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與城市規劃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在6月推出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下稱《文件》）羅列了近年世界各地有關性別承認的發展，不同的取態影響深遠，所有關心未來香港社會男女兩性如何相處及兒童福祉的市民都必須留意，絕不能掉以輕心。有關《文件》有幾點是大家必須了解及關注的：

1. 反思性別制度對社會及個人的重要性

　　《文件》一開始並沒有先反思及檢視現行性別制度的重要性，究竟清晰的男女兩性制度在兩性相處；社會秩序；人身安全；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策略和設計服務各方面的實際需要，而只看一些個別案例和訴求便貿然考慮是否應該／需要改變性別制度是有欠審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回應一些社會問題。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及各界必須宏觀及全面地思考有關問題。

2. 關心真正有需要的性別焦躁症患者

　　《文件》涉及的對象和訴求其實十分多元，當中性別焦躁（《文件》譯作性別不安）、性別自主、　性別政治等不能混為一談，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必須首先釐清不同群體的真正需要及目的，千萬別以簡單化的支持或反對口號作回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傷害。

　　首先，應明確區分「變性訴求」和「性別自主訴求」。一些患有性別焦躁的人士，因為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長期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並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極度渴望透過身體整形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他們希望融入社會兩性的秩序，一般稱作TS（transsexual）。對於這些醫學上判斷為疾病而產生的變性訴求，無論市民大眾是否認同變性手術，亦須對有關人士有更多的關心和了解，正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社會在關心病人需要和保障兩性制度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於性別焦躁症的患者，政府應予以協助，讓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同時亦需要有嚴謹的規範和相應制度以回應這些病人的訴求。以及協助市民大眾了解有關病症及懂得如何與有關人士相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3. 拒絕主觀及愈來愈寬鬆的性別自主訴求

　　性別自主訴求是指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他人肯定自己內心的性別認同，即使感到不安也未必渴望身體整形。他們認為性別是個人選擇，社會應該肯定和接受他們的選擇，亦應以公共制度立法配合他們的選擇。這類訴求帶來解構兩性的後果，包括承認自我聲明的性別、增設第三性別等，一般稱作TG（Transgender）。我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更改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以配合性別自主，強制全體市民配合個別人士對自我性別認知的選擇。

　　對於一些純粹憑主觀感覺或意願，利用真正患有性別焦躁人士的需要而達到自身訴求，以性別議　題作為政治運動，目標是改變社會文化、結構和制度的團體，大家必須明確表態反對。政府不應　被極少數樂意曝光及擅於利用媒體發聲的團體和個別人士所影響，遵從一些西方國家或所謂政治　正確的做法，而忽略了市民大眾的真正意願。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須讓全體市民充分了解及　參與，不能以少數人的個人取態，凌駕全體市民的決定。

4. 應維持現行嚴謹的性別重置手術

　　清晰的性別身份和外貌特徵，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交往十分重要。由於性別焦躁患者渴求身體外觀的改變，使身體外觀貼近另一性別，因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改變個人的性隱私及身體外觀，在手術後亦較容易融入社會生活的不同範疇。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毋須醫學診斷及治療的「自我聲明模式」。因為並無接受診斷亦無接受治療者不涉及外觀和性隱私的改變，若自動改變性別只會引來社會上的混亂和不安。

　　由於國際上有趨勢要求只單憑自我聲明，毋須進行任何手術便可以轉換法定的性別身份，嚴重危害現行兩性制度和婦女及兒童安全，必須堅決反對。無論採用行政措施或訂立性別承認法皆是十分嚴肅的事，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對所有其他與他／她接觸的市民、民間團體、商業機構、醫療機構、公營和政府部門都息息相關和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輕率而行。有關措施或法律必須清晰及嚴謹，不應單憑個人的主觀感受或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而隨意改變.。

5. 支持行政措施，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法

　　由於變性人和不同的跨性別群體人數極少，彼此之間在生理、心理、主觀願望和訴求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現實上不能、亦不應一刀切地回應，必須區分對待。要全面訂立一種制度亦十分困難，此外，訂立性別承認法乃十分複雜及具爭議的課題，就算可以成功取得社會共識，有關過程亦必定曠日持久，對於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未必能提供適時及適當的協助。因此，我們認為較合適的方法是以清晰及嚴謹行政措施，配合少量法例的修訂，既可盡快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適切的幫助，亦避免不斷修訂法律去回應新的需要和訴求。

　　除了列明的相關修例情況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以行政措施自行制訂指引或守則，保留自主及彈性。由於採用行政措施無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當事人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作為該人的法律性別。我們建議政府多作教育，鼓勵政府內部及其他機構諒解變性者的生活需要。在變性者取得新性別身份證後，可以讓他們申請更改其他文件如旅行證件、駕駛執照、銀行帳戶及學歷證書上的性別標記。當然，一些宗教、體育或涉及性隱私的團體或場所，若因信仰、公平及避免尷尬的緣故，亦須尊重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酌情處理。任何措施或法例皆不應傾斜於某些群體的權利而忽略其他群體的合理權益。

6. 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的相關要求

　　為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我們認為應完善現時更改法律性別的要求，包括在入境事務處的行政措施加入一些更明確的批核條件：

1. 申請者當時必須已年滿18歲，避免心智未成熟的人士作出對身體有重大入侵性而且不能逆轉的決定。
2. 申請者當時的婚姻狀況為單身，且作出法定聲明，避免違反現行的婚姻制度。
3. 申請者當時並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避免令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深受困擾。

　　最後，必須重申，性別制度、男女有別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不同的持分者，因此，政府在有任何進一步的改變之前，必須主動向所有潛在會受影響的群體廣泛諮詢，不能單靠一些諮詢文件或聽證會便倉卒作出決定，因為性別混亂，只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倫理混亂，千萬別讓整個社會成為性別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遊樂場。

對居住環境的詰問

香港城市規劃 只重規劃不重獨特性

「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近年，居住問題成為香港人最關心的課題，很多人以擁有一層自住物業為一生的目標，但隨著樓價不斷「飛升」，人工卻二十年不變，擁有自置物業變得愈來愈不可能。為了擁有一個安樂窩，有人集合全家的力量購買，有人選擇租房，有人選擇婚後與父母同住，以節省支出，儲存實力，有人選擇留在低薪的工作，不加薪不升職，為的是要繼續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居屋。您又會作何選擇？
 
安居樂業，是每人心裡的願望。擁有一個穩定居所，人才能專心發展事業。但在香港，即使有「居」也不一定「安」。沒有錢的，被迫住在「劏房」、「板間房」、僭建及惡劣居所內，他們居住環境的安全備受威脅;但有錢的，情況亦好不了多少，以數百萬元購買的酒店房間卻不可以自住；平台層是在地下；五樓變一樓，買樓變買氣受，心裡沒有平安。若能以平常心看待有樓冇樓，樓並非生命中最重要的，有固然開心，沒有亦釋然。能按自己的需要及能力，為自己做最適合的決定。不會因為恐懼而一窩蜂地在瘋狂的樓市中追樓；到頭來，追得到也未必好。每天既擔心樓價下跌而淪為負資產業主，又擔心一旦失業而無法供樓，於是要拼命工作，希望保住份工或多做兼職增加收入，以便盡快「供完層樓」。最後，除了擁有一層樓，家庭、健康、休閒和娛樂也失去，值得嗎？今年剛好是「沙士」十周年，03年因「沙士」肆虐，人心惶惶，人人在生命及健康受威脅的情況下，即使樓價跌至歷史新低，也無人問津。市民只希望不要受感染，能繼續擁有健康與家人在一起。在這個時候，人才知道甚麼是最重要的。
 
今期燭光網絡希望和大家一起檢視香港的房屋問題，到底還有沒有地起樓，我們亦訪問兩對年輕中產夫婦（不是曾俊華那種中產），一對租房，一對購房，聽聽他們的故事，讓我們更認識年輕一代的處境。我們亦會探討年輕一代為了申請公屋而自願「下流」的現象。最後，袁海生牧師會分享，身處在這個社會文化處境的基督徒，如何在「租」、「買」、「等」中作抉擇。
 

房屋問題，不少人認為說到底就只是關乎「上樓」與否，即是能否買樓的問題。主流想法認為有錢就買，沒有錢就租，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亦過度美麗。
 
實情是，有人為了買樓借錢用作首期，同時亦有人雖然有大筆儲蓄，卻選擇租樓。更妙的是，他們買和租的，均是被人形容為交通不便，夜晚危險，沒有升降機，又有蚊叮蟲咬的村屋。
 
離開大地產商霸權的操弄，進入村屋的世界，看看他們那盤數，或者眾人皆醉，他們獨醒。
 

 一. 童生童太  買樓令我們成熟起來

位置：大埔汀角
樓價：近200萬，首期約60萬，供16年
尺數：超過700呎
購入時間：2011年中
 
買樓，對童生童太來說，是個意外。童太說：「我由細到大都覺得結婚要擁有屋的，但係佢（童生）同我拍拖的時候就已經話佢之前做過負資產，個個月一大半份糧畀左銀行做息，無供過肉（樓宇）的生活，好驚買樓，所以我地一直都係租屋住。」惜好景不常，之前在大埔以超平租的單位，業主兩年前一句收回自住，他們要三個月之內搬走。
 
「我地頭兩個禮拜都係諗租的，但係好快就知返唔到轉頭。」同區的樓大部份同呎數的單位，租金均要過萬元，轉到其他區也平不了多少。於是二人很快便決定找村屋。「我地打開中原網上地圖，睇下村屋有邊啲區我地接受到，之後去實地視察環境，大尾篤、坑下、小瀝源都睇過，決定地點先去地產搵盤。」
 
他們當時列了一些要求：600呎以上、鄰近大馬路、有足夠的安全；狗不能在村中亂走，街上要有街燈。「最後睇睇下，發現買都可以，只要200萬以下，有60萬做首期，每個月唔係供好多錢，都係8000蚊。」揀了幾個樓盤，有看中的，就真的要思考首期問題了。
 

 
童太說：「當時計過，以前一年去兩次大旅行，咪改為一次囉，平時個個月會有機會食幾百蚊一次的大餐，依家改為一季食囉，總之我生活質素唔可以有由有到冇的改變，唔可以做樓奴。」她說，從此需要和慾望真的可以在實際應用在生活中分開。「依家就真係會事事都諗：係咪真係有必要買先，我要供樓！買樓令我個人成熟。就算遲下不用還錢給家人，多了出來的錢都一定唔會洗，儲錢動力大左。」
 
經歷過負資產的童生說：「今次買樓我會諗，以前我大半份糧畀銀行地產商都試過，依家我地double payment還錢都係辛苦兩年，上年我哋都加左人工，唔係好辛苦。再加上村屋本身價錢平，住的環境大，舒服，個人輕鬆，落樓下就可以跑步，生活寫意。」
 

二. 徐生徐太 計過租樓最化算

位置：元朗錦田
租價：7800元
尺數：超過700呎
 
徐生、徐太都是專業人士，徐生更是外資基金的股票分析員。婚前徐太租了一個單位自住，婚後暫時成為二人的安樂窩。不過新婚未夠一年，就要考慮搬遷的問題。
 
初時，想住村屋的，反而是徐太。徐生說： 「她住村屋大的，反而我由小到大都是住flat（大廈）的，太太就話一係試下租先啦，租兩年，當係試下，真係好唔適應，咪住返樓囉。」
 
與其說租是試住，不如說那是徐生的「計算結果」。論錢，二人雖然才三十出頭，但已經儲蓄過百萬，足可支付首期。但徐生精打細算，用其投資分析的專業，為家庭作了三個計劃，計算在租樓、買樓後的幾個不同的可怕情景，他們經過十年後的資產總值，作為風險評估（公式見表一）。結果發現，五年後租樓他們的資產總值原來最高。他說： 「好多人以為租樓的錢畀左業主，買樓就係供樓錢畀自己，但係其實如果你按揭成數好高的話，你供樓好多時都係供利息，實際供肉的錢唔多的，所以供樓的錢同租的直接比較，係錯誤的類比。」
 
計算是一回事，選定了村屋之後，對住的適應又是另一回事，徐太沒有車牌，徐生只有電單車牌，返工放工都要用公共交通工具，二人家住錦田，靠的只是村巴。徐生說：「第一天六點幾起身，好驚遲到，最後晨早就返到公司，後來知道點樣坐村巴，依家可以七點十起身，八點二出門口，約八點十返到公司。」
 
這段適應期要多久？「兩個禮拜啦！」
 
自此，他們每周一起到元朗的超巿購物，一周在家吃飯兩天，閒來沒事一個在家吹色士風，一個彈琴，又或者兩人一起玩跳舞遊戲，二人各自有書房，各自工作，或者宅在家中。徐生說：「夏天呢，有時會帶兩張尼龍床上天台，一同看星星聊天。」
 
沒有供樓的壓力，徐生直言租村屋令二人整體生活質素提升了很多。他說：「買樓保值其實真係一個myth（迷思），買樓十年二十年，又有裝修，又有利息，都係畀錢，你去炒孖展，都係借50%錢來買嘢，但係你依家借90%，畀10%錢去100%擁有一個物業，個風險其實係好高。另外，我地都計過如果以現時儲蓄及投資的速度租兩至三年就可以以現金買一個三至四百萬的村屋單位。一件辛苦幾年的事，為何要用十幾二十年以更大的成本去完成呢？」
 

表一 徐生選擇買樓或租樓的「公式」：

 
 兩個家庭解構對村屋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