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為名的歧視

2023年12月2日，筆者應邀在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的一次活動中發表一場關於數據科學的演講，我向組織建議，除我之外，大會還應該邀請另一位講者討論另一個題目，這樣內容就可以更為多樣化。起初主辦單位邀請了加州大學一位女教授，但她拒絕了邀約，跟著該組織轉而邀請另一位在同一題目上也是專家的男教授，幸好他欣然接受。可是，在活動舉行前幾天，突然有另一位女教授聯繫大會，質疑為甚麼演講者全都是男性，而沒有女性，她表示關注該組織是否奉行多元化政策。

於是乎委員會商討如何回應這項挑戰，委員會告訴她，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有許多女性委員，而且，一開始我們確實邀請了一位女教授做講員，但她婉拒了。我還回覆說，雖然我是男性，但我是亞裔美國人，不是白人，由此可見，該組織確實尊重多元化。

坦白説，我對這種政治正確性已經很不耐煩，往往這種多元化變成了對人吹毛求疵，對自己則諸多藉口。最近不少美國大學因著以巴戰爭而爆發了一連串反猶太言論和行動，包括叫囂「殺光猶太人」，但大學當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2023年12月5日，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在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作證，議員要求她們解釋為何無所作為，她們只是支吾以對。隨後賓州大學校長馬吉爾（ Liz Magill ） 在強大壓力下辭職。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關於以巴衝突，我只是想帶出一點：這三所名校的校長都是女性，但為甚麼沒有人質疑當中的性別是清一色呢？

聖誕假期期間，我和妻子去遊輪度假，我們不經意地討論起聖誕老人會否有一天被指控缺乏多元化。郵輪公司安排了工作人員扮演聖誕老人，去陪伴乘客拍照。正如你所料，那位聖誕老人的外表非常典型：一個老胖子。

我跟太太開玩笑地說：「這真是一份優差！他只需要坐下來跟人拍照，我可以應徴做聖誕老人。」太太冷冷地回應：「你的身形不夠健碩。」我賭氣地回答：「他們不尊重多樣性，為甚麼聖誕老人一定是個胖子？ 這是體形歧視！他們應該聘請至少三種尺碼的聖誕老人：大、中、小。」

説實話，聖誕老人的形象沒有必要是身形龐大的，聖誕老人源於古羅馬、英國、美國的傳統以及其他民間傳說。主後第四世紀，聖尼古拉斯出任羅馬帝國利西亞地區（今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主教，聖尼古拉斯以對窮人慷慨解囊而聞名，據說曾經有一個父親要強逼自己三個女兒去賣淫，連續三個晚上聖尼古拉斯從這家人的窗戶扔入一袋金幣，從而解救了三名女孩，人們相信種雪中送炭的聖尼古拉斯就是聖誕老人的原型。然而，根據歷代描繪聖尼古拉斯的畫像，他是一個瘦子，他的模樣和現代的聖誕老人大相逕庭。

聖誕老人的另一個來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聖誕爸爸」（Father Christmas），本來聖誕爸爸的外表並沒有定形，1843年約翰．里奇（John Leech）為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繪製了一幅聖誕爸爸的插圖，在插圖中，聖誕爸爸也是一個瘦弱的人，他穿著的毛皮外套是綠色的，而不是今天聖誕老人的紅色大衣。

隨著歲月的流逝，聖誕老人逐漸變成了一個穿紅袍的胖子，最早奠定聖誕老人現代形象的藝術家是德裔美國漫畫家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1863 年在《哈潑周刊》（Harper Weekly）中，納斯特將聖誕老人描繪成一個穿著美國國旗的胖子。

綜合以上的歷史，聖誕老人本來不是肥人，聖誕老人的現代形象是文化壟斷的結果。基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原則，我絕對有資格扮演聖誕老人！

「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收看講座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過往女性在社會中得到的權利低於男性，19世紀晚期，歐洲某些國家的女性才陸續有投票權，不少國家到今天還在討論如何解決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有些國家如日本及南韓等，男尊女卑的文化仍然深入民心，女性的尊嚴及價值的確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提升。

性別是一個牽涉廣闊的課題，因為現代人愈來愈複雜，以往人們口中提到的性別，一般人理解為生理性別，現代更提出所謂心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為了避免過度複雜，本文所提到的性別，主要關乎生理性別，即是以基因性別和解剖性別來判斷的男女。

甚麼才算是男女平等？是否自此男女這種先男後女的表達方式要改為女男？男性外出時可以上身坦蕩蕩，女性也可以如此嗎？是否女性可以做男人的工作，男性可以做女性的工作便是平等？例如，現今不少國家，如以色列，男性當兵，女性也可以當兵；又如在歐洲國家的比利時，清潔女廁不再是女人的專利，男人也可以入內打掃。如果是這樣的話，會否有一天，女人不想生孩子，便可以吩咐她的男人代生？這裡提到的並不是那些生理上是女的，法律上是男的變性人，而是無論生理、心理及法律上都是男的男人，因為說到底，變性人即使是心理上當自己是男性，法律上已被承認是男人，但她們確實必須仰賴自己所厭棄的女性生殖器官孕育嬰孩。

男女平等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先處理誰排在前的問題，女性可否當兵，甚至把男女等稱呼去性別化，改為中性詞彙等層面，而是要正視男女切切實實生理上有所不同，這些不同是要得到尊重的，若然主張男女平等便等於堅稱男女沒有分別的話，最終受傷的仍是女性。

以醫學為例，Caroline Criado Perez在其撰寫的書籍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中譯本：《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中提到在西方的醫學界，長期以來都認為除了男性身材普遍比女性高大，女性有生育的功能，男女的身體基本上沒有分別，所以一直以來都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以他們身上所得到的數據為預設值，與預設值不同便屬於非典型或不正常。例如男性心臟病發，一般來說是胸痛與左手臂疼痛，女性（特別是年青女性）出現心臟病時，其症狀卻有機會與男性不同，她們或會出現肚子痛、呼吸急促、噁心和疲勞等症狀，而不是胸痛，由於與「正常」的症狀不同，她們的症狀於是被稱為「非典型」。「非典型」症狀的結局是醫生並未能發現她們患有心臟病，英國便有研究發現，患有心臟病的女性，被誤診的機會比男性高出50%。

不單是心臟病，人們認為自閉症患者的男女比例，男性是女性的四倍，然而有新的研究發現，有些自閉症的女患者會出現了厭食症，這又與男性的「正常」自閉症症狀不同，於是乎，她們的病情因此無法得判斷，以致延醫或誤診。心臟病及自閉症只是其中兩個例子，事實上，還有很多女性因為其病狀與預設值不同而被誤診。

不單症狀，作者提到有些藥物，也只是對男性有效。例如當初醫學界發現阿斯匹靈可以預防男性首次心臟病發，2011年及2015年分別卻有研究指出，對於女性病患者來說，每隔兩日服用低劑量的阿斯匹靈不只無效，還有可能帶來傷害。

最近，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發佈了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接種新冠疫苗後產生的副作用比男性嚴重。2020年12月14日至2021年1月13日期間，有在1,370萬名接種新冠疫苗，女性佔了六成，而向官方通報接種後出現不同的副作用，女性的比例高達七成。面對這樣的結果，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衛學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學者Rosemary Morgan解釋，「從生物學觀點來看，女性體內會因疫苗激發出比男性多出兩倍的抗體。」杜克大學醫學院（The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免疫學者Daniel Saban博士則指出，造成對疫苗有較激烈的免疫反應，賀爾蒙的差異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此外，也有人提到，在疫苗臨床實驗的受試者中，長期以來都以男性為主，一直到了1993年才有女性加入試驗行列，但是即使如此，今時今日仍然存在著性別偏差，因為設計疫苗時，是以某一特定年齡層、特定體重範圍的白人男性為樣板，這樣設計出來的疫苗未必能完全配合女性生理。再加上女性的體重平均比男性輕，成年人不論性別均接種相同劑量的疫苗，有可能導致女性接受到的抗體高於她所能接受的劑量而產生激烈反應。以上三點無疑支持了作者的說法，也清楚地告訴大家，男女的生理結構大不同。其實在很多課題上，女性的數據都被忽視，而醫療及醫藥方面，只是冰山一角。

的確，男女的生理結構不一樣：男女的肺容量是不同的、中風後細胞如何死亡等，男女也各異。既然有研究人員已經知道男女生理結構不同，為何醫學或藥物上的研究，即使如簡單的心血管疾病等，現今的研究對象，還是以男性的身體為主？作者提到主要是因為有研究人員仍然執意堅持「男女平等」，認為男女的身體沒有分別，有的甚至責備那些堅持男女有別，需要同時測試男女造成浪費資源。或許，當中也有人知道男女不同，只是女性的身體太複雜、太多變化，實驗成本較高，最終還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

女哲學家Luce Irigaray堅信「平等必須植基於一個不同的哲學基礎，也就是尊重差異的可能。」她亦強調「男女之間無可泯滅的性差異，不需因為追求平等而壓抑，反而應該得到強調。」是的，那些希望提倡男女平等，決心推行男女平等的決策人，如果他們可以正視兩性的差異，才能推出達至真正的平等政策。

但願有一天，在繁忙時段，商場內的女性洗手間，排隊的長龍可以消失。

參考資料：

Caroline Criado Perez. 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 New York: Abrams Press, 2019.

Michelle Crouch. “Covid-19 Vaccine Side Effects are Stronger in Women,” AARP, March 31, 2021. https://www.aarp.org/health/conditions-treatments/info-2021/women-covid-vaccine-side-effects.html.

朱崇儀。《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諶悠文。〈美CDC研究 女性接種副作用 比男性嚴重〉，《中國時報》，2021年3月10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310000496-260119?chdtv。

柯立偉。〈打疫苗副作用女大於男 專家解析3原因〉，「聯合新聞網」，2021年4月11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4/5380354。

婚姻，在不同時間及不同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婚姻雖然看似社會上一個很穩定和基本的制度，但實際上內裡的定義和細節是會隨時代而改變。婚姻與生育、家庭、教養孩子、建構男女性別角色、性生活等的關係，並不是如想像般必定包括所有。我們將在本文簡單回顧一下婚姻的發展，從而再討論今日婚姻的定義，並反思發展至現今，婚姻往後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在不同的婚姻史書中，都說人類起源時都是處於亂婚、群婚的狀況，亂倫、同夫、同妻等情況在不同社會出現和被允許的，性關係主要都是為了生育。一些由群婚而誕下的孩子，都交由母親養育，由於當時男性打獵捕魚收穫不穩定，所以女性要收集野果、紡織等維持生計，再加上要照顧孩子，令女性成為支撐家庭的主要成員，母系社會制度也因此而出現。

從多妻多夫走向單一性伴侶

隨著文明及技術進步，男性可從事更多類型的體力勞動活動，男性成為主要勞動者，男主外、女主內的父系家庭模式隨後出現，而原本的多妻多夫制度則漸漸變成單一性伴侶，女性也逐漸成為父系社會中夫家的產業。自此，婚姻就講求女性是否貞潔，是否能生養眾多。這是漸漸走向所謂的「封建婚姻」。

在封建婚姻中，女性成為男性的產業，婚姻仍然指向生育，但就包括有家族的承傳等，所以當中談的更多是家庭制度與委身。(孩子出生便被父母指腹為婚，沒有戀愛自由。為了鼓勵生育，父系社會與母系社會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增加不同的收納女性的方式，即增加男性令女性成孕的機會，以壯大自己的宗族；但後者則是讓男女可自由進出，遊走於多段婚姻關係。

自由戀愛、個人化的婚姻及性愛分家

後來直到工業革命年代，自由戀愛開始興起，肇始於當時西方社會開始討論人權、自由等議題，他們認為在婚姻方面亦應讓成年人自由選擇。女性重新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一員，並開始擺脫附屬於男性產業的陰影，建立起女性平等的自主角色。這時候，人們爭取的口號是自由戀愛、自由婚姻，推翻父系社會的家庭制度。社會階級制度被無視和推翻，家長不可干預戀愛婚姻。不過，事實上婚姻的目的仍然是生育與性，但就更強調雙方的愛情，以及婚後堅定的持守婚姻。

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到七十年代，社會鼓吹男女平等，不少夫妻不再用自己是否一個好丈夫、好妻子、好爸爸及好媽媽的角色評估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否美滿，而是看重在婚姻中能否建立自我，或者能否表達自己意見等方式，不少人稱之為個人主義式婚姻。於是，大家在婚姻關係中著重對方能否滿足自己，多於留意自己能否滿足對方。此外，又因為男女平等、女性主義的出現，社會普遍質疑男女對工作、家務等分工的定型，並一律打破性別定型，因那被認為是對女性的規管，所以必須廢掉。再加上離婚法出現，以及避孕技術的進步，更令婚姻變成可以純粹只為滿足自己，與父系家庭、社會制度，甚至連生育制度彷彿都無關。

上世紀九十年代，新一代的學者更將婚姻和個人成長分開，他們認為成年人經歷的親密，根本不需和婚姻扣連；親密關係，甚至性的親密可以透過不同人及不同方式經歷，而且也不一定要一男一女以夫妻同住的方式經歷。婚姻只是經歷親密關係的其中一個選擇而已。

所以，到了今日，在青年人的問卷調查中，雖有不少人仍然會說自己憧憬進入婚姻，視之為男女相愛最高的境界，但婚姻已經不再是享受性愛、生兒育女、承傳家庭、互相關愛的代名詞。婚姻可能是人生的基石，是生命成長一個階段一個可有可無，但很多人會關注的指標。

婚姻定義的變遷 促成婚姻制度的改變

在建立親密關係的過程，即使出現下一代，亦不會影響他們是否離婚，因為「保障兒女」在現代人眼中與婚姻關係脫勾，即使只是同居後分手，只要能妥善處理兒女的養育問題，就等於沒有問題。同理，因為婚姻只重視親密和成為人生的指標，所以就算社會現在基於平權理由而接受同性婚姻，兩人因為親密而進入「婚姻」關係，我們沒有理由要禁止他們。

如果用歷史發展去看婚姻定義的改變，你不難發現同性婚姻隨著婚姻定義的改變而出現，但如果婚姻的定義就只是兩個人愛的高峰的見證和表達，這變成一個去制度化的狀態。如此，社會為何要純粹因為他們生命進入另一個階段，而要給他們進入制度並額外給其權利和義務？

若我們用另一個進路思考，如果同性婚姻要被合法化，而我們又要堅持婚姻制度是與社會、家庭承傳、家庭制度離不開的話，理論上也必須要給同性戀者有撫養「兒女」的機會，因此也要協助他們過穩定的家庭生活和承傳下一代（不論透過領養還是用生殖科技令他們有孩子）。事實上，這也成為部份在美國支持家庭價值的團體，在美國通過同性婚姻首個要發聲支援的項目。

不少學者早就分析說，無論怎樣走下去，同性婚姻的出現，根本就是再一次改變婚姻制度，而且這個改變是將婚姻連根拔起。
 
 
 
參考文章：
 
Andrew J. Cherlin.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November 2004): 848-861. 
Stephanie Coontz, “The Worl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November 2004): 974–979. 
David Blankenhorn.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7. 
David Blankenhorn, “How My View on Gay Marriage Change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2. Accessed August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3/opinion/how-my-view-on-gay-marriage-changed.html?_r=0 
“Marriage Opportunity: The Moment for National Action, A Statement from the Marriage Opportunity Council”, Marriage Opportunity Council,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2015, Accessed August 7, 2015. http://americanvalues.org/catalog/pdfs/Marriage-Opportunity.pdf 
Robert E., Marriage: History, Cultural Sociology of Divorce : An Encyclopedia, Emery, 2013. 
李岩，《論民事結合對傳統家庭理論的影響——以社會學為背景的考察》，理論界，2006（12） 
陳陽，《傳統婚姻的顛覆性危機——關於同性婚姻立法的幾點思考》，山東社會科學，2013（11）

無綫一台獨大，在沒有競爭下常被批評橋段了無新意，但觀眾卻仍然邊鬧邊看。事實也並非沒有佳作，如《天與地》可算是偶然遇上的驚喜。近年晚飯時段播放的都是時裝處境喜劇，英文為Situation Comedy，簡稱“Sitcom”。2007-08年放映《同事三分親》和《畢打自己人》，2011年的《誰家灶頭無煙火》都記憶猶新。

處境劇的製作將主要場景設於家庭和辦公室之中，並儘量將人物關係設定得錯綜複雜，幾乎每個角色都能製作出故事線，輪流發展，保持觀眾新鮮感。現播放超過500集，主打溫情的處境劇《愛•回家》，細膩地描述家人微妙的互動，是不錯的伴飯小品。

家庭設定反映社會價值觀

《愛•回家》以馬家一家七口為主線，劇情發展除了圍繞他們，更延伸至他們的工作間及同事。劇集內容多樣化，並不限於一般家庭小品，有時更會觸及一些社會時事，又或是倫理議題。然而，內容大多都與家庭有關，也貼近現實情況。

劇集以「愛」及「家庭」作為號召，主線馬家表面上看似是一個「典型」的家庭，家裡集合老中青三代，配合「爸媽──孩子」的結構，可謂「上有高堂，下有妻兒」。而且，一家人縱偶有爭執，但最後都能化解。然而若我們再細看，會發現這個「典型」其實並不典型。一對子女原來並非馬家的男主人親生的，而是其兄長去世前將子女託付給他照顧。雖然並不是親生子女，但馬家男女主人均視他們如己出。

劇中亦出現其他從「爸媽──孩子」的基本家庭結構衍生而成的家庭，如單親家庭背景。涼粉(吳家樂飾)一家是早年喪父的單親家庭，生活上受到鄰居馬家所照顧；至於另一個角色馮律師(楊卓娜飾)和廖律師(歐瑞偉飾)都是已離婚並育有子女。

自從西方掀起性解放運動後，無咎離婚（no-fault divorce）變得日漸平常，夫妻分手亦變成平常事；至於餘下的子女，在不同原因下交由親屬照顧也並非罕見。養子養女的角色設定是豐富劇情的伏筆，也能反映社會育養的複雜一面。

劇集呈現家庭組合的多樣性、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替劇集製造豐富題材，也是現代家庭的寫照。提倡男女平等和自由戀愛的現代社會，妻子不再是丈夫的財產，女性獨立自主，生活也不再須要依賴男性。有別於傳統封建社會，家庭成員現在更易脫離「爸媽──孩子」的家庭結構而生活，令家庭組合呈現多樣性的機會更加普遍。

若從戀愛關係走進家庭建立，從劇情編排來看，不論是孻姑(郭少芸飾)與涼粉或裘亞域(黃德斌飾)的感情，還是另一個主要場景律師樓中的情侶關係，都趨向描繪一對一結合的關係，反映社會即使在多樣性中，普遍人對家庭潛在的概念和渴想，仍是圍繞於「夫妻」。

家庭與倫理我們來這世界都因為那一男一女。人人都希望有幸福家庭，但現實要人人做到愛回家，委實不易。原則上家庭是孩子最安全的成長保障，但對很多人來說，家庭卻帶來不少生命的陰影，現實中「爸媽──孩子」也承受內外壓力。《愛•回家》輕巧地繪畫出這些張力。

如第501集描述Maggie姐(何綺雲飾)懷孕後的胎教，探討工作女性與婆媳權力關係的張力。而第506及507集探討生殖科技的倫理：已與律師Damon(黃子雄飾)離婚的上市公司主席Amanda(姚瑩瑩飾)希望以人工受孕的方式誕下後代，嚐嚐當母親的滋味。Damon在考慮到要為後代負責任而拒絕借精。另一位男士卻在不知就裡的情況下表示願意借精，但當他弄清楚情況後也拒絕了，理由在於他認為兒女是經由愛情孕育出的結晶。反之，Amanda的親弟弟則願意承擔孩子成長時的男性模範。劇集從中探討游離「爸媽──孩子」模式之間的張力，也可使人思考養育孩子、借精生子等倫理議題。

上述所抽取的劇情片段反映了現代家庭的多樣性，複雜的身份、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衝突的縱橫交錯。從《愛•回家》的刻劃，豐富了我們對家庭倫理和多樣性的想像和進一步思考。

我們都在維繫「爸媽──孩子」

電視文化學者舒寡曾說：「（劇集）成功的地方是……能夠較以往長篇劇更全面地將大眾生活中的現實重現。」《愛•回家》成功的地方是將現實家庭的多樣性和其中的倫理討論勾勒出來。

普通人都想盡力建立一個以「爸媽──孩子」為原型的家庭，原則上這是家庭結構的核心。但因著人生各樣遭遇，家庭發展出多樣性：單親、離婚、再婚、同父異母、養子養女…… 誠如人生沒完美，即使偏離了理想的家庭結構，家庭成員都會盡力挽回和珍視現存的關係。「爸媽──孩子」家庭結構不需因為現實家庭太多元而被丟棄。反而愈多人離婚、愈多孤兒，為了下一代，社會愈須要強化夫妻一生一世的長久忠誠，也實踐原諒和擁抱家人等價值。

或許在現實中家庭都不完美，但帶著愛回到家中，可以將不完美的地方點石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