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間最遠的距離是偏見,明明彼此都在對方眼前,但比鄰若天涯。
人和人之間最近的距離是微笑,雖然彼此本來並不相識,但沒隔膜圍牆。
我們對少數族裔人士的認識似近還遠,在香港各區我們經常看到他們,但現實卻甚少交流。直至看到愈來愈多少數族裔人士在電視上出現時,才發現他們也與我們愈來愈近;我們可能是同學,亦是玩伴。2001年香港約有42000名南亞裔人士(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2011年已上升一半至約63000名,佔全港人口差不多1%。[1] 不同背景及年齡層少數族裔的需要可以很不同,可幸的是已有不少機構開始服務這群鄰舍。
我們分別訪問了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明愛)的同事,以及接受服務的少數族裔小朋友,以了解他們的需要及困難。然而作為信徒,看見別人的需要更應以行動來回應;因此,我們亦訪問了宣道會元基堂及世界福音動員會 (香港) (簡稱OM),她們已開始了少數族裔的服侍,從分享中我們可以瞥見信徒如何踐信於行,以及從服侍中的相互祝福。
即使你未清楚認識他們,他們卻正在努力融入我們的社區。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主動認識一下南少數族裔人士生活的種種?
「看見」他人的需要,隨之而來是相應行動;這行動旨在豐富鄰舍的生命。宣道會元基堂的岑瑞倫傳道及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簡稱OM)的葉泰康先生,會為我們分享服侍中的點滴。
開展事工,全因為兩所機構「細微細眼」,發現社區中突然多了很多「寄居者」。元 基堂為一所「使命教會」,本身已十分支持宣教,而且亦早已在其位於水邊圍邨的閱覽室開始南亞兒童事工,或許是這樣而對未得之民特別敏銳。「我們看見在喜利徑(元朗) 出現了很多有膚色的人士,於是便跟他們交談,發現他們原來來自不同的南亞地區,而且其中有些是申請政治庇護的。」於是岑傳道便與他們傾談,之後更邀請他們 到教會聚會及查經,開始服侍少數族裔男士,而恆常出席的都是斯里蘭卡人。
至於OM 開展服侍,契機始於將辦公室搬至深水埗。「當我們將辦公室搬至深水埗時,便發現愈來愈多少數族裔在這裡居住,特別是巴基斯坦人士。經過不斷禱告及向不同機 構請教後,我們開始到附近公園接觸小朋友,然後認識他們的家人;數週後,始與他們熟絡,隨著詢問他們的需要及獲得他們的邀請,變成慢慢走入他們的家庭進行 家訪。」
一名印傭被虐打事件,引發全城甚至全球對本港外傭的關懷,以及對她們在香港生活情況的關注。根據入境處2013 年 12 月的數字顯示,已有320,988 外傭在港工作,佔香港總人口 4.5% 以上。[1] 外傭是組成香港人口的一個重要部份,不過他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有甚麼需要?似乎會關心的人,少之又少。
香港基督徒多有聘請外傭,但就少有提及外傭的信仰生活。有牧者提出要善待外傭;[1] 有些教會則開展了不同的外傭事工。但除了提供支援,以及在遇事時介入外,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寄居的客旅也能融入本地的生活,減少不必要的歧視。
香港人被形容為將外傭當作奴隸,[1] 事實上自從引入不同地區的人士作外傭開始,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從未關心外傭的生活和情況,甚至經常出現中介公司「食兩家茶禮」,不論外傭或聘請外傭的家庭都賺盡,令僱傭雙方關係日趨惡劣。
近年,隨著中港兩地交往愈趨頻繁,一些本地人對來自內地的新移民開始有愈來愈負面的印象;而終審法院裁定新來港人士未滿七年亦可領綜援更令不少市民強烈不滿。在一些政黨、團體和傳媒的渲染下,新移民彷彿是「白吃白住淘福利」的一群。為了讓大眾能以其他角度認識新移民,我們走訪了社區組織協會(SoCO)組織幹事施麗珊女士及城巿睦福團契(睦福)總幹事鄺玉婷博士。
筆者由89年6月開始在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及新聞節目主持有10年之久,見證著六四事件以至回歸前後的歷史轉變。而轉職明光社將近15年,仍一直擔任記者團契顧問及報業評議會執委,不少心力也放在推動傳媒教育和傳媒監察,與大部份香港人一樣,十分珍惜香港多年來所享有的新聞及言論自由,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以及商台即時解僱節目主持李慧玲,引起業界及不少社會人士關注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否不斷收窄,中央及特區政府是否透過不同的途徑,令一些在輿論上有影響力的反對者消音。其實,除了極權政府之外,就算號稱尊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社會,其政府、政黨、財團和不同的民間團體、甚至教會,都一直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影響輿論,我們毋須亦不能反對他們想影響輿論的意圖,要關注的應該是他們用甚麼手段,以及我們自身為了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一直以來,支持《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人士都強調立法不會影響教育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等,並積極地反駁一切外國「逆向歧視」的例子,認為是杞人憂天。不過,即使香港現時尚未有相關的法例,但從近期基督教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Hong Kong)[簡稱ICS] 事件,可窺探到一旦性傾向歧視立法後對教育界可能造成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