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極速流通的「任睇年代」

早前網上瘋傳中學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警方表示在發現有關帖文後已即時安排刪除帖文，並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處理，但仍有市民不理會警方的警告，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工具的群組分享那些相片。 

這次事件令網民重提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的朋友論，當時網絡瘋傳幾位藝人的祼照，有警方代表在記者會解釋法例時表示，向朋友分享色情相片並沒有觸犯法例，引來一眾網民都以「朋友」相稱。事隔10多年，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與「朋友」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也不會違犯法例，但其實「藝人私密照事件」和「籃球教練事件」所牽涉的法例是有所不同的。

「藝人私密照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的「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條例列明發佈淫褻物品屬犯罪行為，而相關的藝人裸照屬於淫褻物品，因此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發佈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在記者會提及的「朋友論」是解釋發佈的定義，發佈是指向公眾人士分享照片，而不是朋友間私下的分享。警方當時也有補充說明，指絕大部份的網民都不會被理解為朋友，因此在網上分享藝人裸照有機會觸犯「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的條例，只是一眾網民斷章取義地理解警方的說法。

這次「籃球教練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私密影像是指顯示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的個人私密部位，即能看到個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影像，或進行私密作為如性行為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不理會當事人是否同意，而發佈其內衣照、裸照、進行性行為時的影像就是違法，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所以在網上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無論是令照片外洩的人，還是抱著「食花生」心態與人分享照片的網民，都一律觸犯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此條例中「發佈」的定義，是否與「禁止發佈淫褻物品」條例中的「發佈」一樣，不包括朋友間私下的分享呢？這點現時難以確定，但如果按立法原意，筆者估計與朋友分享也有好大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禁止發佈淫褻物品」和「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的分別在於當事人是否同意和影像性質的不同。「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不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只要是「淫褻物品」就一律禁止發佈，即當事人自願發佈自己的「淫褻物品」也會觸犯法例，而物品是否屬於淫褻一般皆由淫褻物品審裁處來評定，按過去的評定標準，展露男女性器官交合的影像都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則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發佈，而私密影像不一定是裸露，也包括僅有內衣遮蔽個人私密部位的影像，所以私密影像有可能屬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雖然第一類物品可以供人自由發佈，但只要它屬於私密影像，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發佈，如果有人在不理會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發佈私密影像，就是違法行為。

而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中遭發佈的相片其實也屬於私密影像，但因政府在2021年才實施「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因此當時只可用「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來處理。但如果現在有人發佈當年藝人的私密相片，則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這次的「籃球教練事件」也引來網絡上熱烈討論應否拍攝「私密影像」，網上有人提出「不影就不會流出」，認為影裸照與相片流出是有因果關係，但這類言論亦隨即被其他網民反駁，指有關言論是在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其實事件已經發生，當事人是受害者，事後才「提醒」當事人不應拍攝「私密影像」，只會令相關人士感到更大的壓力，對事件也毫無幫助。

不過類似事件的出現，其實也能讓公眾意識到拍攝「私密影像」的危機。「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人是罔顧他人感受和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絕對應該面對法律的制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保護自己，了解拍攝私密影像可能引發的後果，避免將自己放在危險之中。

當私密影像一出現，就已存在外洩的風險。不讓自己的私密影像出現，是防止私密影像外洩最好的方法。

資料庫

背負污名令私密照受害人不願求助

未經同意下拍攝或分享別人的私密影像，會對當事人構成莫大傷害，《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已將有關傷害歸納為性侵創傷，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性侵犯不只限於身體上的性侵害，還包括情感傷害，所指的是當事人的深層私隱被侵犯，感到羞恥，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被污名化等。[1] 另外，在外國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明知當事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私密影像，但第三方收看者普遍不會因此為受害人辯護，相反，即使對收看影片感到掙扎，他們都會裝作沒有問題，並隱藏內心的爭戰，而收看者這類表現，會助長公開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而對於受害人來說，裸照或半裸照外流會令他們背負污名，承受外間批評，亦會令他們不願去求助，甚至怪責自己。[2]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近月，人工智能（AI）的應用引起了大家關注，生成式的AI建立在大型訊息數據上，根據提示而生成了文本、圖像，音頻等的檔案，而這些程式允許人工智能透過學習而自行決策，生成資料。

圖像造假

本年3月，網絡上瘋傳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穿著白色長羽絨外套的照片，[1] 看起來十分「潮」，但原來這張看起來十分真實的照片，是由AI生成的假照片。它被瘋傳的原因是因為它既非抹黑教宗，而是將教宗和時尚結合，讓人感到驚奇。而恰巧的是，有報道稱：「教宗方濟各之前也曾提到AI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教宗認為，評估的標準應該放在人類的尊嚴，只有AI應用能增進人類生而為人的尊嚴，那麼才在道德上擁有使用的合理性。」[2]

而於本年5月，網上出現了一幅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附近發生爆炸，冒出濃煙的照片，照片在網絡瘋傳後，令美股下跌了近十分鐘，一度下跌約0.29%，亦是「AI生成圖片影響股市的首例」。[3] 而該張假照片的真實程度，足以令OSINTdefender，這個平日分享國際軍事衝突新聞的Twitter賬戶，都分享了它。可以想像連這類專業且擁有數十萬關注者的團體都誤信了該照片並分享出去，其關注者大多會信以為真，導致出現「病毒式瘋傳」及股市下跌的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該賬戶的營運者後來為傳播了錯誤資訊表示歉意，並指出這是一個例子，顯示了「這類圖像是如何可以輕易地被用來操縱資訊空間及這類事件在未來到底有多危險」。[4]

失實資訊

AI常見的一個造假方式，是通過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來進行，原理就是讓兩個神經網絡像是玩遊戲般相互博弈來進行學習。維基百科網頁簡單的解釋道：「生成網絡從潛在空間（latent space）中隨機取樣作為輸入，其輸出結果需要盡量模仿訓練集中的真實樣本。判別網絡的輸入則為真實樣本或生成網絡的輸出，其目的是將生成網絡的輸出從真實樣本中盡可能分辨出來。而生成網絡則要盡可能地欺騙判別網絡。兩個網絡相互對抗、不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絡無法判斷生成網絡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

要判辨程式所生成的內容是否失實資訊，虛假圖片與錯誤訊息等，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美國曾有一名執業超過三十年的資深律師引用了ChatGPT提供的案例去舉證，但法庭未能找到相關的案例資料，才發現ChatGPT造假。他在援引案例時曾不只一次向ChatGPT詢問它所提供的案例是否真實，而ChatGPT的回應是「這是真實的案例」，並一再強調案例是真實存在，並可以在一些法律研究數據庫中找到。[5]

事實查核與規管

有「ChatGPT之父」之稱的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曾與350位權威專家簽署了公開信，警告AI對滅絕人類構成的風險，不下於核戰及大流行疫情，應予以重視；而他亦曾警告，指AI技術可能操控訊息，並對來年美國大選造成影響。[6]

了解到上述AI造假的情況，用戶在相信和轉發訊息，或使用AI所提供的資料之前，實在需要花時間去查證。但由於AI生成內容的仿真度愈來愈高，可能用戶在查證時需參考專家的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於本年5月宣佈成立一個由60名專家和記者組成的專責小組「BBC事實核實」（BBC Verify），以核查影片及資訊的真偽，小組又會將分析核查影像真確性的過程向公眾公開，以獲取公眾的信任。由此可見，在AI世代中，要查證的難度愈來愈高。[7]

而規管方面，Altman呼籲應成立一個美國或全球規模的機構，對超過一定規模的AI企業頒發許可證，規管機構擁有撤銷許可證的權限，以確保該技術發展符合安全標準。[8]

中國上海市則在本年5月發佈了文件稱，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專項等引導作用，支持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數據、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而北京市亦發佈了類似的文件，提出了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持續保持10%以上增長、輻射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具體目標。[9]

而在台灣，本年5月有部門對外宣稱，行政機關已召開跨部會會議，邀請國科會、數位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文化部等相關單位，針對ChatGPT等生成式AI立法納管研議推出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立法規範納管。[10]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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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早前啟德某屋苑有一對男女在露台全裸並進行性交，被人發現及錄下短片，再經網絡傳開。警方將案件暫列為「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並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女子，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律師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法律上露台明顯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故意讓人看見性交，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1]

事件在網絡引起一番討論，究竟私人物業的露台是否屬於「公眾地方」？如果影片中的男女在室內窗旁而非露台進行性交，又會否犯法呢？拍攝者又是否犯法，分享影片又如何呢？讓我們了解一下相關的法律條文。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列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即屬犯罪。該露台雖然不是公眾地方，卻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所以就算是私人物業，只要身處於公眾可見的地方，不論是露台、天台、地下花園，甚至是室內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位置附近，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的罪行，最高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此外，該段影片中的男女所做出的行為，也有機會構成「有違公德罪」。根據普通法，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都屬犯罪行為。一般而言，「有違公德罪」適用於所有非常可恥、有違公德、冒犯及令人厭惡、敗壞道德、有傷風化的行為，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而就本案的情況，最終會以哪一項控罪控告涉案人士，則由律政司作出決定。

窺淫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拍攝該段影片的市民有否觸犯去年10月生效的「窺淫罪」呢？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B條「窺淫罪」列明——任何人為了觀察或拍攝個人的私密部位或私密作為，而觀察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拍攝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性行為屬於私密作為，所以偷窺或偷拍他人進行性行為會觸犯「窺淫罪」，但條例列明被觀察或被拍攝的人士需「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而本案是在露台發生，明顯並不是一個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地方，所以拍攝該短片的人按理並沒有觸法「窺淫罪」。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話雖如此，但該段影片仍符合「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相關發佈影像罪行及處置令」中「秘密影像」的定義——即顯示該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任何人在不理會他人是否同意下，發佈他人的私密影像，而他知道該項發佈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或罔顧該項發佈是否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都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因此，任何人對外分享該段影片，都有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發佈淫褻物品

而同時，按淫褻物品審裁處過去的評級標準，該段影片的內容好大機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21條，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物品，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所以，發佈該段影片，也都有機會觸犯「發佈淫褻物品罪」。

我們不難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群組裡找到上文提及的影片，雖然法例懲處的是發佈行為，市民觀看該影片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只要市民轉發該影片，不論是轉發影片的檔案，或只轉發影片的連結，都同樣有機會干犯「發佈淫褻物品罪」或「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網絡上充斥著大量淫褻物品和來源不明的私密影像，不少人樂於轉發有關資訊，雖然警方看似沒有行動，但其實轉發有關影像仍是違法行為，轉發者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就該段影片的情況來說，當事人需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作為旁觀者，也應該拒絕轉發有關影像，除了是因為避免觸犯法例，更加重要的是顧及當事人的感受，並尊重他人的私隱。即使有人在公眾可見的地方進行私密作為，旁觀者並不了解事件始末，若拍攝或轉發這些影片，無疑會對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或傷害。假若收到這類影片，千萬不要隨意轉發。

資料庫

對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打擊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的法例，於2021年10月8日生效。在新法實施的八個多月後，有支援性暴力受害婦女的組織表示，過去三年處理涉及影像性暴力的個案上升，預料未來求助個案會繼續上升。有社交網絡平台公司與上述組織合作，若有受害人向該公司指出其私密影像在未經同意下遭公開，該公司如在旗下的兩個社交平台找到涉事影像，便會移除有關內容，以阻止私密影像在網上流傳。[2]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2021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和ERROR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亮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等候，對於才十二、三歲的女兒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有別於昔日的偶像文化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約有五千人參與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或當時的防疫政策，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2021年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有些廣告每個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了一條應援街出來，早在2021年就有傳媒形容，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粉絲能看著偶像成長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一家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又或者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拍成綜藝節目，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偶像變成用者自付的產品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疫情持續，市民外出的時間盡量減少，旅行也就更別說了，很多人會留家與家人一起看串流平台的節目打發時間，除了劇集、電影以外，也會在串流平台裡找到不少有關生活品味、環保、社會文化、心理及健康等紀錄片或生活時尚節目，可供不想「煲劇」的網民選擇。然而，別以為具豐富資訊的紀錄片、生活時尚節目，就一定是健康，沒有任何不良「成份」，用戶在收看時，也要小心辨別有關的資訊是否可信。

同為養生節目　不一樣的角度

就以養生節目為例，近期串流平台Netflix有兩個節目介紹養生的方法，然而出來的效果卻截然不同。紀錄片《養生好不好》（(Un)well）一輯六集，每集探討一種在美國流行或另類的養生方法，如：精油、譚崔式性愛（Tantric Sex）、母乳、致幻劑死藤水（Ayahuasca）及蜂螫療法（Bee Sting Therapy）等的效用、看看它們是否商業騙案、會否被濫用、對他人的影響等，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它們。

這節目跟港台《鏗鏘集》一類的節目相似，會以多角度追訪、反問，從產品的銷售手法、它對人情緒的影響及與人的關係、對需要有關產品者的影響、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節目會提出質疑，結果有時會指向人性的貪婪、罪性，有時亦會以開放式的結局，指出有些養生方法可能對部份人有效，但同時亦會提及有人以這些方法謀利，罔顧別人安全，使人濫用，或令有關的方法變為宗教，讓人對其崇拜。

而另一個節目《Gwyneth Paltrow：goop生活態度》（The Goop Lab with Gwyneth Paltrow），與《養生好不好》一樣，標示適合觀看節目的年齡同樣是16歲或以上，節目一樣是以探討養生方法為名，但就全以正面推崇有關的養生方法，容易使觀眾模仿。節目拍攝了goop這公司的職員使用一些養生方法的過程，亦會叫用過有關方法的人分享療效及用後的改變。

然而該節目並沒有反思那些養生方法是否恰當，純粹推介這些方法，實在有所偏頗，不夠全面。例如：介紹致幻劑迷幻菇作心靈治療，但用家卻道出自己哀傷的原因是源於未能開放自己與人溝通、心靈空虛；或介紹以斷食瘦身、以針刺面部構建膠原蛋白及於面部植入慢速溶解線，以拉高面皮令皮膚緊緻、令人看起來好像變得年輕，卻未有反思這會否對身體造成傷害或導致飲食失調；以震動器自慰達到女性性自主，展示女性私處，強調女性主義追求個人性自主，卻未有提及兩性相處及與伴侶溝通的重要。另外，運用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治療心理及身體的疾病，並倒空自己來接收靈界訊息等，並未有提及可能令不知名的靈進入身體，令自己與靈界扯上關係。

電影及電視節目規管

為電影和電視台的節目分級和規管，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年齡分級。在香港，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或上映的電影要先交予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由辦事處為影像評級，看看電影是屬於哪一級（I級、IIA級、IIB級或III級）；而無論是否收費的本地或非本地的電視節目，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都會根據《廣播條例》作出規管，而電視節目內容則按其內容是否適合兒童觀看，在需要時會在節目中標示「家長指引」或只適合「成年觀眾」的字句。其實，香港的規管並不精細，觀乎亞洲不少地區的分類就更為精細，如台灣、新加坡及韓國。[1]

網上節目方面，目前仍不受《廣播條例》及相關法例所規管。該條例旨在規管電視節目服務。而網上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節目是透過互聯網傳送，屬於網上發放訊息的一種形式，為《廣播條例》所豁免，不受其規管，亦不受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的監管。很「有趣」的是，網上的訊息、影像規管，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這《條例》已實施了三十多年，本社也曾評論它未能與時並進。[2]

由於香港沒有針對串流平台播放節目的法例，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做法。蘋果iTunes的Apple TV+的分類會根據當地的分級、分類方式；[3] 而Netflix方面，有自己的年齡分級：所有年齡層、7+、13+、16+及18+。但即使該平台將影片標示為16+，適合16歲或以上人士收看，都不代表它一定適合香港文化下的16歲人士收看。作為家長要注意不同串流平台的分類方法，小心為子女選擇，並作出適當的設定。

各地文化存在差異，家長實在要多加留意子女收看的節目會傳遞甚麼訊息。筆者認為家長最好還是陪伴子女收看節目，並應及時作出討論及分析。即使是資訊節目，就像文中提及的兩個養生節目，背後也反映了一些價值觀，那些追求的所謂美、健康、釋放的感覺，其實是頗為極端的方式。不要說未成年人士，就連成年人看了，也可能會蠢蠢欲動想去一試，家長實在要小心，避免子女接收不良資訊。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