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不等於「放棄」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覺得自己將相片拍得很好？還是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早在2002年已在網絡出現，在2012年其「人氣」愈見高企，[1] 在2013年更成為了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selfie被媒體、普羅大眾廣泛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自拍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以「P圖」（用修圖程式）為相中人美肌、美顏，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友好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美國一份在2015年於學術期刊出版、有關兩性自戀情況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自戀，[3] 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和對權力渴求的行為上，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由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修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象管理還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的期望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的社交媒體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眾生中被人關注、讚賞，有些人自覺外表比其他人優勝，所以發放出來的相片必然要有一定水平，起碼也不能比別人的差，更不能將自己醜化，為了「生存」，不少人會P圖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這一切都呈現在人前時，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出現。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即時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感到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中，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真誠地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看到有學者指上網就像是水和電：[1]部份大城市開始提供免費Wi-Fi服務或在街道上能享受極高速的上網體驗，甚至有說歐洲國家已視上網為必須品，為每名國民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及瑞士。

筆者頗認同現今上網的機會是十分重要，因為透過上網，我們可以得到重要資訊（如新聞資訊、政府的務服安排）、教育機會（如網上免費教育網站或教學短片）、表達言論並與社會交流聯繫的機會。未能接觸互聯網，有可能如該報道所說：“將造成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出現了知識差距。＂[2]起碼，要得到同一樣的資訊，上網搜尋的成本遠遠低於親身前往索取或付費學習（當然，質素與面對面教學會有分別啦！）

不過，我們亦必須小心應用這種必須品，就如接收新聞資訊時，要分辨消息來源，辨別真偽，免得信錯資料，更甚的是將內容農場胡亂炒作得來的失實資訊繼續分享發放。這就等於把污染了的水喝下，又繼續傳遞給網友。

透過互聯網，我們可以結交朋、增加互相交流及分享的機會，但大家亦應小心結交網友，以免本想與性感女性「過電」，卻最終可能慘被「電死」。近日有報道指社交網站出現不少來自不同國籍的性感女性發出交友邀請，[3]但其實為假戶口，如網友將之加為朋友，進一步發展後，便可能成為黑客入侵其電腦的途徑或演變成裸聊勒索等情況。

互聯網實為中性的工具，我們可以藉此增加學習交流、發展營商等機會，但亦有人以此作不當的行為，我們不應仿傚，但亦應了解及提防。

柬埔寨是目前人口販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被販賣的婦女及女童最終淪為娼妓。基督豐榮團契於2010年開展「柬埔寨豐榮事工」，服侍當地受到性侵及性剝削的女童。明光社19週年研討會邀請了豐榮團契的會長李吳淑儀女士，及曾義務服侍當地事工的吳梨玲傳道，為大家分享當地人口販賣的情況及事工的發展；並由本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的明光社主席雷競業博士，以聖經角度反思人口販賣的問題。

正視性別不公 恢復豐榮身份

柬埔寨的社會存在著強烈性別不平等的思想，不少女孩子被親人賣掉來幫補家計，最終往往被逼成為性奴隸。李吳淑儀女士慨嘆這些女孩因著別人的罪惡而受害，同時又被指責為污穢人，成為「雙重受害者」，為女孩帶來身心靈無法彌補的創傷。為抗衡人口販賣的情況，豐榮事工建立了「豐榮女兒之家」，為受到性侵與性剝削的女孩提供一個安全的家，讓她們得到全人治療與身心靈的重建。豐榮事工更發展「豐榮女子學校」，為當地女孩提供基督教全人教育，看重自身的寶貴價值，培養女孩長大後在家庭及社會不同崗位上成為抗衡人口販賣的力量。

體會同在恩典 學會被愛與愛

吳梨玲傳道於2013年曾到柬埔寨「豐榮女兒之家」服侍兩個月，當時還是神學生的她領受了上帝的召命，要引領女孩以舞蹈敬拜上帝，讓她們感受天父的愛。她表示那些小女孩很期望得到別人的關愛，但她認為白白得到的關愛只會讓愛變得廉價，所以她帶領一眾女孩一同為學校大掃除，藉此教導她們學習付出。吳傳道坦言一至兩星期的短宣其實並不足夠，她呼籲有感動的弟兄姊妹最少停留一至兩個月時間，一同體會「同在」的愛與恩典，幫助一眾女孩回復被創造的榮美。

善待貧窮弱小 建立人道社會

上帝按著衪的形象造人，因此人有上帝的形象，雷競業博士表示人口販賣剝奪了生命的權利，將人物質化，摧毀了上帝的形象。然而聖經卻容許奴隸制度的存在，雷博士指聖經針對的是當代奴隸制度的處境性回應，不是絕對原則。奴隸制度在舊約時代有其處境性，但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奴僕，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作過奴僕。保羅更教導腓利門要視他逃跑的奴僕阿尼西母為「親愛的兄弟」，帶來關係的復和。雷博士認為教會及父母要盡其職，藉著講道到家庭教育，建立人道的社會文化。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人們有權申請刪除有關自己於互聯網上的負面、過時、多餘的個人身份資訊連結。早於2006年，歐洲已開始討論及推行這種權利。

基於去年歐盟對谷歌的裁決，[i] 民眾有權要求向谷歌申請移除個人認為 「不完整、不相關或不再相關或無需要的」搜尋連結。然而，資料並非被移除，只是在某些地區(即google.co.uk 或 google.fr)不會被搜尋出來。

法例的原意是為尊重和保障個人私隱，並且就一些個人事件或網絡欺凌等資訊，讓當時人可以不再被搜尋得到，從而忘記過去，重新生活。

由法院頒布裁決至今年七月，谷歌已接到歐洲近廿八萬人申請，涉及約一百一十萬個網頁連結。大部份申請者為普通民眾，欲將網絡上令人尷尬或對自己不利的搜尋連結移除。因申請者眾多，谷歌亦只能以機械式處理。不過，其移除連結的過程欠缺監管，以及低透明度的情況卻引起了歐洲學者的關注。

而近月，法國的資訊規管機構「國家資訊及自由委員會」(CNIL)更下令谷歌把區域性「被遺忘權」擴至全球域名，但谷歌深恐此例一開，將很有可能造成骨牌效應，導致更多超連結被移除，令更多人不能於谷歌搜尋器中找到需要的資訊，窒礙網上資訊流通。[ii]

至於在香港，亦曾有議員及私隱專員欲於本港推行「被遺忘權」，大家應密切留意，並在保障私隱與維持新聞資訊流通之間可以取得平衡。希望有關訴求不會很快便被遺忘吧！而在審視的過程中，各方可以理性討論當中利弊。

在平的地球上販賣人口

當我們讀《地球是平的》時，當中有個例子說，美國很多電話推銷和查詢的工作，都交了給印度做，因為印度人工便宜，而又能完成相同的工作，這是一種他形容為雙贏的狀態。

如將這理論套在人口販賣，你不難冰冷地分析為何兒童和女性的輸出國總是印度、印尼等貧困國家，而輸入國則是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當我們用全球貿易的視點看人口販賣，整個所謂的貿易系統其實都是在剝削最低下階層的基本人權。人口販賣之所以可惡，除了是因為被販賣的人的下場可憐，他們要擔當可怕的工作(如：性奴)外，更是將人淪為奴隸，甚至淪為貨物，他們在全球流動，淪為人口販賣的物流鏈。

這是在資本主義理論包裝下的不道德行為，而這種剝削，根本不只在人口販賣中出現。血汗工廠、數碼垃圾，甚至代孕母，都是在類似機制下，將自己不願意做的交由落後國家的人做，這種無形的侵害和剝削，比起有形及能看見的更可怕。

通識小秘笈

討論人口販賣時，我們很容易只集中在人蛇的可憐經歷，於是就只能下「他們好慘」這結論，但這件事背後的邪惡的核心其實是資本主義的操作。試想我們過分的用跨國「分工合作」的方式，最後就將所有危險及不安全的事交給整個地球上最低下的人去做。這種「經濟合作」，實際上就是剝削。我們只要想通這點，很多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課題，只要你細看下去，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毒在骨子裡，亦更容易感受到「工人得工價」的工價，其實不只是錢，還有人權、尊嚴，以及其他很多東西。

小資訊──關於人口販賣的三個流言： 

 
資料來源：http://lir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umanTraffickingMythbuster.jpg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2期

網絡社會與個人成長

網絡社會，根據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的說法，將人與人的距離和相處方式改變，以往人在不同空間往返，要行路、使用交通工具；但現在點對點的空間往返則可以透過即時通訊工具達至。社區的不同組織，以往靠一個個小組織，之上再有大組織日積月累地串連起來，現在群組討論已可將不同的點即時連結起來，產生更大的互動。三五成群，自成「大台」，打機、食飯、示威及吹水也可以跨越空間的限制。

這種將社會組織完全改變的模式，令青少年自成長就開始習慣穿梭在不同群組，講求自主、透明與開放，而非權威的管理、客觀的規則或合理的程序。青少年的成長期特別需要朋輩認同，是故在群組更容易從眾，以獲得社群的接納，以致可以得到身份認同，成功自立。

褪網，某程度上在鼓勵兩種連結。一、透過與真實世界的家人、朋友連結，從真實世界的人身上得到身份認同，比在互聯網中與來去自如的人交往所得到的認同，感覺更真實；二、褪網時亦可以選擇獨處，在過程中更加能感受真實的自我。獨處，不是離群，而是騰出時間，真的回答：「我是誰？」

這是青少年成長期中最重要，又必須要自己回答的一個問題，否則，只會回到「迷網」之中，尋找自己。

 

網絡社群	真實社群
垂直組織	水平組織
人可自由進出	對參加或離開較有要求
分散、只有扣連	緊密、有規則
隨時可透過網絡互通消息，決定事情	決定事情有較清晰的規定，有領導

 

通識小秘訣

通識課程中，幾乎六大範疇都不能不提及網絡對整個議題的影響，但論及網絡社會形成時，大家往往提及時空壓縮，人與人距離拉近，溝通變得方便，不用真實到達另一個地方也可以與人交流及互動。網絡除了令我們生活更方便，以及加快溝通速度，它更會自成一個新空間，有自己的社群，網絡中透過不同的介面，例如討論區、社交網絡與即時通訊工具等，產生不同面貌的社群，這些社群有不同特色，亦與真實社群的互動不一樣（參上圖）。同學們如能好好理解網絡的特點，並應用到答題之中，核卷員就能看到你對整個議題的分析，而不只是將理論背出來。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1期

 

這段時候，除了忙於改卷，還需要抽空替學生寫推薦信。寫得多了，有點麻木，遇到出色的學生，寫得較為暢順，但碰上一般的同學，想了半天，也未必找到他們突出優勝的地方。

走筆至此，想起半年多前為朋友的兒子寫推薦信的經過。Weldon是個中學生，成績卓越，父母希望他更上一層樓，到美國一流大學升讀，因此報了幾間中學，請我寫信推薦。某個週末上午，我約了Weldon見面，和他閒聊，加深認識。在天南地北的閒談中，我問他最喜歡的讀物是甚麼，他答是《To Kill a Mockingbird》。

研究顯示愛閱讀的人在各項工作上都會有出色的表現，特別在互聯網年代，大部份人士只會看Youtube，玩網絡遊戲，看一二十字的短訊，喜歡看書的絕無僅有，而讀名作的，更少之又少，所以Weldon這個答案十分吸引我，之後用了個多小時，談這說那，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To Kill a Mockingbird》是作者Harper Lee至今唯一的作品，在1960年出版，然後大受歡迎，成為很多美國中學的指定讀物。於1962年拍成電影，在奧斯卡金像獎勇奪三獎，包括最佳男主角。無論是小說或者電影，直至現在還廣受推崇。在2006年，英國圖書館特別推介，是成年人必要讀的書，其次是聖經，可知其受重視的程度有多大。

小說內容發生於1930年代的美國，一位白人律師為一名被控了強姦罪的黑人辯護，他欣然接受，但受到當時種族歧視下的社會攻擊，從而突顯了書中要探討的主題，如平等、歧視、正直、勇氣與公義等。

回到現在，上述的主題仍然值得探討。筆者做過一個實驗，分別和小學生和成人進行，就是剩下只有兩種東西，財富與正直他們願意留下哪樣。小學生活潑天真，答案多是捨棄財富選擇正直。我想都是老師教得好，從小便教導他們擁抱正面的價值，但成人呢？你認為他們的選擇是如何？答案是更誇張，成人一面倒的要正直，棄掉財富。原因很簡單，這是個遊戲而已，不是現實生活的選擇。在真實裡，作浮士德的多，正義的人少。

所以未讀過這本書或看過這電影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重拾正面價值，為己為人，建設公義而平等的社會。

話說Weldon早前收到學校通知，接納他的申請，在暑假便到美國繼續學業。我笑著對他父親說：「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有寫Da Vinci Code小說成名的Dan Brown，亦有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你兒子的成就，將要超越眾師兄啊！」

在此順祝Weldon努力學習，他朝成為建設美好香港的新一代。

全城褪網日於今年3月27-至28日舉行，除了四間學校過千名學生外，還有不少支持機構與其他在網上報名的朋友，以及當天在facebook寫下褪網宣言之後瀟灑褪網的網友們參加。褪網難；但亦有不少人未褪已驚，怕失聯。這種特別的關係和狀態，正反映我們對科技的過分迷信和依賴。

籌辦全城褪網日的想法，其實已蘊釀了好幾年。活動緣起於近年明光社接獲不少家長講座的邀請，內容都是與互聯網世界的親子關係有關。往往在講員發言之先家長們就會問道：「仔女打機/玩WhatsApp好沉迷，我們怎樣勸告也不聽從，怎麼辦？」

「不能放下」 無分大細

不能放下（unputdownable）早已成為新世代使用新媒體的其中一個現象。不少家長都為下一代著想，給他們用最新最好的手機及電腦，有家長坦言孩子用iPhone 6 Plus，自己卻在用iPhone 4，甚至小米。家中Wi-Fi長期保持1000M，孩子用的是最貴的4G網絡。家境小康一點的，為了給孩子「有節制」使用網絡，但同時又怕孩子超額使用數據，於是「折衷」用少於100元的無限上網計劃。孩子在互聯網自由奔走，所有資源是來自家長。

近年再問一下，發現不少家長們自己也沉迷網絡世界了。有家長坦言與孩子一起做了手機奴，明明一家人在家但也會用即時通訊工具交談；食飯時大家各自拿起手機與朋友聊天。部份家長曾發起暫停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但最終失敗。

褪網日的意念來源

參考過不同地方的褪網例子，有些人選擇每月放工、放學後褪網；有些則選擇褪網一天。美國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舉辦全國褪網日（National Unplug Day），[1] 那是由一個猶太群體發起，他們定下三月第一個周五晚上褪網一天，大家可以休息、到戶外活動或與所愛的人建立關係。

面對全城褪網日 各界反應兩極

於是，我們將此概念與友好機構分享並邀請他們支持，但有些機構聽到完之後卻表示：「這個概念很好，但是我怕就算自己都做不到。」看來「無手機恐懼症」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學校試行。初時學校的反應很兩極：有老師認為此活動沒有必要，因為褪網很簡單；但同時亦有老師認為當自己也常常要求同學上網找資料做功課，卻要他們褪網，根本是不切實際。在平衡兩者後，我們決定找放假的日子，那麼同學可以延後做功課的時間。結果大部份同學仍未能完全褪網，原因不外乎一不小心就開啟了即時通訊工具等。

及後至二、三月，知道這個計劃似乎難度甚高，成功率低。我們亦清楚知道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沒有決心做。最後我們於三月舉行記者會，請同學分享褪網心路歷程。身為家長代表的趙明在記者會中很坦白說：「褪網日，很多人以為是因為小孩子打機太勁，想佢地放下手機，但更重要的是，放下以後，大家如何相處……家長其實都要褪網，所以這是對大家的考驗。」

記者會完了後，社會反應同樣兩極：有報章撰寫社論，認為上網成癮嚴重，社會要正視問題；又有人認為褪網是反科技，沒有必要；更有前寬頻公司大老闆、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等等走出來，為自己界別站台，彷彿褪網一天，世界末日似的。他們又重申互聯網本來是使人生活更多聯繫，而不是失去聯繫。

褪網，重點在於讓生活重聯

其實他們說的也是，全城褪網日本來就不是要打爛任何人的飯碗。我們不是叫人永久褪網，更不是放棄科技，放棄手提電話中的遊戲。我們只是呼籲大家暫時離開網絡世界，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重點不是褪網，而是褪網之後的重聯。

當然，你仍然可以質疑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是否會互相影響，沉迷上網是否一定會影響真實溝通？答案是肯定的。問題是：如果你堅持認為上網一定會或者一定不會影響溝通，這其實，也是一種迷信。

褪網，讓生活重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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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網反思：慾望、需要與意義

不少團體也曾舉辦褪網，那些活動評價正面，也帶來很多反思，唯獨當事情是由明光社舉辦，總會引來很多有趣的討論。

有一位網民在社交網站上揶揄明光社平時常常叫人禁慾，現在連上網也管，他說褪網後會去「打飛機」（即自慰），並希望得到支持，豈料有人回覆並恥笑說，褪網不能去色情網站，要自慰一整天會否太難受。（事實上，明光社從來不是禁慾機構，即使現在鼓勵大家褪網，也是一天而已。）

有社工系老師認為整個活動管教、監控意味極強，根本不是由青少年角度出發，明光社需要在理解他們的需要後才推出活動，而現在引起反彈就更證明這不是受眾所需。不過，亦有網民友善提問，怎樣才可以肯定甚麼是受眾最需要的東西？若你用生活經歷讓別人了解問題所在，這其實也是一種受眾本位。

有人也認為褪網一天，意義根本不大。網友的回應也很直接：褪網日完成那天，剛巧當晚就是另一環保活動「地球一小時」，緊接是「饑饉三十」，這些活動同樣是透過象徵式行動，去讓人重新思想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如果說褪網一天沒意義，很多活動可能都沒有意義了。
 

當我們仍然活在「人口販賣很遙遠」的錯覺時，一群有心人已在柬埔寨努力回應人口販賣的議題，她們就是基督豐榮團契。

人口販賣問題猖獗    領受異象服侍

基督豐榮團契於2001年成立，其宗旨是幫助女性恢復在基督裡尊貴的形像，活出豐盛的生命。基督豐榮團契分為牧關、培育與社關三個部門，而屬於社關部的「柬埔寨豐榮事工」是今次專訪的焦點，我們訪問了基督豐榮團契會長吳淑儀女士，讓我們一起了解她們如何在柬埔寨服侍一群人口販賣的受害女性，幫助這群女孩子活出豐盛。

人口販賣包括被賣為勞奴、性奴、童工/童兵等。據美國國務院在2013年的人口販賣調查報告，全球每年約有二百萬到二千七百萬人口被拐賣，其中80％是婦女或女孩，被逼淪為性交易與性剝削的受害者。

柬埔寨的婦女部部長Madam Ing Kantha Phavi 在2012年接受訪問時說：「我國每年有逾數百名女孩被賣進妓院，被迫成為性奴隸，她們遭受各種各樣的虐待與折磨，過著像畜生般的生活，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們多數是被親人販賣的！」

豐榮團契的負責同工於2010年正式開始柬埔寨豐榮事工，將服侍地區定位在柬埔寨，因為當地是全球人口販賣問題 (特別是逼娼與性販賣) 最猖獗、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她們希望針對性別不公而策動整全福音事工去服侍世界上受欺壓、受剝削、受凌辱的弱勢群體。

喚醒認識性剝削    實踐基督真愛

豐榮團契的目標及定位十分清晰，透過籌辦豐榮女兒之家，希望喚醒教會及社會對性侵犯與性剝削的認識及關懷，並社會人士親自伸出援手去擁抱這群受性摧殘或高危成為性販賣的稚齡女孩。該機構又在2014年興建豐榮女子學校，除了希望透過教育令貧困家庭的女孩得到學習的機會，更希望達到抗衡及預防人口販賣的長遠果效。

校舍期望在2015年7月底落成；她們更會向社區開放校舍，拓展「豐榮婦女中心」，希望令社區進一步關注性剝削的情況。

要扭轉柬埔寨人口販賣的情況絕不是易事，特別是在柬埔寨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環境影響下，要改變當地人的觀念極之困難。柬埔寨人民於七十年代末經歷了黑暗的屠殺與高壓統治，處於極度貧富懸殊的狀態，受教育的機會極之寶貴；再加上「男為金、女為布」的傳統概念，更加促使性別不公的社會文化，令女孩的價值極其低賤。不少家庭為了賺錢甚或維持生計，會把家中的女孩賣給人口販子。根據柬埔寨2005到2006年的「非政府組織聯合統計研究項目」的數據，97%受害少女是由於貧窮因素而遭受販賣與性剝削，而這些受害女性中，文盲的比例亦高達32%。

恢復尊貴形像    活出豐盛生命

豐榮事工的同工明白到只是單純為受害女孩提供住處並不足夠，於是針對女孩所面對的現況作出實際回應：

• 豐榮女兒之家──治療與重建

豐榮女兒之家運作了四年多，為受到性侵與性剝削的受害者提供一個安全、讓生命重新開始的溫馨家園，同工會陪她們同走一段身心靈重獲新生的復原路。除信仰與心靈關懷及教育培訓，那裡更包括生活照顧、醫療及心理創傷療癒、法律扶助、職業訓練等等，達到全人治療與身心靈的重建。

• 豐榮女子學校──教育與自立

為抗衡並預防人口販賣，更重要是讓女孩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故此學校必須為她們提供教育。學校希望透過全人教育，讓貧困家庭的女兒獲得「徳、智、體、群、美、靈」的平衡發展，能發揮神賦予的恩賜，提昇教育程度並終身學習的能力。

• 豐榮婦女中心──提昇地位

由於柬埔寨重男輕女的文化根深柢固，學校希望藉著女孩在學校提高自立能力，令她們能夠與家庭和學校的鄰里，共同建立一個互相關心、彼此尊重、和睦合作的社群，以減少女孩被賣的情況，並讓人重新正視女性的價值。

除了為當地受害女孩提供宿舍及教育機會，豐榮事工亦有較長線的計劃，包括：鼓勵與培訓女孩成為未來的事工領袖；提供職訓就業機會，發展社會企業，並鼓勵基督徒商家在柬埔寨開設工廠， 為婦女們提供就業機會等。

不問服侍成果   播下盼望種子

全球看似開始關注人口販賣議題，然而在柬埔寨，人口販賣及性剝削仍以不同方式有增無減，而且被捕人數亦減少。豐榮事工的同工們看到這個情況，難免會有泄氣的時候，然而靠著上帝的恩典，即使事工再難，他們仍願意忠心服侍。

那些進到女兒之家的女孩，初時都表現出極度憤怒、憂慮、焦躁等嚴重心理問題；然而，在同工們及無數短宣隊員的悉心呵護及栽培下，讓她們嚐到了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的關愛與溫暖，再加上眾代禱者的誠心禱告，今天這些女孩得以重拾自信。當中不少亦已接受了主，體會自己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她們得以恢復在基督裡尊貴的形像，是神寶貝的女兒。

人口販賣屬於全球性、制度性的不公義與苦難，是不能漠視的。不論個人或是教會，都應該更深的進入世界，成為這世代的鹽與光，作這世代的良心。基督的救贖與更新不單只臨到個人與教會，更要臨到社會與文化。上帝的門徒有責任帶動社會文化的更新與改造。

基督裡的盼望就是改變與救贖的盼望，希望我們都能掌握這世代的動向，在觀念及地域上，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把福音「整全」地以口、以行動 、傳給他們。(太廿八19-20)。
 

人口販賣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全球性悲劇，當中有甚多令人心酸的故事。可是，討論這方面的電影卻不多，很多觀眾到影院都是為了找娛樂，悲慘的故事號召力不強，由於戰爭故事比較容易有英雄人物，但人口販賣的故事不容易有寫實的英雄，可能因此沒有多少人願意投資在這類製作。

然而，其中一個例外是美國黑奴的故事，因為這是美國文化的集體罪孽。對黑人而言，這故事是他們身份抗爭的根基；而對白人而言，這是懺悔和情緒抒發的一種，因此在美國有一定市場。以下會談論兩套近年有關美國黑奴的電影－－《黑殺令》(Django Unchained)和《被奪走的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

《黑殺令》劇情大綱

單從娛樂性而言，《黑殺令》明顯地勝一籌，但筆者要先警告讀者，該電影的導演Quentin Tarantino^[1] 是拍攝暴力題材的大師，《黑殺令》絕不適宜心智未成熟或是不喜歡觀看暴力的觀眾。

電影開始時， 主角Django和幾個黑奴一同被鎖在一起，有一位為奬金捕殺犯人的神鎗手Dr. Schultz出現並買下Django，他和人口買賣的商人的討價還價變成爭吵，最後更殺掉商人，Django和其他的黑奴因而得到自由。後來Django幫Dr. Schultz找到犯人，過程中Dr. Schultz教Django開槍，他們兩人成為好友。

原來Django的妻子Broomhilda也被賣成為奴隸，兩人終於在邪惡的Calvin Candie的莊園Candieland中找到Broomhilda，Django和Dr. Schultz於是嘗試以欺瞞把Broomhilda買回來，但被Calvin的黑人管家Stephen識破。隨後爆發了數次的槍戰，結果Calvin和他的隨從都死在Django槍下，但Schultz亦死於槍戰中。最後一幕，Django和Broomhilda騎著馬離開被炸得粉碎的Candieland大屋。

不能只看膚色分判善惡

Tarantino自編自導《黑殺令》，電影也流露著他著名的誇張人物性格和聰明的動作鏡頭。片中兩位販賣人口的商人，言行中顯得他們的智商和感情商數都低人一等，可說死不足惜。而莊園主人Calvin和管家Stephen兩人惺惺相惜，一個傲慢暴戾，一個阿諛忠心，兩人的言談都反映了他們對其他人的尊嚴或是生命的輕視。Leonardo DiCaprio和Samuel Jackson（電影中最有名氣的演員） 生動地演活了這兩個人見人惡的角色。

Dr. Schultz可算是最複雜的角色，他本來不談道德、只談生意，有滿肚歐洲文化的學識，卻以操槍為業；但隨著他和Django發展友誼，變得愈來愈同情黑奴的際遇，後來實在受不了Calvin的乖張性格，突然開槍射殺Calvin，引發後來連場槍戰。

電影強調Django的英雄傲氣，當他騎著馬第一次進入和最後一次離開Candieland時，鏡頭都刻意顯出他的豪氣；為了要救他的太太，他可以目睹其他黑人受鞭打而無所表示，也可以無情地連環殺人，不過他不會殺無辜的人，導演要帶出他如鋼鐵一般的意志。相反地，雖然Stephen是個瘸腿無力殺人的黑人，但是不知有多少黑人在他的無情管理下受苦或死去。黑人不一定是好人，白人也不一定是壞人，而是在於他是否看到每個人都有尊嚴。

《被奪走的十二年》劇情大綱

相對而言，《被奪走的十二年》的導演和演員都是無名的電影工作者。電影是基於十九世紀黑人Solomon Northup的真人真事改編。Solomon是紐約州出世的自由黑人，他是一位職業小提琴家。有一次有人請他到華盛頓演出，在途中那些人卻給他喝麻醉藥，他醒來時已失去一切證件，變成黑奴商人的貨品。

電影提到他在美國南部遇上數位主人，有較仁慈的，也有兇殘的。他多次思想逃走的計劃，但很多時不敢冒險去嘗試。有一次他寫了一封信，請一個白人僱工幫他寄出，但卻被那人出賣了。最後他遇到一位反黑奴制度的白人僱工，幫他送信到北方的家人，終於能回到自己的家。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角色的掙扎

可能因為電影是基於Solomon的真實經驗，電影中有一連串的故事，並沒有如《黑殺令》的緊密結構。導演Steve McQueen^[2] 採用一種近乎紀錄片形式的手法，讓觀眾體會一個旁觀者可能真實見到的難堪場景。

導演喜歡以近鏡表達各人的心靈掙扎，Solomon當然經歷最多的掙扎：他要不要刻意扮成沒有學識的人以避開別人的注意？他要不要逃走？他應不應該信任別人？每一個都是艱難和危險的決定。但他的主人同樣要作艱難的決定，其中一個主人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去買一個女奴和她的孩子，被迫拆散女奴的家庭，心裡面也充滿歉疚；另一個主人因為在情慾中愛上一位漂亮的黑奴，弄得家無寧日，主人的太太後來迫他鞭笞黑奴。他面上充滿憤慨，表達了他對自己、太太和黑奴的憤怒，那女奴因為自己的美貌被弄得生不如死；就算是販賣人口的奸商，也因明知他們抓自由人是犯法的事，而活在恐懼中。

在McQueen的鏡頭中，除了一些心靈空洞的白人監工，其他的人都在黑奴這不人道的制度中受苦。片中沒有英雄，也沒有大奸人，只是一連串的呻吟和偶爾的感恩。

電影反映了甚麼？

面對黑奴這麼沉重的問題，Tarantino選擇了用嬉笑怒罵的誇張手法去控訴將人視為貨物的無理，同時強調抗爭是合理的，這反映出一種憤慨和鍥而不捨的精神。而McQueen則決定以平實客觀的角度，讓觀眾看到奴隸制度如何在奴役所有的持份者，讓我們去哀悼，去尋問出路。

雖然兩者手法迥異，但同樣讓人深深感到黑奴制度的黑暗。可惜的是，人口販賣的悲劇並沒有隨著黑奴制度的消失而成為歷史。在今天有誰願意把當代的人口販賣悲劇搬上大銀幕，呼喚社會不要再去漠視呢？
 

有人說，如果從聖經看，妓女（現代稱為性工作者）可能是人類最古老的「職業」。如果那是屬實的話，人口販賣，則很可能是人類最早開展的「貿易」；而可悲的是，這兩樣事情，由昨日，到今天，仍沒停止……

人類被販賣，的確是個長篇歷史。而人口販賣和隨之而來的種種不公義制度和歷史，遍佈世界每一角落，例子多不勝數。

古代世界的奴隸早在創世記中，約瑟被他的兄長出賣，並下到埃及作奴隸。故事繼而演變至整個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之家」生活了四百年，再由摩西救助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後才到達應許之地。在舊約的規例中，也有記載關於主僕關係的條文：反映人口販賣和相連的奴隸制度，在當時社會是被容許的。

除了猶太人，人口販賣和奴隸制度也遍佈於舊時代的其他民族。由希臘城邦與後來的羅馬帝國，都有從戰敗國家中強行俘擄當地人民作本國奴隸的記載。據史料指出，在羅馬帝國的末期，奴隸幾乎佔整個帝國四分一的人口之多，成為了重要的勞動力和經濟支柱。

西方近代社會的奴隸

在近代社會，人口販賣成為西方世界發展中可悲的一章。隨著歐洲列強征服非洲等地，黑奴就成為新社會成長的原動力。當時，他們從事極厭惡性和危險的工作，，大量人手會被安排種植蔗糖；製造白糖時，在糖廠裡將蔗糖煮成糖漿等。這些工作既危險，又費力，更往往是廿四小時不停斷的…… 有黑奴就曾因太過疲倦，在煮糖漿時體力不支，然後意外地跌入煮沸的糖漿中成為「製成品」！

及後隨著工業革命，各種工業興起，除了廣為人知的童工、長時間工作及惡劣工作環境的問題，也有大量黑奴被賣去種植綿花，以供應紡織工廠的需求。而解放黑奴後來就成了英國、美國日後民權運動的開端。

東方世界的奴隸

而在東方世界，人口販賣和不公制度也時有存在。由早期的「客家人」被迫遷徙及開荒，備受當地人歧視，到清末民初數以十萬計的「契約勞工」被賣的故事（即「賣豬仔」），成了那一代人的悲歌：運氣好的可能告老歸田、甚至衣錦還鄉；不太差的，死後也希望能落葉歸根，；然而更多華工的下場卻是客死他鄉，有家歸不得。

不說不知，香港也曾是「賣豬仔」的一個重要基地。開埠初期，香港作為通往國際的港口，很多華工就是由香港的碼頭出發，一去不返。關於這段歷史，近年開始備受重視：如新近開幕的饒宗頤文化館，過去就曾被使用為過埠華工的臨時宿舍，曾是收容超過六萬名由華中、華北各地招募前往南非礦場工作的「豬仔」的臨時居所。

當代的「奴隸」與人口販賣

• Q: 人是如何被販賣？

A: 有些人透過威嚇、使用暴力脅迫、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使對方處於弱勢，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或取得某人同意以控制另一人等手段。只要是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那人，以及對那人造成剝削，就算是人口販賣。人口販賣將人類貶成可買賣的牲畜，或是可計算價值的商品一般。

• Q: 有多少人被販賣？

A: 至今仍未有一個準確的方法得知被販賣者的人數。全球124個國家涉及人口販賣，受害群體的國籍卻有152種。至少510條已知的人口販運路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估計，全球有120萬名兒童被販賣。相信這些數據反映的，仍只是冰山一角。

• Q: 誰人會被賣？

A: 在受害人中大多數是女性：49%是成年女士，21%是女童。數據顯示近年兒童、男性被販賣有上升趨勢。

• Q: 被賣的人受到哪種形式的剝削？

A: 主要是強迫賣淫或其他性剝削（53%）、強迫勞動或奴隸狀況（40%），以及摘除器官（0.3%）。其他（7%）包括：販運兒童參戰、輕微罪行或強迫乞討、拍攝色情物品、逼婚、詐騙福利、販賣嬰兒和非法領養等。

歐洲和中亞、非洲和中東等地區較多涉及性剝削（分別為66%和53%）；東亞、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則較多涉及強迫勞動（64%）。美洲涉及性剝削（48%）和強迫勞動（47%）參半。

• Q: 人口販賣者多數都是「金魚佬」？

A: 大部份刑事案的犯人女性比例佔10-15%，而能被成功檢控的女性販賣者卻有28%，並且她們所販賣的較多是女童。

• Q: 人口販賣受害者多數會被賣到外地嗎？

A: 有超過60%的受害者會被賣到外地，但仍有34%被賣到國境內其他區域。

參考資料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4年全球人口販賣報告》 (英文) ，網址：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GLOTIP_2014_full_report.pdf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址：http://www.unicef.org/protection/57929_58005.html

打擊人口販賣的資源網，網址：humantrafficking.org
 
 

人口販賣的議題，我們大多只是從報章得知，然而原來卻是那麼遠，這麼近。在香港，基督教團體基督豐榮團契服侍在柬埔寨的人口販賣受害者， Heather這位神學生更親身走進受害人群體中一段時間，與她們同行。這次同行不僅讓Heather看到女孩們的需要，更再次肯定她服侍這群女孩的呼召。

關注，從不認識開始

Heather忘了何時聽聞人口販賣的議題，然而她一直都沒有留心。直到2012年，偶爾看到一個有關人口販賣的特輯，首次在視覺上被撼動，亦開始留意多了。Heather當時已確定蒙召服侍神，但卻壓根兒沒想過要在這個議題上特別關注，只是一心希望努力為主工作。

後來在2014年初，Heather在教會實習時遇上了神學院的學兄，始知基督豐榮團契在柬埔寨服侍人口販賣受害人，她深被感動，並開始尋索服侍這群受害者是否上帝對自己的召命。奇妙的是及至7月，當Heather開始要探索未來服侍方向時，再次遇到那位學兄。這次學兄向她告知基督豐榮團契的其中一位負責人將會回港，可安排見面；在他引領下再與另一位負責人見面。然後，在12月Heather決定走進柬埔寨十天，親身視察工場，然後再決定是否參與柬埔寨的服侍。離港前一天，Heather竟第三次與該學兄相遇，柬埔寨的服侍異象，從此深深扎根在Heather心裡。

印象，從未接觸之前

在未真實接觸受害者前，Heather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把人口販賣與性及涉及金錢的交易拉上關係。雖然知道會有男性或小孩被販賣，但最令Heather感到扎心的是那些被販賣、被性剝削的女性心靈的創傷，所以她對於自己希望服侍的對象有清晰的認定。

被用作人口販賣的女性，有些情況可能是出於她們自願，甚至是藉此賺取金錢換取一些物慾上的滿足。那些女孩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時都會感到矛盾，縱然如此，Heather仍然希望把上帝的愛帶入她們的心中，醫治她們的心靈傷痕。

衝擊，親歷其中過後

2014年12月，Heather有機會參與基督豐榮團契在柬埔寨服侍當地人口販賣受害女孩的事工，親身與女孩接觸。這一次，讓她對人口販賣議題有更深刻的領受。

Heather進到基督豐榮團契的女兒之家探望一群被販賣的女孩子，深深感受到在柬埔寨人口販賣隨時都會發生，而且就在身邊。普通的一個人都會被剝削，而且那份被剝削的情況好像是沒有能夠被控制、改善的機會，那份感覺教人如此絕望。

人口販賣在柬埔寨是如此普遍，跟自己的距離如此近，而當中很多受害人都是年幼的女孩子。同樣身為女性的Heather，更深切渴望與她們同行，即使沒法為她們改變甚麼，最少盼望能把上帝的愛與盼望帶給她們，讓她們在生活中有一點光。

反思，對「人口販賣」的回應

在女兒之家的十天，Heather更感到個人力量的渺小。與女孩們相處，Heather深深感到她們的天真，她們與一般的小孩沒有分別，同樣地有著單純的笑臉，同樣希望可以探索世界，卻因著家人的出賣、貧富懸殊、「重男輕女」的價值觀，令她們要承受難以想像的創傷。

在女兒之家，Heather看到女孩們任人宰割的無力，但同樣看到愛使她們重新得到盼望；看到她們生活上的缺乏，但同樣看到她們對有機會經歷的珍惜。這群女孩子，即使在生命中經歷很大的創傷，甚至會永遠在她們的生命中留下傷痕，然而他們仍然對生命充滿盼望，仍然願意在安全的環境下敞開心扉。世界對她們縱使殘酷，卻沒有讓她們放棄，更讓Heather覺得需要令更多人認識、正視人口販賣問題。

行動，憐憫謙卑同行

明年Heather便從神學院畢業，她早已認定要踏上柬埔寨服侍之路，但仍然渴望得到教會的全然支持。「我期望神繼續感動弟兄姊妹，我期望是整個群體一起動員去宣教。而我只是一個代表，神不只是呼召我及差遣我，然後弟兄姊妹在背後支持我；神其實是在呼召整個群體，呼召我們，我只是代表大家出去。我希望明年當我出發的時候…… 這是一件屬於教會的事，而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事。」

宣教的路從來都不易走，要服侍這群受傷的生命更是不容易，然而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當看到世上的不公義，我們更要實踐上帝的教導。人口販賣，一點都不遙遠，我們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不能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現在就讓我們從身邊的人開始，一個一個的傳開，讓人認識並正視這看似遙遠的問題。

「無論誰因我的名接待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太十八5《新漢語譯本》) 當一個好憐憫的人是沒有地域之分，實踐行公義的事也沒有大小之別，作為跟隨上帝的每一位，我們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