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

1997年7月1日凌晨，我在灣仔會展的大禮堂負責電台的新聞直播，見證香港回歸的歷史一刻，看著港英旗幟徐徐落下 ，中國和香港特區的旗幟緩緩升起，再想起之前在雨中垂下頭捧著英國旗離開港督府的彭定康，深深體會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轉眼四分之一個世紀便過去了，當初大家對前途的忐忑不安，今天彷彿漸漸成真，大家都見證著一國兩制由本來傾向兩制，逐漸加速、甚至超速邁向著重一國。當年不少人是因為擔心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移民，今時今日卻是因為親眼看到出了甚麼問題所以移民，怎不令人唏噓！

過去幾年不少人感到抑鬱、沮喪是因為他們在社會運動期間想很努力、甚至不惜一切「瞓身」想爭取香港在民主制度上有更大和更急的改變，結果卻適得其反，連本來已有的都失去。在疫情期間，不少本來以為有大好前景的行業，卻忽然變成重災區，本來興旺的生意也可以一夜之間直墮谷底，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更不幸的是不少店舖千辛萬苦捱過了三年疫情，卻在復常之後因為捱不住加租而最終倒閉，人生為甚麼總是充滿這麼多令人困惑的、不似我們預期的轉變呢？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