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波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營機關應如何調整它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