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次和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和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都成為了引人矚目的焦點。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支持者都曾經發放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但這篇文章的主旨並不是要澄清這些資訊,在這裡我想探討的是責任問題。
根據一般的說法,錯誤訊息可能是一個誠實的錯誤,傳播這類訊息的人誤以為自己掌握了正確的資料,他們可能懷著好意去分享這些消息,希望以正視聽。舉例說,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以馬內利醫生( Dr. Stella Immanuel )聲稱羥氯喹可以治癒新冠肺炎,儘管其他專家批評這種療法的效用缺乏數據支持,但以馬內利醫生和她的追隨者真誠地相信其療效,看來她並沒有惡意,她無非希望懸壺濟世。
另一方面,散播虛假訊息的人明知道資料是假的,他這樣做是為了操控群眾、打擊敵人的聲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的總統大選,根據穆勒報告(Mueller report),2016 年,俄羅斯網軍創建了數千個虛假社交媒體帳戶來傳播虛假訊息,尤其是針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目的是挑起美國左右兩個陣營仇恨對方的情緒,加劇美國社會的兩極化。2018年,美國政府指控12名俄羅斯軍事情報官員涉嫌干預2016年選舉,並且已經發出了通緝令。
驟眼看來,後者當然要對自己造成的破壞負上道德責任,對於前者,或者可以用「不知者不罪」來開脫。然而,想深一層,有時候,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的界線是有點模糊的,當很多人在未經過初步事實核查的情況下便散播錯誤資訊,從而造成了「資訊瘟疫」(Infodemic),到底這是否全屬無心之失,還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做出這種行為呢?
筆者曾經向一些人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然而,無論我引出了幾多有力的論據和可靠的資料,不少人會提出牽強的反駁,例如有人認為集體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加優越,我便引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論點,指出尊重人民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嚴重的饑荒,相反,這種災難卻會發生在專政體制中。他馬上反駁說:在祖國從未發生過大饑荒!熟悉歷史的讀者可能會瞠目結舌。
我曾經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過一個名為「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的心理現象,那就是愈無知的人卻以為自己知得愈多。但「不知者不罪」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其實,無知是選擇的結果!在心底裡,無知的人其實是自知的。打過比方說,當考試臨近的時候,一名學生預備不足,最後空槍上陣,在試卷上亂答一通,難道他不知道自己沒有讀書嗎?他膽敢在老師面前堅持自己的答案是對的嗎?正常的學生不會,因為他知道後果。然而,在沒有個人後果的社交媒體中,人們便可以選擇不負責任的無知。
提起民主體制,我不禁聯想起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他們都是以研究體制怎樣影響經濟發展而馳名,其中的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了一部名為《為甚麼國家會失敗?》的經典,在這本書中他們反駁了「無知假說」,一些學者曾經提出:執政者沒有選擇良好的制度,因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崩潰,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優良的政策。阿塞莫格魯和羅賓遜採用了很多資料去反駁無知假說,他們發現:其實決策者心知肚明,但他們往往為了短線利益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選擇了在長遠來說將國家帶向毀滅的道路。
這情況不單只發生在領導人身上,一般人亦會由於種種原因而選擇擁抱不正確的資訊。上面提過,很多人接到了有問題的訊息之後便照單全收,原因是這些訊息符合自己的理念、立場,這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又或者這些訊息牽動了自己的興奮情緒,例如民族主義,這就是「社會身份認同效應」(social identity effect)。筆者認識不少擁抱有問題資訊的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有些甚至是教授,他們應該有研究的能力和邏輯的思維。但即使不是學者,現在科技發達,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搜查資料。我質疑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洗腦,正如英文諺語所說:「在任何情況下,你仍然有選擇!」(You always have a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