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最低消費？

明光社的同工每年都會被邀請到各中小學分享，當中主講的性教育講座及工作坊超過300場，而其中一個最多學校揀選的題目就是「認識性騷擾」，可見性騷擾是不少學校都重視的課題。

有些學校是因為曾經發生過一些涉及性騷擾的事件，所以邀請我們到校向同學清楚講解性騷擾的定義和後果。猶記得有次在某間學校負責「認識性騷擾」的講座，之後一位同學在老師的陪同下，向我哭訴他在學校面對的困境，當中涉及性騷擾事件，而校方也作出了適當的跟進工作。也有許多學校舉辦以性騷擾為主題的講座是基於「防範於未然」，先教育同學認識性騷擾，以致不作出性騷擾行為，以及一旦不幸遇上性騷擾時的應對和處理方法。

何謂性騷擾？

在此，要先講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性騷擾不是一個寫在校規或指引上的詞語，它是列於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之中。

《性別歧視條例》中的性騷擾定義如下：

1. 任何人如——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該人即屬對另一人作出性騷擾；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另一人作出性騷擾。

性騷擾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簡單來說是指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由於一個人感到遭冒犯這種感受是主觀的，所以條例列明該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須經過一個「合理的人」的客觀測試，而這個合理的人並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而是在判斷該行徑是否性騷擾時，需按常理去推斷該行為是否會令人感到遭冒犯、侮辱或威嚇。性騷擾行徑可以是直接或間接地透過身體動作、語言或行為去進行，例如，不恰當的身體接觸、色情笑話、上下打量他人身體、評論別人身材、追問別人的私生活、做出涉及性的手勢和動作、發放不雅圖片或訊息等，都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第二類性騷擾，是營造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行徑不一定是直接或故意針對個別人士，但有關環境充斥著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等，使人感到有敵意或具威嚇性。例如有兩個人在課室裡說色情笑話，由於有其他同學在場，這令沒有參與但聽到他們對話的同學感到不安或尷尬，有關行為已足以構成性騷擾了。

被騷擾者處於弱勢

性騷擾事件中的騷擾者和受害者都沒有特定的特徵，但他們之間往往存在著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在校園環境中，有些同學可能在身形、能力、背景、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存在優勢，這些同學會藉此優勢去欺負其他資源有限的弱勢同學，而被騷擾的一方往往因著處於弱勢而未能作出反抗。

校園性騷擾對受害者會造成多方面的深遠影響，他們常常感到焦慮和無助，擔心自己會再次遭受騷擾，嚴重的更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社交方面，性騷擾會使受害者對他人失去信任，他們會孤立自己，與朋友或同學疏遠，除了將自己封閉起來，他們亦難以與人建立深層關係。這種種的情緒困擾和精神負擔，也會影響受害者的學業，他們會難以集中注意力上堂，甚至逃避上學，有的更會選擇退學。而這些影響是長遠的，在未來會繼續影響受害者的生活。

筆者相信大部份校園性騷擾事件的出現，是因為同學對性騷擾缺乏認識，以為一些行為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或惡作劇，輕視了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留意自己的言行和別人的感受，同學間應該互相尊重。

而若有同學不幸遭遇性騷擾，要相信自己的感覺，因為一個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其中一個因素是取決於受害人對那行為的觀感，只要受害人認為那行為「不受歡迎」，有關行為便可能構成性騷擾。沉默、啞忍只會使問題惡化，所以我們鼓勵受害人勇敢表明立場，拒絕性騷擾行為，並向信任的師長朋友尋求幫助。

事件中的旁觀者

性騷擾事件除了涉及騷擾者和受害者之外，還涉及旁觀者，有些同學沒有做出一些令受害者不舒服的事情，但卻看著事件發生而沒有制止。其實，旁觀者除了要拒絕參與性騷擾，更應挺身而出協助保護受害者，並給予受害者支持及鼓勵，有需要時他們可向信任的老師求助。

而學校在校園性騷擾一事上有轉承責任，學校有責任確保同學及所有教職員能夠在一個免受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和工作，包括要做好相關的教育，讓所有教職員和同學認識何謂性騷擾並避免有關行為，如出現懷疑性騷擾的情況，學校必須公平公正地處理，確保涉事者，包括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均可以得到公平的對待，雙方都可以為自己申述，如發現有人真的作出了性騷擾行為，校方應作出適當的懲處。

認識性騷擾其實是每一位同學成長的必修課，除了不作出違法的性騷擾行為，更重要是學習易地而處，以同理心與其他同學相處，尊重他人，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在安全的環境裡學習和成長。

隨著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不少同性戀者不再像以往般隱藏起來，出櫃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他們亦較容易在社會上得到支援。這對同性戀社群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對同性戀者的父母而言，卻有另一番感受。

同性戀者的父母許多時會被稱為「櫃父母」，因為不少父母當得悉孩子是同性戀者時，他們多年來教養的價值不免會被徹底打破，同時會隱藏子女的性傾向，視之為家庭中最大的秘密。他們有苦自己知，難以開口向外尋求協助，就如一些同性戀者隱藏自己的性傾向一樣，「櫃父母」亦會躲進衣櫃裡，所以會出現「孩子出櫃、父母入櫃」的情況。現時社會亦缺乏對「櫃父母」的支援，不少「櫃父母」對同性戀缺乏認識，令他們對子女是同性戀者一事抱有很多誤解，繼而造成一連串的困擾與傷害。

精神科專科醫生康貴華具備與「櫃父母」同行的豐富經驗，他指出最常見的誤解就是認為性傾向是個人的選擇，「好揀唔揀，揀個男人，鍾意女仔咪好囉！」這是不少「櫃父母」在兒子出櫃後的反應，有些父母更會感到憤怒，認為子女的選擇令家庭蒙羞。康醫生解釋：「對大部份的同性戀者而言，性傾向並不是個人選擇，反而是被動地因著先天或後天的成長經歷自然地形成。如果父母如此責怪子女，會讓子女感到不公平，更會破壞彼此的關係。」當父母明白性傾向不是個人選擇，才能夠理解子女的處境，令父母子女的關係得以緩和。

「子女同性戀是父母的錯」是另一個常見的誤解。很多「櫃父母」責怪自己，感到自己是失敗的父母，對子女是同性戀一事感到內疚。「有些單親媽媽認為自己離婚，令子女沒有了爸爸，引致子女成為同性戀者；也有些丈夫責怪太太寵壞了兒子，太太又會責怪丈夫沒有盡父親的責任關心子女。」康醫生表示性傾向的後天因素是十分複雜的，往往是眾多因素互動組成，不能簡單地歸咎於父母的問題，況且在類似家庭環境長大的子女都不一定是同性戀者，子女對家庭的獨特理解和反應也是關鍵因素。而且世界上根本沒有完美的父母，父母不必責怪自己，也不用責怪伴侶，夫婦二人更應同心合作，關心子女，與子女同行。

康醫生分享到很多「櫃父母」得知子女是同性戀後，都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他們心裡充斥著很多複雜的負面情緒——悲傷、內疚、後悔、焦慮、擔憂、恐懼、憤怒、失望、無助等等，百感交集，不知怎樣面對，更不知可以向誰傾訴，有時連最親的配偶或其他子女也不能夠透露半句，擔心事情會張揚出去，造成更大的家庭衝突，因此不少「櫃父母」都出現抑鬱的情況。

除上文提及的憤怒和內疚外，「櫃父母」更多出現的情緒是傷心與擔憂。康醫生道：「他們擔心子女行了一條非主流的路，日後的日子會很難過，害怕子女被人拒絕及歧視，也擔心親子關係會因而惡化。有宗教信仰的父母，更害怕子女會放棄信仰。」今天社會雖然對同性戀的接納度提升，但就算「櫃父母」接納子女的性傾向，也有可能要面對其他親戚的冷言冷語，這比陌生人的拒絕更令他們受傷。

康醫生亦表示「櫃父母」往往不知道如何與子女溝通，他們想關心子女的生活，又不想觸及同性戀的話題，一來不知子女是否願意談論，二來又害怕出現爭執，加深親子間的隔膜。那麼「櫃父母」要如何與同性戀子女相處呢？

康醫生認為最重要的是與子女維持良好的溝通和關係，而不是要改變他們的同性戀傾向，並緊記親子關係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以「四個不要」叮囑「櫃父母」：不要因子女的性傾向而責備他們，不要強迫子女改變，不要勉強子女討論同性戀的話題，不要侵犯子女的私隱。

與此同時，康醫生鼓勵「櫃父母」要尋找合適的資源來認識同性戀議題，釐清一些對同性戀的誤解，可化解一些因誤解而衍生的情緒和衝突。他們需暫時放下自己的立場和批判，避免使用傷害性的說話，多以同理心聆聽、了解子女的情況，學習重新認識子女，並且要向子女作出全人關懷，因為性傾向只是人生命中的一個部份，子女仍有學業、工作、理想、喜好等方向，值得父母了解及關懷。

其實父母對同性戀的立場，與接納同性戀子女之間，並不必然存在衝突，在接納與否定孩子之間，康醫生指出有第三條路——「接納而不認同」。雖然未能認同子女的同性戀行為和身份，但許多父母對子女的愛都是無條件及不離不棄的，他們仍然願意關心子女，接納子女的整個生命，欣賞子女令父母欣慰的地方，也同時能包容子女令父母失望的地方。

父母的愛有多偉大，由此可見。

「櫃父母」有本難念的經

2019年5月，台灣通過了同性婚姻專法，令同性伴侶可在當地註冊結婚。這對同性伴侶來說，當然是天大喜訊，不過對「櫃父母」來說，這未必是一則好消息。試著在網絡搜尋一下「櫃父母」三個字，不難發現一些「櫃父母」的掙扎，他們或者會投書到公開信箱分享自己的煩惱，也有同志團體為「櫃父母」舉辦定期聚會，為他們提供支援。不少父母都愛護子女，想擁抱他們，即使孩子的生活有違他們的期望；不過父母也有自己的限制，在回應孩子前，也得先正視自己的情緒，或與值得信任的親友分享個人感受。[1] 父母在愛護子女前，實在也得好好愛護自己。

23902323，23902323，23902323……明光社自2010年3月12日起，逢星期五下午，便會接聽同性戀諮詢熱線的電話，來電者主要是本身有性傾向或同性戀疑惑，又或是他們的家人或朋友，不知道如何處理及面對有關情況，便致電我們的熱線。多年來，我們發現接聽的電話中，有真、假的同性戀者，在一些疑似個案中，當事人固之然充滿困惑，關心他們的父母或朋友也表示感到無可奈何，不知道如何是好，今期「我有話說」，我們訪問了資深精神科醫生康貴華醫生，他分享了多年來非常寶貴的實戰經驗，教我們如何分辨真．假同性戀，以及怎樣關心他們。

何謂真．假同性戀？

我是男性，我對男性有好感，這是同性戀麼？我是女性，我經常想念另一位女性，當她與別人一起，我便會很妒嫉，這是同性戀麼？我的兒子很愛看同性戀的網頁，他是同性戀麼？……康醫生指出有些同性戀行為表現或關係，會被誤認作同性戀，例如：一、女性化的男仔或男性化的女仔，他們不一定便是同性戀，也可以是異性戀的；二、兩個同性別的人在試玩婚姻中的角色扮演，這在女校中是常見的；三、兩個同性別的人抱著玩遊戲的心態模仿同性戀或參與同性性遊戲；四、當事人短暫地被同性別的人吸引或與對方發生性接觸；五、兩個相同性別的人發生了不健康的情感依附／互相依存關係（Emotional Dependency or Co-Dependency）。

以上這些表現，不盡是同性戀，真的同性戀需要完全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一、持續地被同性吸引；二、追求同性之間情愛的關係（Romantic Love），及三、追求同性之間情慾親密的關係（Sexual Intimacy）。所謂持續，是指最少超過半年的時間，康醫生提到有些心理學家發現，一些人在青少年期，會短暫地被同性吸引，甚至有同性性經驗，卻不一定持續，他們成長之後，同性吸引便自然地消失。真正的同性戀者，是會想要發展出如情侶般的戀愛及情慾關係。

那麼，甚麼是情感依附／互相依存關係？康醫生闡釋互相依存關係是一種過份親密，卻不是戀愛或性愛的關係。不健康的情感依附／互相依存關係的表現包括：常常關注對方的儀容和一切，看不到對方的錯，常代表對方說話。他們又常送禮物給對方，很維護對方及彼此關係。他們亦有强烈的排他性，只喜歡二人世界，很懼怕失去對方，並且很容易產生嫉妒，不願對方與別人在一起等。另外，若對方不參與一些活動，自己也不會參加，而他們對其他友誼也不感興趣、甚或逃避其他友誼。

也許，同性戀者會較容易發展出互相依存關係，但本身沒有安全感的異性戀者，尤其是在原生家庭缺乏愛的女性，也容易發展出不健康的互相依存關係。

康醫生進一步建議為人父母、教牧同工或同行者（以下簡稱他們為幫助者），當懷疑子女或會友是同性戀時，首先，可以從旁觀察子女或信徒，看看他們是否經常與同一位同性朋友有密切接觸、表現出戀愛的行為，例如天天見面或聊天，言談中含有親暱的言詞，例如以「sweet heart」、「老公仔」、「老婆仔」，或與「sex」有關的話題，甚至有上文提及互相依存關係的表現。不過，他們的關係必須符合持續、追求情愛及情慾，當事人才算是同性戀者。

在懷疑階段，幫助者切記不要勉強當事人討論同性戀的話題，尤其是父母，不要為了想知道子女是否同性戀者，便侵犯他們的私隱如偷看手機或電腦訊息。如果彼此關係不好時，直接詢問當事人大多數情況只會換來「否認」的回覆。

即使未知當事人是否真的是同性戀者，或只是基於「好玩」等其他原因，要明白如何與他們相處，應先尋找一些資源，了解同性戀的成因，同性戀者的需要和內心的困擾，這都有助了解如何與當事人相處及同行。

為何想要發展同性戀？

無論是真或假同性戀，康醫生提到有很多後天的成因，除了性文化開放的推動或出於好奇等，有一些人可能是與異性談戀愛時受過傷害，以致他們希望找到一個「同性情人」，康醫生認為他們都不是真的改變了性傾向，例如一位女士因為覺得天下男士一樣黑，而與另一位女士拍拖。對方能夠吸引她，很多時是因為對方（通常作男性化打扮）會保護自己，對自己照顧有加，況且對方本身也是女性，自然比男士更加細心，照顧更到位。其實，該位與女性拍拖的女士，是在與「男性」角色的女性拍拖，有一天，當有一位真正能照顧到她的男士出現時，這位女性很容易便投向這位男士的懷抱。

有些人則是受到父母影響，例如愛作男性化打扮的女同性戀者，她們可能受父或母的惡劣關係影響。例如當父親否定女性的價值，女兒或想以男性化表現和行為討父親喜悅。若父親有暴力行為或表現得不負責任、甚至性侵女兒，女兒認同不到作為弱者的女性角色，或是為了保護自己以減低被性侵的機會，她便會在外表上作男性打扮，卻把內裡的女性形象投射向其他女性，行動上會好好保護及照顧身邊的女性。

至於男性，康醫生指出有些人受到母親操控、否定、責罵，於是覺得女性很難相處；有些則相反，與母親過份親密，於是自然地模仿母親；有些則是父親在家中經常缺席，與父親疏離，或每每遭受父親否定及責罵。由於他們無法認同及模仿父親的男性形象，因而建立不到男性的性別自信，有的甚至對自己表示懷疑。當他們碰到出色的男性時，男同性戀者的自卑感會增加，同時產生戀慕的感覺，希望能和這些出色的男子建立親密的關係，感受被愛被照顧。異性戀的男性遇到出色的男性時反應卻有所不同，由於他們具備一定的自信，所以他們會相信自己能夠透過學習與模仿，變得與其他男性一樣的出色。

簡單而言，父母如何與子女互動，對子女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影響他們性别認同和性傾向的心性發展。

不過，同性戀成因複雜，當事人不是單單受到父母影響，才會有同性戀傾向。康醫生指出，同性戀的其他後天成因，包括童年及青少年期朋輩的負面影響，例如被同性取笑、起花名、否定、拒絕或欺凌，或是遭遇到性侵犯、性暴力或過早及不健康的同性之間的性經驗。但康醫生強調，同性戀的成因非常複雜，非靠單一因素所致，是由先天和後天多種因素互動形成，而同性戀孿生兒的研究也確認，後天因素比先天因素影響力更大。

如何幫助真．假同性戀者？

上文提到人們發展出同性戀傾向可能是受父母的影響，而他們亦較容易建立出互相依存關係。因此，康醫生認為一些同性戀者雖然不再進入同性性關係，但他們也很難一下子便停止其同性戀的關係，因為當人們仍然情感依附／依存另一方（無論同性或異性），沒有了對方便會失去存在感或存在意義。康醫生打了一個比喻，你若勸人不要吃垃圾食物，卻又沒有給他其他營養食物，這是不行的。幫助同性戀者的主要目標，是讓他／她們經歷無條件的愛（unconditional love），及多方面的情感支援，這樣，同性戀者才有能力，選擇離開同性的情感依附及同性戀的關係。

幫助者也要謹記，不要侵犯當事人的私隱、不要強迫他們討論同性戀的話題之餘，即使幫助者不認同其同性戀行為，也不要責備他們，又或強迫他們改變。因為責備無法讓他們改變，強迫他們改變亦只會迎來更大的抗拒或反彈，反而要以愛心接納他們。

另外，幫助者可以尋找合適的資源，對同性戀這課題加深認識，這方面明光社、性文化學會，香港心性教育協會及新造的人協會的網站都有豐富的資料供大家參考。幫助者要對同性戀這課題有相關認識，也要預備重新認識當事人，開展新的關係，多聆聽了解，建立同理心，暫時放下自己的立場和批判，減少教導或提供解決方法。而身為父母的幫助者更可以設立目標，以五種愛的語言（通過正向的言語、精心的時刻、送贈禮物、服務的行動、身體的接觸）改善子女和父母、家人的關係，學習欣賞肯定子女。身為信徒的幫助者則可以幫助他們重新以神的眼光看自己的價值及性別。康醫生分享到，幫助者要避免對當事人說出傷害性的說話、保持與他們坦誠溝通。

康醫生強調全人關顧非常重要，有時，同性戀表現只是表徵，當事人其實內裡出現很多問題，如性別自信未有好好建立，與父或母的關係不和，對異性形象的扭曲，內心對愛的渴求得不到滿足，於是便發展出不健康的情感互相依存的關係，甚至進一步發展出同性戀傾向……社會人士面對同性戀者，主流的回應方法是鼓勵同性戀者肯定和接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和行為（所謂gay affirmative approach），康醫生認為，只幫助同性戀者接納自己並不足夠，也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因為幫助當事人處理同性戀背後的根源問題，才是當事人最需要的幫助。幫助同性戀者醫治創傷，修復關係，建立性別自信，有助當事人成長和改變。是的，只要當事人經歷到不離不棄的愛、他的性別、能力及恩賜等不斷被肯定、得到同性恰如其份的關心，與同性建立健康的友誼，當事人的同性戀傾向往往會自然地改變。

當然，成長更新改變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表示同性吸引會完全消失，但同性戀者是有權作出選擇，改變與不改變同性戀的傾向，或選擇與不選擇進行同性戀行為。

香港是個很注重家庭價值的城巿，很多父母未必能夠接受孩子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同性戀孩子們可能因為害怕父母會責備，或者強迫他們改變，而不敢向父母出櫃，或者出櫃後無法好好處理彼此的關係，引發更多問題。孩子想要父母說一句接納，父母則想孩子走一條較好的路，兩者都沒有錯，而輔導兩代人的社工和輔導員聽到的，最終還是愛和接納，但怎樣可以將莫名的距離拉近，還是靠大家打破對性傾向的一些迷思，才能做到。

七歲開始作男性打扮的Sarah，讀到中學時就開始與女孩子拍拖，後來「女朋友」有了信仰，她自己也有反省，經過一輪掙扎，最後決定不再選擇同性戀的生活，她到了那時才敢告訴父母，她承認要在不願意再過同性戀生活時，才有個「理由」告訴父母。新造的人協會高級服務經理、註冊社工姜雁慈表示，很多父母期望孩子結婚生仔，如果孩子突然告訴他們，自己是同性戀者，父母會有一種「失去」的感覺，等於這些東西都落空，所以他們很難接受。

姜雁慈說，同性戀的孩子們其實都知道父母有這種心態，所以要麼不說，要麼其實就是從心底裡想「反叛」一下，當問他們，是想激父母還是與他們談談，有的最初會說是想激父母，但其實大部份年輕人都是想與父母談，但因為父母年長，就是談不攏，最後就動了真火。她認為大部份的情況，應該是兩代溝通有問題，而性傾向就成為了十分敏感的導火線。那麼，孩子想聽到甚麼？姜雁慈說：「很多時問到最後，他們想要的，是接納，而不是拒絕；最期待的畫面，是父母走過來擁抱他。不過，很多人走來求助，其實就是『預測』父母不會接納，但我們再問深入一點，很多時發現，這種不接納，並不是因為性傾向而產生，而是本來在生活上就有很多不接納。我們希望在過程中開拓一些空間，先去處理這些情感、關係上的問題，之後才去討論性傾向的問題。」

姜雁慈認為，在輔導和傾談的過程中，除了有關性傾向的部份，有更多是關於生活，她分為三個不同部份：

1. 自我形象與情緒的關係：我是誰？是男還是女？我是甚麼性傾向？這些「分類」對我來說重要嗎？有需要改變嗎？能改變嗎？問這些問題，不是要提供答案，反而重點放在這些問題背後帶給他們的情緒。

2. 健康的相處界線：我是同性戀者，我如何與同性、異性相處？我如何有自信地生活，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例如：學校、職場、家庭等等，我有甚麼準備？

3. 靈命：我若是信徒，我的靈命怎樣？

姜雁慈認為，如果父母只問性傾向，或者性傾向怎樣改、何時改等等，只會令人感到無助和難受，無法幫助、保護同性戀孩子，並照顧他們的情緒和感受。

至於父母方面的情況，可以如何處理？新造的人協會創會同工Tammy認同之前姜雁慈的說法，就是父母都希望孩子結婚生仔，她坦言在她所接觸的個案中，三分之二父母完全不知道孩子是同性戀，三分之一則有跡可尋，但無論如何，收到消息後，父母第一個反應都是崩潰。她說：「通常會喊三個月」，媽媽反應比較強烈，爸爸都會有反應，但比較「收埋」。

很多人說，孩子出櫃，父母入櫃，因為孩子出櫃後，父母未能反應過來。Tammy說有家長形容自己經歷「四失」：失控、失望、失去和失敗。她說：「失控，就是晴天霹靂；失望，覺得所有寄託在兒女身上都付諸流水，不能抱孫是具體的失落，有些父母會有一刻當自己沒有生過這個孩子，甚至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失敗，因為生了一個同性戀孩子。」說到底，其實就是傳統價值觀和現實情況有碰撞。她說：「試過有一對家長，來到小組分享時，就說爸爸花了七千多元去黃大仙求一道符，燒了它，將灰放在孩子床上，想著以為這樣女兒就會變回異性戀，他自己也忍不住說：『其實我也知道不可能，但真是沒辦法才這樣。』」Tammy承認這種愛恨交纏的狀態是這些父母的常態，她說：「父母自己也有情緒，所以我們會把握機會，先建立夫妻關係，鼓勵他們。」Tammy明白父母本來是希望學習一招半式令孩子改變，但事實是怎樣做也沒有結果的。她說：「父母常以為可以做些甚麼令孩子改變，這其實是他們對孩子有過高的期望，很多時父母對孩子有很多想法，孩子做不到時又會說成是自己的責任，其實是不必要的。」

實情是：就算孩子是異性戀，在今日的世代，也不見得他們一定會結婚生子。Tammy則認為，來求助的父母，肯定是愛孩子的，只是如果他們將所有事都歸咎「同性戀」三個字，其實是不合理的，不過這些他們自己未必看到，往往要在群體中才能明白。所以新造的人協會成立「盼望組」就是集合了一群「櫃父母」互相守望。她說：「很多人來到小組發現，原來很多人也像他一樣，最後他們成為好朋友，因為他們知道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好好將生活過下去。」Tammy強調在整個過程中，有同行者是十分重要，這個同行者不一定是櫃父母，但必須做到三點：願意聆聽，能守秘密和不替他們做決定。她說：「同行者可以疏導父母的情緒，有時父母好激動，要經濟封鎖孩子，甚至做些很衝動的決定，同行者要協助他們冷靜，但不能替父母們做決定，最後的判斷，要由父母自己在情緒穩定時做，這是很重要原則。」她又提到，如果這個人同時是兩代人的同行者，同行者更加要尊重他們各自的決定，即使那個決定不似預期，因為同行者的最高目標是關係復和，而不是要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

以上分享內容是來自兩次「情牽兩代情」網上講座，明光社獲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分別在去年8月23日和今年1月12日舉辦「『同詳』分享」及「孩子出櫃後」網上講座，以及製作、播放「復和之路：幽谷中的等待」短片。如果想收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活動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  
此刊物／活動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2018年五歲女童被虐殺事件轟動全港，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明光社於今年6月25日舉辦了「保護兒童　加強各界的意識」的網上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律師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姑娘任分享嘉賓，探討相關法例及了解前線社工所面對的挑戰。

強制舉報機制需要配套資源

張達明律師指現行法例因技術原因，有些虐兒案件只能以刑罰較輕的《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控告施虐者，如施虐者可能多於一位，當中還有旁觀者，他們可能是與受虐者同住的父母，在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誰是真正的施虐者及他們是否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受虐者死亡，亦只能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提控。張律師指他基本上支持引入「沒有保護兒童罪」以堵塞法律漏洞，因為它只針對施虐者及袖手旁觀的家庭成員。惟他認為加重刑罰對虐兒父母的阻嚇性不大，反而家庭教育才可改善虐兒情況。

對於強制舉報機制，要求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人士如發現懷疑虐兒事件就必須舉報，張律師認為在實際執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設，就是需要足夠資源配套去跟進，包括有足夠的專業人士去分辨是否需要介入個案，如沒有足夠資源作跟進，恐怕只會弄巧反拙，亦有可能會出現大家為求自保而大量舉報的情況。此外，張律師認為政府可考慮成立兒童事務專員，設立有關的法定架構，就兒童權益，作統籌的工作。

社工的難處

蘇艷芳姑娘分享到，學校社工透過觀察，如學生身體上有傷痕、情緒低落、與人相處的表現，發現虐兒個案，並指很多時是老師發現學生有異樣然後告訴社工。一旦有個案要跟進，學校社工需要按指引去處理，並與不同部門或人士合作。

蘇姑娘表示與學校合作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學校擔心家長的負面反應並投訴，或校方有時只希望作簡單處理。她指有時老師致電家長查詢，只要求家長不要再虐打兒童，但忽略了事件的經過，這會令他們錯失了機會去了解事件，有時甚至可能因老師通知了施虐者，令他或會遷怒於兒童；蘇姑娘指聯絡家長的策略是需要多作部署的。另外，當事件涉及同校學生之間的欺凌，校方都會擔心影響校譽。蘇姑娘也分享到與父母協作時的情況，如果子女被其他人虐待，有的父母想低調處理，有的則不然，彼此看法都不同。如父母其中一方是施虐者，社工跟非施虐者討論事件時，有的家長會不想張揚，社工便要花時間去作解釋。

蘇姑娘認為在職培訓對前線社工來說是很重要的，包括經驗分享、分辨個案等，這些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合。她認為家長及公眾教育是很重要的，例如同學之間見到對方身體上有傷痕，懂得尋求社工及老師的幫忙。

收看足本講座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2020年1月7日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至25日，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EOC-CUHK2016)，2016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LGB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CUHK-SRP 2016)及2017年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2018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CUHK-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6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 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2018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2018年8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42.4%，中立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42.8%，中立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較2016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 的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2017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50.4%，較今次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24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60%受訪者同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45%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2017年 (HKU-CCPL 2018) 研究的69%明顯減少24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次調查和2016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同性戀議題，很多時也會被簡化，例如有人會說同性戀是罪；同性戀是後天的；同性戀者可以被改變成異性戀者，可以結婚生子等等。這些論述這10多年來也沒有很大的改變。在慕迪聖經學院任教的袁幼軒博士，透過自己同性性傾向的經歷，重新將一些散亂的教條和牧養原則，嘗試整合成一套合理的神學觀念。

袁博士5月中來港辦講座，期間除了分享他和他一家信主的見證外，同時帶來了他的新書《聖潔性戀——性戀沒有灰色地帶》，[1] 以聖經和神學的概念，嘗試將一些平時大家常聽到有關同性戀的教導整合，過程中筆者有許多的發現，現舉隅如下：

1. 同性戀、異性戀和聖潔性戀。
   袁博士形容，很多人認為同性戀不是上帝的心意，彷彿異性戀就一定是上帝的心意，但其實這是屬世的框架，這框架不是上帝的話語，只是無神論者，心理學家的創作，只是一個身份政治[2] 的標籤，我們不要迷信這個標籤，因為人不應被他的性傾向定義。他說身份政治會令你將生命一切轉向與這個身份融合，例如他投入同性戀運動的時候，食飯的餐廳，買車的經紀也要是同性戀者，其實這個想法並不自由，而且根本是一個局，讓你投入之後不能回頭。袁博士認為任何性傾向根本不是基督徒需要討論的，基督徒如果要有一個性戀（sexuality，包括外在性行為、內在性慾望及內在性潛能），就只能有「聖潔」「性戀」。因為基督徒應該要在性這件事和生命中其他的部份一樣，追求聖潔。

2. 要認罪和知罪。
   這裡有兩個重點。一）袁博士指出，因為我們追求的是聖潔，所以我們的聖潔性戀（Holy Sexuality），就是將性放在婚姻之中。所以婚姻外一切的性都是罪，這與一個人是甚麼性戀也沒有關係，因為上帝喜悅的性就只有一種，其他的就是罪，不分大小。如果我們將異性戀變成目標，但異性戀其實好濶，包括一個男人與10多個女人有關係，或者一個男人欺騙太太有婚外情，或未婚者有婚前性行為，甚至生了小朋友，以上這些都是異性戀，但在上帝眼中這全都是罪。二）同性戀只是其中一種不聖潔的行為，但不是最嚴重的罪。耶穌不會為同性戀者釘十字架釘長一點時間。如果說同性戀可憎，箴言中驕傲也可憎。你可能會覺得同性戀在媒體中很不好看，但事實是上帝看我們每一樣的罪也一樣，都是令祂厭惡的。

3. 單身和婚姻同樣美滿。
   袁博士認為，我們好像過份放大了婚姻，於是單身就是不好，特別對中國人來說。也許不少人都經歷過，中學時長輩不准他拍拖，但過了大學又叫他快結婚。他指出，我們對單身有一種不好的看法，以為單身是罪惡的一種。至於同性戀者，如果同性性關係是不好，同性戀者要跟隨耶穌就不能進入關係，換句話說就只能單身。如此我們有沒有一個良好的單身狀態讓他們成長，讓他們不至於好像二等公民？
   我們以為單身等於孤單。但袁博士坦言他知道很多人結婚後其實也會孤單，所以我們很難說單身等於孤單。很多人單身時很想結婚，但因選錯了人，最後婚姻變得更慘。我們實在應該再教孩子，婚姻不能帶來終極快樂，只有在主裡才能有終極快樂。
   袁博士指，我們要活出婚姻的美麗，但婚姻不是愛最高的理想，上帝才是愛，沒有東西比這更偉大；同樣，單身的基督徒，在上帝的家，在教會，也同樣可以去愛和被愛。單身信徒有很多屬靈的兒女，就像自己的兒女一樣，讓人能夠重生。只講婚姻的祝福和單身的困難，這不是從聖經而來的教導，是世俗社會將婚姻偶像化。同性戀群體以為不能結婚就沒有快樂，沒有人生目標。不幸地基督徒同樣將婚姻偶像化。所以當我們在處理同性戀議題時，我們要言行一致地處理單身。

4. 以上帝為先。
   袁博士指，很多時對同性戀者的教導，很容易會偏向要求他成為異性戀者，但我們在慶祝異性戀時，可能是在慶祝罪，因為罪也可以在異性戀中出現，人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反而不是重點，重點是要變成「聖潔性戀」。在上帝中，我們有兩條道路，單身時我們忠心地活出性的不活躍，如果結婚，我們就要忠心地活出對伴侶的忠誠。這裡不是兩個選擇，而是上帝的心意。他指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選擇結婚對象和是否單身，但其實不然。沒有人是出生時就結婚，每個人出生時是也是單身的，但同性戀朋友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終身單身。
   至於夫妻，袁博士認為夫妻關係有性慾是好的，但這不是必須的。他問過很多結婚50至60年的夫妻，他們也不會將性視為婚姻最重要的，是故性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事，相反如果一段關係以性為先，最後往往會慘劇收場。所以，如果牧養同性戀者，重點是將他指向上帝，而不是令他對異性有性慾。性慾不能帶來婚姻，惟有他有聖潔生命，成為屬上帝的人，才能進入婚姻。

5. 情慾是試探，不分同性戀異性戀。
   袁博士表示，很多人要求一個同性戀者變得完全不受同性性吸引，其實這不太實際，因為情慾就是試探，不同的人受的試探內容不一樣，我們只能因著聖靈幫助去拒絕試探。聖潔是從上帝而來的，與聖靈繫在一起。

如何牧養同性戀者？
如果有人向你出櫃，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可以怎樣做？袁博士提出了以下建議：

1. 請先感謝他們對你的信任。
2. 先對他們說他們並不孤單，因為他們會以為你不明白他們。
3. 如果你認識主，經歷過罪中得勝就可以幫助他們。撒但喜歡將人分割出來，讓你覺得自己不能幫助他們。事實上他們不是需要專家，而是需要一個朋友。你可以直接說：「我不認識同性戀的情況，但我很愛你，所以我們可以一起行去耶穌那裡。」
4. 提醒他們，他們的身份是在耶穌之中。同性戀群體將性傾向成為身份價值。袁博士指出，當他是同性戀者時，同性戀是很重要的身份價值。即使他去的商店、健身室，也是專為同性戀者而設，他的會計師，賣車的銷售員也是同性戀者。這是出於肉體，肉體不想我們明白屬於上帝的身份。所以要提醒同性戀者，如果他們有一個身份，他們的身份就是基督徒。
5. 要實際，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在幫助同性戀者時，聖經可以讓你明白很多，但未必能直接幫助你解決問題，有時讀經祈禱，可能更會受到撒但的攻擊。
6. 不要太注重同性戀者的外在行為。
7. 深化屬靈群體的聯繋：當討論牧養群體時，我們常常會將同性戀者交給其他機構，但它們未必有牧者能提供協助。當他們的工作完成後，也沒有將同性戀者帶回教會中，於是問題繼續出現。我們要好好地讓支援同性戀的群體出現。

與同性戀者分享時的四個不：
因著同性戀是一個身份，袁博士認為我們與他們相處時可以更改一些常用的說話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衝突。

1. 不要將同性戀與成癮人士、罪或病聯繫：既然我們說人整全地是個罪人，也就不要太突顯其中一個部份，也不要用太多的類比。當我們減少說同性戀是罪，也是同時減少了只是以性罪來定義人。
2. 不要提性傾向是個選擇，或者是個生活型態：同性戀者以其性傾向的身份自居，但當他們要走向聖潔時，他們就自然要改變，但這需要時間，單單說他們可以選擇，或者說性傾向只是一個生活型態，他們可能一時間未必會接受。
3. 不要說愛罪人，但恨惡罪：這個句子最不好的地方在於句式中有「……，但……」這個「但」字將之前說你愛的部份都抵消了。既然是愛，就直接用行動表示，不用說太多了。
4. 不強硬回應：面對不同的提問，我們不用鐵板一塊的回應，因為他們那些問題，有時代表著背後有其他想法和前設，我們可先處理他們的前設，邀請他們多分享，因為我們的重點是講福音。有時我們多分享大家相似的地方，一起面對的掙扎，之後祈禱，在患難中讓人接近耶穌。

與同性戀者同行五個要點：

1. 祈禱：可以為同性戀者禁食祈禱。
2. 聆聽：先聽他們的需要。
3. 規劃：計劃與他們見面的時間，地點，方式。
4. 要抱耐性和堅持的態度。
5. 要坦誠和透明，活出我們所傳的福音。

（「Holy Sexuality　袁幼軒生命見證分享會　異性戀？同性戀？聖潔性戀！」由播道會恩福堂主辦，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協辦。）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如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條 在3或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繼#MeToo之後，近年因為一些觸目的事件，令性騷擾問題引起教會內外的關注，雖然性騷擾事件可說一件也嫌多，不過，性騷擾其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定義太籠統，實在有需要重新檢視，以免過猶不及。

根據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性騷擾的釋義如下：

「(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1. 如——
   
   1.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2.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由於性騷擾的範圍實在太闊，由講幾句鹹濕笑話；不懷好意的眼神；到不受歡迎的身體觸碰（不一定是敏感部位）；利用權力威逼利誘的性暗示；以至鍥而不捨的痴情追求，也有機會成為性騷擾。此外，由於性騷擾很著重投訴人的主觀感受，而涉事人的主觀意圖相對易被忽略，疑點利益往往歸於原告，被告人有時百辭莫辯。為免誤觸禁區，人與人之間一些本來是表達親切、關心或安慰的身體接觸容易因此被窒礙，其實未必是好事。

性罪行會因其嚴重性而有不同的分類，強姦與非禮的判刑亦不同，也許是時候，需要考慮一下為性騷擾作一些分類和分級，以免市民大眾將不同程度的騷擾問題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程度的問題，處理的方式和刑罰可以有很大差別。若性騷擾的定罪門檻太高，投訴人難以取回公道的話，容易助長了這類不恰當、甚至是卑劣的行為。但定罪門檻若太低，對被投訴的人亦不公平，因為說了一些對方感到被冒犯的說話，與用權力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若結論同樣都是性騷擾的指控成立，則公眾難以分辨其嚴重性。

例如可考慮將性騷擾分為言語上的騷擾；不合宜或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不受歡迎的性暗示或纏擾；濫用權力的性脅逼等，讓公眾一看便可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若裁定指控成立，亦應就事件的不同性質有不同程度的處分，如勸戒、口頭警告、嚴重警告、免職、甚或告上法庭等。而在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成立當然都不應怪罪投訴人，但亦不宜透過社交媒體和傳媒作公審，因為被投訴者的權利和聲譽亦應得到合理的保障。

另一方面，希望社會和教會正視性騷擾問題的同時，亦應加強教導，避免窒礙了一些本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身體接觸。無論男女都要謹慎，特別在與異性單獨相處時更要謹慎。若不喜歡他人某些說話或身體觸碰，亦應勇敢地表達出來，讓對方知所警惕，若對方明知故犯，當然要承擔後果，對雙方也公平一些。

圖片來源：https://spotlights.news/page/128

同志是一種政治身份。為身份加上「弱勢」標籤，在左翼世界就能取得道德高地，在主流媒體裡有話語權，牽動一般人的正義感和同理心。身份的政治，會在人與人生活的細微層面裡運作，一句問候、一種坐姿、性別身份等都會受到這種政治的主宰和制約。[1] 本文嘗試以基進女權作為切入點，觀察身份政治的操作。

同志，LGBTQIA+，不單包括同性戀（Lesbian、Gay、Bisexual），也有關乎性別認同的（Transsexual／Transgender），自主、流動、顛覆的性別理論（Queer），因著性別發育障礙定義為同時有兩種性別的（更準確地說，是兩種性別的身體都不完整）（Intersex），以及支持同志政治的異性戀者（Ally）、無性戀者（Asexual）等等。

「+」是指更多其他關乎性（sexuality）的標籤，很多時隨政治需要而彈性替換。當同志要表達更包容時，「+」就被演繹為包括性虐待的癖好（BDSM）──被正名為「愉虐」的生活品味。某些固有的同志（LGBT）未必接受這些「+」，亦不希望一般人將同性戀、變性者污名為性癖。[2]

這樣，我們不妨將同志理解為一個集合名詞。每個身份，都有自己的群體特性和想法，之間有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常以「小眾」、「不認同＝打壓」的標籤，操作話語權。

男／女

基進女權主義（radical lesbian／radical feminist）認為，男性階級在歷史一度坐擁權力，為了保持一己私利，維護壓制和束縛女性的文化制度。女性需要政治覺醒，擺脫男性階級，反抗打壓；男性同樣需要覺醒，覺察自身的打壓，萎縮男性的特性是種悔過。女性取得改革社會的權力和主導，實現女人不需、不為男人而存活的理想。這種女性政治身份稱為Lesbian。以上說的都是生理女性。

身份政治的操作包括了宣稱身份、尋找敵對的身份、加以控訴、從敵對身份中取得權力。

媒體流出一條俄國短片。一名自稱是女權主義女子（宣稱身份），向地鐵上劈腿而坐的男性（敵對身份）的下體潑灑腐蝕液體。她就著侵害別人身體作出辯解（取得權力），要代表社會懲罰男性群體一貫的性別侵略──男性劈腿坐姿（manspreading）──阻止男性以坐姿象徵擴充男性權力的空間（加以控訴）。

最後，事件被揭發是真做戲、假新聞。[3] 然而，身份政治的真實性表露無遺。影片之所以流通且備受討論，反證這類身份政治的操作是廣為流通，亦得到承認。

男人本身就是惡

這種「打壓」並不在乎作為男人的他「做過」甚麼事，只在乎他的身份「是」男人。網民熱議：「試想像潑人的是男性，豈不是性侵典範？國際傳媒必定群起而攻之」、「有些男子身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的空間受到他的侵佔」、又貼上「女性也會劈腿而坐」的貼圖。在基進女性主義者眼中，只要「是」男人，本質上就有原罪，不論做了或未做甚麼都應找到批鬥的正當理由。

順／跨

同志群體內部劍拔弩張時，也動用身份政治的操作，常見於近年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只要確認「心理女」都屬於「女性」的政治身份，就算有男性的身體結構，也成了被打壓的弱勢。被誰打壓？跨性別主義者認為，生理、心理認同一致的生理女性（順性別女，cis-female）坐擁女性身份的特權，打壓生理為男的心理女（跨性別女，trans-female）。

若果基進女性主義是一種「男／女」的身份政治，上述政治可說是「順／跨」的身份政治。

倫敦2018年中的同志遊行裡，[4] 反跨聲四起，形容跨性別主義是反基進女性主義（anti-lesbian），即男性以「跨」權奪取生理女的標籤──話語權，形成與「順」女性敵對的狀況。

在跨性別主義者眼中，順性別主義本來是一種霸權──順性別女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異化和排拒了心理女性。排跨女性主義（trans-exclusive-radical-feminist, TERF），恐跨症（transphobia）等污名標籤排山倒海而來，跨性別者在論述裡，取得小眾和受到打壓等標籤。敵人是「順女階級」。倫敦的同志團體出公開信譴責基進女權者，控訴她們排跨，不寬容、心態歧視。[5]　

對於基進女權來說，跨性別主義可說是父權的變種，以男性權力消除女性的定義和存有──當男人都是女人時，無疑消滅女性的存在意義。Female Erasu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ender Politics' War on Women, the Female Sex and Human Rights一書描述了有關狀況，適合想進深了解有關議題的朋友閱讀。

短結

不論是「男／女」還是「順／跨」的身份政治的操作，都扎根於當代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它將「資本階級／勞動階級」的馬克思理論模型，應用於性別範疇上，透過基進女權對抗男人和跨性女這兩個同志內部張力的事例，可讓我們初步理解身份政治的操作。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在5月中旬發表了諮詢文件，就改革涉及《雜項性罪行》的相關法律，提出了初步建議，當中涵蓋亂倫、露體、窺淫、獸交、戀屍等行為，諮詢期為三個月。[1]

為讓社會人士更全面地了解是次諮詢的內容和背後的討論，本社在7月13日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兼小組委員會成員張達明到來，擔任「法律與道德之間——《雜項性罪行》諮詢」活動的講員。當晚，張達明簡介了法改會的建議，指出現行香港法例並沒有戀屍罪，而露體和窺淫等行為亦只能以擾亂公共秩序和不誠實取用電腦等條例起訴，有關罪行現時並不屬於性罪行的範圍。換言之，被定罪者是不會被列入性罪行名冊中（有關名冊讓僱主在招聘有關兒童及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2] 的工作時，透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了解申請人有沒有性罪行刑事定罪紀錄）。是次諮詢文件的建議主要是針對上述問題。

張達明解釋了法改會對亂倫罪的建議。委員會認為新的亂倫罪應涵蓋養父母及其他血親，如堂叔、姑媽等，而不是如現行條例般只涵蓋直系親屬。活動設問答環節，參加者踴躍發問，期間亦幫助大家釐清了建議中一些灰色地帶，如在網上露體會不會干犯露體罪、為何委員會不建議亂倫罪涵蓋繼父和繼母的關係等。

活動過後，本社重新檢視整份諮詢文件，我們大致上同意法改會的建議，但認為當中仍有可改善的地方，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按照現時法改會的建議，亂倫罪並不涵蓋繼親關係，這點實在有所不足。我們認為，亂倫罪的原意是保護兒童和人倫關係。在這前提下，繼父母與繼子女的亂倫行為同樣會危害兒童權益和人倫關係。

現行《婚姻條例》（第181章）並不容許近親婚姻，當中十分清楚地界定了那些是不能接受的近親性關係。故此，我們建議法改會參考《婚姻條例》中有關「子女」的定義，從而將繼親間的亂倫行為納入新的亂倫罪中。

第二，法改會建議的窺淫罪只涵蓋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但卻無力規管公眾場所偷拍裙底、私處等罪行。我們認為偷拍裙底等行為應納入為性罪行中。事實上，公眾對此已有一致的共識，而法改會在2012年提出的諮詢文件中，亦曾指出有關行為應受規管。此外，過往執法部門多以不誠實取用電腦或遊蕩等罪名來起訴有關罪行，但近期法庭已開始質疑有關法例的使用，亦令律政司暫停以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來控告偷拍裙底的罪行，[3] 可見修訂法例已是刻不容緩。

故此，本社建議新法例應規管公眾場所偷拍裙底一類罪行，讓任何不合理的偷拍行為皆被規管。盼望法改會能正視社會大眾的期望，重新劃定窺淫罪的適用範圍。

有關本社對《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的詳盡回應，可透過以下網址，於聯上查閱：http://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明光社對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的回應。

熱心社會運動的青少年，今年先後經歷多次法庭的判決，法庭強調抗爭者的界線，指他們不能走向暴力。惟判決被不少支持和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形容為打壓，這班對社會未來有願景的人，心靈感到頗大的震撼。為此，教牧後援會（由觸動輔導中心、JesusOnline及明光社成立）及繖民網絡教會的三一論壇，舉辦了「教會有群社運青年」研討會，當晚約有50人出席。

當晚大會講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分析，早前法庭的判決，不論是對雨傘運動或年初二旺角事件，其實也反映了法官的心態。他指法官所屬的年齡層，那一代的人思想上仍然傳統，部份更在不同的社會亂象中成長，自然不希望社會「亂」，所以在判案時傾向為了減少社會有亂的情況，而決定較嚴厲的判刑。他承認這種思想下的判決，令巿民未來對表達意見會有卻步的情況，他亦形容今日的境況為社運寒冬。

另一位講員，繖民網絡教會發起人陳龍斌牧師認為，教會中的社運青年不是要與教會對著幹。當他們面對如此絕境，他勉勵他們不要對教會失望。從信徒個人角度看，他認為在社運青年中間要搞新敬虔運動，強調讀經生活。他形容聖經是我們認識上帝最重要的途徑，而且我們要讀好聖經，明白當中的意思，重拾解釋聖經的話語權。同時，信徒必須在生活上做好見證，而且要用相同的尺對待自己和別人，要求別人時同樣要做好自己。

至於信徒群體的生活，陳牧師坦言教會有很多不同類別，強行要求一間平時強調肢體情誼的教會講社關和社會政策，這要求其實並不合理。他鼓勵參加社會運動的肢體可以定期一聚，互相建立情誼，這亦是繖民網絡教會成立的其中一個目的，好讓有相同社會關注的人聚在一起。張達明承認，現在對正在進行社會抗爭，或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基督徒青年的支援，特別是信仰方面的支援，並不足夠。他正與參與社運的基督徒一起，計劃成立一個團契，定期招聚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少年基督徒領袖，陪伴他們在主內同行。

本年香港基督教界，不論教會或機構，小堂會或大宗派，都相繼爆出一些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性騷擾已是避無可避的議題，教會實在有需要盡快制定清晰的守則，以預防及處理有關事件。近月來不少基督教機構相繼舉辦各類型講座活動，幫助教牧更了解性騷擾課題，這是教會正視性騷擾課題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本文並不打算為任何犯事者說項，只是嘗試在社會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氛圍下，討論性騷擾條例中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並指出教會在處理性騷擾時會遇到的困難。

根據香港法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

1.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與性騷擾相關的條文亦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

簡而言之，性騷擾必須具備兩個元素，一是行為涉及性的行徑或要求，二是受害人對該行為感到不受歡迎。

受害人的感受是主觀的，而行為是否涉及性的行徑其實也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當社會嘗試用客觀的法例，來保障市民免受主觀的不受歡迎的行徑，總會出現含混的情況。儘管條例列明有關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仍需經過一個「客觀測試」，即「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但這「客觀測試」只是反映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標準。情況就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何謂「淫褻」與「不雅」需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1] 但不同市民的道德禮教標準總會存在差異，成人雜誌被評定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應該大部份市民都同意，但對於村上春樹小說因包含性愛情節而應否被評為「不雅」，社會就存在著分歧。雖然不少人認為小說內容無傷大雅，但起碼負責審理的淫審處主審法官或委員就認為小說該屬「不雅物品」。[2] 因為法律難以為主觀感受定下客觀的標準。

如果性騷擾行為是身體接觸、掀裙、大談色情笑話、色迷迷地盯著別人敏感部位、冒犯地向別人提出性要求等等，這些行為都明顯涉及性的行徑，一般人都應該會預期對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教會中如出現以上行為必須嚴肅正視，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處境，按受害者的意願考慮是否報警，公平公正地作出跟進回應。

但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裡，與人接觸是人的天性本能，而性又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性並不單單指生理及性慾的層面，也涉及情感層面，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會與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向心儀對象展開追求、深情的說話、含情脈脈的眼神等，其實也是涉及性的行徑。被人追求可以是浪漫的事，但也可以是厭煩的事；深情說話與含情脈脈的眼神可以令人感到溫馨，也可以令人感到噁心。教會主內一家的文化，一直鼓勵弟兄姊妹合宜地彼此親近，因此教會常見彼此握手問安、手拖手肩並肩地唱詩、按手禱告等。筆者不敢排除有人會藉此身體接觸來獲取性方面的滿足，但我相信大部份會眾都沒有這種動機。但無論你的動機如何，這些行為都可以說是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為是否性騷擾，在乎對方的觀感，以及對方是否歡迎這些行為。不過這些感受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但一次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了。

本年6月台灣出現了一宗性騷擾指控，一位油站男職員向女性司機找錢時碰到對方的手，被對方投訴性騷擾，還被油站要求他離職。[3] 職員認為這是防止零錢跌在地上的保護動作，客人卻認為是職員故意作出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儘管一般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外人難以質疑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無論官方調查機構作出怎樣的判決，旁觀者認為事件是多麼的荒謬，如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對她來說這都是確確實實的「性騷擾」。

機構有責任制定預防性騷擾守則，但在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下，我們要明白守則只能針對客觀的行為，但行為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主觀解讀。有報道指美國網絡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推出防止辦公室性騷擾守則：禁止同事對望或看著一位同事超過五秒；又指如非有人主動提供，否則不可以向同事索取電話號碼；亦敦促同事不可以擁抱過長時間。[4] 但其實眼神接觸時間的長短與當事人的意圖或感受是不是真的有直接關係呢？有些國家有擁抱的文化，但在另一些文化下，不受歡迎的擁抱一秒都嫌長。一些太刻板的政策只會反映公司對員工的不信任，妨礙正常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對防治性騷擾其實起不到真正作用。因此，守則也只宜列出防止性騷擾的大原則。

筆者認為教會有責任提升弟兄姊妹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亦鼓勵教會制定清晰的防止性騷擾守則及處理投訴機制。本文指出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就是希望大家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更要放下既有的前設，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聆聽雙方的陳詞，以求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應。更重要的是教導弟兄姊妹多些尊重和敏銳地留意別人的感受。

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波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營機關應如何調整它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歐洲人權法庭(ECtHR)在2016年6月30日 有一宗關於同事伴侶的判案，由於法庭在本案中對平等原則有極為創新的應用，值得與大眾分享，好讓大家反思何為平等。[1]

案件背景

訴訟案件申請人Taddeucci和McCall為男同性伴侶。前者是意大利人，後者則為新西蘭國民。據稱，他們在1999年開始以伴侶身份一起生活，但並未結婚。2003年，他們決定移居意大利。McCall遂以家庭成員身份，申請居留許可證，但遭意大利當局拒絕。因為意大利其時只承認異性婚姻，相關的許可證中的「家庭成員」並不適用於McCall。Taddeucci和McCall遂開始與意大利政府長達數年的訴訟。最終，意大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在2009年裁定意大利政府的決定合法。

其後二人在荷蘭生活，在2010年正式結婚。經過多年的訴訟，二人仍然不服，故在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二人敗訴後，提訴歐洲人權法庭，指意大利當局的決定歧視他們的性傾向。

平等原則與法庭一貫的取態

所謂平等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狀況相似的人，要相似地對待；對狀況不同的人則要不同地對待。因此，邏輯上違反平等原則可以有兩種形式：「等者不等之」和「不等者等之」。舉例說，男和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工作得到的薪金不應和性別有關，而應只與職位和工作範圍有關，故給予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等者不等之」。相反，男和女在體格和體力上明顯不同，若強迫女子運動員與男子選手一同作賽，則是「不等者等之」。

歐洲人權法庭過往面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差別對待時，在不同範疇均會肯定婚姻為已婚者帶來的特殊地位，從而肯定已婚者和未婚者（包括同性伴侶)不能等量齊觀，不等者不等之，正是合情合理。例如，Courten v the United Kingdom 涉及稅務優惠 X and Others v. Austria 則涉及領養。進一步說，一些如民事結合般的關係，法院同樣認為和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能等同，如Manenc v France和Gas and Dubois v. France。

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歧視訴訟時，會採用一套思考工具用來判定原告人是否被歧視：

1. 判斷原告是否與其他人獲較優待遇的人處於相似的地位 (如已婚和未婚)
2. 如地位相似，則作出差別待遇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理由和目的
3. 法庭再判斷目的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

在本案中，法庭採用了類似的取路，但卻「創意」十足。

法庭的判決

法庭最終以6比1大比數裁定Taddeucci和McCall勝訴。與之前法庭的取態類似，法官們肯定已婚姻人士和未婚姻人士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也肯定意大利政府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然而，法庭沒有如之前的法官般在這麼止步，反而主張Taddeucci和McCall實際上和其他未婚人士不同，因為其他未婚的異性戀伴侶可選擇結婚，而他們則不可。繼而，他們質疑意大利政府為何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認為意大利政府是「不等者等之」，必須要證明相關政策有合理和正當的目的，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才能接納當局沒有歧視原告的性傾向。

其後，法庭不接納意大利當局提出的理據。當局的提出的理據，包括要保護和維持傳統家庭；但法庭認為有關性傾向的差別對待需要特別地具份量和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而多數法官認為維持傳統家庭並不具有如此份量。因此，意大利當局被判敗訴。

Sicilianos的異議判詞

在七位法官中，只有Sicilianos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多數法官的論點違反邏輯和常識，完全是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告人的提出的論點本來就是要和意大利的已婚人士作比較。而且，「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與未婚人士可相比」根本是是同一個命題的正面和反面陳述，因為在意大利根本只有一種結合形式(civil status)。所以，多數法官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同時贊成「Taddeucci和McCall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Taddeucci和McCall與未婚人士不可相比」兩個命題。

Sicilianos更引用多數法官所寫的判詞支持自己的論點。多數法官說：「法庭需決定……原告沒有獲得與未規範的異性伴侶不同的對待，是否有合法的目的。」Sicilianos指出，所謂「未規範」(not regularized)的相反在意大利的語境下就是已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說Taddeucci和McCall和這些人不能相比，就是說他們與已婚人士可相比。然而，正如上文指出，這種觀點並不符過往判例。

判決的影響

是次判例，除了令Taddeucci和McCall二人終於得償所願外，對將來有關人權的判案都會有極大影響。由於各地都法院都會引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作為參考，本案所採用的進路很有可能直接被應用到各地有關LGBT權益的訴訟。但正如異議法官指出，這種進路不無問題，甚至在邏輯上有極大問題。

取態傾向支同運的Dr. Nelleke Koffeman在評論本案時亦欣喜地指出本案例「容許法庭繞過有關婚姻的規範性要求；案件可以不用再理會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是否可比較。」[2]言下之意，就是法庭可以更有「彈性」、更「容易地」處理類似的訴訟。說穿了，就是法官從條文和案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

本案在香港的QT案中，由於所爭議的內容非常相似都是有關入境居留安排，亦有被QT一方引用。QT一方代表律師要求上訴庭法官採納本案判決，而代表入境處的律師則主張本案的多數法官錯判，Sicilianos才是正確。上訴庭法官們面對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亦不敢妄下判斷。他們選擇懸置對本案的看法，主張其他案例已足夠他們才出判決。雖然上訴庭法官最終裁定QT勝訴，但他們沒有因為本案是「歐洲」的就立即採納，能夠小心謹慎，值得一讚。

短評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衡量平等的指導性原則，筆者認為依然適用。然而，一切比較都先找出一個比較項或比較點。我們可以比較兩名員工十指的長短，然後說十指更長的人沒有獲「不等者不等之」，得到更高的人工，是被歧視。由此可見，我們以比較作為方法，去衡量兩者是否獲平等對待時，我們先要證明當中的比較項是具意義(significant)和與事件相關的。以本案為例，多數法官提出同性伴侶不能選擇結婚而異性伴侶可以選擇作為兩者的「不等」之處。這故然是一種「不等」，但這種不等與法官們要決定的事有多相關和有多大意義呢？其相關性和意義是否大於「未婚同性伴侶」與「已婚人士」的不同。這是每個支持平等權利的人，都要思考的。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簡稱NC)於2004年開始投入服務，對象主要是受「同性吸引」困擾或希望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及其親友。除此之外，NC也希望協助有心關顧同性戀者的人士，以及幫助社會大眾更正確及全面了解同性戀。

NC的教育經理及創辦同工之一Tammy憶述她以往也曾對「同性戀」一無所知，就如眾多櫃父母[1]一樣，在1994年，因著一位親友向她出櫃[2]，自那時就開始關心同性戀這課題，也結連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關愛同性戀者。十三年前多謝不少有心人，協助開設不同的支援小組，提供個別服務，並在眾多義工和機構、教會合作之下，展開教育工作，正式成立「新造的人協會」。

由於NC服務對象比較隱藏，只能低調地服侍，基於保密原則，即使受助者來自不同教會，也不能在教會中高調地宣傳，只能夠透過受助者或有心的義工主動與教會結連。另外，感恩的是透過其他機構和人脈網絡，讓教會開放講壇、主日學及團契聚會時段等，讓會眾認識NC。十三年後的今天，NC在眾教會和神學院都獲得不少肯定。當我們籌辦聚會，有些大學老師，牧師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及院長等，都紛紛響應支持NC的工作，連續五年也有神學院委派一些神學生在NC實習。去年NC曾舉辦《相約星期二》的內部聚會，當中邀請了神學院院長及多位知名的老師，藉著他們的鼓勵與交流，教學相長，讓受助者感到在這一條路上，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Tammy笑言，他們的工作其實與宣教士很相似，以生命為本，投放的資源與成果效益不成正比，難與商業世界並論，付出與成果要脫勾，更何況NC服侍的對象是小眾中的小眾，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場合或致謝時，也會絕口不提NC。讓Tammy感動的是：雖然背負著不少人的誤解，以為NC把人「拗直」為異性戀者，但她還是慶幸遇到不少知音同道，他們接納後同們一生仍有可能懷著「同性傾向」這根剌，茁壯成長，走成聖之道。

在服侍同性戀者和櫃父母的過程中，Tammy反省自己的生命深處，向來訪者學習如何做一個「逆向而行」[3]的門徒。她更向一班因為神的緣故而願意過聖潔生活的同性戀者致敬，縱然他們間或有失腳的時候，但他們仍願意在跌倒後重新起來，繼續追求過聖潔生活，值得他人的尊重。當Tammy愈服侍同性戀者，她愈體會同行的重要。同行表示不要把重點放在分析成因，而在尋找出路；同行表示不要花時間去推算逆轉性傾向的可能性，而是謹守同行的崗位，不要只著眼於知識和理論，而是去聆聽他們的掙扎、與他們建立健康友誼，同尋各人整全的使命。

觸動輔導中心

從青少年愛滋教育協會到觸動輔導中心，又從觸動輔導中心到基躍生命教會，對該中心的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Atty)來說，一切都是出於別人的需要、自己的責任及召命。Atty提到當年在一間教會回應一個宣教的呼召時，腦海中不斷出現「青少年愛滋」這詞彙。於是，Atty在1994年開始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

而在這期間，又有其他有別於青少年愛滋病人的人士尋求Atty的協助。於是，輔導中心就在2002年成立。過程中，眼見有不少受助者決志信主，Atty就十分努力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然而，當中仍有信徒未能找到，Atty就用祈禱會的形式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直到同工不斷催迫，基躍生命教會終於在2014年正式成立，讓無法適應其他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在這一間教會成長。Atty坦言他們若然日後返回主流教會，她會替他們高興。

一路走來，Atty都非常關心受助者的生命，她希望他們不要隨著輔導時間結束而停止成長。於是她舉辦帶有治療性質的課程，如《戀愛秘笈》，讓受助者可以更了解自己。除此之外，Atty認為個人輔導很重要，但小組輔導亦同樣重要，透過小組輔導，當事人的復原能力更快，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去聆聽別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上述兩個團體衍生了多個義工團隊：觸動舞台（劇團）、Touch Music （Band群）、觸動合唱團、觸動一人一故事劇團、觸動夏威夷小結他樂團。曾被輔導的受助者、LGBT及異性戀者，都可以在以上的義工團體中相遇，Atty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們融合在一個群體，可以學習與他人相處，彼此接納，了解大家，並一同去傳福音及服務社區。」

剛開始青少年愛滋病事工，Atty也曾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己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護士，恐怕專業知識不足。但她後來發現，神會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她做不了醫生做的事情，但醫生也做不了她的事情。今天非常沉重的工作都不在她的計劃之內，她只是看到需要，順服於神的帶領，一步一步盡力地走下去。Atty體會到栽培他人生命的事工，是必須分秒必爭。

Atty的工作團隊人數不多，可以開展這麼多事工，全靠龐大的義工團隊。另外，Atty特別感謝在沿途上一直幫助機構或教會成長的敬拜隊、神學院導師和教牧同工，讓神的計劃一個又一個的實現。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時間線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文字版)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簡單表列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