服務基層的使命仍然延續下去，不少居住在套房的家庭沒有洗衣機，榕光便在機構內添置洗衣機，免費供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陳牧師坦言榕光的能力有限，未能長期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在他們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一杯涼水──一個能暫時喘息的居住空間。這不止是機構的使命，亦是她做人的宗旨。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陳牧師為方便工作，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套房，但她一星期只睡兩三個晚上，所以她便將單位分享出來，與一對基層母女同住，亦不與她們計較租金。陳牧師的生命，就如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基層人士同行。

禧福協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房屋，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弟兄看過「光房計劃」之後很有感動，聯絡了禧福，願意以便宜的租金把手上一個物業租給禧福，以幫助一些在居住上有問題的貧窮人。弟兄把單位劃分成多間房間，洗手間、廚房以及一個大廳，希望居住在這屋子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使用，也可以彼此幫助。

當年入住這個單位的人主要是女性，包括新移民、精神病患者、以及露宿者等。禧福沒有定立特別的甄選條件，當時只按實際情況，視乎誰有需要，他們便被安排得以入住。至於租金方面，是按各人的薪金而定，薪金較高的便多交一點，沒有工作能力的便免租。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一年，禧福最終還是把房屋歸還給弟兄，最主要的原因是，禧福發現，要持續這單位的運作，除了資源，人手非常重要──一個願意入住當中成為「家長」或舍監的人更非常重要。因為上述的房子住著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可以想像，住客之間的衝突一定非常之多，沒有一個合適的人去化解大家的衝突，住客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不過，禧福沒有停止過幫助貧窮人的心，如果有資源及在人手許可的情況之下，禧福仍然樂於為有需要的人解決居住的問題，有了上次的經驗，禧福之後會設立特定的服務對象，例如是邊青少女，又或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這樣，比較容易招攬到對這個群體有負擔的同工與他們共住，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9）這成為黃先生服侍無家者的鼓勵及支持。

貧窮的經歷　福音的種子

黃先生，小時候住在新界的某一個街市內僭建的地方，經歷過十分貧窮的生活，長大脫貧後，貧窮的經歷令他對服侍貧窮人，尤其是單身婦女及孩童，有另一番的領受。

黃先生透過教會認識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事工，與協會總幹事Ada相識在「社區房」計劃推出之前。大約四、五年前，他的教會借用協會的地方聚會，因而認識了協會，令黃先生亦開始投身義工的行列。

細數上主的引領，看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相遇。

2008年，黃先生走進深水埗探望表哥，在途經區內時發現該區的舊樓價格便宜，在一個月內購入三間以作投資之用，所購的單位原本已是分間房（俗稱劏房），亦有租客住在其中。「放租」的時候，透過其他機構或教會正在服侍的一些家庭，發現該區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加上教會「一杯涼水」的教導，開始逐步收回單位，以較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住，如此就開始了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道路。

後來黃先生於佐敦區再購入多個單位，並按政府的規定，向屋宇署遞交圖則，改成合法的分間房放租，Ada在此時亦向他介紹了數個難民家庭，於是黃先生把單位收回，讓這些難民家庭有安身之所。當中有些難民在兩、三年後得到政治庇護而前往美國；但同時亦有難民因個人的問題而被黃先生要求離開。

在租房子給貧窮人士時，黃先生大都只以「綜援價」租給有需要的婦女，或是對方能負擔多少便收取多少。

在旺角亦有物業的黃先生，亦願意拿出來給協會使用。屈指一算，他有七成的物業都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或租給協會使用去服侍無家者，只是因為看到這群鄰舍的需要，動了慈心，便起來回應。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能拒絕可收取高昂租金的誘惑的業主不多。今天，他一無所缺，仍然感謝上主賜給他有這份服侍的能力與福氣。在黃先生身上，我看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徒二十35）。

「良心包租公」　謙卑的僕人

在服侍貧窮人的過程中，黃先生不止是單純地以低廉的價錢租放單位；也在協會成立租金津貼的基金，讓有需要的貧窮人士可以申請基金的資助在外租房；更會親身前往板間房去探訪他們，甚至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曾因一次前往板間房探訪，聽到有住客表示房內有很多木蝨，無法好好的睡一覺，他二話不說即時聯絡相熟的經紀選址購入單位，亞杜蘭之家從此出現，正服侍一批男舍友。而被服侍的朋友都存著一份感恩與珍惜的心住在當中，即使宿舍內已設有吸煙區，舍友們都會自律地走到街外吸煙，從微細處已看到這份恩惠對他們的意義何等寶貴。

黃先生更正在計劃多預備一個單位，由自己管理，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使用，此舉動更可減省協會的工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每當Ada提及無家者的住屋需要，黃先生都很快捷地回應可考慮收回哪個地區的單位給協會用，雖然黃先生謙稱自己不算委身在這個服侍上，但在他的回應和行動中，卻看見他的投入程度愈來愈高。這位僕人的服侍讓我看到了實踐「服侍弟兄中最卑微的，就是服侍上主」的教導。

剛強地堅持　盡忠地服侍

黃先生如此委身在這個服侍上，回想這段日子，會否曾經有所掙扎或動搖呢？最初黃太很反對黃先生投資於分間房的業務，不想先生成為別人口中的無良業主，後來經過這幾年的服侍，黃太現在都很支持他為無家者所做的安排。反而是在服侍過程中所接觸的家庭，令黃先生有無奈或失望的時候。曾試過有巴基斯坦藉年輕難民，其父在家鄉因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殺，令他要逃難到香港尋求庇護，黃先生按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租金津貼租借一個分間房給他，卻發現他有頗嚴重的飲酒情況，同工曾試過到訪時聽到他的房間內有女性聲音，但他卻不肯開門讓同工了解，最後黃先生只能請他離開。

亦曾試過接觸來自索馬里及尼日利亞的難民，不但難以溝通，更試過因那些難民不斷苛求，令黃先生無法再無止境地滿足他們，最後無奈地要請他們離開。聽著黃先生的分享，稍微體會到他的兩難，既想幫助這班人，然而有時卻因他們的貪得無厭，令黃先生無法再繼續與他們分享這杯涼水。

雖然曾遇到令黃先生失望的情況，然而快樂總比難過多。黃先生曾經在車廂內遇到曾受他幫助的尼日利亞難民家庭的女兒，會專誠走到他面前多謝他照顧他們的家庭。亦有懂得感恩的婦女，獨自帶著自閉症兒子，每月申領綜援，黃先生以「綜援價」將單位租給兩母子，但同時亦會另外再每月津貼千多元讓他們可以有錢吃飯，一次因單位「爆水渠」而需要支搭棚架進行維修，這位母親主動向黃先生表示，因維修費用高昂所以不再收取每月的額外津貼，以減輕他的負擔。也有一個住在豬棚的家庭，黃先生得知他們情況後，以一元租金把單位租給他們，這個家庭的女兒珍惜這個轉變，一直努力讀書並承諾日後會成為幫助別人的人。這些種種的回應，都成為黃先生繼續服侍的鼓勵。

主賜的平安　無償的喜樂

約書亞記一章9節，成為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提醒。他深信上主必然與他同在。在關顧貧窮人的經歷中，讓黃先生更深的感到上主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在扶助人的過程中能經驗的喜樂是難以取代的，亦因著受助者的生命，令自己更因著所得的、所受的祝福而感到平安。服侍過程難免會遇到自己無法接受或想像的場面，更要努力克服當中的挑戰。在面對「難搞」的無家者或受助者，當中的挑戰及上主的恩典與同行，更讓他磨鍊愛的功課，讓他更堅定地站穩在服侍崗位上。

未來在協會的服侍，會否有更多的嘗試？黃先生表示一年前自己很抗拒上主新的召命，三個禮拜前明白要順服在上主的旨意裡。接下來在協會的服侍，他會嘗試更多的承擔，接手承擔協會的中途宿舍運作，一年前抗拒因為自己已承擔不少麻煩的工作及服侍；一年後的今天，仍然怕麻煩，但既然上主要他去做，他便順服在上主的召命中，求上主賜予能力和智慧。

今天，有一位黃先生起來回應上主的召命，忠心委身地服侍貧窮人；但願更多的教會，更多的肢體聽到上主的召命並願意起來回應：「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十五7-8）

「上樓」，彷彿想當然成為解決居住問題的良策；人人有屋住，成為理想社會的想像。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不同的階段和需要。不少機構、團體、教會有沒有想過，其實只要關心多一點，付出多一點，只需一些簡單的配套，很多人的生命，就一點一滴地改變。

橋底兄弟──林國璋牧師

基督教善樂堂林國璋牧師由2012年2月開始在深水埗通州街照顧露宿者，有時有大型聚會，幾十人聚集，有時人來人往，每逢週二到週三中午，都是同行，支援與服侍。

筆者到訪的週二，適逢是橋底追思會。攝氏30度的夜晚，參與的有二、三十位橋底兄弟、街坊、義工。晚上10時先前往橋底派粥、派餅、派飲品，伴隨我們的也不只有廢氣和噪音，還有蟑螂和老鼠，「一家一戶」的「拍門」，這種每週如是的服侍，是一種耐力。

林牧師形容，現時政府對橋底街坊的態度愛理不理，警察視他們透明一樣，也不會為他們做任何安置的安排，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他說：「其實要安排搬上樓，三日就可以完成，政府要實行其實是好簡單的一件事，但是她決定不做。」

當人被視作透明，生養死葬當然也是不了了之。那夜的追思會，就是唱詩、追悼越南藉偷渡來港求醫不果的橋底露宿者武文雲（化名）。同樣。林牧師提到阿雲整個的殮葬過程，全部要鳴謝明愛醫院，東華三院鑽石山殯儀館火葬場的義務協助，始能成事。

橋底是讓他們與主相遇的地方，教會每週如是的，不是來訪，而是與橋底兄弟生活，除了祈禱會、查經班外，有病的帶他們看醫生、被捕的給他們法律支援、有心戒毒的幫助他們轉介、有條件可入住老人院的幫他們轉介。這種互動，實質上，已經不能只用慈惠、社關來形容了。

林牧師3月於立法會就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及行動措施發言：「樓價、租金不斷上升，床位，板房又逐漸消失，每年來港的新增人口超過50,000，新婚人士超過50,000，而房屋供應卻不到30,000，露宿者人數勢將上升。我謹促請政府盡快制訂露宿者的友善政策，開放各區社區會堂，將公園長椅上的鐵架拆除，補回有蓋的涼亭，拆除涼亭內無人使用的石春路，讓露宿者可以安靜的，有尊嚴的睡一個晚上。」

「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你正恭敬上帝。」[1]

「沒有他們，我不會出來，我不會有社群」──Suki

Suki（化名）育有一女，才一歲半，從黑龍江來港只兩年，廣東話卻說得和本地人一樣流利。Suki這名也是她自己改的，可見她努力想融入香港。不過她的家就只得兩個人。

與她們一家相約在葵涌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陽光鄰里互助中心見面。筆者走進中心就看見Suki正在餵小米粥給囡囡食，但囡囡沒甚胃口，在哭鬧。在未表明身份前，我們走上前，陪伴她們，也給她囡囡餵幾口粥。看似理所當然的場面，Suki給我們完全相反的描述。她說：「如果以前，我住在那裡（從前的家），是不會走下樓的。」「丈夫呢？」「不要問，他不在我們的家了。」

Suki的女兒去年在香港出生，那時正值暑假，天氣太熱，又沒有朋友，在家中捱熱，偶然開窗，居然招徠老鼠和各種害蟲，她撐不下去只能回鄉避暑。三個月後回到香港，卻遭業主迫遷，搬到了另一個更惡劣的地方，她形容：「廚房就只有約1.5平方米，放了爐具已沒有空間煮食。」

嬰兒日漸長大，開始要吃不同的食物，Suki所住的地方根本不容她做甚麼適合嬰兒食用的飯菜，於是走到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那裡有個大廚房，有時候幾個家庭就在那裡煮飯。她說：「在這裡最好就是可以認識到街坊，我不用一個人。以前我覺得自己真的有產後抑鬱，但都不會去找心理醫生，現在我會和洪姑娘談天，我視她為家人一樣，有時甚至只說八掛，但整個人就會紓緩一點。」

一個廚房，一個空間，一個群體，在Suki眼中，是個天堂。我問她今年會否回黑龍江，她說：「我要先想想。」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中心）的組織幹事洪一蘭表示，中心的陽光計劃是一個支援劏房居民的社區服務。當中除了設立社區廚房，透過廉價食材，為劏房戶設計一些20元的營養餐單外，又有社區共購網絡，透過聯絡該區不同的小店，讓劏房戶朋友可以用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時又可以幫助社區內的小商戶。

洪姑娘稱，在整個計劃中，也有不同的活動，吸引街坊從劏房中走出來社區。她說：「我們一直都有提供，如身體檢查，廚房教室等等，我們希望他們（劏房戶）到來，除了使用服務，更認識社區，如果三年之後沒有這個服務，他們仍可以團結一致爭取所需。」

洪姑娘給教會的建議

弟兄和陸同居，是何等的善可等的美──邦邦、思瀚

邦邦和思瀚，是同一間教會的肢體，得到牧者的批准而共住。

最初，邦邦於2000年因著家庭理由，需要找單位獨居，但一宅難求，對初出茅廬的青年而言，租金是一個大問題。邦邦說：「我在教會分享我的情況，豈料很快有兩個弟兄都說想搬出來住。」於是牧師批准他們以合租形式共住，當時三個人，一個住廳，兩個住房，不過隨著一個搬家，一個結婚，邦邦經歷一段一個人獨租的時間，之後有思瀚的加入，現時這個在新界區，300多呎的兩房唐樓，租金接近7000元，加上水、電、媒氣費用，二人平分每月支付約4000元。

為何會有牧者的介入？作為教會值理的邦邦解釋：「但凡肢體間有金錢的關係，牧者的知悉和批准是重要的。」事實上在邦邦一人承擔屋租時，牧者也有為他找合適的肢體合租。對於合租的概念，邦邦和思瀚也認為很好，因為大家價值觀相同，明白大家的需要，很多東西大家亦可以共享。住在較細的房間但支付一樣租金的思瀚說：「我不介意交相同的租金，你看這個大廳（投影機、遊戲機、音響、卡拉OK）其實全部都是他（邦邦）買的，但我可自自由享用啊！」

男男共住，會否各自帶女朋友回家過夜呢？曾住過學生宿舍的思瀚表示，他和已有女朋友的邦邦相處得很好。他說：「其實他們二人不會獨自留在家中，我們亦不會鎖門，不像那時讀書住宿舍，有時同房（宿友）會鎖門不讓我回去，好慘。」至於邦邦，他說：「其實有時候其他朋友問及，當我表示跟朋友同住，大家便順理成章問是否和女朋友住？我便會告訴他們正在與教會的弟兄同住。大家自然便會說其他話題，這其實都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