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賭風持續熾熱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世盃趣事，沒完沒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終於曲終人散了。足球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加上在兩年疫情之後，全世界球迷都期盼著可以復常作賽，世界盃盛事理所當然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了！

不知大家的心水球隊表現如何？多少球迷有幾多晚要捱更抵夜，以致要「射波」（裝病）請病假？網上流傳有公司特地出了「員工通告」，警告同事不能濫告病假，否則極刑侍候，立刻炒魷！但同一時間，一位到現場觀賞球賽的觀眾特地畫了一塊大大的字牌，多謝老闆批准請假為愛隊捧場，並在網上刊登這帖子，居然又碰巧給球迷的老闆見到了！而老闆也識趣，「神回」了一句：“Enjoy your holiday. Be happy!”兩則訊息，實在相映成趣！

除了賽果和各球隊的表現外，事實上，今屆世界盃更好看的風景線，在於球迷的好榜樣：還記得在第一場球賽完結，當人人都盡興而去的時候，大家驚見有日本球迷們都留下來，幫忙執拾垃圾並分類，其後，這更感染了其他球迷一起清理場地，成為了本屆世盃佳話！而日本隊在賽後清理更衣室，一塵不染，更會加上祝福和手摺紙鶴。國際足協更特地在社交媒體表揚他們。日本球迷，國民質素之高，實配得成為世界第一！

賽事以外，世界盃期間有很多小故事，都值得我們留意。主辦國卡塔爾表面的確風光：既位於全球最富有國家的前列，她的人類發展指數亦驚人；國民生下來就是一世無休——生老病死國家全部照顧，衣食住行更有補貼——但同時這個國家又極度封閉：球迷先驚訝於這個國家的禁酒令，繼而會對她在同性戀及多元社會問題的取態，甚至對外勞的不公表示關注。平行時空之下，精彩賽事之餘，留下了更多反思的空間。

當然，各隊入圍隊伍，為了能取得佳績而努力，正如其中一屆世界盃的主題曲名字一樣：「To be no. One」。只得一個冠軍，實在使未能奪冠的隊伍飲恨，這對於已連續多屆不能踢入決賽週，屢受批評的國足（中國國家足球隊）就更不是味兒了。近年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大國崛起」，偏偏足球事業就一沉不起，實在是國家威望的「短板」（弱點）。有見及此，今屆賽事，中國就十分努力在每一個另類層面參與，造就了很多個「第一」。由世界盃第一場賽事起，已見到滿場的「中國第一，世界第二」的廣告，突兀之餘，其實也違反了中國國家廣告法對用字，排名使用的規則。而在今屆世界盃，中國隊雖然沒有入到決賽週的分組，但其實它入了更重要的「施工組」（取其諧音「C工組」，這是球迷取笑國足未能入圍而創作的笑話）：由球場，交通工具建設，各式基建，廣告投資，到球證都有中國的參與。中國外交部的「華姐」（外交部發言人，以言詞厲害見稱的華春瑩）更為此連出了八個Twitter post，盤點了世界盃的中國元素。

不過，國內社交媒體某些「反諷」可能更厲害，中國社交媒體曾流出一段「似是而非」的中國國足「威水史」：中國隊原來自2002年之後從來沒有在世界盃失敗過（因為那年以後就從來無打進決賽週）；歷屆世界盃賽事中，中國隊只輸過給三支國家隊（因為就只參與了一屆決賽週，且連輸三場）；中國足球王國跟巴西一樣，球衣都有五粒星（人家是五屆冠軍，中國是五星國徽）……到了今屆世盃總決賽階段，又有新的「冷知識」帖文，吹捧中國國足曾經於不同賽事中「完勝」過四強的所有隊伍——其中連友誼賽賽果也用來吹噓——所以中國國足已達世界最高水平云云……阿根廷奪冠後，該國球王美斯又被傳為祖籍山西，原名為梅建國……阿Q精神似乎仍深深遺留在某些國民的基因之內。而最叫人意外的，是原來中國於賽事轉播時，所有入鏡的觀眾、球員都會被「P」口罩（被修圖加上口罩）。

科學精準，就是最好？

另一方面，除了捧愛隊場，精彩入球，今屆世界盃，還有甚麼特別的亮點？

相信很多觀眾都會留意，今屆賽事，國際足協刻意的投入了大量的高科技，幾近是以科學精準掛帥：比賽「精準」計算補時，已經成為了大家的熱話：實在從來都未見識過史上最長的「補時14分鐘」！而近年來在賽事中，球證不論在作出入球或越位等裁決時，都會「參考」如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影像輔助裁判）重播、門線技術、鷹眼等科技協助判決，在今屆已去到「依賴」的程度：如在賽事中，場地系統會即時監察越位情況，「半自動越位系統」會告知旁證和球證球員有否越位。先不論多次「衣衫不整」而只因手袖，腳踭位越位而引起的爭議外，不禁要問，如果連判決都可以不經人手，自動運作，那還要球證、旁證做甚麼？

除了高科技「越位」判決帶來不少爭議外，日本隊在分組賽事中有一球最初被判「出界」但最後被電子足球科技（不說不知，原來今屆賽事所用的足球，每一個都配有電子定位設備，要先「叉電」才能使用的）判定有「1.88毫米」貼住底線，相關入球被判有效令該隊晉級，這引來不同球迷，球員，甚至球隊的抗議……相信這對於德國足總和球員們，肯定不是味兒了。但正如已故殿堂級體育記者伍晃榮所言的一句經典：「波，係圓嘅」一樣，足球場上真的「乜都可以發生」，任你運用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精準到不能再準，變幻仍然是永恆。

有趣的是，足球真的好像與高科技判決，十分之「唔friend」。其實在體育賽事中使用高新科技，不是今日才發生，也已經在其他運動賽事中使用，為何在足球賽上使用，爭議就多了？

這可能與足球賽事的本質有一點關係。現代足球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是在普及體育運動中最受歡迎、接受度最高、普及面最廣的一種，甚至被譽為「世界遊戲」。當時的足球隊其實多是由工人組織俱樂部而成，基本上有一個草地，劃上界線，參賽隊伍各派11名隊員參與，互相在這個長方形的草地球場上對抗、互相進攻就成了足球比賽的雛形了。足球比賽當然有相關的規矩，但其實當中的仔細程度並不如今天大家所想的精細：比如以足球場為例，基本條件是有一塊長方形平地，豐儉由人，由草地、人造草場、膠地甚至公園裡常見的混凝土地也可以。更簡陋的足球場，甚至可能只有兩邊龍門及幾條白線就可以了。就是根據國際足協的規則，足球場地的長度、闊度直到今天都只是一個「約數」：舉行國際性賽事的足球場地，長度應該介乎100至110米（110至120碼），寬度則應介乎64至75米（70至82碼），沒有劃一的標準；連帶犯規，判決，補時等等，都是由「人的因素」去決定，全無科學精準，也無準確計算。正因如此，球賽上無的是精確，有的卻是「執生」，雖然會有爭議，但同時也成為足球的魅力所在：由大家耳熟能詳的「上帝之手」，到今日日本隊的「出界球」，都成為一個又一個經典。

科學精準是否就是最好？還是留給大家判斷了。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2年10月4日，斯洛文尼亞議會通過了一項修正案，令她成為第一個東歐國家，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及領養孩子。[1]

2022年9月26日，古巴全國選舉委員會宣佈就同性婚姻、同性伴侶領養及代孕合法化舉行的公投結果，74%合資格人士參與了是次公投，超過三百九十萬名選民投票同意新的《家庭法》，贊成票達66.9%。長達100頁《家庭法》贊成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允許同性伴侶領養孩子。[2]

深受英國、美國、澳洲及拉丁美洲學前兒童喜愛、由英國動畫師製作的卡通片Peppa Pig，首次出現了有兩個媽媽的同性戀家庭，Peppa Pig的好友Penny Polar Bear在動畫中如此講述自己的家庭：「我與我的媽媽及另一位媽媽一起住，一位媽媽是醫生，另一位媽媽煮意粉。」該集節目在2022年9月6日於英國播放。

兩年前，一家美國網站曾發起請願，要求「在Peppa Pig卡通中加入同性家長家庭」，網站至今已獲得近24,000個簽名支持。發起請願的人寫到：「觀看Peppa Pig的孩子正處於易受影響的年齡」、「排除同性家庭會令他們覺得，只有單親或兩個不同性別家長的家庭才是正常的。」[3]

在2022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的聯合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基於性別議題及神學上的辯論，正面臨像路德會和長老會一樣的情況，教會出現分裂，喪失重要的教會及成員。根據早前聯合衛理公會的報道，該會批准了大約三百個團體退出該宗派，保守派倡議組織衛斯理聖約協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稱預計在下半年度的會議將進一步為有關事宜投票。此外，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約二十間教會和在德克薩斯州數百間教會正在考慮脫離聯合衛理公會。原則上，教會必須等待總會批准才能脫離，不過有些教會卻沒有等待批准，在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萊納州，有超過一百間教會為了要馬上離開聯合衛理公會，分別向當地的聯合衛理公會提出訴訟或要脅要提出訴訟。[4]

2022年9月20日，美南浸信會最高行政機關投票，決定與兩間教會斷絕關係。其中一間位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的College Park Baptist Church，這教會公開肯定、贊同和支持同性戀行為。事實上，這教會早在1999年已經離開美南浸信會宗派；另一間則是位於新澤西州富蘭克林維爾的Amazing Grace Community Church，美南浸信會認為這間教會在解決被指控作出歧視行為一事上，表現缺乏合作。有報道稱事件涉及種族歧視行為。[5]

2019年，一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學生組織首次尋求位於美國紐約市的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的認可，但組織的請求遭校方拒絕，該組織遂於2021年4月向大學提訴，稱大學必須批准其請求，因為它屬於反歧視法涵蓋的公共場所。

大學在法庭文件中將自己描述為「一所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猶太大學」，並表示一個正式的LGBTQ社團將與學校的宗教價值觀不一致。雖然宗教組織應不受紐約市的反歧視法約制，但2022年6月，紐約州法院法官Lynn Kotler在裁決中提到，大學不符合宗教組織的標準，並裁定大學須正式承認LGBTQ驕傲聯盟這個學生組織。

大學於是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企圖阻止Kotler裁決的執行，最高法院在9月14日拒絕推翻Kotler的裁決，並指大學可以要求紐約的法院加快處理大學提出的上訴，並尋求它們的幫助。

大學在最高法院裁決之後，停止所有學生組織的活動，並就Kotler的判決繼續在州級別的法庭提出上訴。9月22日，LGBTQ驕傲聯盟與大學達成協議，同意在大學上訴期間，推遲強制大學正式承認該組織，大學亦表示會恢復校內的社團活動。[6]

在美國家傳戶曉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在定義女性（female）時，提到女性與男性有相反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字典中亦有性別身份的詞條。來自加州的男子Jeremy David Hanson於2021年10月2日發訊息至該公司，批評他們在公然撒謊，其宣傳是反科學的，絕對令人作嘔，他又提到沒有「性別身份」這種事情，寫這篇文章的白痴應該被追捕和槍殺。之後他亦在該公司網頁的「聯絡我們」中發出訊息，揚言出版社的總部應該被射擊和轟炸。到了10月8日，Hanson再次在「聯絡我們」表示「我要開槍轟炸你們的辦公室，因為你們說謊和創造虛假的定義，以迎合變性黑手黨……」除了出版《韋氏字典》的公司，Hanson分別向其他公司發送威脅性電郵，包括Walt Disney等。Hanson於2022年4月20日被拘捕，5月5日被起訴，9月8日認罪，美國地方法院法官Mark G. Mastroianni定於2023年 1月5日宣判刑罰。[7]

美國科羅拉多州一位平面設計師Lorie Smith，創辦及擁有一家名為303 Creative的工作室。根據法庭文件，Smith一般願意為LGBT客戶提供服務。然而，她打算開始設計婚禮網站，卻不願意為同性伴侶創建網站，聲稱這違背了她的基督教信仰。

根據科羅拉多州的《反歧視法》，基於「殘疾、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國籍或血統」拒絕向某人提供服務是歧視和非法的。2016 年，Smith入稟法院向該州民權委員會的成員和時任的州檢察長提控。Smith辯稱，被要求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侵犯她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律師稱之為「強迫言論」。2019年，科羅拉多州的聯邦初審法院駁回了Smith這項企圖阻止反歧視法的申請。她提出上訴，巡迴法院維持之前的裁決：她不能拒絕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即使這違背了她的信仰。Smith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於2022年2月同意聽取她的陳述，不過僅限於涉及言論自由方面的內容，而非宗教自由。法院尚未確定口頭辯論的日期，並且可能要到2023年6月，即法院開庭期將結束時才會作出判決。[8]

英國航空公司維珍航空在2022年9月28日宣佈，更改有關制服方面的政策，以更具包容性。機組人員、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不再需要穿上性別定型的制服，而是可以選擇最能代表他們的服裝。[9]

2022年9月21日，國際足協和今屆世界盃的主辦者承受了一些壓力，包括英格蘭在內的幾支歐洲球隊表示，計劃讓其隊長在國際賽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期間，佩戴印有六色彩虹心形圖案的臂章，作為反歧視運動的一部份。國際足協在11月宣佈如有球員戴上該款臂章出賽會被罰黃牌，這令幾支歐洲球隊改變主意，不會讓球員佩戴該款臂章上陣。國際足協對球隊在世界盃上的衣著，以及在球場上表達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取向，一直均有嚴格的規定。

另外，卡塔爾有官員曾表示歡迎所有球迷參加11月和12月為期一個月的賽事，但那裡保安部門的官員則警告支持者為了自身安全不要攜帶彩虹旗入境。[10]

澳洲首位高調出櫃的現役男性職業足球運動員Josh Cavallo表示，在授予大型體育賽事的主辦權之前，應考慮一個國家對LGBT的立場。他早前表達他「害怕」參加卡塔爾舉行的世界盃賽事，因為在那裡同性戀屬於刑事罪行。他敦促體育界的領袖選擇世界盃和其他比賽的主辦國時，要考慮到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安全。[11]

2022年10月有報道指，德國同運組織正計劃在柏林的LGBT多元房住區中開設兩間幼兒日託中心，新的幼稚園旨在教導小孩子有關LGBT及其發展的知識。組織表示許多學校和日託中心仍然難以就同性戀、變性和雙性人對兒童進行教育，他們想要改變這種情況。而一名極具爭議的德國作家Rüdiger Lautmann將是幼稚園的其中一名負責人，他曾撰寫一本名為《對兒童的慾望：戀童癖者的肖像》的書籍，當中主要描述60名戀童癖者的故事，他們承認曾經對兒童（主要是男孩）進行性虐待。書中提出戀童癖是一種性傾向，即使兒童只有四歲，已有能力表示同意與成年人發生性接觸。[12]

Giorgia Meloni成功當選成為意大利首相，她在2019年、在競選時曾宣稱自己是一位母親及基督徒，她已於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職，在她上任後有可能會實施反酷兒及反墮胎的政策。不少同運團體已在擔憂他們的未來。

前任政府在把權力移交給新任政府之前，於10月6日通過了一項新的LGBT權利計劃：長達30頁的「2022-2025年全國LGBT+戰略」，計劃旨在打擊在學校、大學、醫院、監獄、體育俱樂部和一般工作場所出現，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行為。[13]

由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爾組成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於2022年9月6日發聲明，要求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從其平台上刪除含有「冒犯性內容」的節目，指有關內容抵觸了伊斯蘭及社會的價值觀和原則。外界相信，該委員會的矛頭是指向與同性戀相關的節目內容。[14]

數千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參加了反對LGBT遊行，他們呼籲關閉LGBT組織並展示標語：「保護你的家人和你這一代人」、「對沒有社會性別的社會說不」和「父親 + 母親 + 嬰兒 = 家庭」。這次遊行的發言人Kursat Mican指出他們收集了15萬個簽名，要求在社交媒體、體育、藝術和Netflix中禁止他們所謂的LGBT「宣傳」。

在獲得該國廣播委員會的批准後，反LGBT遊行的廣告亦在電視上播放，該委員會認為這是關乎「公共利益」。一個在歐洲和中亞地區爭取LGBT平等的組織——ILGA Europe，在Twitter上寫道：「土耳其國家需要履行其保護所有公民免受仇恨和暴力侵害的憲法義務。」人權組織——土耳其的國際特赦組織則表示，宣傳是次遊行的電視廣告是違反了土耳其的非歧視原則。[15]

美國猶他州是由保守派主導的州份，但因為它對結婚資格的限制並不包括必須居住於當地，或必須在當地持有公民身份的人，於是它成為外國同性戀伴侶首選合法結婚的地方。在疫情爆發後不久，有中國的民眾詢問猶他州證婚人Michael Foley，能否替居住在中國的同性伴侶主持一場線上的「遙距」婚禮。Foley表示，只要雙方已成年、且持有合法年紀證明，就可以進行記遙距證婚。於是，現居於中國西安的兩名女子，便在網上進行了婚禮。

Foley提到他曾為到多對居住於中國的同性伴侶證婚，他們當中有些不是中國人，有些的另一半不是中國人。[16]

（資料截至2022年11月21日）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警方近日以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拘捕一名女子，據了解她是著名網紅蘇淼淼。一間網媒對該名網紅作出查詢，網媒的報道指，她聲稱自己沒有參與賭博，但當記者指她曾提及「贏錢」，她就對記者說：「你咪報警囉」。[1] 有關事件反映網紅未必像一般傳媒工作者，其報道有編輯把關，即使在社交網絡平台，也只是透過人工智能去攔截問題，但如果在網上發放消息，做KOL的人沒有基本的傳媒素養，最後有問題的資訊相信只會屢屢出現。

《香港01》在一篇報道就指出，[2] 有網絡賭場向不同的美女網紅打主意，有網紅爆料指有網上賭場以「每出一個限時動態（Instagram STORY）3000蚊」作招徠，只要她出幾個贏錢截圖，就可以有五位數字收入，甚至有網站曾以30,000元底薪邀請她在社交媒體宣傳，如有人因此而下注，更可獲百分之五的佣金，最多可以月入達十萬元。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如果在香港並非通過馬會提供的投注網站下注，其實就已經是犯法。雖然過程中看似沒有錢銀交收，但只要整個過程有賭博成份，也是違法行為，更甚者是不少網上賭場根本就先收取你的信用卡資料，你用信用卡套取賭本開局，風險比用現金高，而且更容易債台高築，無法自拔。

至於協助宣傳賭場的KOL有沒有犯法？其實如果有人在網上鼓勵別人參與網上賭博，形同協同教唆，當然有機會犯「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七年。在香港，網上到處可見不同的網上賭場宣傳，只是大部份情況都不易找到傳遞這些宣傳訊息者的身份。網絡世界隨處都有機會出現賭博陷阱，巿民不小心提防，見到自己信任的KOL推廣就以為很安全，最後很容易誤墮法網。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的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馬會暫停六合彩，足球賽事暫停，馬會只提供賽馬賭博活動，香港人就會減少賭錢嗎？當然不，面對疫症，市民沒有減少賭博，不少戒賭中心坦言賭博活動地下化、網絡化、多樣化地出現，同時戒賭求助個案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個案多樣化，而且不少個案中的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有戒賭機構表示近月要加強危機處理的培訓，因為很多人求助，同時尋死。

求助個案增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戒賭服務）陳志華先生在4月的一個記者會中表示，疫情沒有令個案減少，求助個案更由今年1月的214宗上升至3月的334宗，增幅達五成六。他提到當中有一個案是一名20多歲的當事人在網上賭博，家人以為他只是上網打機，豈料他最後欠下近10萬元債務，被債主上門追數，家人始發現他出事。陳志華表示，沉迷網上賭博者的情況嚴重，而且非常隱性，家庭成員要多加留意。

無力償還債務

賭博的人多了，求助的人數也在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台高築和無力還錢，賭徒最後惟有向戒賭機構求助。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姑娘透露，近月因為運動比賽暫停，賭場也一度暫停，借錢給人者為了確保收入，最後就向那些未還錢的債仔埋手，要求他們盡快還錢。她說：「有試過上午要求一個人下午還1,000元，下午還不到就要還3,000元。如果他們真的有錢當然會還，但現在他們就是沒有錢，所以才求助。」

失業、失經濟來源

周姑娘又表示，賭徒如果懂得求助可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表示，在疫情下，不少參與賭博人士失業，平時他們可以用人工來賭錢的，突然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少人會用自己的最後一份糧，去澳門「搏一鋪」，當然大部份人都是損手離場。她說：「他們以為還有機會可以贏錢，其實輸錢皆因贏錢起，最後就『焗』賭，即以為賭是解決金錢問題唯一方法。最後當然就是輸清光求助。」

高風險投資活動

至於賭博的方式，很多人以為賭徒都是在網上賭，但實際上現時的個案，打麻將、上網、外圍、地下賭場、甚至是股票，甚麼都有。周姑娘說：「早排因著外圍股巿波動，也收到求助個案。股巿波動有時更大，部份求助者更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一輸不但輸身家，更即時有一身債務需要處理。」早前就有新聞報道，外國期油價格因為插穿到負數，即使買貨很少，但投資者也可以輸身家。可見高風險的項目不會因為疫情出現而消失，相反會有更多人躍躍欲試，最後只會泥足深陷，更難翻身，部份賭徒因為上落太快，數額又大，一時看不開，容易有輕生念頭。

改用網上投注

除了股票，網上賭博外，即使一般基層，也受到賭博氛圍的影響。基蔭家庭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蕭張玉蓮師母表示，疫症之下，即使有限聚令，但街頭的賭博活動並沒有因而減少。她說：「而家喺公園，雖然話限住係四個人，但係佢哋咪開多幾枱囉，佢哋無因為咁樣就停止賭博。」蕭師母也留意到，馬會雖然暫停了投注站，但馬會的投注服務並沒有停下來，只是全部改為網上服務，早前馬會特意重開投注站教人開網上投注戶口，那幾天就「排晒長龍」，可見賭風沒有減少，只是轉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宜留意

蕭師母強調，現時參與賭博活動的人，先有錯誤的賭博觀念，以為賭錢就等於賺錢，另外很多人都有賭癮，所以不會因為馬會停賽他們就不賭，反而他們會找其他渠道賭博，否則這就不是賭癮了，所以她呼籲家人應多加留意平時喜歡賭的人，有沒有在馬會停了賭波及六合彩之後，改為參與其他類型的賭博活動。她呼籲有需要家庭，要盡快求助。

疫症當前，為了減少聚眾，主題公園早已全面關閉，政府亦兩度宣佈暫停政府非緊急服務，大部份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例如球場、公園也有封場安排，部份不用預約的免費球場，近日其籃球架被封、龍門被搬走，遊樂場亦被膠條封住，雖然做法有爭議，但可以肯定政府不願意巿民因使用康體設施而聚眾，正如許多非民生必需但有聚眾風險的場所（如戲院、麻雀館、健身室、酒吧和卡啦ＯＫ店）亦要暫停營業。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有關措施無可厚非，只是為何每次馬會總是獲得特別優惠而豁免？

回顧馬會2018-19年度年報，馬會透過博彩稅及利得稅，為政府帶來233億港元收入，並撥款13億港元予獎券基金，馬會形容數字「破紀錄」¹。根據政府收入帳目表，政府2018-19年度的博彩及彩票稅則高達221.94億元，在稅項上只排在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之後，佔政府經營收入的百分之4.8  ²。馬會實在是政府的其中一條大水喉。

但當社會各行各業也在抗疫，運動場館全數關閉之下，我們實在看不明白為甚麼賽馬如此重要和必需，以至不可以停，以及要容讓馬主繼續享有特權在馬場內社交聯誼？澳門在疫情剛開始便果斷地一度關閉作為經濟命脈的賭場，為何香港馬會仍可心存僥倖而繼續聚眾？

監察賭風團體不賭21於今年二月和三月先後要求關閉投注站和麻雀館，兩次均清晰要求馬會同時暫停賽馬，但最後政府仍然不敢拒絕馬會繼續作賽的要求。在疫情未受控之際，馬會就像一個擁有特權的王國一樣，政府因為怯於馬會的權勢、稅收和捐款，就放棄了積極抗疫，政府連封關也敢，就是不敢封馬場！

馬會聲稱減少聚眾而關閉投注站，實質上仍千方百計留住馬迷。在關投注站初期，逢周一周四就堅持開放十多間投注站，盡力吸引客戶大排長龍申請網上投注，此乃聚眾之一，至今即使投注站關了門，但其落地玻璃後面的大屏幕仍然不斷更新賽馬資訊。在限聚令生效之後，日前筆者在賽馬日路經投注站，發現仍有不少馬迷駐足觀看。如果馬會認真不想聚眾，何不將之完全關閉？說到底就是在疫情之下，仍想引人賭馬，或者用盡一切方法留住馬迷。此外，馬會作為一個財力豐厚的大機構，就算暫停賽馬，亦必須盡力保障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的飯碗，不能用暫停賽馬為藉口而刻扣工資。

當全民嚴陣以待，防止疫情擴散的時候，為何政府和馬會不能暫時停一下這明顯聚眾的賽馬活動呢？ 萬一馬場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點，究竟誰會為此而負上最終責任？誰會因此引咎辭職？

1.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rporate-news/chinese/2019-08/news...

2.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93&ID=0&pro...

本月二十三日，馬會於廣州的新基地「從化馬場」，將舉行首次「速度馬術比賽」，馬會聲明五場賽事不開彩池，延時轉播，馬會事務執行總監兼港區人大代表譚志源在傳媒專訪時更強調場內活動老少咸宜，有遊戲攤位，資訊版等向社會各界介紹賽馬「活動」，「當然不會好似香港咁講邊隻馬會贏。」

馬會一直的說法是，將沙田馬場的部份設施搬到從化，之後沙田馬場可以進行翻新，又強調從化是後援基地，做訓練、醫療等等，目標是鼓勵更多人加入這個行業。不過，馬會在從化設立馬場，可以影響到香港的賭風嗎？我們的擔心也許不是多餘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 就用現在的法例法規，即使將從化馬場的賽事視為「海外賽事」，以馬會的技術當然可以輕鬆引入，並加入在原本的規劃之中，畢竟政府只限賽事數目，但不限地區，馬會有絕對的自由度加入該地的賽事。
2. 未來如果大灣區進一步緊密合作，除沙田和跑馬地之外，再加上從化馬場作為賽馬日，現在賽馬日只限日數，沒有限場次，未來可以兩地同跑，又或者甚至索性直接加入賽馬日數，無論用哪一種方式，都不能避免的會增加賽馬的場數。

這種在內地開設馬場的「工業」，醉翁之意明顯不在於將之成為一個「賽馬工業」，更重要的是開拓「運動博彩」。早前內地發改委發布《海南省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實施方案》時，就曾提出要鼓勵賽馬運動等項目發展，並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這明明就是指要透過賽馬，開放內地賭博巿場。雖然內地有自己的官方彩票系統，但馬會在過程中做的協助，馬會提供技術，賭博收益歸內地，馬會就變成了內地開賭的助燃劑。

根據內地財政部網站的資料，今年1月，內地彩票銷售共479.55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25.1%，體育彩票銷售有267.36億元，增長40.8%。可見內地賭博活動已經盛行，而且還有持續增長的趨勢，香港有需要加入成為賭博活動的輸出地嗎？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睇波踢波不賭波」，其實已經成為世界盃期間不少人的口號。不過究竟怎樣踢，怎樣睇，似乎很多人仍停留在踢波就是比賽，睇波就是待在酒吧，與粗口、花生為伍。究竟睇波踢波還有甚麼新意思？特別是在教會內有沒有欣賞足球比賽的可能性？

明光社於世界盃前夕（6月9日），與大埔足球會和路德會青亮中心合辦「世界盃親子足球同樂日」，吸引了20個家庭，共50人參加。活動最先由宣道會基蔭堂蕭如發牧師分享防賭、反賭訊息，及後一眾四至八歲的小朋友分為三組，接受和富大埔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兩小時的指導，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術，如控球、運球、射門等，家長則從旁陪伴，更「落場」陪孩子踢波。每個家庭最後均會得到由大埔足球會和青亮中心送出，以防賭戒賭為題的紀念包，在世界盃期間加強防賭、反賭的訊息。

同時，我們鼓勵教會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開放教會予肢體，甚至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在教會欣賞足球賽事。近幾屆世界盃都沒有免費電視頻道直播所有的賽事，不少人因此被迫到酒吧，甚至馬會投注站觀賞賽事，這些環境充滿著不同的賭博資訊，令人容易產生「睇波不賭波，睇來幹甚麼？」的感覺，當我們鼓勵他們來到教會時，一起觀賞球賽的觀感和教會能提供的配套，則完全不同了。[1]

我們認為，睇波雖然可以成為教會的活動，但同樣有幾個前提：1. 教會有睇波的肢體，要見到有人有需要後才考慮做，如果教會沒有睇波的人，不用因為主觀覺得這是傳福音的機會而硬推；2. 定位要清晰：實際上如果肢體未準備好將活動開放給其他人，而教會有資源又願意的話，將之成為一個「圍內人」活動也未嘗不可。畢竟他們不在教會看球賽，也會在酒吧、商場看，倒不如在教會與較為相熟的人一起看；3. 配套要清楚：部份有規模的教會，可以在活動中加入了足球遊戲，彩繪，五色拼盤等不同的元素，開放活動吸引新朋友，但並非每間教會也具備相同資源，我們鼓勵大家量力而為。

未來我們樂見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會活動，離開著重程序或聚會的模式，真的按著人的需要，讓肢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與信仰接軌。

有圖不一定有真相，有時有圖甚至更誤導！我們往往太快或太容易因為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而下結論。現代社會除了假消息充斥外，很多假象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出現，防不勝防。

能成為網絡紅人，有一大群的忠實「粉絲」，當然令不少人羨慕，不過，網絡紅人其實也可以用金錢「打賞」出來，紅人其實也是金人，不能不察。就算做不了網紅，但現時要自拍和直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更神奇的是那些瞬間可以為人美圖的程式，要為自己「虛擬整容」易如反掌，大家輕易可以在別人面前展示不真實的自己，或不斷模仿其他人，社交媒體往往成為了互相偽裝的平台。

由於大家喜歡注意表面的事，於是，一些傳媒在衡量性教育是否成功的時候，往往喜歡以青年人是否懂得使用避孕套作為考量；關於賭博問題是否惡化的時候，政府喜歡單單舉出實際參與人數是否有增減，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他重要影響，如參與睹博的年齡、途徑及大家對睹博的觀感等。而在教會圈子，在討論教會有沒有參與社關的時候，也容易傾向以教會或機構有沒有就某些受傳媒高度關注事件出聲明、參與聯署或在社交媒體表態等等來衡量。

看得到的有時只是表面的現象，要真正了解問題，往往要看深一點、看多一點。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馬季煞科，因著今年賽馬天數增加5天，由83天加到88天，投注總額由去年1,061億升超過1,174億元，增加超過100億，約為10.7%，創回歸後新高。

馬會去年不斷喊窮，總投注額下降1.7%就大叫救命，聲稱未來經濟差會令投注額一直下降，必須要增加賽馬日。但根據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2016」研究報告指出，八成二受訪者認為每週賽馬兩次已經足夠，市民大眾根本就沒有要求增加賽事的呼聲。

我們多番質疑政府批准馬會增加賽馬日的準則是甚麼。是否純粹以「稅收」出發，以為稅收愈多就愈可以無視賭博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當香港各種賭博活動不斷發展時，最受影響的其實就是受此引誘而下注的小巿民。賭博機會增加，病態賭徒「局賭」的情況只會愈加嚴重。

今年馬季，不斷聽到墮馬意外的新聞，實際上馬匹亦因著不斷操練和比賽而有過度疲累的時候，此外，馬迷也需要休息，本來暑假就是各方面最好的休息機會，但馬會為賺盡利潤，並且得到政府全力護航，到今時今日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