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自古傷離別

多情自古傷離別，過去一年不少親戚朋友、以及多年戰友都揮手告別了他們有深厚感情的香港，移居他國，在機場看到他們一個人推著七、八件行李，有些甚至連籠帶狗一起離開，便深深感受到這將會是闊別！近來又不斷知道有親友、同事、舊同事等等將會在今年內移民，情況比去年更甚，深信很多香港人和我一樣，將來無論往美、加、澳、紐和台灣，都會有親朋好友可以接待，只要疫情一緩和，湧往外地旅遊探親的人潮一定此起彼落。 

移民潮與過去幾年的社會撕裂有不能分割的關係，不少離開的人都是曾經熱愛香港和關心 香港未來的發展，重視人權和自由，在社會運動上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他們選擇離開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主要都是擔心未來會因為觸犯了愈來愈嚴苛的法例，觸及政治上的紅線而被拘捕、檢控、甚至入獄，畢竟自由對於香港人來說是最珍惜的，期望下一代可以在一個重視人權和自由的社會成長，可以安然入睡，不用以伴君如伴虎的心態生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無論有多理解他們的決定，真正要分別的時候，仍然是有種種的不捨。既不想他們離開，但又不能開口挽留，萬一將來他們因為政治的緣故遇上麻煩、甚至無妄之災，自己情何以堪呢！ 

除了政治之外，這幾年同樣令人失望的是香港的管治，最近的第五波疫情，將管治團隊的積弊一次過表露無遺，包括剛愎自用、揣摩上意、頭痛醫頭、見步行步、各自為政、朝令夕改，簡直一言難盡！首先，領導人剛愎自用，自以為是，死不認錯，經常以為自己是最勤力、最為香港憂心、最深思熟慮，其他人對她的批評都是出於誤解或者偏見，連想勸她在疫情嚴峻時不要故意除下口罩發言亦難若登天， 不少人可能只是為了同心抗疫，不想節外生枝而敢怒不敢言。 

當然，下屬、議員、傳媒和百姓的說話可以當作耳邊風，但對國家領導人、中央官員和奉命前來拯救香港的大大小小官員卻必恭必敬，態度截然不同，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整個社會瀰漫喜歡揣摩上意，巴結奉承的風氣，實在令人心寒，甚至記者只是問一個有關在制度和措施上如何保障市民基本權益的問題，也會受到無理的攻擊，而更荒謬的是傳媒機構的高層竟然會反過來質疑自己的記者。權責清晰是一個真正良政善治的社會的重要元素，若果我們認為偉大的領袖一定不會犯錯，好心的人便不需要監察，有投訴機制等如不信任，社會將會走向人治而不是法治，出事是遲早的問題。 

第五波疫情，將過去兩年，政府和市民的努力一舖清袋，不夠三個月已經死了六千人，醫療系統崩潰，許多重症的病人無法即時入院，只能夠白白等死，就算症狀輕微的亦因為求助無門而感到十分之徬徨。雖然第五波疫情的傳播的確來得太急太猛，不過，政府各部門的反應緩慢和混亂，給人的感覺明顯是根本沒有應變計劃，沒有為最壞情況若出現時應如何回應做過準備，於是在強檢、隔離、派送物資等等出現嚴重的滯後和甩漏，部門與部門之間溝通不足，結果令市民要花上大量的時間苦候，以及難以找到可以解答疑難的對口單位。 

當然，更令市民苦惱的是政府很多政策都是「急就章」，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充份的討論就推出，而且經常翻來覆去，甚至朝令夕改，令市民無所適從，以全民檢測為例，不少市民因為擔心需要禁足而要儲備糧食和日用品，甚至有些市民恐慌性搶購，學校和家長亦要為早來的暑假作準備，到頭來卻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大家白忙一場。至於何時須強檢，何時只需自行快測，何時須要送往隔離中心，何時可以居家隔離，恐怕連不少前線工作人員亦未必能夠準確掌握，對於大大小小的機構主管和行政部門來說更是十分頭痛，究竟哪一種情況可以算為病假，甚麼情況之下可以讓員工返回辦公室，都是天天新款，令人頭昏腦脹。任何政策要令人容易跟從都必須是簡單、清晰及合乎邏輯，不是話變就變的。 

當一個城市原有的自由和包容逐漸消失，而公共政策又傾向人治，只看長官意志，欠缺周詳的計劃和規矩，怎會不令人失望？恐怕因為失望而離開的人只會愈來愈多，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名句：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相信會繼續在我們的內心不斷湧現。當話別成為了我們的日常，我們不能夠不問，究竟是誰令香港變成今日的模樣？ 誰要為香港的亂象問責？或者更基本的問題是，究竟甚麼叫問責制？官員究竟向誰問責？如何問責？會不會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