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人才就要先搶人心

人才易得，人心難留。全世界有80億人口、中國佔14億，香港有700萬。若單從數字計，去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不過區區11萬，要從國內補充相關人口輕而易舉，問題是來者何人？一般來說，除了因為與家人團聚或者工作需要，一個人或一家人移居到另一個地方，通常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以及未來，因此，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來香港，香港就必須有比其他地方優勝的地方，而要留住香港的人才不離開，就要令他們相信香港明天會比其他地方更好，至少不是明天會更差。

香港一直以來最大的優勢是平安、繁榮和自由，香港不在活躍地震帶、沒有戰亂、沒有種族和宗教的衝突、不是恐襲的目標。而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上升，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此外，香港過往在全球自由排名一直名列前茅，貿易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出入境自由、有投票及不投票的自由、以及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未來究竟這些優勢還有多少能夠維持？

2019年的社會運動，由於政府未能有效回應市民的憂慮，加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而出現了一連串的暴力衝突，的確令人難過，不過，自從通過了嚴峻的國安法，有不少人被檢控以及百分之一百入罪之後，再次出現類似暴力衝突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更無法令人信服的是為何幾千人聚集為偶像慶祝生日不會出亂子，幾十人想遊行會被視為有極大潛在風險？香港三萬警力是否真的如此脆弱和沒有自信？若要申請人保證遊行不會出事和要警方保證全體警員不會犯法有何分別？任何團體都無法保證不會有害群之馬或被別有用心的人士騎劫或嫁禍，而以此為藉口令申請人知難而退根本就是變相扼殺市民的遊行權利。

除了遊行集會要面對警方的主觀判斷之外，圖書館近年主動將敏感政治人物的書籍下架，根本就是另類的封建思想，為了怕冒犯天威而設立種種的避諱；穿鑿附會誣陷政敵有不軌意圖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一些書籍從未被判定違反任何法例，只因政治敏感就要下架，明顯是扼殺市民的出版及言論自由，並且有違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在一個號稱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竟然毋須提出任何證據，都可以扼殺一個作者或藝術家以文字、歌曲或電影等手法去表達意見，我們靠甚麼來吸引有思想、有主見、有能力的人才呢？

新鮮出爐的是區議會選舉大倒退，由議員幾乎全面直選倒退至只有不足兩成直選，想不到回歸之後我們的情況比殖民地時代更差！政府在有權DQ所有被認為不愛國的候選人的情況下，仍然怕無法阻止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加入，索性來個全面控制區議會，不單由官員做主席，更將委任和由政府委任人士間接選出的議席增至七成半，民主成份連選班會和學生會也不如，若仍厚顏無恥地說這樣的選舉也有廣泛代表性，只反映說的人連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也沒有。一個既不是以各區居民選擇的代表為主，又被削去一些重要批出撥款的功能，再加上未得主席官員批准不能隨意表達意見的議會，究竟除了發揮橡皮圖章的裝飾功能之外，還有多少價值呢？當政府不再信任人民，要千方百計限制市民表達一些官員不愛聽的言論的社會，究竟對人才有多大的吸引力呢？當市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已大幅下降，現在連在地區事務想表達意見也有重重障礙，政府若想香港的市民都成為順民，那麼市民是否真的順氣呢？與其說這是防止有人「攬住香港跳崖」，不如說有人想「攬住香港的民主跳崖」。

當香港社會雖然在治安方面能保持平穩，但在各方面的自由度不斷減少、民主和人權不斷退步，若果政府只喜歡聽話的人，社會運作主要靠對上級唯命是從的官員主導的話，香港還餘下多少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呢？我們是否窮得只剩下錢？政府過去一段時間常常強調搶人才，人才當然重要，但人心更加重要，一個不打算搶人心的政府，只會被以利益引誘回來的外來的人士當作搖錢樹，賺完了、賺夠了自然便會頭也不回到其他地方找新的財源。惟有生於斯、長於斯，對這個地方有深厚感情的人，才會考慮與香港共渡時艱，但這些曾經熱愛香港的人，若果對未來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前景都完全失望的話，他們的心又如何留下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