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傳媒的「藍天」打打氣 . . .

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政府去年就《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諮詢社會意見，才大半年就火速立法，當年的理由不外就是政治起底嚴重，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自己是起底風氣的受害者，也有議員提出治亂世用重典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到今日，法例已立一年，私隱專員早前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時，提出截至今年9月多個網上平台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九成訊息已被平台移除。現時因政見分歧而起底的網上訊息，已較2019年大為減少，條例至今大部份投訴涉及生意、感情糾紛，約佔七至八成。

筆者去年11月就已撰寫文章，強調很多網絡中的「生活日常」例如感情糾紛互相在網上對質、商業上公開某公司做事的問題以表達不滿等等，容易中招，觸犯法例。[1] 果然一年下來，私隱專員公署拘捕的案件，大都就是類似的情景，有因為金錢糾紛的、[2] 也有租務糾紛的。[3] 上月首次成功定罪的案件，就是感情出現糾紛後，其中一人將對方的個人資料刊登在不同的社交平台。[4]

根據報章報道，截至9月底，私隱專員公署共就91宗案件展開刑事調查，當中七宗有拘捕行動，起訴兩名被捕人。政治上的起底犯卻無法打撃，因為在有關方面拘捕他們之前，他們早就消失了，現在這條法例拘捕的人，多是因為一時情緒不穩，或者因為受到莫大委屈希望在網上得到伸冤而犯案。他們知道做這些事會有機會犯刑事罪嗎？未必，因為條例太新，而且網上「唱衰」一個人，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原來也會「犯法」，所以有人誤墮法網，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所述，在法例制定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因素，應該要以私隱被侵犯而造成的傷害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並應該給予對方刪除訊息的機會，現在的法例並未有提升門檻。如此情況下，政府卻未有進一步的進行針對性宣傳，宣傳品集中在政治內容上，反而未就社會和坊間一般出現的網絡侵犯別人私隱的情況去宣傳和討論，最後觸犯此法例的當然就是一般巿民而不是在立法時所強調有政治意圖的人士。

起底，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好的網絡使用習慣，我們不鼓勵大家去起底，但另一方面，有些市民自行透過網絡來表達不滿、或以某些行為來報復，可能由於他們不了解法律、或者受了委屈但有冤無路訴有關、以及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出此下策，若果相關的法例太嚴苛，會造成不必要的反效果，可能教育還是較好的方法。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資料庫

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起底」，是網絡文化之一，有討論區更設「起底組」，但凡有不平事，網民就「起底」而攻之，先有找出個人社交網站，之後就是家人，還有其他的個人資訊，例如全名、電話、地址、公司、車牌、職業、工作地點，甚麼都可以翻出來，也沒有人查證，反正就是要令你感到害怕。部份人拿到這些資料更會惡作劇一番，例如冒充你去點餐、買外賣、用你的電話號碼申請不同的東西，只要資料夠多又準確，隨時會受害。

原本這些網絡文化就沒有人管，但自從社會事件發生之後，不論任何陣營都盡用這些網絡空間去將對方「起底」，甚至務求令他們感到生命感受到威脅，於是「起底法」橫空而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立法會會議中指，大量受害人，例如警務人員、官員、政見不同的公眾人物「包括在座各位，同我」都曾被「起底」，又指有警務人員的子女遭公開資料，及遭同學杯葛。政府決定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私隱條例》），將之加強，引入針對網絡「起底」的內容，簡而言之，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有意圖或罔顧導致當事人或其家人受指明傷害，已屬違法。私隱專員公署更製作了詳細指引，[1] 說明在不同情景下如何會觸犯法例。

筆者細閱了有關指引，卻發現法例如認真執行起來，很多今時今日的網絡行為，我們看來是生活日常，但在有關法例生效後（法例已於今年10月8日生效），這些行為很可能已是違法行為，本文嘗試舉三個在法例生效前出現過的例子／情況，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例子中的行為如在今日出現，有關人士應該已觸犯了法例，或說他們的行為都十分危險，很有可能會因而受檢控。

1. 食壽司不斷被點餐事件：

今年10月2日，事主於facebook群組分享到自己正在某壽司店用膳，用餐期間他將壽司和落單用的QR Code照片分享到社交網絡平台，豈料不少網民竟以「擔心事主唔夠食」為理由，「幫手」不斷落單，最後埋單金額高達9,173元，連加一服務費總金額破萬元。事件令該壽司店的部份食品一度售罄。[2]

根據已修訂的《私隱條例》第64(1)條：「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a)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獲取；或(b)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上述個案中，替事主落單的網民有機會「中招」嗎？極有可能。雖然惡作劇的人未必知道事主是誰，但他用了對方落單的QR Code去點餐，其實等於打開了對方的錢包，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消費，這樣行為的確是未經對方同意而取用對方個人資料，以致直接令對方蒙受金錢損失。

2. 網絡作家莎比亞妻疑與男教師外遇事件：

今年8月，網絡作家莎比亞被爆其妻疑與一名男教師外遇，當中更有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截圖、照片流出，部份網友更即時搜尋到其妻與外遇男教師所任教的學校的名稱。[3] 在《私隱條例》未修訂之前，這種「起底」行為是沒有法例禁止的。

上述事件的網民，在法例生效後，有機會中招嗎？有。如果事件在今日發生，如此將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意圖或罔顧該披露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披露者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和監禁兩年。條例中並沒有寫明提供資料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和受害人有任何關係。現時網絡上有不少人好事之徒，見到這些吸睛的事就主動為他人「起底」，他們很容易就誤墮法網。

3. 社交平台的黑店專頁：

社交平台有不少群組和專頁，都會請網友分享他們不同的黑店經歷，即曾到過哪家黑店購物的遭遇，當中網友除了寫明店名和經歷之外，有時也會拍片拍下售貨員的樣子，甚至店舖老闆的樣子，以及公開有關人士社交媒體個人戶口的資料，或有關其個人資料的截圖。

在網上發佈有關店舖的老闆或店員資料的網友，有機會中招嗎？有，雖然說那些資料可能是公開的，但如果我們將之與黑店故事連結，當中可能又有相關人士的家人的樣子，甚至家人的資料的話，基本上也會構成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披露他們的資料，意圖令他們蒙受損失了。

資料庫

由2019到2021  起底行為刑事化

「起底」問題引發的討論，自2019年起備受各方關注，該年10月，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指，很需要檢視香港的法律，希望往後的法律在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能夠令他們更有能力去對付大規模網上「起底」和欺凌。[4] 今年2月，特首再次指，政府會從執法和修例兩方面著手處理「起底」問題，包括修訂《私隱條例》，把「起底」行為定為刑事罪行。[5] 到了 5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便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中介紹政府計劃就《私隱條例》作出的修訂建議，以打擊「起底」行為，並建議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6]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於9月29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10月8日生效。[7]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推送迎合個人口味的內容，對人們帶來甚麼影響？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時，這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你的喜好，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你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是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素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試前過濾一下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很可能早就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這些數據？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因應數據而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數碼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原文於2021年5月2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曾經聽過一位留學以色列的港人分享其「驚險」經歷：有一次他獨個兒在學生餐廳用膳，如常地像過往身處香港一般，把背包留在椅子上「霸位」，為自己預留位置，然後花了大約十分鐘點餐、取餐。回到餐桌，他發現背包不見了，而之前坐的桌子更被圍起來。當他走近桌子尋找背包，立時被在場的保安人員押走問話。幾經折騰及警告後，他才驚覺在以色列境內，任何被閒置在公共場所的東西，也會被懷疑是炸彈。「安全」在以色列並不是一種常態。

在台灣，看到類似閒置物品是常見的情況，有別於以色列，民眾對此有著不一樣的反應。他們的反應（或不反應）也曾令筆者感到有點錯愕。咖啡店的客人、圖書館的讀者，他們不僅把背包，還有書本、筆匣、眼鏡，甚至手提電話、電腦留在座位上，他們離座也不是僅僅十多分鐘，有時甚至超過一個多小時。他們可能外出抽根煙，有的喝杯飲料，有的外出吃個便當，更甚是跟朋友吃個午膳再回來，他們似乎並不擔心閒置桌上的物品會被偷走（或拿走）。他們真的不在乎自己的財物？還是對他人有極大的信任？或是台灣確實是一個安全的都市？

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於2020年公佈全球治安排名，台灣的安全指數名列第二位，其犯罪率之低亦是第二位。[1] 故客觀而言，台灣是安全的。筆者身處其中，與當地民眾大概有著相同的疑問：「台灣真的是這麼安全嗎？」

從新聞報道中可見，一些嚴重的罪案，如槍擊案，三天數日就有一宗。不限於幫派互鬥廝殺或是個人的恩怨仇恨，這類型案件已被看作平常（筆者執筆期間〔3月7日〕高雄就發生了一宗槍擊案，行兇者連開十多槍，導致二人死亡。[2] ）一些較輕微的案件，如偷竊、搶劫同樣是每天都發生。與香港不同的是新聞報道中的片段、畫面，如同現場直播一般。賊人小偷的一舉一動，或是事前的伺機徘徊，或是事後的逃走路徑，原來已被安置在不同位置的監視器以不同角度拍攝下來。無怪乎有台灣人說：「連路邊尿尿都被拍到」，更把這城市的「安全」歸功於遍佈全台灣的監視器。[3]

然而筆者仍是要問：「這是安全嗎？」

習以為常的受監視，雖然可以被說成是保障市民大眾的安全措施，又是偵查破案的重要工具，但個人的私穩、行蹤又如何得到保障呢？確保人民的「安全」與增加人民的「安全感」是兩碼子的事情。政府及執法機關藉全民監控無疑有助於保障市民「安全」，但要人民能信任政府（或監察者）不會濫用監視所得的資料，這才是建立「安全感」最為重要的基礎。

2019年曾有研究預估，2021年全世界將有超過10億支監視器監控全球各都市，其中超過一半座落於中國。[4] 而監視器排行最多的首15個城市，中國的城市就佔了其中九個。有報告預計，按人口比例的計算，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台監視器。台灣並不在統計之中，但按2018年北市府的統計，推算每千人約有5.48台監視器。[5] 今天在台北市監視器的數目，肯定是有增無減。[6] 除了17,894支由政府架置的監視器，還未計算那些私人在店內、大門外、停車場、騎樓、行車監錄……等多不勝數的「眼睛」從不間斷地盯著你。

「監視」在全世界的發展是如此合理，臉部辨識等生物特徵監控的技術也迅速發展。2017年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作了一個採訪實驗。僅僅七分鐘，藉監控系統，他就被逮獲了。[7] 科技日新月異，相信今天監視的技術，已不能同日而語了。

確保人民「安全」被用作為合理「監視」的最佳理由。在另一邊廂，歐洲有不少的民權團體則倡議禁止生物辨識監控，其中反對者瑞赫（Orsolya Reich）在聲明中表示：「這攸關每個人對於自身未來的掌控。從人工智慧如何被用來為我們的事務做決定，我們已見到這件事正在發生。」又說：「大規模的生物辨識監視，只會讓更多人的資料進入這些系統，並且讓這類行為變得更普遍且傷害更大。」[8] 明顯地以「安全」為由並不能說服或抵銷「監視」所帶來的危機及傷害。

筆者在台灣久了，漸漸地也變得「安心」把物品閒置在桌上。惟願這樣的改變，不是仰賴監視器的功能，而是更多信任人內裡的美善。「安全感」或「安心」從來都是由信任開始，並不是靠一個名為「安心」實為「監察」的App所能達成。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有關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影響力，社會早有討論，但一些於早期參與開發社交媒體平台及有關科技的專家又如何看這類系統的影響力？劇情式紀錄片電影《願者上網》訪問了這些專家。他們不少曾於facebook、Instagram、Twitter、Google及YouTube等平台主管開發、設計、營利等部門，十分了解內裡的運作，電影就他們分析社交媒體發展的趨勢作了一個詳盡的記錄。

當初設計這些社交媒體時，這些專家都沒有想過社交媒體會引發嚴重問題，甚至有人曾覺得工作能造福人群。然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了超過10年，並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式運作系統，它不但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自我形象、形成網癮，縮窄人的視野及造成社會兩極化等問題，而且系統還自我發展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及理解。

紀錄片提及由於營運的都是商業機構，以營利為先，而法律又追不上科技發展，完全監管不了這些富可敵國的公司。於是這些科技巨人為了商業利益，將系統的運作「交給」人工智能自我學習模式，針對每個用戶的習慣、喜好去推薦合適他們的內容，使他們更沉迷。它們要捕捉用戶的「專注力」再賣給廣告商。雖然電視、報刊都會用類似手法運作，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系統每天都會比前一天聰明一點，針對每個用戶的「魔法」每天也在進步，用戶只要心靈軟弱，就很易受影響。亦由於每個用戶被「餵飼」的內容都不同，對於同一件社會事件，所看到的資訊也只會是他／她喜歡看到的，這就不難想像會有「同溫層」、「平衡時空」的出現，引起社會兩極化的情況，因為如果用戶只躲在社交媒體看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聽到另一邊的聲音。

而紀錄片亦提供很多美國的數據及世界各地的例子，讓觀眾知道社交媒體已影響青少年心理、交友，也令成年人誤信網上謠言而引發暴力事件。而且不要以為沒使用社交媒體就能擺脫它，其影響力已到了能左右政治及選舉的地步，網上早已出現駭客利用這些平台的討論區及群組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及短片誤導群眾。

對於筆者而言，這紀錄片是極好的作品，可以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無遠弗屆，是時候反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擴闊自己的視野。網絡以外，能真正觸摸的世界及生活才是最真實及美好的。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的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載，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以吸引人分享。當網民不願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或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