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焦慮世代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許多人每天都在追逐理想，對人生、愛情、自我、未來、社會、信仰……而理想與現實、幻覺與醒覺之間，有時可能只是一線之間。

愛情是浪漫的，但生活是現實的，不懂得為人生作好規劃的情侶，最終恐怕亦無法將愛情當作麵包。當要進入婚姻的時候，對自己或對方若缺乏了解，包括原生家庭的狀況和影響，恐怕只會在日常相處中常常碰壁，小則家嘈屋閉、大則各行各路。對於青少年來說，除了愛情以外，現代社會令他們多了許多不同煩惱，例如性別角色和性別身份，當鼓吹性別自主的狂飆掀起，原本毋庸爭拗的「阿媽係女人」問題，忽然變得莫測高深，究竟性別自主是醒覺還是幻覺？本已煩惱不絕的少年維特，現在有更多莫名其妙的難題！至於生死，就如地獄一樣，對許多人來說更是一個測不透的謎，恐怕不是看完一套電影就可以破解，以為自己已「破了地獄」、懂得生死，難保所看見的不是幻覺。

另一方面，有時學校的校長老師、家長和教會的領袖，本來應比年青人成熟及有經驗，亦不自覺陷入一些迷思之中，例如當校方和家長在處理學生之間的欺凌問題時，便容易因為角色和期望而出現偏差，只看到自己想看或期望看到的事。至於教會群體，有時亦須常常反思，特別當遇到困難時，不要只思考如何繼續下去，更要思考為何繼續下去，有資源而不善用未必值得慶幸，有困難但清楚本身召命，誰又敢說困境不是祝福？說了一大堆，都不是幻覺，而是今期《燭光》的內容，希望能夠為大家帶來一點醒覺。

校園欺凌情況在香港時有發生，曾有調查指香港校園欺凌問題亦是全球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若不妥善處理會導致學童心理質素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自殺等危機。無論欺凌者、被欺凌者、學校、家長在欺凌事件上都有很多迷思，當事情真的發生了，學校或會像驚弓之鳥，希望盡快擺平事件，家長又怕得罪學校而啞忍，被欺凌者恐懼告訴老師反遭責罵而沉默不語，這些迷思最終會損害學童的身心靈健康。要校園變得和諧，各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角色，才可讓學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本文將列舉一些欺凌的真實情況，而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則會作出一些回應，透過她的經驗，拆解被欺凌者、學校和家長的迷思。

情況一：同學受到欺凌，但不敢對老師說，因怕「攪大件事」，又或怕遭到老師的責罰。

學校的迷思：黃博士提議學校應追尋學生不敢告訴老師的原因，真實的原因可能未必是怕「攪大件事」，這只是掩飾真正原因的藉口，例如學生其實是怕受到老師的責罵，又或怕要好的同學因此而被罰。學校要了解學生不願表達的原因，嘗試協助學生釋懷，令他對學校有安全感。調查的過程並不是為了向家長交代，最重要是保護小孩不會持續被欺凌。

若學生害怕被老師責罵，這種情緒不能忽視，學生可能有類似的經歷，或許見過有同學告訴老師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遭老師責罵，心裡有陰影。學校要像冰山理論所說，了解到學生看得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表面，要向學生追查，這樣才能看見水平面之下的冰山。若學生是怕得罪好朋友而影響關係，學校應教導學生先放下「說出真相就影響朋友關係」的觀念，因為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或者你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而且，亦要向學生解釋，若他真的當你是好朋友，便不會傷害你，做出如此行為。接著，老師也可引導學生思考好朋友做錯事，身邊的人會希望他會變好，告訴他可以改善的方法。在處理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會被罵，但長遠來說對他是有正面影響，因為學生和老師都希望學校能有一個和諧的社群。此外，學校亦要向同學表達欣賞，因為他向別人的好處去考慮及出發。

被欺凌者的迷思：自己被欺凌，但不願意對老師說，因為怕老師反過來鬧自己，又或是怕對方受罰。黃博士認為同學應換個角度去思考，這是幫助對方明白這樣做不妥當，他可以透過這件事令對方知道自己做錯。同學不要集中在對方的行為上，而是想要令這個朋友變好，幫助這個朋友變得更受別人歡迎。

此外，老師有時說話大聲一點，學生誤以為這是責罵，家長可以教導孩子，有時老師或許講話比較直接，其實不是想鬧他，是希望他明白事件的後果，並鼓勵他主動與老師溝通。

情況二：學校得知欺凌事件，是否交給訓導主任處理最適合？若發生欺凌事件，是否應由女社工輔導女同學，男社工輔導男同學較好？

學校迷思：學校若知道有關欺凌的事件，通常學校答應家長三日內會調查並回覆家長，跟進事件的工作一般會分成兩部份，一是要作真實性的調查，二是學童情緒的處理。由於被欺負的同學會有恐懼，處於下風，情緒可能未紓緩，此時，學校切忌把事件當作同學之間玩耍看待，因為這會忽略了當事人的情緒。黃博士稱，老師應該與學童作分開面見及調查，不要安排欺負者與被欺負者一起作「對質」性的溝通，因為弱的一方很難在強的一方面前說出真話。最好能有兩位老師進行獨立的調查，兩位老師不會預先交流，而對同學的提問是一樣的，並抽取一些見證事件的同學來問，有交叉檢查的作用，從中了解個案的真實性，收集足夠資料後才進行正式會議，商討跟進對策。

家校合作十分重要，家長與班主任聯絡，班主任應成為調查組的核心成員，保持與家長的溝通，若有需要交給第二位老師處理，第二位老師最好也聯絡家長，以索取家長第一身的感受、憂慮及情況。調查結束後，主導的老師應主動與家長溝通，把結果告訴家長。若事件較為嚴重應由訓導主任、社工及班主任合作處理，理想是由訓導致電家長，讓家長知道最真實的情況，而不應由班主任代說。由於學校未必能聘請一男一女的社工，若不是嚴重的風化個案，社工必定有其專業的能力可以應付，無分男女。

情況三：家長知道子女被欺凌，向學校投訴會否培養子女投訴文化？

家長迷思：家長可以用身教去教導子女認識投訴的界線，例如一個管理員在當值期間睡覺，我們應該如何做？若果不投訴，大廈的住戶可能會有安全的危險，所以在這樣的體驗下，引導子女思考投訴是出於好意，並不是想管理員有壞的影響。家長亦可以教導子女如何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受，一些具體句子、表達方式都可以令他們易於表達自己。黃博士舉例，家長可教導子女說話不要含有判斷性，不要說人家轉述的事，只說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如：「我見到有同學這樣做」、「我覺得都需要話俾老師聽」、「我親耳聽到有人取笑他」、「我見到這件事可能不尋常，可能有不妥」、「我現在話俾老師聽，請老師判斷」等等。此外，家長亦可教子女在甚麼情況下告訴老師，例如最好在沒有人的地方，因為若有同學聽到，有機會增加心理壓力。若欺負他的人不在現場，他會更容易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安全感大點，令事情更加正面。若是低年級的學生或較害羞的學生，家長可以與他一起同行，說：「不如我先與老師說，然後你再講。」切忌對老師說：「你罰這位同學吧。」因為罰與不罰最終是由老師去判斷，把事情說了，老師便會去調查。如此在家校合作下，最終能幫助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情況四：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家長可以如何做？

學校迷思：若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這已是信任的警號，在同學心目中，老師在學校很有權威，故學校要建立關愛的文化，促進良好的師生關係。透過學校的成長課，便是好的機會讓學生分享生活點滴，遇到與價值觀違背的事情，老師便可以加以指正，例如讓他們明白好朋友是不會傷害他們的。黃博士稱，學校要刻意安排班主任課，生命成長課，這些課堂可以讓學生與老師有時間溝通對話，表達心聲，不可只追趕課程。

總結

有時，學校因經驗及人手不足，未必能處理所有情況，家長也可以尋找專業的意見，並與學校合作，多體諒。當然，家長也要特別留意小朋友，若放學後發現他們身體有瘀傷、指甲印等，就要加以警覺。學童未必有判斷輕重的能力，他們或許以為是小事而不與身邊的大人說，但有些事，若不說只會加重其嚴重性，故此家長要與學童多溝通，最好是由大人去判斷事件的嚴重性。

韋莉搬到三藩市兩年了，透過努力，她與同學貝兒和姬絲成為了冰球好手。而她的情緒控制台出現了「青春期」警報，之後消極的阿厭、內向又尷尬害羞的阿尷、容易焦慮的阿焦、經常羨慕其他事物的阿羨來到了控制台前。韋莉即將要升上中學，面對著未來的轉變，她很想在冰球訓練營中得到機會並進入心儀的火鷹隊……阿焦為了未來「計劃」，於是把基本的情緒們都困起來，由於「自我意識」被改變，韋莉開始做出與以往不一樣的行為：偷看教練筆記，並與舊隊友的關係變得緊張……

猶記得第一集《玩轉腦朋友》在九年前上映時，看著主角韋莉的幾個情緒在「腦海」中影響著她，有主導的情緒阿樂，亦有被壓抑的阿愁，故事場景十分有趣，如記憶球儲存區、夢工場及舊記憶球堆填區等，而且還讓觀眾學習到人的腦海及基本情緒的神奇運作，當面對環境改變，會容易出現負面情緒，而如果有情緒被壓抑，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明光社當時邀請了拉法基金臨床心理學家葛琳卡博士到來，在電影小組分享壓抑情緒所產生的問題。

於第二集，韋莉適應了三藩市的環境，與兩位很要好的同學一起打冰球。她因為要升學，而再次面對與冰球隊友分開的不安，也因著想追隨明星球手阿V而有了新的想法，希望進入阿V的火鷹隊。阿羨的慾望及阿焦的操控，令韋莉逐步逐步改變。電影使觀眾知道青春期的焦慮會令青少年想得太多及可能引發的風險，愈想就愈不安，焦慮感亦會加深。這也使韋莉收起了以往的自己（情緒及自我），做出一些有違自己價值觀的事情，只為了得到更好的未來。結果，這令她在球場上變得急躁，撞傷了好友，不知所措的她出現了恐慌狀況。

最後是甚麼緩解了韋莉的焦慮（擺脫阿焦的操控）？是阿樂回來與阿焦好好的溝通，使阿焦知道不需要去改變自己，反而應該接納自己、了解自己的過去，如能面對及接納自己的好與不好，了解自己的信念及自我認知，便可以繼續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兩集的《玩轉腦朋友》都是很好的電影，故事以情緒做主角，並有心理學家任顧問，讓觀眾看過以後，還可以回想、反思，有動機去學習更多。這也使筆者想起兩本書：《點解學校無教過情緒科》及《點解學校仲未教情緒科》，作者崖柏為臨床心理學家，於書中分享了一些有關情緒調節、人際關係、創傷自癒、愛自己等內容，可以為仍在「社會大學」讀書的朋友補補課吧。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網絡資訊傳遞迅速，我們接觸的訊息實在很多，一些資訊發放者為了吸引接收者的注意力，並期望網民火速瘋傳出去，往往會無所不用其極，以扭曲事實、挑撥離間等技倆，來激起網民的情緒，令他們繼而回應或轉發，也令訊息在網絡擴散。剛過去的奧運會，便出現了一些牽動網民情緒的爭議事件，可在此作為例子討論。

事件一：拳擊運動員疑似變性人事件

今屆奧運會賽事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事件，涉及性別方面的爭議。網絡曾傳出兩位女拳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哈莉夫（Imane Khelif）及來自中華台北的林郁婷為生理男性，二人變性後參與奧運會。消息容易讓人感到憤怒，認為這對二人的對手造成不公平及嚴重傷害。不少網民沒有去弄清楚國際拳擊總會（IBA）的性別測試與國際奧委會（IOC）以護照等官方文件作為辨別選手性別方式的差異，[1] 在聽到《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和富商馬斯克的立場以後，就一口咬定哈莉芙和林郁婷為「男人」，讓兩位拳手變成眾人攻擊的對象。

筆者在事件中，同樣與網民經歷了一次掙扎：因著擔憂參賽者的安全，認同男、女的體能、肌肉量及爆發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心感讓性別不同的選手在如此規模的世界大賽上對打實在不公平，所以在閱讀網上傳來的訊息後就感到不安，並對奧委會的安排感到憤怒。亦因著心中的這些感受（不公平、憤怒）而想立即將收到的訊息傳開給親友，讓更多人去關注事件。

情緒被牽動，就更需要fact check（事實查核）。只看網上社交媒體的訊息，筆者自覺仍未弄清兩位選手的原生性別。常識亦告訴我，單憑外表有時不能確定人的性別，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性格爽朗，且身形高大的女性朋友，真的「眼見不為實」啊。所以，好奇心讓筆者再去找多些資料，並等待有信譽的網媒及報社提供更詳盡的報道。衝動廣傳手上不確定的資訊不單沒有任何正面作用，更會令「網海」添亂，亦可能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

後來，不少本地、外地的傳媒相繼報道，涉事的兩位運動員有XY染色體，然而這不代表她們必然是男性，因為有小部份女性身上是會有XY染色體。當然亦包括極少數在生理上較特殊的雙性人，有時要一刀切並不容易。有說法指她們是天賦異稟，就如一些籃球員長得特別高，於體育世界中具有優勢。接著，筆者更了解到阿爾及利亞這國家是非常保守的國家，而選手哈莉芙的出生、成長及護照都顯示她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如果視她為男性或變性人，不容她參賽是不合邏輯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亦表示到奧委會不會參與出於政治動機的文化戰，並認為社交媒體上的仇恨言論和政治動機引發的辱罵是完全不可接受。[2]

事件二：體操選手疑遭隊友冷處理

另一爭議則涉及運動員懷疑因失誤而遭隊友冷待。今屆奧運中國男子體操隊參加團體賽時，因著其中一名隊員蘇煒德從單槓失手掉下來，令分數被拉低，最終未能奪金。有人從比賽片段中抽選了一幕，指蘇在失誤後，一人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一直悶悶不樂， 而教練和隊友完全沒有上前安慰和鼓勵，更有批評指這種冷處理的模式「相當冷血」，「讓人震驚」，直指「國家、社會、群體，會對一個不想故意犯錯的運動選手如此無情……」[3] 筆者亦於社交媒體看到相同的說法，更有不少留言毫不留情地對教練、隊員作出批評，繼續借題發揮。

然而，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茵找回比賽片段重看，發現實況並非如那一張圖片所見，[4] 她指「蘇煒德失手後，走下場邊，教練隊友沒有笑臉相迎，但也不至於當他透明，有逐一拍拍他或握握手。他看來很失望內疚，徑自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而沒有人坐在他身旁的那一刻，就成為了截圖，也是因為該張截圖引發網民、網媒的連串推測和批評。

而蘇煒德隊友張博恆之後順利完成單槓項目，他回來與自己的教練隊友擁抱，他也有走到蘇的面前想抱他，但蘇卻不好意思。林妙茵更指出「中國隊其中一位隊員說『抱一個吧抱一個吧』，向蘇那邊招手喊他過來，還說了句『沒事！』蘇過來了，大家搭著他，擁成一團，張再拍拍蘇的腰……」筆者自己也重看了網上片段，[5] 發現林妙茵的說法沒錯，事件跟網民所傳的圖、所寫的文字不一樣。要貼近事情的真相，還是要自己去追尋，花時間看片段，而不是單靠網民分享。

廣傳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

現時，因著大數據的影響，社交媒體會因為有多人討論而把某些議題炒熱，讓更多人接觸這類資訊，而對類似話題感興趣的同溫層、迴聲廊會進一步令這類資訊流傳、發酵，它們會獲更多人認同以及「圍爐」討論。一些似是而非或偏頗的說法，被傳了百遍、千遍，於網海中鋪天蓋地式廣傳，多看了就容易信以為真。想辨別真偽就應主動去尋找真相，費點勁去fact check，尋找散落於網海某角落的真相。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個環境，父母在其中起到關鍵的引導作用。適當的家庭性教育不僅能幫助孩子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更能為他們培養健康的自我形象。然而，如何在家庭中實施有效的性教育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家長需要格外小心和謹慎對待這事情。不少父母都認同家庭性教育重要，但要實行出來卻不知該如何入手，以下是一些在家庭進行性教育時需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因應年齡調整內容

性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是需要因應孩子的年齡和發展階段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對於幼兒階段的孩子，父母可以從認識身體部位和個人衛生等基礎知識著手，引導他們學習保護自己的私人部位，欣賞及接納自己的性別。小學階段的孩子則要學習與同性和異性相處，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和身體界線。對於青春期的子女，除了要幫助他們了解青春期發育引起的生理和心理變化，更要開始認識健康的戀愛關係、親密行為與界線、色情文化的禍害等較深入的主題。適齡的性教育可以幫助孩子理解自身的生理變化，並樹立正確的性觀念。過早或過晚進行性教育，都可能對孩子的心理帶來不良影響。

尊重和理解

在進行家庭性教育時，首先要建立一個安全、信任的環境，父母以開放、包容的態度主動傾聽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讓孩子感到被接納和被聆聽。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有很多疑問和困惑，父母應該鼓勵孩子自由地提出問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父母要先作好準備，孩子或會出於好奇，發出奇特的問題或意見，父母需要尊重他們的看法，讓他們說出感受；也可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幫助孩子組織自己的想法。父母不應將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孩子身上。同時，孩子有權拒絕參與某些題目的討論，父母應該尊重他們的意願，並等待適當的時機才進行討論。

循序漸進

家庭性教育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循序漸進地進行。父母毋須一次性地向孩子灌輸過多資訊，而是要根據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從簡單的基礎知識開始，逐步深化，然後才討論較複雜的主題。同時，父母可以根據孩子的興趣和疑問，調整教育的方式和內容，讓他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正確的資訊來源

在進行家庭性教育時，父母要確保所提供的資訊來源是可靠、專業，避免使用網絡上一些不實或存在偏見的資訊；可以選擇學校、政府部門或專業的性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資源，並與孩子一起閱讀相關書籍或觀看影片，之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這樣不僅能確保孩子可獲取正確的性知識，也能培養他們的批判思維和自我學習能力。

溝通技巧

父母進行家庭性教育時，需要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例如使用簡單清晰的句子，令孩子容易明白，避免使用坊間過於粗俗的詞匯，同時要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進行溝通，避免使用責備或恐嚇的語氣，要耐心地傾聽孩子的想法，給予適當的回應和解答。良好的溝通能幫助建立親子之間的信任，促進更深入的交流。

家人之間要有共識

家庭性教育並非單靠父親或母親一人來進行，需要全家人共同參與和配合。父母或其他家人要就性教育的方式和內容達成共識，確保全家人態度一致，避免令孩子產生困惑。同時家人要積極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家庭氛圍，讓孩子感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這樣才能大大發揮家庭性教育的作用。

家校合作

學校也是孩子學習性教育的重要場所，父母可主動了解學校性教育的內容和進度，以便進行家庭性教育時可以作出配合。另一方面，父母也需要留意學校性教育的內容是否與他們預期的性教育存在差異，有需要時可積極與老師溝通，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憂慮。在學校和家庭密切配合下，孩子才能培養出正確及健康的性價值觀。

身教重於言教

父母自身的行為對孩子的性價值觀和行為習慣，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父母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恰當，是否能夠樹立榜樣，展現出正確的性價值觀和態度，好讓孩子學習及模仿。父母要避免在孩子面前談論一些過於露骨的性話題，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則地表現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例如在與配偶或其他家人相處時，表現出尊重、坦誠的態度，這些因素都會潛移默化影響孩子，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性意識。

持續學習

家庭性教育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不僅孩子需要不斷吸收新知識，父母自己也要不斷學習，更新自己的性教育知識和教導的方法；父母可以通過參加相關課程或研討會、閱讀書籍文章等方式，與其他父母或專業人士交流經驗和意見，以增進自己的知識，提升教導的能力和方法。只有父母願意不斷學習，便可以更理想地引導孩子健康的成長。

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如在進行家庭性教育的過程中，父母遇上困難或感到困惑，可以嘗試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和支持，例如可以諮詢學校的輔導老師、醫護人員或性教育工作者，他們能提供專業的指導和建議，幫助父母更好地應對各種問題。

結語

家庭性教育實在是一項需要父母付出心力來承擔的工程，也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只要父母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孩子必然會有所得益，從中學習到正確的性知識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並能在較佳的環境下成長。父母的付出，除了展現了對孩子的愛，整個過程也是父母自身成長的重要體現；讓我們一同努力，為下一代的成長開拓充滿愛與智慧的道路。

延伸閱讀

康貴華。〈如何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載吳慧華等編。《性不教，誰之過？——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9。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如何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

熊嘉敏。〈幼童對身體的好奇〉。《燭光》，第129期（2019年11月）：16–17。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幼童對身體的好奇。

張勇傑。〈色情資訊的真相〉。《燭光》，第150期（2023年5月）：10–11。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色情資訊的真相。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4年8月12日〕，其後曾作修訂。）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香港離婚的數字不斷上升，而近年再婚的數目，差不多每年約佔結婚數目的三成。在離婚與再婚的趨勢加劇下，不少孩子承受著父母離異的打擊及重組家庭的挑戰。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家庭議會的資助，自2023年4月起推出「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稱本計劃），本社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為本計劃下進行的輔導服務及家長學堂成效評估研究，亦整合了本計劃下的法律講座、輔導服務和家長學堂的經驗，編製一本回應離婚再婚家長需要的手冊——《「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供離婚、再婚家長及助人者參考。

本社於2024年6月8日假突破中心公佈研究結果及發佈家長手冊，當日有約120位參加者出席。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先簡介本計劃、是次研究和編製家長手冊的緣起，然後分別由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發佈研究結果及建議，以及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就「如何協助離婚再婚家庭中的子女適應家庭轉變」作專題短講。

服務評估研究及建議

李樹甘博士表示是次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先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其子女填寫前測和後測的問卷作量化評估，之後再邀請部份參加者作深入訪談，以了解家長學堂及輔導服務的成效。問卷反映受訪者多來自離婚家庭。依照第二階段的評估分析，整體而言，家長學堂和輔導服務都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家長學堂的受訪者表示學堂能提供情緒管理技巧和家庭衝突解決策略、有關法律程序和支援服務的資訊，而學堂中的小組討論部份，可讓他們有機會與同路人討論，建立情緒支援網絡。接受輔導的家長則分享，輔導服務能協助他們理解子女具體的感受和需求、引導他們反思和增加自我認識，以及提供個人情緒支援。

研究亦指出是次計劃反映了香港社會對離婚再婚家庭支援服務有很大的需求，因此有優化服務的必要，在政策建議方面，提出可考慮開發和提供線上輔導和教育資源，如網絡研討會、線上課程和支持群組，這有助降低成本和參與的靈活性。小組討論的形式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服務方向，既可幫助參與者，亦可培訓參與者成為同路人，以其經驗幫助其他面臨離婚或再婚人士，並建立可持續的互助網絡。此外，對於回應兒童的需要，服務提供者可考慮聘請具備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專業知識的輔導員為孩子提供輔導，並設計適合兒童的互動式活動和工具，幫助他們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感。

協助子女適應家庭轉變

本身是臨床心理學家和註冊社會工作者的曾潔雯教授在短講中提出，家長宜持守「預防勝於治療」的大原則，留意階段性處理，在考慮離婚、決定離婚、處理離婚事宜及安頓下來的問題時，都要深思孩子在身體、心靈、社交、靈性方面的需要，避免因處理欠佳而令孩子的成長發展帶來困難。她提到對於孩子而言，平穩、可行而公道（合情合理合法）、最少的不必要改變都是重要的，而夫婦離異時，可能會對對方或孩子說了不該說的話，這都會傷害孩子，父母宜謹守底線，避免令孩子受傷。她提到家長很忙碌，疫情後也面對許多難處，但就建議他們仍需好好準備，如果決定離婚，要小心部署家庭的轉變，當中要因應孩子的需要和疑惑小心應對。而孩子面對家長離異，心裡會充滿疑惑，如他們到底誰對誰錯，自己應該跟著父親還是母親，應該效忠誰，以及誰值得倚靠，這些家長都需要注意。

既然家長是直接影響子女適應家庭轉變的關鍵因素，能有效地進行家長教育及支援工作便十分重要。教育局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當中提到家長在教養子女時會感受壓力，因此需要照顧好自己，曾教授提到這方面的資訊值得離婚或再婚家庭參考。而聆聽孩子的聲音、善用資源、適時求助、家校合作都是家長需要學習的。

曾教授又提到以下幾點，可助家長作好階段性處理。第一，要考慮周詳及權衡輕重。家長宜成熟地處理分手或建立新的感情，尤其是要留意當中牽涉的衝突處理、情緒、資訊及期望管理。他們亦需要讓孩子知道相關的事情，並讓他們有所參與。第二，在作出決定及執行決定時，家長要小心部署，之後才向孩子宣告決定及未來安排。她提到，孩子對父母的狀況往往心中有數，他們會觀望父母如何處理，家長需先理解孩子的困難和需要，也要尊重孩子的意願，讓他們在中間有些選擇。第三，要讓孩子安頓下來，並協助其適應。父母需要按孩子身心社靈的需要，提供即時、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強化保護因素。如即時回應孩子的身體需要，每週堅持定期家庭歡樂時光，或在社交方面，容讓子女在喜愛的原校就讀。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提供緩減危機的因素，例如在身體需要的層面，每天親自幫年幼的孩子洗澡，以避免孩子受虐待，而在心靈層面上，不宜即時強迫孩子改姓氏，或強迫他們稱呼自己的新配偶為爸爸或媽媽，總之，要多從孩子角度考慮問題。

（歡迎按此，免費下載《「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電子版。）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劇集，很多人愛看，以前主要看電視台製作的劇集，近年不少串流平台也有自家製作的劇集，但隨著短視頻和相關網絡平台出現，短劇漸漸成為主流，一集兩分鐘，拍下100集也不足四小時的網絡短劇，讓生活急速的城巿人既可煲劇，又不用捱60集長篇劇，不用快進（fast forward），直接看完，題材更是一般長劇的大集合，穿越、復仇、重生等等，劇情要愛情有愛情，要殺人有殺人，最重要是不少故事引入爽劇元素，情節緊湊、簡單，務求每兩分鐘要觀眾感受一次高潮迭起。[1] 這些短劇又稱為「微短劇」，其成本低，利潤高，不過當中包含的一些價值觀卻令人不敢恭維。

內地在2023年11月宣佈，要整治抖音和小紅書等社交平台的微短劇，其實整治工作早在2022年11月已開始，截至2023年2月，已有25,300部微短劇下線，及至11月，一共有170萬集微短劇下架，當中多被批評為「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2] 不過，這類短劇又豈會因為當局禁制就不再拍攝，在豐厚利潤下，仍有人繼續拍攝，就以內地短劇《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為例，前期投資80,000元人民幣，拍攝10天，就創造出一天內賺2,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3]

這類網劇大部份都在短視頻平台播出，畫面大多是直度的，專攻手機平台，每集大約2至10分鐘，內容確保在短時間內吸引眼球，務求「看一段就會想看全套」，因為短視頻平台只給用戶免費看幾集，之後就要到短劇平台付費收看，或好像串流平台般支付月費才能看全劇，據說製作團隊目標收益大概是1比1.5，假設投資10,000元人民幣，目標就是收回15,000元人民幣。[4] 當然這些短劇也遭嚴重盜版，很多舊的網劇，不論是否已下架，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免費收看。而故事內容情節，不管有沒有問題，短劇已免費流出，當然製作時是沒有怎樣監管，最多就是播放時在畫面顯示一句「影視效果，請勿模仿」，就當做了教育工作。

故事雖然有很多題材，但因為劇本不足，大部份故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網劇，加入不同的韓劇或陸劇的內容，並作一些修改。故事骨幹基本一樣，情節就是抄來抄去，或者將不同的情節次序或者細節修改，原創的內容不多。由於部份故事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套路，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能夠流行起來，也會引人反思。在此會介紹幾個比較經典的類型。

1. 霸道總裁：這是在內地和台灣地區流行的愛情故事類型，主題大多為外表高大英俊，有財有勢的男主角，既是企業總裁，性格又強勢，他狂熱地愛上平凡的女主角，當中表達愛意的方式非常粗暴，例如會強吻她，又不懂女孩的溫柔。類似故事用了極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女性雖然被粗暴對待但同時卻有被照顧的感覺，所以深受女性觀眾歡迎。此類故事題材亦流行於網絡文學，有評論者認為這種文體根本上是崇拜強者和專制思想，並不是真正平等的愛情。[5]

2. 戀愛腦：不少網絡短劇的故事主人翁均被形容為「戀愛腦」，當中有幾個主要特點，面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只看到對方優點、忽略或否定其缺點，為了討好對方不惜放棄自己的想法，極度渴望對方，不尊重對方的時間和空間，不接受對方與其他異性見面，情緒起伏大，對伴侶的行為過度敏感和解讀。[6] 過份沉迷戀愛腦的故事，令人擔心的是觀眾也會有戀愛腦，最後難以自拔，以為戀愛就一定是這樣才對，但實際上戀愛的面向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不只有戀愛這個部份。早前香港電視台與內地網台聯合製作的劇集《新聞女王》，就被內地形容為「終於有一套沒有戀愛腦的職場劇」，可見內地觀眾也對過份戀愛腦的劇集，到達厭惡的程度。

3. 重生復仇：主角往往因為受了不公平或悲慘的對待，甚至可能被殺死，但最終沒有死去，反而可以回到「未死」之前的日子，又或者直接穿越到前一世，透過自己預先知道未來的事件，實行他的復仇大計，對付那些曾經陷害他的人。類似的故事不少來自日本，但及後在內地的劇集「發揚光大」。這類故事的問題是，重生之後主角是否必定要復仇？其實如果時光已倒流，事情未發生，這仇又如何報呢？復仇過程中，更多讓觀眾看到的是權力如何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傾斜，然後主角如何像曾經苦待他的人一樣，以新的身份一雪前恥。

4. 草根逆襲：本來是十分正面和熱血的內容，但卻充斥了負能量。主角原為草根人物，來了一個大逆轉成為成功人士，他／她可能是殘疾人士、入贅女婿、植物人、沖喜新娘等等，並會被加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同時又有很多不相信主角會成功的反派角色，他們不斷在故事中散播負能量，說主角不可能成功，更會有理應與主角站在同一陣線的人，例如伴侶或者家人，時常質疑主角的能力和不斷叫主角早日放棄，又說其他人做相同的事也會失敗，主角是不可能成功。即使到最後主角真的成功了，他們也不會歸因於主角的努力，只會說這是主角透過不正確手段得來的結果。草根人物最終成為成功人士，但卻失去對人的愛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此不斷被破壞和踐踏。[7]

5. 後宮權鬥：後宮權鬥劇描述女性之間極端的爭鬥，為了得到男主角的歡心，不惜用盡一切的方式去吸引男主角，並將其他以姐妹相稱、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踐踏，互相陷害，互相殘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變化，當中有很多扭曲的攻心計，或者將人性的陰暗面不斷放大。不少人質疑類似的權鬥，走到自相殘殺，不理是非的地步，也是一種社會悲哀，甚至要問這類後宮的故事，是否隱喻了社會的無奈？人究竟是否應該只活在充滿鬥爭的社會中？[8]

微短劇的產量雖多，但題材頗窄，同質性強。可怕的是當相類似的東西不斷重複湧現，巿場接受的同時，是否亦展現了社會接受某一種價值觀，或者被某種價值觀所操控？上述題材和故事情節也可見於不同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中，或者我們在煲劇的同時更要問，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接受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我們是否真心希望世界變成那個樣子？離開戲劇世界之後，這類故事會否還在影響我們？

早前一位在大專院校修讀社工課程的YouTuber在一間中學出任實習駐校社工，他稱在實習的第二天收到就讀院校的通知，指實習中學的教師聯署要求學校辭退他，其後實習學校澄清並無教師聯署一事，但的確有教師表示留意到他的網上狀況，而院校亦為他安排了另一間實習機構。該網紅在個人社交平台發佈了一條影片，表示他感到那是他人生中受到最不公義對待的一天。因他廣受年青人歡迎，事件亦引起了大量網民的關注，他就讀的大專院校更召開了一場記者會交代事件，講解校方處理的方法，事件才慢慢平息。

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討論的焦點落在個人私生活與工作的關係。中學老師要求學校辭退該位網紅的原因，相信是與他在網絡上的言論和形象有關。那位網紅是本港一個知名YouTube頻道的成員之一，有關頻道的成員在年青人群體中有一定影響力，不少時下年青人使用的「潮語」都出自該頻道，而頻道的影片都夾雜著大量粗言穢語。有報道稱，在開始實習前一晚，該YouTuber進行了一場網上直播，直播主題是「召妓」。該位YouTuber以主持人的身份接聽網民call-in（來電），他們分享到自己嫖妓經驗，過程中主持人一直保持中立，沒有鼓勵也沒有批判嫖妓行為，但期間一貫平日作風，說話時使用了大量粗言穢語。

該YouTuber在被學校辭退後，他曾在社交平台的影片中表示，在實習期間有學生認出他，以他的網名來稱呼他，但他請同學稱呼他為「陳sir」，因為他在中學實習期間其身份是實習駐校社工，而不是網上知名YouTuber。不少支持他的網民都認為，工作和個人私生活是互不相干的事，而他在網上直播討論的內容也不是犯法的事；只要專業地完成工作，那個人的私生活是甚麼樣都不重要。本人實在未能認同以上的觀點，因為個人私生活與工作是否有關聯，要視乎有關人士的私生活是否與工作提倡的價值觀有衝突，以及其工作及品格是否會成為他人學效的榜樣。

一位巴士司機無論他的品行是否出眾，只要他能安全地將乘客送到目的地，沒有令乘客難堪便是一位好員工，相信大家不會理會他平日是否吸煙賭博。但如果一位在維護動物權益機構工作的職員，被人發現經常回內地食狗肉，又愛買皮草，儘管他在工作時間對動物很有愛心，他也未必適合再在有關機構工作，因為他的私生活與機構提倡的價值有所違背。一位廣受樂迷歡迎的偶像歌手，被揭發私下參與「多人運動」的荒淫性派對，他令一眾支持者失望，也需要向相關人士作公開道歉。

除了傳遞知識，學校也是一個道德教化的場所，提倡良好品格，幫助學生建立健康價值觀。品格教育不是紙上談兵，言教身教同樣重要，以身作則才能成為學生學習的好榜樣，相反，說一套做一套更可能對學生帶來不良影響；因此社會對教育工作者的品德有期望是合情合理的。

一個人的品格不能隨意分割，它是一個整體，沒有分工作和工餘時間的品格，所以在學校工作時間需要有良好的榜樣，課餘時間亦然。當然，這樣說並不是指學校的教職員都是聖人，但最低限度不能是一個壞榜樣。如果教職員被人發現在工餘時間作出一些違反學校提倡的價值的行為，也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使用粗言穢語不代表就是壞人，不應單單以此來判斷一個人的品格，但這絕對不是學校鼓勵的行為，遭到學校解僱的YouTuber在網上展現出來的行為，也不一定是他真實的模樣，那可能純粹是他在幕前工作的「人設」而已，但他以YouTuber的身份帶出來的價值觀，確實與學校提倡的有衝突，加上他在年青人中間的知名度，可以想像到，他在學校工作會為學校帶來困擾。如果有學生在學校使用那位YouTuber網上說話的方式來高談闊論，定必會被訓導老師召見。試問老師又怎放心讓如此背景的實習社工留在學校呢？

但那位YouTuber能夠成為一個社工嗎？當然可以。事件主要的問題是實習崗位的錯配，學校未必是一個能讓他發揮才能的地方，如果他的實習崗位是外展社工，主要是接觸邊緣青少年，或許他的背景更能成為他的優勢。

另一方面，事件也令人反思一個人過往的行為如何影響到今天的自己，昔日的不當行為，絕對可能會成為他日自己的「黑歷史」。記得早前在一位知名人士的facebook中看到一則帖文，他憶述少年時的自己十分頑劣，作了不少壞事，幸得老師的一句話點醒了他。老師對他說：「你將來千萬不要成功，當你出人頭地的一日，你就會為今日你的行為後悔。」

個人私生活絕對會影響一個人的工作，也會影響我們生活上其他層面。因為人是一個整體，公與私，昔日與今日，構建成現在的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所以要謹言慎行。路是自己選擇的，套用一句電影的經典對白：「出得嚟行，預咗要還。」

網絡的私人空間也影響工作

社交媒體平台可說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用戶可上載生活照，以至發表對世界大事的看法，社交平台是用戶展現自我的一個空間。不過，這個私人領域也可能影響著每個用戶的工作。有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人士分享到，曾有僱主想請一個年輕人，他在見工時穿得斯文得體，可是準僱主卻在其社交平台發現多張「夜蒲」照，結果就改變主意沒有聘任他，原因是擔心他的夜生活影響工作表現。[1] 有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研究就發現，半數僱主準備在社交平台更多了解其求職者。[2] 網絡的威力無遠弗屆，社交平台用戶在分享訊息及照片前，實在需要先作風險評估。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