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世界下私隱盡露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有關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影響力，社會早有討論，但一些於早期參與開發社交媒體平台及有關科技的專家又如何看這類系統的影響力？劇情式紀錄片電影《願者上網》訪問了這些專家。他們不少曾於facebook、Instagram、Twitter、Google及YouTube等平台主管開發、設計、營利等部門，十分了解內裡的運作，電影就他們分析社交媒體發展的趨勢作了一個詳盡的記錄。

當初設計這些社交媒體時，這些專家都沒有想過社交媒體會引發嚴重問題，甚至有人曾覺得工作能造福人群。然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了超過10年，並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式運作系統，它不但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自我形象、形成網癮，縮窄人的視野及造成社會兩極化等問題，而且系統還自我發展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及理解。

紀錄片提及由於營運的都是商業機構，以營利為先，而法律又追不上科技發展，完全監管不了這些富可敵國的公司。於是這些科技巨人為了商業利益，將系統的運作「交給」人工智能自我學習模式，針對每個用戶的習慣、喜好去推薦合適他們的內容，使他們更沉迷。它們要捕捉用戶的「專注力」再賣給廣告商。雖然電視、報刊都會用類似手法運作，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系統每天都會比前一天聰明一點，針對每個用戶的「魔法」每天也在進步，用戶只要心靈軟弱，就很易受影響。亦由於每個用戶被「餵飼」的內容都不同，對於同一件社會事件，所看到的資訊也只會是他／她喜歡看到的，這就不難想像會有「同溫層」、「平衡時空」的出現，引起社會兩極化的情況，因為如果用戶只躲在社交媒體看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聽到另一邊的聲音。

而紀錄片亦提供很多美國的數據及世界各地的例子，讓觀眾知道社交媒體已影響青少年心理、交友，也令成年人誤信網上謠言而引發暴力事件。而且不要以為沒使用社交媒體就能擺脫它，其影響力已到了能左右政治及選舉的地步，網上早已出現駭客利用這些平台的討論區及群組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及短片誤導群眾。

對於筆者而言，這紀錄片是極好的作品，可以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無遠弗屆，是時候反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擴闊自己的視野。網絡以外，能真正觸摸的世界及生活才是最真實及美好的。

2016年，位於美國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在用戶不知情下，對facebook過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出心理分析，為特朗普競選向個別用戶發出針對性廣告，企圖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一美國市民David Carroll在英國以法律挑戰劍橋分析（因為該公司的分析和宣傳對英國脫歐公投亦有影響），要求它交出針對他所採集的所有數據。

我們的網絡足跡每年被以兆美元計算的產業開採了，數據的價值亦一早高於石油。我們的網上行為就是商品，留下的每個選擇、回應、對話……全都被記錄和分析，然而我們不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把我們分類，數據又如何被利用。

隱形數據點

根據這紀錄片電影《以私謀權》，劍橋分析聲稱自己擁有美國選民每人近5,000個隱形數據點（data point），但如何把這些隱形數據點變為具體？這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也解釋了電影其中一位主角David為何要提控，迫劍橋分析提交對他採集的資料。

在過程中，劍橋分析前業務總監Brittany Kaiser是少數願意站出來把前僱主及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和盤托出的人。在她所提供的資料中，近十多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選舉中，劍橋分析都有插手對社交平台用戶作出針對性宣傳，手法是引起用戶恐懼或憤怒等，針對其心理，影響其情緒、政治想法及投票行為，她稱之為「武器級的宣傳策略」。

然而，到最後劍橋分析因清盤而避過了進一步被英美的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特別顧問調查（專責調查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部門）等部門追查，寧願被控告，亦不肯讓David知道他們如何分析他的個人資料。

數據權亦是人權

網絡帶來便利，助我們連結豐富的資訊，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網絡用戶，並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因為太「技術性」了，我們不知道會怎樣被人分析及作出針對我們弱點的宣傳。然而，這顯然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心理戰。電影提醒我們要覺醒過來，開始為保障個人數據擁有權而戰，因為這是人權。否則，我們可能輕易被人以心理分析來間接操控我們的行為及選擇而懵然不知，到驚覺其破壞力卻為時已晚。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2019年10月初公佈的數字，由該年6月中至10月初，涉及「起底」及網絡欺凌的相關個案達1,960宗，牽涉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12個。[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自2019年6月中至9月初共接獲約1,100宗網絡「起底」的投訴，對比以往每年只有約100宗網上欺凌的投訴，數字急增10倍。[2]

而有關「起底」行為涉及有人收集了個別人士（包括兒童）的個人資料後，再於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向公眾披露。其目的很可能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煽動公眾向「被起底」者作出恐嚇、排擠及欺凌等行為，亦有可能是想藉著上述的行為打擊言論自由，令「被起底」人士不敢發聲。

公署表示，涉及事件的人士在未獲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披露了對方的個人資料，為當事人帶來心理傷害，所以涉事者更可能觸犯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刑事罪行，個案亦會交予警方調查。

分享個人資料的潛在危險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網，使用者的身份原本都是匿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用搜尋器自由瀏覽資料，除非追蹤IP地址（IP是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定的簡寫，IP地址即分配給網絡上使用網際協定的裝置的數字標籤），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使用者是誰。但隨著社交平台的出現，網民喜歡在網上分享個人生活片段、資料，每天主動開心分享資料給網友，而沒有察覺當中的潛在危險。

在此，筆者想邀請讀者在網絡搜尋器上鍵入自己的中、英文全名，看看在網絡中可以搜尋到多少有關自己的資料。最先出現的搜尋結果，很有可能是和你同名字的人的相片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的連結，如按入有關連結，便會找到和你一樣名字的人的社交平台用戶列表。如果你以自己的相片作為社交平台的頭像，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如果你平日以真名在網上分享文字或藝術創作，搜尋器亦會按著受歡迎程度，列出有關作品。

善用私隱設定

對於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被人關注的人來說，例如藝人或公眾人物，如能被搜尋到，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各位讀者，這是不是大家期望的事呢？在搜尋到的資料中，到底有多少是你沒預計過會被找到的？你有沒有搜尋到你不想被人見到的相片或個人資料？如你曾在商業社群網絡（如LinkedIn）上載過自己的履歷，以便找工作和讓同業或獵頭公司找到，你又是否想讓任何搜尋你名字的人看到有關資料？你願意公開自己所有資料嗎？其實，在社交平台可以作不同程度的私隱設定，設定由完全公開、部份公開、只供朋友圈內看、某些資料只供某些人看等，小心使用不同程度的設定，就可以令私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當然，在分享資料時不設限制，在平時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有人想對你「起底」，所有有關你的資料就會被一下子翻出來，還有你的家人及朋友，都有機會被牽連及滋擾。

受害人慘遭滋擾

在2019年10月，有則虛假訊息流出，有人在網絡上公開了疑似是槍傷學生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實遭「起底」人士並非有關警員，只因二人樣貌相似才被誤會），被公開的資料包括了他的全名、手機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虛假的警員編號，在網絡中更可以找到他的家庭照片，他太太公司的名稱等。雖然後來發現資料失實，但該名被錯誤「起底」的人士卻受到滋擾，有大批市民圍住他太太工作地點的出入口，雖然他們沒有進入舖內，仍使有關人士感到恐懼。[3]

如不幸被人「起底」，可以向散佈資料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投訴，望能暫時止住資訊繼續散開。另外，亦可向公署投訴，公署在跟進後，或會要求涉事平台移除連結，並要求平台的營運商提供涉事網民的用戶登記資料及IP登入資料。[4] 不過，對於境外運作的平台，公署並無權力迫令域外機構移除及停止上載「起底」、甚至違法的內容及帖文，公署只可以與有關地區保障私隱的機構聯絡，要求它們跟進。私隱洩漏多寡，往往與自己和他人的習慣和態度掛鉤。

（本文原載於第129期〔2019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的環境中，我們彷彿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說甚麼似乎都沒有限制，亦看不到對方的即時反應，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一時的衝「手」而出，寫了出來的說話，可能對接收者造成很大的衝擊，又或者收看者真的會去相信、去行動。不少網絡中出現的暴力或欺凌，很多時就是因為你一言我一語的評論、回應，未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自己以為開玩笑，結果卻可能鑄成大錯。

美國就曾發生一宗案件，一名少女曾多次發短訊慫恿男友自殺，其男友同年被發現在車內中一氧化碳毒死亡。少女結果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面臨最高監禁20年。她發的短訊慫恿當時18歲的男友自殺，「鼓勵」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少年法庭法官直斥該少女行為「魯莽」，形容其文字充滿惡意，認為她原本可以挽救男友的生命。

事件令人深思，當我們習慣即時以網絡溝通，隨時以溝通工具互傳資訊，我們會否連一些同理心，嘗試體會對方情感的能力都會失去？是時候多點放下手機、電腦，多點親身接觸親友，面對面分享大家的悲與喜吧。

我們普遍都會透過社交媒體，如WhatsApp、facebook接觸資訊或與朋友溝通，而社交媒體的發展極為迅速、影響力驚人，在我們生活中，或已成為習慣或宣傳的好幫手。但在使用它時，我們又或許未有認識到它的威力、趨勢，亦並未深切留意其引申出來關於私隱、保安等問題。

為此，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與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於7月9日下午，於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銅鑼灣服務中心一同合辦了「論盡社交媒體的型、銷與文化」研討會，向老師及對議題有興趣的人士講解。

第一部份：「策略數碼及社交媒體營銷」

分享嘉賓：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具豐富市場及教育經驗的凌羽一老師為我們分析：香港的市場，由起初六、七十年代，以廣告公司的創意來影響市場趨勢，慢慢地變化；八十年代以企業策略控制市場；九十年代被零售商的資訊主導：到二千年的數碼世代，消費者分享產品經驗，影響其聲譽，我們都會被外間的媒體資訊所影響。

凌羽一老師認為，到了現在廿一世紀，用媒體的人，也是媒體資訊的生產者，社交媒體大了，但受著群眾的影響。資訊散開的力量快、但不集中，不同年代的朋友，所喜歡的平台也不同。由於網上資訊流通快，訊息多以圖，配以一些字來做宣傳或分享，太多字反而不受歡迎。人們組成了很多網絡社區（community），在當中有很多資訊、經驗、文化的分享。

商家亦不太能夠控制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只能以引導方式，敏銳於青少年的喜好，配合宣傳及推廣。因此，訊息不能硬推，只能引導、於社交平台凝聚人們，拉他們進來，與他們交流。

• 分享個案：黎明與咖啡

凌羽一老師提到這個個案：因黎天王一向的名聲，及於網上他所發的資訊回應正面評分（被LIKE指數）很高，負面回應非常少，所以該廣告商根據了數據分析，作出了邀請他作宣傳的決定，結果反應非常好。

另外，老師建議多與青少年溝通，他們所接收的訊息很多，應多了解、引導他們，讓他們的智慧有所提昇。

第二部份：「這非小事 -大數據、社媒及即時搜尋文化與私隱」

分享嘉賓：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一向熱心與青少年攜手關注網絡管治議題的鍾宏安先生（Edmon），認為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網上的私隱問題，對我們將來的影響會很深，所以在法例上，大家應該細心關注，不要以為與我們距離很遠。於公開的網絡平台中，任何人更可於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獲取資訊。

Edmon提醒，當我們在谷歌（Google）搜尋資料，不要以為我們能看到的東西很廣闊！因為搜尋引擎都會記錄，會將我們點擊的、瀏覽的範圍收窄，原因是想讓我們快點找到資料，但卻會令我們能看到的東西範圍收窄。它甚至會記錄了我們的私隱，把我們的資料賣出去。他認為，於網絡上，要做到能匿名、保障私隱及網絡保安三大功能，用戶才能說是安全。

他還提到兒童色情、被遺忘權及版權等議題，當中的灰色地帶及各方的考慮點都很多，實在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及改善現況，以衡量言論自由及網民的各種權益，也要在監察和保護中找到平衡，相信不會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問題。

• 時代不同　挑戰也不同

Edmon指出，以往資訊的量、發佈和接收速度及方式，和現在都很不同，人們現在趨向使用簡短的字去包含更多、更廣的意思，從美國奧巴馬總統所運用的網絡宣傳方式，便可略知一二。人們以往會認為一個人在社會就像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群眾是平凡愚昧的，而且大家都是一樣；但在現今社會，人們會認為自己是網絡的其中一個點節，群眾是有智慧的，有待發掘，而且大家都是不同、獨特的。亦因此，大家都會面對不同的需要及挑戰。

新一代是數碼的原居民，經歷及面對過當中的問題，對這議題認識深了，學生們也願意去討論。Edmon建議我們要一起去面對、去改變網絡所引起的問題，共同想想可以為互聯網做些甚麼。

總結

現時我們仍留在使用社交網絡和應用程式的階段，當中的變化十分快，如何好好運用、發表言論及溝通，我們仍需要努力調整，讓自己及所代表的單位所發出的訊息可以變得合時及易於傳遞。

而對於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面對服務提供者其背後如何使用我們的資料，卻是毫不知情，對方亦不會透露。對此，我們應該積極了解，除了在使用前小心留意其細節，盡量在手機私隱設定上做好保護外，我們亦應常常留意法例上對市民的保護，在適當時發表意見。

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發言人鄧惠雄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凌羽一老師。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鍾宏安先生。

主辦單位各成員與鍾宏安先生合照。

相信不少網民每天都會在facebook (fb)分享自己近況之餘，亦會看看朋友分享的相片和新聞，當看得「過癮」或對事件感到不憤，也可能會回應一下……fb已是我們大部份人生活的一部份。但我們有否留意到，這既看似開放的平台，卻是由大數據（Big Data）及演算法（Algorithm）所操作，有機會使我們的私隱被他人窺探、被記錄研究？而且，我們亦會因自己的瀏覽習慣及演算法的影響，限制我們接觸的資訊，情緒亦會被它所顯示的內容所牽動。

擅長研究網絡媒體對新一代行為影響的李月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認為，坐擁440萬香港用戶的fb是一個「江湖」，內裡資訊豐富，傳播速度又快，我們已不能沒有它，無疑它確有其優點及好處，但行走這江湖不得不小心。

不自覺地被控制了

李博士分享到fb於兩年前曾經做過一個大規模關於情緒感染的心理實驗，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將68萬多用戶，以運算方式發放友人最新動態的正面貼文，發現那些用戶自己會不期然較平常多發放正面的貼文，並減少發放負面貼文。反之亦然。[1]原來我們的情感會不知不覺地被其他人分享的貼文所影響。

人在江湖，她認為在fb中不要太過透明，以免被人窺探、或被網絡記錄自己的私隱。「社交網絡記下我們很多足跡……分析我們的交友和閱讀習慣，亦容易取得我們的瀏覽及購物資訊，而且推算得很準確！」所以她指出我們需要注意這種情況，因為當網絡掌握這些數據，可以利用於市場推廣，又或者成為影響群眾情緒的手段，可算是一種控制。「當它計算或察覺到我們對某些事情特別關心，如健康飲食或一些產品，它會『餵』（feed）我們再多看朋友有關這類內容的分享，於旁邊再顯示相關的廣告資訊。不知不覺，我們就可能被影響了。」

活於自己堆的井底下

活躍於fb並喜愛發掘有趣時事的陳永浩博士(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認為現在的社交網絡是「塘水滾塘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為fb 很留意我們說甚麼、喜歡看甚麼，很快就為我們挑選一些來自和我們『同聲同氣』的朋友的資訊。看來看去都是那個圏子的東西……當我們愈看、愈讚得多同類的東西，就會被記錄及被『餵養』更多，像是為自己建一個井，坐井觀天。別以為fb很自由，甚麼都可以看到，其實是它在挑選資訊給我們看！」

fb江湖具實質的影響力

正因為看來看去都是相近的意見、事情，對於不同意見的人士的立場、看法，也容易看不過眼、「發火」或發生網上的言語暴力。很多所謂的討論區，根本只是在各自表述，很多時候「唔啱聽」就攻擊對方。陳博士認為於fb中，可能會遇上暴力大多有兩個可能：一) 是說了冒犯別人的說話，二) 是政治立場不同，被人刻意傷害。一向是開心果，說話又直率的他亦曾因為fb上的言論而被不同政見的人士網絡欺凌及投訴。

「江湖事江湖了？不。虛擬世界的確會影響到現實生活，網上所發表的言論，是會影響到現實的生活及工作。而對方只是作出投訴，不用付出任何代價……」自此之後，陳博士的fb已不能過於公開，而文字表達上也開始小心，以免被人「暴力」對待。

多了解與自覺

對於了解這個世界的事，李博士與陳博士均認為不能完全單靠fb就看到完整的真相。

面對社交媒體將人們撕裂多於聚合[2]的情況，李博士認為我們需要從多角度去理解社會發生的事。「很多時候，因著媒體的即時報道，人們往往都未看清整件事情，就急於回應或反應。其實我們可以稍為延遲一下，挑選不同角度的報章、網媒去了解同一件事，了解不同的立場，立體地看事情。」

除了要有批判思考的技巧（Critical Thinking Skill），她亦建議我們要建立反思性思維技巧（Reflective thinking Skill）和正向思維技巧（Positive thinking Skill）： 觀察我們在做甚麼、目的何在、行動會帶來甚麼影響；就算面對很悲慘的事情，要思考這事對我們有何正面的啟迪，我們可以以甚麼正面的行動來回應。

陳博士認為我們要自覺，不要滿足於以為在fb裡就是整個世界，以為一班人「同聲同氣」互相認同就代表自己一定對。這樣大家就不經意地走進自己堆砌的狹小世界裡。「世界不只是互聯網，很多專門的資料它都沒有。要養成在外間找資料及查證的習慣。」

遊走於fb江湖時，他建議可以「溝淡一下」，貼一些興趣或生活趣事，騙一騙fb系統，讓它記錄不同範疇的數據，使它為我們帶來比較闊的內容及資訊，人在facebook，身要由己。

多年前，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已發起「無翅宴會菜單選擇計劃」，希望香港的酒店及食肆可以為設宴的客戶提供另類選擇，以改變無翅不歡的飲宴文化，並盡力保護數量日漸減少的鯊魚，拯救失衡的生態。對於飲宴是否一定要有翅，不同人有不同意見，有很多傳統人士堅持有翅才有面子，有環保人士卻在facebook發起「魚翅婚宴，人情七折」的運動，希望從經濟方面入手，把「婚宴一定要有魚翅的傳統」改變，讓人感到婚宴有翅才是失去面子。

多年之後，雖然仍有不少酒店及食肆參加「無翅宴會菜單選擇計劃」，但「魚翅婚宴，人情七折」的聲音已不復「聽見」。是環保團體或人士不夠努力，還是傳統的力量銳不可當？

最近有報道指出中國每年放生約兩億隻動物。放生這觀念是由佛教傳入中國的，其後亦有些民間宗教亦仿傚。放生本意是「放棄殺生，解救物命」，透過放生這行動來轉變心念，將殺心轉為愛護生命的心。

然而，中國現在這股流行於年輕人及富裕階層的放生風氣，不但起不了愛護生命的作用，反而成了踐踏生命及塗炭生靈的始作俑者。香港的雀鳥市場一年賣出超過六十三萬隻雀鳥，大部份都是用作放生用途；但過半雀鳥在捕捉或運輸過程中，會因人為處理不當、疾病或環境而死亡。另一中國人熱門放生的北美食蚊魚，主要以捕食日本米魚的魚卵為生。當大量的北美食蚊魚被放生後，日本米魚在某些水域幾乎絕種。此外，亦有人曾在沒有松鼠的泰山放生松鼠，結果讓當地地果農核桃面臨絕產。甚至有人在深圳梧桐山風景區放生眼鏡蛇等毒蛇，實在如網民所言「放生變投毒」。

隨著「放生」行業的興起，很多動物，包括異獸珍禽被捕捉，等待放生。事實上，這些已被放生的動物，很多時要面對再次被人捕捉，等待「善心人」再次被放生的危機。

日本動漫《死亡筆記》中的死神曾如此評論人類：「人類是有趣的動物。」有時候，人類真的是相當有趣的動物。利字當頭，有人會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人類不吃魚翅，鯊魚便會在海中橫行霸道，食掉海中其他的魚。有人一邊表示放生是浪費金錢，另一邊又認為這是倡議佛教的方法。

然而，他卻似乎沒有想到，這是否放生的真正意義？當然，人類完全可以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實踐出來；然而，人與其他動物不同，是因為人有道德情操。人類固然可以從大自然中自由享用當中的資源，但應該取之有道，對於瀕臨絕種動物，可否為了生態平衡而對牠們手下留情？另外，如果放生的真正意義是將殺心轉為愛護生命的心，好好善待動物又是否比放生更能「種善因」？

隨著數碼化及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我們可以隨時隨地上網進行各種活動，無論是瀏覽資訊，又或是安裝免費好玩的手機應用程式，與在面書玩一些要先分享朋友名單的心理遊戲；申請優惠積分卡或會員卡所提供個人資料及購物記錄，甚至大家到購物商場使用免費Wi-Fi，也可能將可窺探個人資料門戶大開。那些服務及優惠供應者極可能在積極收集及儲存任何有關我們個人私隱的資料數據，並分析這些大數據。

大數據分析會較注重相互關係，用以發掘人與事物間互動的模式，以及識別其中的趨勢，例如：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瀏覽習慣及停留時間；不同年齡層的消費模式、他們感興趣的遊戲與貨品、購買次數及在商場店舖停留時間等。這些資料可以極精細，其量又可以極大，資料收集者並能作出對個人或所有被收集人士的整體分析。

人們相信，大數據可以帶來龐大的效益，因為公司可以利用這些數據進行高效率的分析。其目的可能只是為改善其服務及市場策劃的參考資料；但亦可能是針對某一批目標群，甚至是為個人提供合其心意的市場推廣策略。但是從私隱及資料保障的角度來看，卻可能有潛在的負面影響。

近來有一間保險公司創出了一個新的市場策略，為每位參與計劃的人士提供智能運動手帶及計劃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投保人半年或一年的每日步數步距、卡路里消耗、睡眠質素等，有關記錄會傳送給保險公司作分析，再轉換為保費折扣。對於愛運動或自問生活作息良好的朋友來說，可能覺得是件好事，做運動及維持健康生活之餘又可於保費作折扣。而事情的另一面卻是參與者為了保費折扣，自願將個人數據奉上給保險公司。這些個人資料會被保險公司長期及詳細地記下，他們會怎樣使用資料？他們會否將資料用作其他的分析項目，然後單憑那些分析為投保人判斷？不過，這又是否對投保人公平和恰當？當中又會否錯誤標籤個別人士？我們建議投保人在簽約前查問清楚，因為宣傳單張中並沒有列明保險公司將如何使用所得資料，亦不知資料會否對該個別投保人的紀錄造成長遠的影響。

當我們在接受一些優惠或好處時，我們可能輕視了私隱對我們或我們朋友的重要性。可曾想過，當我們在運用已登記了個人資料的優惠卡時，我們有否意識到已將觀察自己消費習慣的權力給予商家？每當我們在社交媒體玩網絡心理遊戲時，又有否留意其實我們已向遊戲公司「贈送」自己的朋友名單及私隱?

請定時提醒一下自己：世上豈常有免費午餐？
 

香港的同運人士挾著判決作後盾，希望香港儘快為同性婚姻立法。兩名立法會議員不斷製造輿論和透過其身份想迫政府就範；一些「出櫃」歌星更將同性婚姻包裝為「普世價值」，更有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其免費打手，搖旗吶喊，唯恐天下不亂地呼籲香港要跟隨美國的判決，為同性婚姻立法，但立法卻不是委員會的責任！

幸好至今政府不為所動，但對於支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市民，尢其是宗教團體不可以掉以輕心，因同運人士正透過不同渠道在蠶食一夫一妻制度，伺機推翻而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媒體和商界壟斷公共空間支持同性婚姻

法庭判決頒布後，互聯網「臉書」(facebook)始創人隨即發佈一項新功能，讓用戶可免費將個人頭像轉變成六色彩虹，以表示支持LGBT (即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之英文簡稱)，變相將「六色彩虹代表」的徽號去代表平等權利。人們蜂擁轉換六色彩虹頭像；而且，跨國企業亦是如此，既要時尚亦代表其擁抱平等，更可製造無限商機和盈利。但他們卻不知道「六色彩虹」旗要爭取的目標是甚麼？

LGBT其實是代表「性小眾」人士，他們所爭取的不單是自己的權益，部份團體其實目的旨在達到性愛自由和無限制的性愛生活，不可禁止任何人進行性愛丶不可限制年齡或關係(即亂倫也可)，性伴侶的人數和對象包括人獸交、寵物性交等等。同性婚姻只是性傾向歧視及性別重置歧視的後續，「好」戲還在後頭！「性小眾」只是奉聖經「凡事都可行」作斷章取義式的演繹去等同自由。當你們細讀演繹「性小眾」和「六色彩虹」的真正意義後，看你們是否會驚慄同運人士的最終目標是甚麼？

小心披著羊皮的狼！！

基督徒的真正敵人是教會內「開明」人士的歪論，有著名牧師在公開論壇批評一些基督徒將「性傾向」和「同性婚姻」立法混為一談是“Naive”(中文譯意：稚拙)。他的立論是基於甚麼資料而「有的」放矢？只要瀏覽現時已立性傾向歧視法的國家，不難發現性傾向立法只是第一步，接踵而來便是同性婚姻立法。誰是一丘之貉就讓你去評定！

最要不得的是有些神學家用世間「小學」，鼓吹教會及信徒接受同性婚姻立法，說是「大勢所趨」，勸我們要放下教條，以基督「大愛」接納同性婚姻，這簡直是離經背道的教導和濫用「愛心」！這些「主內」肢體的破壞，就如「酵」一般，想將歪理在教會發起撒旦的「酵」，我們定要棄置，但卻須鞏固信徒持守聖經的婚姻教導。

同性婚姻立法對香港挑戰

全世界同運人士已使用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去確立他們在不同範疇的權益，因為立法的渠道既冗長又要動用龐大資源做游說工作，但司法覆核可申請法律援助，以公帑去由幾個法官定斷人民的命運。美國的判決便是例子，香港同運人士已全抄襲同一橋段，在W案已確立男女定義要重新界定，現在QT案和Q正計劃爭取承認同性民事結合和不須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亦可界定為另一性別。相信未來亦會沿用同一途徑去爭取同性婚姻立法。

筆者有以下提議，幫助各教會及宗教機構當面對以上衝擊時怎樣處理：

一、在其信仰原則列明對同運議題的立場並要求信徒遵守；

二、仔細檢視同工、長執和導師們及信徒對同運課題的認知，恆常提醒；

三、解開「政教分離」的枷鎖，爭取在公共空間發聲，表明教會及宗教機構對同運課題的立場；

四、邀請專職研究同運課題和捍衛傳統婚姻的人士或／及機構到來，為教會和宗教機構提供訓練、支援及管理專業意見；及

五、支持有關團體代表教會及宗教機構，在法律丶教育及管理支援範疇，進行策略和系統性處理同運挑戰，正面及主動倡導婚姻價值及協助肢體抗衡同運人士欺凌的行動。

最後，我和一班肢體願意為主的名打美好的仗，在今年會成立一組織，像英國的Christian Concern，就以上第五點的行動服侍大家。請禱告記念及奉獻支持機構的運作，讓我們齊心努力在香港作鹽作光，榮歸上帝！

 很多人都活躍於臉書 (facebook)，無論遇到開心或傷心的事情，又或是持有不同意見或政見，大家都喜歡在臉書上發表。對很多人來說，臉書是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在這裡暢所欲言，說出心裡的話來減壓。因此，絕大部份人都不會將自己的上司加在朋友清單上；即使是親人，除非彼此關係良好，如非必要，大部份人都不願意加入自己的父母與伴侶的父母作為朋友。因為加入僱主、父母與老爺奶奶等人，就意味著小天地將受他人監察，變得毫無私隱。

因此，早前有報道指很多為人媳婦的網民當被老爺奶奶在臉書上邀請成為朋友時，她們會想盡辦法逃避，有人使用拖延戰術失敗，被奶奶追擊，最後無奈地加了奶奶，之後馬上把她定為限制對象，然後再慢慢把她移除。有人甚至因奶奶不滿自己上載於臉書的飲酒照而與奶奶關係破裂。希望在私人臉書回復真我，不用被人監視，實在是人之常情。而若在分享每一個想法，每一張圖片時，都要擔心或憂慮「相關人士」的看法，也確實是一件很疲累的事情。

香港人生活繁忙，有機構在6月以電話訪問572名在職父母。結果發現有超過五成受訪者過去一個月少於15次在家吃飯；而在家吃飯的受訪者當中，又有超過五成半受訪者只與部分家庭成員一起吃。即使是一家人一起吃飯相聚，亦有約三成受訪者表示吃飯時彼此沒有太多交流，只會一邊吃飯一邊玩手機。

很多在職父母可能連與孩子一起吃飯的時間也沒有，更不用說與自己的父母共聚。面對忙於工作與忙於上網的在職父母，祖父母若要得知他們的近況，很可能是通過他們的臉書。他們想成為晚輩臉書上的朋友，不一定帶有操控目的，可能只單純想知道孩子及孫兒的近況，又或想從網上欣賞他們的近照。我們可以考慮某位社工的建議，一方面為免擔心長輩侵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想滿足長輩們對下一代的關心，家長可以另設臉書專頁發布孩子的生活狀況及照片。

不過，從臉書上了解他人始終不如面對面傾談來得親切及真實。害怕「私隱」被奶奶及老爺入侵的媳婦，除了另設專頁，或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在飯聚時多與長輩分享自己及孩子的近況，讓他們不必靠電腦來了解自己。或者，當大家有較深入的溝通後，你會發現，你的奶奶及老爺，也可以成為你臉書的朋友。而作為長輩的亦應克制，不要在臉書上公開教訓晚輩，否則，千辛萬苦駁通的網絡，對方只要按一個掣便可以和你/妳拜拜。

雖然香港市民對「性」的觀念已比昔日開放，但要在公眾地方談論「性事」，仍然是困難的。對一眾中學生來說，在現實世界討論「性」的空間更為狹窄，但只要進入網絡世界，他們就可以暢所欲言。近日本港學界出現一個熱門話題，就是facebook上的「名校 Sex Secrets」專頁，讓學生以匿名身份分享自己的性經驗、慾望及疑問。有人不滿自己學校的校徽出現在專頁上，認為會影響校譽，並要求移除校徽；亦有人要求將校徽重新加在專頁上；更有家長對這專頁「予以強烈譴責」。

其實在這專頁出現前，不少自稱是學生的網友早已在不同的討論區分享自己的「性事」，所以這並不是新鮮事。在一些傳媒和性解放團體不斷渲染下，中學生已不再是「天真無邪」的小朋友，這些專頁的內容或許存在誇張虛假的情節，但仍是一個途徑讓我們了解青少年情慾的世界。

現今社會的性文化不斷將「性」從「婚姻」，甚至「愛情」中分割出來，只著重滿足慾望及安全性行為。青少年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亦受到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為人父母者，不必對這些專頁反應過大，不妨仔細閱讀其中內容，最重要是認識時下青少年的性文化，反思自己的家庭性教育是否能符合子女的需要？父母又能與子女開放地談性嗎？還是仍然只以家長的身份吩咐子女應該怎樣做呢？

家長不妨先將自己的意見藏在心裡，多聆聽子女的想法，了解他們的觀點，避免過早作出批判，鼓勵他們從自身的好處出發，探討各種行為及抉擇所帶來的後果。家庭性教育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但父母的努力將會為子女的成長帶來美好的祝福。

全城褪網日於今年3月27-至28日舉行，除了四間學校過千名學生外，還有不少支持機構與其他在網上報名的朋友，以及當天在facebook寫下褪網宣言之後瀟灑褪網的網友們參加。褪網難；但亦有不少人未褪已驚，怕失聯。這種特別的關係和狀態，正反映我們對科技的過分迷信和依賴。

籌辦全城褪網日的想法，其實已蘊釀了好幾年。活動緣起於近年明光社接獲不少家長講座的邀請，內容都是與互聯網世界的親子關係有關。往往在講員發言之先家長們就會問道：「仔女打機/玩WhatsApp好沉迷，我們怎樣勸告也不聽從，怎麼辦？」

「不能放下」 無分大細

不能放下（unputdownable）早已成為新世代使用新媒體的其中一個現象。不少家長都為下一代著想，給他們用最新最好的手機及電腦，有家長坦言孩子用iPhone 6 Plus，自己卻在用iPhone 4，甚至小米。家中Wi-Fi長期保持1000M，孩子用的是最貴的4G網絡。家境小康一點的，為了給孩子「有節制」使用網絡，但同時又怕孩子超額使用數據，於是「折衷」用少於100元的無限上網計劃。孩子在互聯網自由奔走，所有資源是來自家長。

近年再問一下，發現不少家長們自己也沉迷網絡世界了。有家長坦言與孩子一起做了手機奴，明明一家人在家但也會用即時通訊工具交談；食飯時大家各自拿起手機與朋友聊天。部份家長曾發起暫停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但最終失敗。

褪網日的意念來源

參考過不同地方的褪網例子，有些人選擇每月放工、放學後褪網；有些則選擇褪網一天。美國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舉辦全國褪網日（National Unplug Day），[1] 那是由一個猶太群體發起，他們定下三月第一個周五晚上褪網一天，大家可以休息、到戶外活動或與所愛的人建立關係。

面對全城褪網日 各界反應兩極

於是，我們將此概念與友好機構分享並邀請他們支持，但有些機構聽到完之後卻表示：「這個概念很好，但是我怕就算自己都做不到。」看來「無手機恐懼症」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學校試行。初時學校的反應很兩極：有老師認為此活動沒有必要，因為褪網很簡單；但同時亦有老師認為當自己也常常要求同學上網找資料做功課，卻要他們褪網，根本是不切實際。在平衡兩者後，我們決定找放假的日子，那麼同學可以延後做功課的時間。結果大部份同學仍未能完全褪網，原因不外乎一不小心就開啟了即時通訊工具等。

及後至二、三月，知道這個計劃似乎難度甚高，成功率低。我們亦清楚知道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沒有決心做。最後我們於三月舉行記者會，請同學分享褪網心路歷程。身為家長代表的趙明在記者會中很坦白說：「褪網日，很多人以為是因為小孩子打機太勁，想佢地放下手機，但更重要的是，放下以後，大家如何相處……家長其實都要褪網，所以這是對大家的考驗。」

記者會完了後，社會反應同樣兩極：有報章撰寫社論，認為上網成癮嚴重，社會要正視問題；又有人認為褪網是反科技，沒有必要；更有前寬頻公司大老闆、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等等走出來，為自己界別站台，彷彿褪網一天，世界末日似的。他們又重申互聯網本來是使人生活更多聯繫，而不是失去聯繫。

褪網，重點在於讓生活重聯

其實他們說的也是，全城褪網日本來就不是要打爛任何人的飯碗。我們不是叫人永久褪網，更不是放棄科技，放棄手提電話中的遊戲。我們只是呼籲大家暫時離開網絡世界，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重點不是褪網，而是褪網之後的重聯。

當然，你仍然可以質疑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是否會互相影響，沉迷上網是否一定會影響真實溝通？答案是肯定的。問題是：如果你堅持認為上網一定會或者一定不會影響溝通，這其實，也是一種迷信。

褪網，讓生活重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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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網反思：慾望、需要與意義

不少團體也曾舉辦褪網，那些活動評價正面，也帶來很多反思，唯獨當事情是由明光社舉辦，總會引來很多有趣的討論。

有一位網民在社交網站上揶揄明光社平時常常叫人禁慾，現在連上網也管，他說褪網後會去「打飛機」（即自慰），並希望得到支持，豈料有人回覆並恥笑說，褪網不能去色情網站，要自慰一整天會否太難受。（事實上，明光社從來不是禁慾機構，即使現在鼓勵大家褪網，也是一天而已。）

有社工系老師認為整個活動管教、監控意味極強，根本不是由青少年角度出發，明光社需要在理解他們的需要後才推出活動，而現在引起反彈就更證明這不是受眾所需。不過，亦有網民友善提問，怎樣才可以肯定甚麼是受眾最需要的東西？若你用生活經歷讓別人了解問題所在，這其實也是一種受眾本位。

有人也認為褪網一天，意義根本不大。網友的回應也很直接：褪網日完成那天，剛巧當晚就是另一環保活動「地球一小時」，緊接是「饑饉三十」，這些活動同樣是透過象徵式行動，去讓人重新思想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如果說褪網一天沒意義，很多活動可能都沒有意義了。
 

 當你走到世界的中心，山嶺的高峰時，你會第一時間做甚麼？當然是自拍，然後放在社交網絡分享。為了令相片更易「呃like」，就算要站在更危險的邊緣，用上更多時間修圖也在所不惜。但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山上的風景，你又看到多少？

潮流最近興上網寫日記拍照分享？黃子華早於2009年已諷刺這些人把自己看成偉人一樣，把所有事寫成「傳記」，放上網讓人觀看。「若不是，你如何解釋你會給早餐餐蛋麵拍照，然後放上網給全世界觀看？」[1] 而有賴於facebook動態時報(Timeline)相助，大家可以按年份瀏覽有關朋友的分享，把「傳奇」提升至更高層次。

自拍自戀與自我形象

但在分享自我的同時，亦經常出現自我中心，甚至自戀的情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指，同樣是大學學生，58% 以上的2009年學生比1982年學生有更高的自戀評分。[2]

青少年渴望被認同，但其實所有人亦然，在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第二層就是尊重 (Esteem) 的需求。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青少年有大量機會與同輩交流。透過社交媒體，大家能夠互相了解及互動。有研究指在網上分享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需要被認同，包括建立個人形像、提升自信、獲取尊重和支持。[3] 若要被別人認識及認同，就要不斷分享。故平日的吃喝玩樂也要包括其中，甚至在任何一個地方自拍，也是「呃like」的好方法。2013年「自拍」 (selfie) 一詞成為牛津字典年度詞彙，可見自拍已成為人氣首選。

自拍不但讓自我感到滿足，當自拍照上載到社交網絡，亦提供了與人互動溝通的橋樑，加上文字的輔助，讓觀眾不僅看到生活中的自己，甚至是「內心的我」。[4] 而自拍者停不了的自拍，顯示他們不只希望得到一次性的認同，而是希望不斷得到認同。這種短暫的滿足、甚至虛榮，帶來更多的自拍，填滿慾望的空洞。[5]

「出眾」的相片 讓人看見最美的一面？

若自拍是為了要吸引注意，那麼就要令相片更「出眾」。出眾可以是因為設計更美的構圖，也可以是在特別的場景拍照，更可以是經修飾出來的效果。

愛美是人的天性，盡量讓自己最美的一面留下，其實合情合理。這種挑選式的自我形象建立，就是要讓其他人看到，甚至放大自己的美。所以自拍「高炒」是常識，就是要讓自己的下巴尖尖，眼睛大大；若仍然不滿意的話，修圖軟件就能大派用場。然而，這個更美，更多人like的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希望別人看到的自己。想想由此而得到的like，是因為朋友喜歡這個誇大甚至不真實的自己，還是因為閣下卓越的修圖技巧？

至於特別的場景，就是在別人不會自拍的地方自拍。但有否想過拍攝場地的是不是一個合適自拍的地方呢？奧巴馬、卡梅倫及丹麥總理施密特曾經在曼德拉悼念會上自拍而備受批評；[6] 更有美國飛機師在駕駛小型飛機時使用手機發短訊及自拍，導致飛機失事，賠上生命。[7] 本地亦有學生於公開試試場拍照，並把違規罪證放上網。[8] 而「人類總是重複同樣的錯誤」， 2014年底解款車跌錢事件，有人竟然把自己順手牽羊的「錢磚」拍照並上載至facebook炫耀一番。[9] 拍照者渴望成為焦點，卻忘記了應有的禮儀，甚至事件的不當性。

小心自拍成癮

當不斷追求更美的自己，小心可能已成為一種沉溺，有男孩每日自拍200次，期待拍下更好的自己，但因不滿意相片而嘗試自殺。其後他獲救，並被診斷患上身體畸型恐懼症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此症的病癥是過度關注自己的外表，尤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然而當他放下手機，走在街上，才發現原來途人不會留意自己，他也因此不再常常留意自己的外表。[10]

「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

我們渴望成為特別的一個，故此希望透過網絡分享，獲得更多的認同與讚賞，但倒頭來反而不能再做回真實的自己，還會帶來麻煩。原來全世界就有68億個不同的人，我們也是「同樣地不同」。英文老師David McCullough Jr.於2012年在衛斯理高中 (Wellesley High School)的 畢業禮上向畢業生提醒把握當下，無私才是你可以為自己做最好的事，而並非著眼於自己得到甚麼讚賞。「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11]

同樣，網絡讓我們看到世界，不是讓世界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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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事情的方式轉變

過去：面對面口耳相傳

現在：透過手機上傳照片

這世代，太懂得分享了。以前要與別人分享一件事，往往要面對面口耳相傳，但現在只需於按一個鍵便可昭告天下，所以搞笑事特別多。有人扮病請假，在FB打卡（分享行蹤）被人發現原來「詐病」；有人跟女朋友說要加班，豈料朋友將他們到酒吧玩的相片放在FB，最後當然「人贓並獲」，遭女友發現。不少人甚至將自己犯法的事情放在網上，如展示兒童色情圖片，甚至有偷竊、縱火等罪行。上載者以為沒有人知道，最後卻輕易被警方拘捕。可見分享所帶來的所謂方便，有時自食其果。

於雨傘運動期間，市民透過新舊媒體得知最新資訊，加上公民記者湧現，記者報道的中立性屢受質疑。為了探討此現象，明光社及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於2015年1月16日假中聖書院禮堂合辦「雨傘運動的媒體操守」座談會，當天約有30多人出席。

有人指記者在報道雨傘運動的手法是「不甘寂寞」——很想達個人政見；也有人認為記者是被人「逼上梁山」——因為稿件被上司大幅度修改而在新媒體另闢表達空間。座談會嘉賓除了探討此情況，同時也討論了傳媒立場與公信力的關係。

至於在新舊媒體角色一事上，嘉賓也同意公民記者其實不是專業記者，但能與主流傳媒作出互補。而要解決現時媒體出現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蔡志森：記者需學習成為旁觀者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首先以前記者身份，提出關於現時傳媒有否規範的疑問。他認為現時一些記者不甘寂寞，「想把自己理念及看法，透過報道說出來。」此外，他亦認為雨傘運動看到不同世代的撕裂，包括兩代如何看記者的角色。「參與社會行動的記者以往不會用記者身份，但現在卻高調參加。」

他更質疑記者應否在現場隨時變身，使用記者證作為「免死金牌」。對於先前有報道指有團體派出200名成員於運動化身成為公民記者，蔡亦質疑是否人數愈多就愈好，「還是愈多愈混亂」。他建議記者要學習成為球證，在旁觀看，而不是夾在衝突中間，甚至像參與者投入於運動中。

岑倚蘭：佩服記者行家無懼風雨採訪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主席岑倚蘭(岑倚)佩服很多行家於79日無懼風雨及挑戰。她指出運動期間最少有32名記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甚至「記協亦曾被人衝上門口抗議。」此外，有記者當時被上司要求拍攝金鐘混亂場面，可是現場根本並不混亂，他更拍得佔領者開路讓救護車駛入現場。他將此情況撰寫出來，但標題卻被改成佔領者妨礙救護車前行。岑倚蘭指出，「當如實報道不被刊登時，唯有下班後去成為網絡媒體義工，去平衡心理。」

另外，她指很難定義公民記者是否記者，但不認同「穿著印有Press字樣的背心去充當佔領運動的義工」。她並不否認公民記者的重要性，但這些報道及資料如何使用，就是媒體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在承認記者身份及發記者證方面，記協背負很大責任，因記協記者證「可申請國際記者證，警方亦認可」，故要非常小心。

陳珏明：我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位

852郵報記者陳珏明(珏明)於雨傘運動期間採訪時，提醒自己不要與警察「開火」，可是現實卻是「偏偏不斷開火」。

他曾被無理拒絕進入封鎖線後採訪，並被警察帶離現場。有指現時記者不甘寂寞，他指「我更覺得是被逼上梁山」。他指記者的報道與事實不符或被扭曲，唯有選擇在互聯網上發表。

他坦言自己十分支持這場運動，但他為了保持中立性，故堅持不掛上黃絲帶，甚至下班也不會帶，「就是為了精確的報道」。他會提醒同事「不要覺得喊口號沒問題」，因為這會令人覺得有失中立性。他坦言現時記者要成為球證愈來愈難，「因現場不是對等的比賽，警察比市民有更大權力，很難稱為中立比賽。」

蘇鑰機：新媒體影響漸大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透過其研究，指出於一般情況下，有接近一半受訪者仍是最常收看免費電視新聞，其次是閱讀收費報章。而愈年輕及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使用社交媒體會愈多。蘇指出「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很重要」，他比較蘋果日報、明報及香港獨立媒體網，發現於雨傘運動前後，明報facebook專頁的被like數目升逾十倍。

而這段期間透過facebook發放的報道，有九成是與佔領運動有關。蘇認為傳統媒體仍是很重要，但社交媒體能夠讓人「知道、分享，更可以留言」，人的參與及表達感較強，能與傳統媒體互補。

傳媒中立的迷思

至於在傳媒是否需要中立一事上，岑倚蘭指於運動期間有人提議記者杯葛某團體的活動，「隱含對這種為中立而中立的傳媒老闆抗議」。然而她卻認為持多元化意見的傳媒，可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珏明則認為「對暴力也是有立場，有價值判斷，但不會覺得有問題。」他指記者要呈現真相予市民知道，即使現場直播，也可以是偏頗。蔡志森則認為傳媒可以有立場，但意見應於社論內發表，不應混入報道中。「我們期望警察專業，為何不能期望記者也是專業？」

有台下觀眾指傳媒使用社交媒體快速發放消息，岑倚蘭觀察到不少記者於自己社交網站掛上黃絲帶，表達自己的立場，然而「外國記者是有手冊嚴格限制政治立場表達」，但香港記者則不斷表態，甚至穿著記者背心成為雨傘運動義工，是會影響公信力的。

記者的使命何在？

有觀眾問及記者使命，岑倚蘭指上一代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對現時媒體偏頗甚至「自我閹割」感到失望。蘇鑰機則指於學理上記者有兩大角色，其一是提倡中立，另一種是參與性較高，提倡公義。蘇認為兩種記者的比例與社會情況有關，參與式記者較多，代表社會有問題。「要解決記者出現的問題，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縱然雨傘運動已告落幕，但由之引起的新舊媒體的發展與爭議將仍然繼續。這個座談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冀盼日後能再進深探討此課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女兒齊昕近月經常在社交網站「爆料」，先後說父母親壞話、展示自殘的照片，甚至接受訪問，大講家事，又說自己想當模特兒，而且為了演藝事業可以去盡。可是，前兩天其社交網絡似突然「被接管」，出現一段近日婉拒傳媒訪問的聲明，豈料兩日後她又重貼自拍照，彷彿己奪回使用權。

齊昕說，梁振英不明白甚麼是社交網絡，想必也是。如果上周那個拒訪貼文是其家人貼的，那種公關味及抽離的筆跡，顯然是由完全不懂網絡文化和體統的人所為，這做法只會令孩子受傷害。甚至感到羞辱。

作為「追上潮流」的父母輩，近年隨著手機上網的普及，也開始投入網絡世界，facebook與WhatsApp變成了兩代人的溝通工具；可是，大家很少討論究竟父母輩進入了孩子的世界後，應持甚麼態度和原則，以致誤中地雷，傷害兩代感情。

有時，父母很想成為孩子的facebook朋友，以了解他們的近況、喜愛的東西，或者對事情的想法，特別是進入青少年期的孩子，他們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會減少，或者未必會像年幼時向父母傾訴所有事，於是很多父母以為facebook是一個好管道。這想法只是對了一半。可惜不少父母忘記了facebook是半公眾的地方，有時對孩子的留言看不過眼而忍不住薄責，但效果卻類似「當街打仔」一樣。

不少父母對不同的社交網絡所觸及的範圍並不理解，會輕看它的影響力。例如有父母就會在facebook公開吩咐孩子做家務，或者在甚麼時間回家，這變相就是將原本在家庭場景的家事公諸於世。不少孩子有時亦會投訴，父母會透過WhatsApp與自己展開罵戰，這實在是件傷透孩子心的事情。為甚麼一家人不能面對面好好談，而要在WhatsApp中解決呢？特別是如果WhatsApp的群組還有其他姨媽姑姐時，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傷害就更大了。

所以，管理孩子facebook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尊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私隱，將管教的事留在家裡。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作孩子的亦必須反省，既然不想父母公開談論自己，自己又為何將父母和家事放上社交網絡上討論呢？而作為路人甲的各位，對人家的家事何必說三道四，一人做事一身當，禍不及妻兒。
 

透過在自己頭上倒冰水來喚起對「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關注的「冰桶挑戰」，藉著人際網絡和互聯網短片的傳播，在短短個多月的時間，成功捲起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往自己頭上倒冰水，並捐錢支持關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的機構。

熱潮在8月中傳到香港，藝人及政商界名人的參與令事件的氣氛愈發熾熱，王維基點名挑戰「恩重如山」的蘇錦樑局長更成為城中話題。現在熱潮已傳到一般市民，甚至中小學生群體中，便利店的冰塊亦因而一度售罄。打開facebook，看到相熟的朋友一個個在浴室中淋冰水，初時還感到有趣，但已漸漸達到麻木的 程度，甚至感到厭煩。

無可否認這是一個空前成功的籌款和教育活動，喚醒世人關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 化症」。但活動已漸漸變質，政客乘機抽水，藝人借故宣傳，不少市民亦視它為「挑機」和「找數」的遊戲，捐款及關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反而成為配角，甚至被忽略。被人「挑機」代表你在朋友心中的分量；「找數」代表你是一個真漢子，繼而上載短片上網「呃Like」。捐款卻淪為這個遊戲和個人表演的參加費，因為有心捐款者根本不用等到被人點名才捐，應該一早作出行動。熱潮一旦過去，記憶逐漸褪色，一切又回到起點。被「挑機」的沈旭暉教授點名出版界的友人，希望友人將這次活動輯錄成書，正正就是希望將這活動的訊息延續下去。

對受惠機構來說，這確實是一 個大好的消息，但如何使用這大筆捐款也是一大煩惱。擴充服務範疇固然能幫助更多病患者，但若熱潮過去，捐款回復一般水平，又能否維持擴充的服務呢？另一方面，不少其他長期病患者同樣需要市民的關注，需要支持的機構其實不止一個。筆者身邊就有患上克隆氏症和重症肌無力症的朋友，大眾對這些病的認識不深，他們得到的支援亦十分有限。捐款過分集中，往往令其他機構的籌款工作事倍功半。

捐款是好事，但不應止於個別機構，而更重要的是延續性。一次性的捐款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實踐金錢或義務工作上長期的支持，才是對受惠機構最大的祝福，才是一個真正的「找數真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