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忽視的受苦面容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早前台灣發生了一宗捷運隨機斬人事件，一名20歲洪姓男子上車後掏出菜刀朝向乘客攻擊，一名17歲少年受傷，其後部份乘客幫忙制伏該男子。事件其中一個關注點是一名許姓男子，最先奮勇奪刀，面部更因而受了刀傷。而此名許姓男子被網民稱為「長髮哥」。他接受傳媒採訪，被記者追問為何勇敢挺身而出時，他用了一句動畫對白來回應：「如果是勇者欣梅爾的話，他就會這樣做的，像是追隨勇者的步伐吧。」[1] 看似簡單的一句說話，其實也傳達了他身處與他人共在的世界和社會之中，一種倫理行動的方式。或者我們都有軟弱的時候，行動總是跟不上我們被撼動的良心，面對持刀的危險人物，一個人到底懷著甚麼信念導致他擁有挺身而出的勇氣？這是一個平凡軟弱之輩想要知道的事情。

欣梅爾有甚麼特別？

或許讀者未必知道誰是欣梅爾，在看到長髮哥引用一套動畫的對白時，可能只認為他是「中二病」發作而已，以為自己生活在動畫世界裡。

欣梅爾來自最近受歡迎的動畫漫畫作品《葬送的芙莉蓮》，他在動漫中擔任「勇者」一角，而所謂「勇者」就是一群討伐魔王的英雄。一般而言，動漫的情節都是描述一群勇者跨過重重難關然後成功討伐魔王，這就是結局了。但《芙莉蓮》的故事卻是由一群勇者成功討伐魔王之後才開始，欣梅爾亦在動畫的第一集因年紀老邁而死去。勇者的團隊中有一名叫芙莉蓮的成員，她是一名擁有上千年生命的精靈，其他成員包括欣梅爾在內都是人類，整個故事就是圍繞著芙莉蓮踏上新旅程的同時，回憶著與欣梅爾相關的記憶，所以「如果是欣梅爾，就會這樣做」或「欣梅爾是這樣說的」經常出現在故事裡的不同場景當中，縱使欣梅爾已死去，卻在芙莉蓮的回憶中活著。

這些「中二病」金句，看似單純地引用了動漫對白，背後其實還有一套「欣梅爾理論」。該理論指，雖然欣梅爾已經離開人世，但芙莉蓮的腦海卻時常在生活裡的關鍵時刻浮現起年輕時欣梅爾的樣貌，他彷彿在指引她應該怎樣做，就好像只要依照欣梅爾的行事準則，事情就會好起來，甚至可以克服困難。[2] 欣梅爾成為了一個倫理典範，讓人覺得跟隨他便不會錯。因此，欣梅爾將勇氣給予受他影響的人；長髮哥在與刀手糾纏受傷之後，他回想起欣梅爾的話，更確立了自己的信念，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事，這也是他必須做的事。[3] 在網絡上流傳著一個小故事，一位日本媽媽看到九歲女兒分心偷懶，就告訴女兒趕快把作業寫完，然後又補上一句：「是勇者欣梅爾的話一定會這麼做的」，沒想要女兒真的聽進去了，開始努力寫作業。[4] 可見欣梅爾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

雖然動漫描繪欣梅爾為勇者，但他卻不是「命中注定」的勇者。故事曾講述，勇者一行人在路途中看見一把「勇者劍」插在石頭上，而這把勇者劍只有「天選」的勇者才能拔起，欣梅爾試著將劍拔起，但卻失敗了，他隨後說了一句：「只要做了勇者才能辦到的事，就算是冒牌貨又如何？」便將事情輕輕帶過。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可能都不是「天選之人」，當遇上一些困難的事情時，可能會以為自己不是該做出行動的那個，或覺得會有其他人更加適合作出行動，但我們都能做勇敢的事情，即使是「冒牌貨」。相信長髮哥也未必會認為自己就是被選中的人，只是良知的驅動，行動跟上了自己的良知而已。

What would Jesus do？

在長髮哥引用了欣梅爾的說話後，有一些基督徒撰文分享，指事件令他們聯想到基督宗教中的「WWJD」（What would Jesus do），意思是根據耶穌在聖經中的行事準則和教導來判斷自己應該如何回應目前發生的事情。欣梅爾理論與WWJD相近，只不過欣梅爾僅僅是虛構的動漫人物。

而基督徒相信耶穌就是生命的主，因此或許會透過詢問「耶穌會怎樣做」這個問題，讓自己作出適當的倫理抉擇。有些人忠於WWJD的實踐，但亦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信徒能否透過聖經的教導，歸納出一套行事準則？神學家潘霍華牧師就認為，若我們能將整本聖經中上帝或耶穌做過的事情，歸納出一套上帝的行動模式或準則，上帝就不再是上帝，因上帝不被任何規則所規範，上帝的行事，總是在獨特的時刻和處境陳明祂的旨意。[5]

此時此地的倫理呼喚

對於潘霍華來說，上帝是活著的上帝，上帝總在一個具體的處境中行動。在具體的處境之中，每一個的倫理呼喚都是「此時」、「此地」，都是獨特的，潘霍華視這樣的倫理關注為「具體的倫理學」。[6] 而人身處特定的時空裡，在這個時空面對獨特的處境，領受具體的、由他者提出的倫理責任，潘霍華指：「我們不是自己給自己的行動創造條件，而是一開始就已經置身於這些條件下。我們的行動被限制於特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內。」[7] 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人所遇見的處境都不盡相同，我們能作的行動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用一套倫理準則來行動，縱使我們很想尋求單一的準則來跟從。

既然沒有可遵從的倫理準則，那麼到底該怎樣行動才好呢？潘霍華認為，倫理責任就是在乎一個人對他者倫理呼喚的回應。承擔他者責任的行動，既不根據事先想好的原則，也不根據某種「善」的理念，而是注視當下他者的需要，並作出回應，甚至為了回應他者，使自己「承擔罪咎」。就如耶穌在安息日裡回應病人發出的哀求，他根本沒有考慮治病是否違反安息日的規定，也沒有理會自己會否被指責或「承擔罪咎」。他單純地，看見一位病人的需要，便作出回應。[8] 也就是說，有些時候為了直接面向他人的需要，我們得打破一些規限，不被一些規則約束。

相信長髮哥作出行動的一刻，可能也捨棄了一些想法，包括「自己會否有危險？」、「失敗了會否被譴責魯莽？」、「自己不行動總有人行動吧？」，如果有這些想法，恐怕大概是無法作出行動了。學者Nickson就指出，潘霍華所提出的倫理學，捨棄了「行善」和「成為善人」的傳統倫理觀點，因行動者面對種種的選擇，就會當場癱瘓下來，無法行動。[9] 雖說提點長髮哥的並不是甚麼宗教人物，但一個虛構人物能令自己鼓起勇氣、持守信念，這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也要面對一下他者的倫理呼喚，就在每天的生活裡，我們能夠在自己具體的處境下，放棄一切其他想法，勇敢回應他人的需要嗎，我們的行動能跟上自己被撼動的良心嗎？

除了為受傷的人提供治療，人也有能力阻止他人受傷，潘霍華曾在書信中提到，若有人看到一個瘋子開車輾斃許多無辜途人，是否該抓住（或卡住）車的輪子以阻止更多人遇害？潘霍華的話與欣梅爾理論或長髮哥的行為遙遙呼應，人若有捨身為人的勇氣，又有甚麼能阻止這樣的行為？

早前網上瘋傳中學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警方表示在發現有關帖文後已即時安排刪除帖文，並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處理，但仍有市民不理會警方的警告，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工具的群組分享那些相片。 

這次事件令網民重提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的朋友論，當時網絡瘋傳幾位藝人的祼照，有警方代表在記者會解釋法例時表示，向朋友分享色情相片並沒有觸犯法例，引來一眾網民都以「朋友」相稱。事隔10多年，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與「朋友」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也不會違犯法例，但其實「藝人私密照事件」和「籃球教練事件」所牽涉的法例是有所不同的。

「藝人私密照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的「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條例列明發佈淫褻物品屬犯罪行為，而相關的藝人裸照屬於淫褻物品，因此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發佈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在記者會提及的「朋友論」是解釋發佈的定義，發佈是指向公眾人士分享照片，而不是朋友間私下的分享。警方當時也有補充說明，指絕大部份的網民都不會被理解為朋友，因此在網上分享藝人裸照有機會觸犯「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的條例，只是一眾網民斷章取義地理解警方的說法。

這次「籃球教練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私密影像是指顯示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的個人私密部位，即能看到個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影像，或進行私密作為如性行為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不理會當事人是否同意，而發佈其內衣照、裸照、進行性行為時的影像就是違法，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所以在網上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無論是令照片外洩的人，還是抱著「食花生」心態與人分享照片的網民，都一律觸犯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此條例中「發佈」的定義，是否與「禁止發佈淫褻物品」條例中的「發佈」一樣，不包括朋友間私下的分享呢？這點現時難以確定，但如果按立法原意，筆者估計與朋友分享也有好大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禁止發佈淫褻物品」和「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的分別在於當事人是否同意和影像性質的不同。「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不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只要是「淫褻物品」就一律禁止發佈，即當事人自願發佈自己的「淫褻物品」也會觸犯法例，而物品是否屬於淫褻一般皆由淫褻物品審裁處來評定，按過去的評定標準，展露男女性器官交合的影像都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則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發佈，而私密影像不一定是裸露，也包括僅有內衣遮蔽個人私密部位的影像，所以私密影像有可能屬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雖然第一類物品可以供人自由發佈，但只要它屬於私密影像，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發佈，如果有人在不理會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發佈私密影像，就是違法行為。

而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中遭發佈的相片其實也屬於私密影像，但因政府在2021年才實施「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因此當時只可用「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來處理。但如果現在有人發佈當年藝人的私密相片，則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這次的「籃球教練事件」也引來網絡上熱烈討論應否拍攝「私密影像」，網上有人提出「不影就不會流出」，認為影裸照與相片流出是有因果關係，但這類言論亦隨即被其他網民反駁，指有關言論是在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其實事件已經發生，當事人是受害者，事後才「提醒」當事人不應拍攝「私密影像」，只會令相關人士感到更大的壓力，對事件也毫無幫助。

不過類似事件的出現，其實也能讓公眾意識到拍攝「私密影像」的危機。「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人是罔顧他人感受和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絕對應該面對法律的制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保護自己，了解拍攝私密影像可能引發的後果，避免將自己放在危險之中。

當私密影像一出現，就已存在外洩的風險。不讓自己的私密影像出現，是防止私密影像外洩最好的方法。

資料庫

背負污名令私密照受害人不願求助

未經同意下拍攝或分享別人的私密影像，會對當事人構成莫大傷害，《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已將有關傷害歸納為性侵創傷，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性侵犯不只限於身體上的性侵害，還包括情感傷害，所指的是當事人的深層私隱被侵犯，感到羞恥，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被污名化等。[1] 另外，在外國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明知當事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私密影像，但第三方收看者普遍不會因此為受害人辯護，相反，即使對收看影片感到掙扎，他們都會裝作沒有問題，並隱藏內心的爭戰，而收看者這類表現，會助長公開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而對於受害人來說，裸照或半裸照外流會令他們背負污名，承受外間批評，亦會令他們不願去求助，甚至怪責自己。[2]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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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如果有留意動畫、漫畫的動向，便會知道近來比較長篇大論的動漫已經逐漸減少。筆者的年代有動漫四巨頭，包括：《龍珠》、《火影忍者》、《海賊王》以及《BLEACH死神》，他們都是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而近期逐漸增加的動漫類型都是有關「愛情」、「生活」、「異世界」等等，尤其是「異世界」動漫，作品數目達到氾濫的程度，[1] 當中的內容亦涵蓋了「愛情」、「生活」、「友情」等題材。本文將一探究竟，了解「異世界」動漫的增長原因。

有關「異世界」動漫的名稱，常常會出現：「異世界（生活／人物）」、「轉生成（人物／怪物）」等等字詞，它們大同小異，名稱總離不開這些關鍵字，較流行的「異世界」動漫如《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以及《轉生成蜘蛛又怎樣！》等等。《週刊少年JUMP》的動漫常常具備了「友情、努力、勝利」這三大要素，「異世界」動漫同樣能夠講「友情、努力、勝利」，不過形式就有點不一樣。「異世界」是指異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當中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例如整個世界可能只有動物或某種性別的人存在等等。

「友情、努力、勝利」的單純想法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以「友情、努力、勝利」作為動漫的主流價值，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帶出來的訊息都非常正面，當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類型的動漫時，理論上是能學習到當中的價值，亦即是：友情的重要性、努力的必要性、人能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圓滿結局）。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及的戲劇模仿理論，即是在戲劇中，演員透過模仿一個理想化的人性，展現出人性應有的本質，而人是有「潛能」去學習到如此理想的人性，[2] 那麼觀看具備「友情、努力、勝利」元素的動漫，根據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有助觀眾成長的。

雖說「友情、努力、勝利」都是正面的價值觀，是理想的人性和倫理典範，而自《週刊少年JUMP》創立以來，當中不少的漫畫作品都一直維持著這個黃金三大法則，至今已經55年，按道理它們已經深入民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人們只能在「友情」和「努力」上得到成果，而所謂的「勝利」就難有收穫。

資本主義向來強調競爭、消費，甚至有人認為，黃金三大法則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法則。評論家杉田俊介在其著作《JOJO論》中強調：「格鬥漫畫的套路，就是一邊搭載著資本主義的欲望，透過和對手或敵人的競爭，然後看見另類的價值觀（友情或牽絆）。」[3] 雖然筆者不太同意這講法，因為動漫主角所經歷的其實正正就是沒有異化（alienation）的生活，主角都是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不過，杉田俊介所談論「資本主義的欲望」，其說法亦不無道理。

在現實世界裡掙扎的年輕人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正面對著非常嚴重的隱青問題。隱蔽青年的日語羅馬字拼音是Hikikomori，Hikikomori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個體切斷了所有社會的參與，並進一步將自己關閉於一個幽禁的地方中。而隱青的主要成因在於：校園欺凌、學習壓力、科技導致個人主義興起、責任心低落等等。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名為「三低青年」，即低動力、低技術、低學歷。從統計上的數字來看，比較清晰的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隱蔽青年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當時約有6,000名隱青。[4] 在2017年也有學者提出全港約有14萬名隱青。[5] 但筆者相信，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始，隱青的數目不只於此，鑑於失業率增加，找不到工作或失業的年青人，自然會更加隱藏自己。

2021年開始，內地出現了名為「躺平」或「躺平主義」的現象，意思是指年輕人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失望，作出「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具體內容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不追求升職」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6] 而支持「躺平」會被視為「低欲望青年」。躺平能夠引起眾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失敗者。

請讀者留意，上文已經提及，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未能在「勝利」這個範疇上有所收成，與此同時「校園欺凌」、「學習壓力」和「個人主義」已經摧毀了他們的「友情」。再者，格鬥動漫很多時都不是只談「努力」，還有「天賦」這重要元素，就如《火影忍者》中的主角鳴人由出生起，他的父親便在他身上封印了強大的力量，而所謂的「努力」，也只是看他如何運用這力量罷了。但在現實中，擁有天賦的人卻是少之又少，這就難以讓人產生共鳴，欠缺天賦的人可能會想：「沒有天賦，努力還有意義嗎？」

「異世界」成為了欲望的載體
當「友情、努力、勝利」都被摧毀時，就必須要有一個能裝載人們欲望的載體。現實的殘酷，恍如韓劇《魷魚遊戲》所反映的一個既荒誕，又「血淋淋」的真相。而「異世界」對於一眾平時有觀看動漫習慣的人來說，可以是一個抵制資本主義與競爭的出口。

「異世界」題材的氾濫，除了是受潮流所驅使，還因著其獨特之處而令它流行起來。「異世界」動漫之所以有別於熱血格鬥動漫，是因為「異世界」可以讓主角的人生「重新開始」，當中劇情都是由主角死後或因著某種原因去到「異世界」開始，這帶給讀者或觀眾一種盼望：「會否有一天可以被帶進異世界？我死後是否有機會進入異世界？」只要進入了異世界，一切都可以「砍掉重練」[7]，不用被殘酷的現實所捆綁，不用再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用再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中苟且偷生。

在「異世界」之中，主角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整個世界都是圍著他轉，主角永遠是做重大決定的那一位，這也很符合現今世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故事，就是講述主角在現實世界中走投無路，因一些原因進入了異世界，得到了特異功能，然後認真地生活下去。當然亦有些劇情是講述主角在異世界中為所欲為，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性觀念、倫理觀等等。

儘管「異世界」題材可以讓讀者從一個殘破不堪的人生和社會中得到釋放，但同時也有不少負面的價值觀在當中。動漫的負面訊息無疑會對社會、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8] 當「異世界」成為欲望的載體，有機會令一些缺乏深度思考和冷靜的觀眾對「異世界」過度嚮往，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甚至一些無法抽離的人會將可以在「異世界」為所欲為的想法帶進現實世界裡，並因而性騷擾他人。

儘管如此，「異世界」題材作品也有其正面作用，它能夠讓觀眾從殘酷的現實之中掙脫出來一陣子，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動漫當中。事實上，「欲望」一詞在用法上是中性的，並不是一個特別負面的詞語，當然，欲望在我們罪性的扭曲下，被消費主義控制了我們許多的欲望，有人會選擇縱慾，也有人選擇禁慾，拒絕受欲望支配。[9] 上帝把欲望安置在我們心中並不是為了令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希望我們不僅僅為滿足於現狀而生活，更要為榮耀上帝而生活，也要讓自己不斷地追求上帝。

作為牧者、家長，我們不應或無法阻止青少年或自己的子女觀看動漫，但要以適當的正面教導、真實的同行代替責罵，因為他們可能已漸漸地被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改變和摧毀。網上流傳過一篇新聞是這樣的，日本一位青少年的媽媽在整理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有很多以「女僕」為題材的色情刊物和漫畫，該媽媽以便利貼貼在刊物上溫馨提示兒子：「你還真是喜歡女僕呢！現實中可不會有女孩子無條件地用身體服侍你噢。不過媽媽不會生氣的，但是時候認清事實了。」現實縱然不如意，但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著發生。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這樣說道：「我們不安的心惟有在祢裡面才能得安息。」

（原文於2022年8月3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桌上遊戲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大富翁、層層疊，或者是鋤大D，甚至是打麻將。當然，凡涉及賭博的遊戲都不值得鼓勵，不過簡單的遊戲，有時卻可以令人心底中不同的情緒、壓抑浮現出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情緒出來之後，有沒有甚麼「手尾」要跟進？明光社在8月13日舉辦了「桌遊與情緒」網上工作坊，由Play n Pray桌遊事工的同工陳兆東牧師和小申分享如何從桌遊中處理情緒。

陳牧師形容，在遊戲中容易引入分享，因為遊戲會讓我們聯想到現實世界，例如遊戲裡會出現大家不想面對的局面，可以連繫到人生會出的意外，但未知幾時會遇到，不過我們回到現實，就要想想遇到意外時可以怎樣處理，因為一出意外就會產生很多挫敗感。他說：「基督徒也不會只有一個狀態，也會有起跌……可以從信仰角度去分享，即是將遊戲的玩法、特性，連繫到分享的主題。」

在活動中我們與現場參加者一行四人玩「籤籤入扣」桌遊，遊戲要求玩家在搖搖欲墜的紙製塔上放上膠籤，這些籤有著不同的顏色，玩家須依著籤的顏色放在同樣印有不同顏色的紙塔上，如果誰放完籤之後紙塔倒下，跌下的膠籤就會歸該玩家，當所有膠籤放完後 ，手上最少膠籤的人為勝。

遊戲基本上是競爭遊戲，大夥兒理論上是努力想贏，甚至會故意將籤放得很差，務求令對方放籤時令整個塔倒下，所以很多時玩家被壓抑的情緒就會在遊戲中浮現。陳牧師說：「試過有人輸了會喊，又或者會即刻好唔開心，可能就會暫停遊戲，先處理情緒。」

不過不一定有人喊才停，陳牧師說試過有人不斷對著其他玩家說：「跌、跌、跌。」其實這也反映玩家出現了很強烈的情緒。對於陳牧師來說，有情緒出現，是件好事。他指：「有時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們會有情緒，但無論它出現的方式是甚麼，有情緒出現，代表有機會處理，亦方便日後跟進。」

當玩家有情緒出現，陳牧師建議是可以暫停遊戲，讓玩家分享，先行抒發他的情緒，之後再跟進。他說：「面對不同人對相同遊戲玩法的不同反應，我們先不做道德批判，相反去分析個情況，也讓他們自由發揮，但有些人會玩得好針對性，將內心壓抑的東西拎出來。我們傾向正面睇，學習愛佢，而唔係鬧佢的信仰有問題，亦唔係審問佢，而係去了解佢生命發生緊乜嘢事。」至於下一步，可以事後再跟進，了解一下他的情況，或者交由牧者做關顧工作。

陳牧師強調，情緒沒有對錯，同時亦相信在好的情況下，上帝會提供足夠的資源，給人有能力自行透過情緒的表達做到治療心靈和安慰的效果。小申表示曾試過在一個遊戲後，大家互相分享自己家庭的難處，始發現全部玩家都生活在不完美的家庭中。他說：「大家在安全的情況下，找到聆聽者去聽自己的故事，講到自己心裡面的鬱結，就可以成為同路人，互相扶持。」

至於如何在遊戲中更有效促進分享，歡迎大家點擊這裡收看網上的足本重溫。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香港甚少人擁有或認識自己的家譜或族譜，即使擁有，相信也不會有興趣拿出來閱讀，畢竟，當中的名字及他們的事蹟與自己相距甚遠，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當然，若我們知道自己系出名門，可能對家譜比較有興趣。「家譜以記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是由記載古代帝王諸侯世系、事跡而逐漸演變來的。」[1] 在家譜中出現的人，一般都是正面或有貢獻的人物，至於那些讓家族蒙羞或帶來危險的人，他們的名字有機會在家譜中消失，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理解《聖經》中的家譜。

歷代志上長達九章的家譜中，提到以色列有12個兒子（代上二1），但接著記載的不是長子呂便的子孫，而是第四子猶大的子孫，主要因為呂便放縱情慾，與父親的妾通姦，失去了長子的名份及尊榮（創三十五22，四十九3-4；代上五1）。至於猶大，雖然他沒有取得呂便的長子名份，卻「在自己的兄弟中是最強盛的，領袖也是從他而出。」（代上五2《新譯本》），故此家譜的編排的次序及記載的篇幅都是以猶大的子孫為主。[2]

在猶大的眾多子孫中，有一位原本是沒資格進入猶大家譜中的，因為他祖父及父親的名字都未見於家譜之中，[3] 可見這人天生不能子憑父貴而擁有顯赫的身份，更糟糕的是，他一出現，他的名字已經告訴大家，他天生是一個苦命之人。當我們覺得雅比斯是一個頗為美麗及動聽的名字的時候，懂希伯來文的人會告訴你，千萬別給你的兒子或公司起名為雅比斯，因為原文中，雅比斯與痛苦只是互調了一個字母，當他人聽見雅比斯的母親呼喊「雅比斯、雅比斯」，他們輕易聽出「痛苦、痛苦」之意。

《聖經》中提到的人名，有時與這人的生命特質或將來要完成的工作有關。拿八拒絕幫助大衛，並且辱罵大衛的僕人，大衛打算殺掉拿八及家中所有男丁之際，拿八的妻子亞比該代他丈夫求大衛寬恕，說：「請我主不要把這個性情兇惡的人拿八放在心上。因為他的名字怎樣，他的為人也怎樣。他名叫拿八，他也真是愚笨。」（撒上二十五25上《新譯本》）。拿八是愚笨之意，他所作的也實在愚笨，差點惹來殺身之禍。

雅比斯的母親為她的兒子起名叫「痛苦」，因為她生產時，痛得死去活來（代上四9）。自己的祖父及父親籍籍無名，母親又給自己起名叫「痛苦」，在他人眼中，雅比斯是被輕賤的，只配與痛苦為伍，雅比斯對前景還能抱有甚麼希望？

學習過社會學或心理學的人，應該對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不會感到陌生。此辭彙來自莫頓（Robert K. Merton），簡單來說，自我應驗預言提到一個人的信念或期望，不管正確與否，都會影響到一個情境的結果或一個人（或團體）的行為表現。[4] 莫頓當年便以銀行為例，闡述無論銀行的財政如何穩健，只有大家開始「相信」銀行的現金流出現問題，大家不約而同去銀行提取自己所存的現金，銀行便會真的出現問題。[5] 其後，教育心理學亦把自我應驗預言的理論加以發揮，心理學家指出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在學術潛能及行為方面有先入為主的期望，明顯影響了孩子的實際表現。[6] 當然，老師的期望必須配合行動，當老師認為某個學生的智商及學習能力極高，他會不自覺地更用心去教導這位學生，這樣學生會收到從老師而來的訊息，也開始相信自己在學業上會大有作為，並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能。有研究顯示，只要老師對自己的學生的期望偏向負面，孩子更容易受影響，對於自己的學習能力，逐漸失去信心，成功的可能性也較小。[7] 老師對學生的期許尚且影響學生，更遑論父母的期望對子女的影響。

在心理學大師阿德勒接觸的個案之中，他指出有三種高危險群小孩不容易成功。他們分別是：一、先天有缺憾、二、自小嬌生慣養，及三、自小不被喜愛，他們「所發展出的人生原型都對社會不太感興趣。他們的心態不正確，無法達成人生必要的成就，面對生命困境時也找不出解決方案。他們一直有種挫敗感，因此人生原型會誤導他們以錯誤的態度面對生命的種種問題，其人格的發展也多半偏重在生命無用的面向。」[8]

從心理學的研究看來，那些一出世便不被父母歡迎，無人寄予厚望的人，要成功的話，一般來說並非容易的事。不過，幸好自我應驗預言亦有它的限制，不能套用到每一個人身上。阿德勒亦指出三種高危險群小孩長大後不一定成為問題人物，他認為「人生的重點並不在於一個人遺傳了甚麼，而是他在人生早期階段（即一個人在童年環境中建構人生原型時）如何處理他的傳承。」[9]

當一個人不以他人的負面期望來標籤自己，不墮入他人預設的框框，他有機會活出正面又快樂人生。雅比斯便是如此，他一出生便輸在起跑線上，被母親「註定」他的一生與痛苦為伍，但雅比斯沒有因此而屈服，他拒絕接受母親對他的期望，亦拒絕承傳因名字而來的「咒詛」。《聖經》中的人物，當他們的人生或未來出現變化，名字也會有所改變，如亞伯蘭被改名為亞伯拉罕，因為亞伯拉罕是多國之父的意思；拿俄米認為神讓她吃盡苦頭，便要人稱呼她為瑪拉，瑪拉是苦的意思。雅比斯沒有叫母親改自己的名字，只是作了一個祈禱：「深願你大大地賜福給我，擴張我的境界，你的能力常與我同在，保護我免遭災禍，不受痛苦。」（代上四10《新譯本》），他需要神直接介入他的人生，惟有神出手，他才能與痛苦「分手」。

提到雅比斯的祈禱，有些人認為他的祈禱只為自己求，略為自私，又有些人批評這是另一種「成功神學」。人生要經歷苦難是不爭的事實，神沒有保證信徒天色常藍、綠草常青，但可以肯定的是從舊約到新約，神都是一位仁慈的造物主，祂樂意賜福給祂的受造物。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後賜福給人類，不少人批評神賜福人類要生養眾多，以現代先進的國家看來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詛。其實，神希望人類通過生養眾多來完成征服及管理，因為神也賜福給各類生物，要牠們滋生繁多（創一22），若然人類不被神賜福生養眾多（創一28），又如何可以征服大地及其中的生物呢？神的祝福不單想人類「要繁衍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創一28上《新譯本》），「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創一28下《新譯本》）賜福人類的同時，其實也與土地及其他生物有關連。

人類被神賜福，不代表人類不需要努力，便能坐享其成。「征服」及「管理」的原文，「暗示要奮力、努力，或是把個人的意志加諸於他人。」只是當中沒有「暴力和蹂躪」之意。[10] 因著大地是屬於神的，人類在征服的同時，也應存著敬意、關懷、尊重來善待屬於上帝的事物。[11] 當人可以如此做到，是大地及其他生物的福氣。祝福本身不是單單臨到人類，也為了其他受造物。祝福本身不是臨到個人，也為了他人。神賜大福給亞伯拉罕，地上萬國都因他的後裔得福（創二十二16-18）。聖靈按自己的意思把恩賜給信徒，目的不是單單為了的得到恩賜的人有好處，而是為了各人的好處（林前十二7），即是彼此都得到好處。[12] 求神賜福自己成功或恩賜都不是問題，當人得到之後，只為滿足自己，失了愛神及愛人的心才是問題。

雅比斯在眾兄弟中最受人尊重（代上四9），雅比斯成功了，他掙脫了痛苦，成為受人敬佩的人，受人尊重也代表有話事權，他的說話舉足輕重。[13] 在古代近東世界，個人的榮辱牽涉整個家族，雅比斯受人尊重，他可以影響他人，他的兄弟也會感到光榮，尊敬不是個人的事。

雅比斯的人生得以扭轉，在於他懂得如何處理他的「繼承」，懂得求救，雖然我們不知道，他何時作這禱告，是否在人生早期階段便去處理，但無論如何，雅比斯找對了幫助他的對象，他呼求以色列的神（代上四10）。以色列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祂是一位慈愛永遠長存的神，因為祂擊殺埃及所有頭生的、領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出來、祂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領他們出來、祂又分開紅海、領以色列人從海中經過、把法老和他的軍兵都抖落在紅海裡、引導自己的子民走過曠野、把強盛君王的地賜給了自己的子民作產業、在自己的子民卑微的時候顧念他們，救他們脫離了敵人（詩一三六10-24），對於神拯救他們走出埃及，以及打敗迦南人的事情，雅比斯一點都不陌生，他認識他的神是會為祂的子民大行奇事，多次拯救以色列脫離敵人。母親叫自己為雅比斯，雅比斯只好叫神，[14] 他知道惟有神可以賜福給他，讓他有機會突破自己的限制，如他的兄弟一樣，也有份承受神賜給祂子民的土地，[15] 惟有神的手常常與他一起，出手保護他，才能使他不遭災害，不受痛苦（代上四10）。

不少信徒覺得都奇怪，在一個長達九章的家譜中，為何特別有兩節如此「與眾不同」的經文？歷代志作者或許想藉雅比斯祈禱蒙應允，從受苦的人生轉為蒙福的人生這事情，讓被擄的餘民重燃盼望。[16]

當一般人情緒出現問題，又或是行為不受控時，他們尋找專業人員幫忙，是有機會得以復原，但當世界及身處的社會失衡，諸多問題都似乎無人可以解決時，我們又如何超越這種痛苦？現在很多人被告知，香港的經濟前景非常差，政治環境讓人無法表達個人的意願，疫苗趕不上病毒變種……面對這樣的前景，我們會否不用等待他人，自己先來發出一次自我應驗預言：「世界及香港這樣，我一定沒有盼望、註定失敗」？雅比斯的祈禱讓我們知道，我們的命運不是由環境所主導，我們還有一位可以賜福予我們的神，幫助我們突破困局，我們不必失去神為我們預備的福份。我們不是忽視現實，正正因為我們知道前景有多艱難，才需要求神保護我們「免遭災禍，不受痛苦」，就如耶穌說：「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太九12《新譯本》）在神面前，我們需要承認人類的限制，以及自己限制，祈求仁慈的神帶領我們超越困境。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中學生稱曾遭同學欺凌比率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活動，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表示，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遭冒犯，收到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也有人收到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而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控方的舉證必須是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令被告入罪，而網絡欺凌事件往往是在網上發生，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全世界的語言都包含粗口，不過粗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時空的差距。例如在美國，「該死」（goddamn it）在上世紀40年代被視為粗口，到了60年代卻變得無傷大雅，反倒是一些新的字眼，例如「F」開頭的字成為了禁忌。有一些字在一個地方不是粗口，但到了別的地方卻成為粗口。粗口用語千變萬化，中國粗口大量運用與性有關的動詞、名詞。有些人為免直接使用粗口字眼，則改用其他諧音字詞。

不帶侮辱性 vs 帶侮辱性

　　很多人都對粗口沒有好感，聽到時感到被侮辱，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卻指出，粗口也有不帶侮辱成份的時候，視乎說粗口者的心態及動機。因此，有時即使使用粗口諧音字詞，也不代表沒有侮辱成份；反之使用粗口字詞，有時也可以不帶侮辱性。有些人說粗口，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個個都說，於是粗口自然變成他們的日常用語。有時，小朋友也會為了好玩，有樣學樣而說粗口。有些人為了社交需要，希望融入一個說粗口的群體，於是便跟風說粗口。不過，王社長並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不需要刻意透過說粗口融入某一個群體。有些人說粗口，不想侮辱任何人，純粹因為語言貧乏，找不到適合的詞彙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家中的小孩子若為了好玩而說了粗口，家長要教導，但不必嚴懲。至於面對那些視粗口為日常語言的人，我們則可以寬心一點，不必將他們的行為視為故意的冒犯。

　　除了「貪口爽」外，一般人為何會出口傷人說粗口呢？通常是當他們感到被冒犯，又或是被人刻意侮辱、挑釁的時候，這時候說粗口也是自然反應之一，它成為一項還擊的武器，目的是要制止別人繼續傷害自己。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家聽了政治人物太多「假、大、空」的言論，很多人都忍不住想說粗口。王社長表示他明白當大家面對不公義的高官道貌岸然、滿口謊言的時候，很多人滿腹「粗口」，甚至「爆」出來也是很正常的反應，特別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除了「爆粗」，似乎沒有其他好的方法去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不過，「爆粗」雖然能發洩情緒，卻無補於事，甚至產生反效果。

　　粗口具有一種「反語言」的語言功能。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但粗口卻拒絕溝通，甚至製造敵意；吊詭的是，它又能透過製造與他者的敵意來凝聚所屬的群體。面對那些「比粗口更難聽」的話，有人以為用粗口就能團結群體，為被宰制者向霸權反擊，但這只會在彼此間引發緊張，帶來敵意的關係。而社會上的確有不少人既憎惡「假、大、空」，亦不想與說粗口者為伍，畢竟後者同樣缺乏實質內容，又充滿敵意與侮辱。從團結群體的策略上作考量，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凝聚群眾，達成共識，塑造遠象的語言。

　　中國人的粗口多與性有關，並傷及別人母親，在「量刑受罰」的原則之下，縱然對方有錯，以侮辱他人的母親來發洩自己的不滿是否合適？有些人或許不說粗口，卻使用不帶髒字的「語言暴力」來謾罵、嘲笑或侮辱他人。在王社長眼中，這同樣是不堪的行為。他亦認為不能以政治立場的正確，來掩蓋使用粗口或語言暴力對人的侮辱及對社會風氣的敗壞。目的正確並不表示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說卑鄙的手段可以達到崇高的目的，是自欺欺人。熱衷骯髒語言手段的人，很難有乾淨的人格與乾淨的目的。

語言暴力不可取

　　面對強權使用語言暴力，王社長還能諒解，但對弱者使用語言暴力，他卻難以接受。現在流行各類網絡公審，縱然義正辭嚴，也貌似很文明（君子動口不動手、真理愈辯愈明），但根據「量刑受罰」的原則，大家對非公眾人物貼相、提名、廣傳的公審，是否已超過他們應受的懲罰？這種公審也是變相的網絡欺凌、語言暴力，更何況有時我們根本沒有掌握整幅圖畫。這種情況已愈來愈普遍，甚至出現在不少教牧和神學人的社交媒體上，值得我們反躬自省。

　　其實，神創造語言是有功能的。首先，語言有認知功能：當亞當為各種動物及飛鳥起名時（創二19），語言為萬物分類，賦予意義，既具科學性，又有創造性。批評別人說話「假、大、空」，反映那些說話遠離語言應有的「真、實、準」。

　　另外，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而語言的昇華就是詩歌，而人類的第一句語言正是詩歌。亞當對著夏娃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2-23）。情感的高峰，是詩是歌。而粗口或語言暴力是詩歌的對立面：由音樂變成噪音，由抒發情感變成侮辱詛咒，由嚮往溝通共鳴，變成中止溝通。

結語

　　王社長並不否認自己也有想說粗話的時候，但他認為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有研究指出我們講話時是用左腦，咒罵時則轉用右腦，所以很多出口成「髒」的人當去到隆重場合，就能「絕口不提」髒話，可見事在人為。

　　王社長認為粗口與詩歌同源，他引用楊照的說話：「詩是激情的瞬間爆發，也就是瘋狂能量的瞬間釋放。一個不了解詩的魅力，無從發揮詩的作用的社會，無可避免在累積激情與瘋狂，累積到一個程度，我們不再能釋放任何激情與瘋狂，只要一釋放就失控。於是只有更巨大的壓抑，儲存更巨大的崩潰張力。」

　　如果詩是激情與壓抑的昇華，粗口就是激情與壓抑的反昇華，讓人將憤怒，轉化成對自己、對別人的詛咒。縱然我們不認同說粗口，但近年香港粗口逐步提升至近乎體制外的政治語言，出現的頻密程度正跟它所要抗衡的「比粗口更難聽」的政治語言偽術成了正比。其實，我們不能單單指斥前者，否則所積壓的激情與瘋狂，有一日會失控地爆發。

　　王社長認為，要反對說粗口，但必須同時反對其他的謊言、空言與語言暴力，因為它們都在透過語言來玩弄人、蒙混人、侮辱人、傷害人。要用「真、實、準」的語言來抗衡「假、大、空」的語言；並且要以詩化的語言來凝聚群體，塑造遠象，帶來行動。就如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不只是一篇演講，也是一首詩，而當中的確引用了詩篇及以賽亞書的詩歌。

　　「彷彿不著邊際，但我們心中需要有詩。」王社長說。

延伸閱讀：

楊照。〈三少四壯集——詩是存在森林裡的激情之火〉。《中國時報》，1991年3月20日。（2018年4月24日下載）。

前陣子，在俄羅斯引起了部份網民跟從及掀起自殺風潮的遊戲「藍鯨」(Blue Whale)，於5月時在香港亦引起一陣關注。

據網上的資料顯示，當時還未20歲的俄羅斯青少年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kin)在網上組織多個名叫「藍鯨」的社交網絡群組，並誘導16位青少年自殺。他稱發起「藍鯨」遊戲的動機是想教唆那些「沒有存在價值」的青少年自殺，要他們進行50個不斷傷害自己的任務，直至自殺死亡，藉以把他們從社會中清除。雖然菲利普於2016年10月已被捕，但網上的資訊仍然繼續流傳至其他國家，有人借「藍鯨」之名進行詐騙活動，以所收集的裸照等威脅受害者，並勒索錢財。

這種遊戲亦是一種網絡欺凌，參與者所提供的私隱，如裸照、證件照片等資料，會被用來要脅他們不可退出，繼而摧毁他們的精神意志及信念、否定他們的信心、誘導他們傷害自己的身體及心靈、增加他們負面或抑鬱的情緒，而最終走向自殺。

面對網絡的欺凌，防範勝於事後的補救。家長應多教導子女不要把涉及私隱的資訊傳給網友，並多關心子女的情緒及網上交友的情況。在日常的生活多與子女交流，保持緊密的關係，以免子女因為過於寂寞，而於網上結交及誤信陌生人。最後，亦希望家長多留意子女，如他們受到網絡欺凌，情緒有異，都可以及時察覺及跟進。

網絡自由度高，相比起面對面的溝通，人們似乎比較容易隔著螢光幕，於網絡評論時事及人物。但有時可能會過了火，傷害別人，成了網絡欺凌；或燃起火頭，被人追擊和欺凌。社福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年調查訪問了香港、新加坡、台北、澳門和廣州五個地方合共4151名青少年，發現他們面對網絡欺凌的情況嚴重，曾遭受網絡欺凌的受害人多達72.9%，而曾網絡欺凌他人者亦有68%，最常見的網絡欺凌行為包括起底、騷擾及罵戰。許多曾經於網絡欺凌他人者，亦同時稱自己是受害人。在被網絡欺凌的人士中，僅兩成受害人會向他人求助。

欺凌行為多樣化

根據港大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的資料，網絡欺凌是指一人或一群人，以資訊科技或即時通訊科技，蓄意地針對另一人或另一群人，重複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這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關係。這些敵意行為，會對受害人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

對於精神滋擾，大家可能會比較明白，如涉及誣蔑、威脅、恐嚇、勒索、盜用身份、刑事破壞、在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分享受害人尷尬情況的影像、透過電郵、電話等發出令人極為厭惡、不雅、淫褻或具威脅性的訊息等等。但其實也會發生肉體上的滋擾，例如誘使進行性活動，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促使他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非法性行為；又或者威脅兒童拍裸照，或參與其他涉及性的活動，並將這些行為拍下及儲存到電腦內。

以上種種網絡欺凌行為都有機會構成刑事罪行，如威脅傷害他人身體、名譽或財產（刑事恐嚇）、刑事損壞罪、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勒索罪或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等，會被判罰款或入獄。而恐嚇或誹謗等情況，受害人可提出民事訴訟，包括申請禁制令或控告網絡欺凌者。

啞忍或令欺凌者變本加厲

年輕人遇到網絡欺凌，大多數會想到自行處理，不願意告知家長及社工，也不想與別人傾訴，以為以行動封阻欺凌者，或離開網絡等會有效，但情況或會令欺凌者變本加厲。年青人或者會認為求助代表懦弱，但其實作出即時行動，向家長、老師或社工求助，才可能儘快把欺凌者識別出來，改善事件，不再令事件惡化下去。反之，如果自己單獨回應，或有可能成為另一位欺凌者，結果只會令事件白熱化。

但其實沒有一方會好受，無論是受害人或欺凌者，其抑鬱、焦慮及壓力指數均會顯著地高於他人。該報告亦有一重點指出，欺凌者的指數均會高於受害人。

保護自己私隱及小心網上言論態度

教育上，除了網絡技術、保安等知識，網絡言行態度及如何應對欺凌等內容，都很值得大家關注。

為免被人容易收集到敏感資料或私隱用作網上欺凌，就要小心在網絡上所上載或發佈的資料。不應在網絡上載個人資料，在私隱設定方面，我們亦要時常留意社交平台有沒有作出更改或提升。而對於認識不深，未可信賴的人士，要限制他們查看你的戶口，更不要與他們單獨見面。

對於自己的私隱要好好保護，不應隨意拍攝及上載色情照片，因可能會被人用作要脅，要你作真實的見面或威迫進行真正的性活動。

除了好好保護自己，在網絡言論方面，我們實在應該以尊重為原則，明白每人對不同事件會有不同的看法，不應隨意惡意抨擊或以言論與行為傷害別人。如不幸遇到辱罵性或威嚇性的電郵、短訊或其他訊息，應將之保留，以便日後作為提告欺凌行為及辨識欺凌者的有用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