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究竟有地定無地?

陳永浩博士   |   恒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21/03/2013

「上車」有多難?當「四百萬」的樓盤成為了「窮人恩物」,當論到「地產霸權」時,人人咬牙切齒;當市民都為「無殼蝸牛」而慨嘆的時候,實不難感受到今日香港人最惆悵的問題,住屋必定榜上有名。可是,當我們見到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大展權腳」,卻只有「雷聲大雨點少」的情況,除了出來聲討抗議,怪罪官僚和霸權外,好像別無他法。其實香港又並非「無地可用」,那為何會出現如此矛盾的情況?
 
香港的土地概況

人人都說香港「地少人多」,但真實情況是怎樣?若要去理解香港土地使用情況,我們需要明白土地發展的進程。一幅「未發展土地」(Un-developed land),要經過政府規劃(Planning),用作公營或私營競投(Auction)後,才能成為一塊「可供發展的土地」(Developable land)。而這土地在進行基建(Infrastructure,如平整,道路網建設、城市設施設計等)才能開始供發展成形(Development)。而整個土地利用的循環,還包括在這土地的建設經過一個時間後,出現衰落的問題(Inner-urban decay);然後經過重整,收購,再被重建(Renewal and redevelopment)的過程而再度用作新的功用。(見圖一)

 
圖一:香港土地發展的進程

明光社

 
簡言之,今日香港土地發展的問題是:香港實際上有足夠數量的土地,然而卻不能用(因多為未經規劃的未發展土地);而另一方面,「可供發展的土地」(即報刊上常說的「熟地」)數量則遠遠不足以應付居住需求,遠水不能救近火。
 
傳統的城市發展進路
而以往香港在開發土地歷程上,是以上述土地循環進程的前半方式(即積極地將「未發展土地」變成「可供發展的土地」)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行之經年的「移山填海」計劃:將山嶺移去及平整山上的泥土,用作填海,這既可新增土地,而原有的山頭削為平地,也可用作土地發展,可謂一舉兩得。香港政府自1852年起,就是用這種方法,大幅增加城市用地。而且這些新增土地並無發展限制,可供全新規劃,而業權也是單一的(就是公地,全由政府規劃,用作公私營均可),規模也較大,容易作大規模式的發展。
 
另一個體現這種「大發展」的方向就是新市鎮計劃。由戰後五、六十年代開始,當時的港英政府首先在荃灣和觀塘發展「衛星城市」,繼而在七十年代開始發展新市鎮計劃。目前全港共有九個新市鎮,即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元朗、粉嶺/上水、將軍澳、天水圍和東涌。當中新一代的新市鎮仍處於發展階段,政府預計在這些新市鎮全面發展後,將可容納高達400萬的人口。
 
填海造地不成 新市鎮發展不順
可是,上述兩種以往的發展模式,在今天的情況下都行不通。百多年來的移山填海計劃,固然是香港土地重要來源,但隨著海港保護條例在1997年實施後,政府已不能在維多利亞港進行填海工程;在維港以外的地方填海,經濟效益固然比較少,而新的移山填海計劃,往往又會遇到社會的反對,所以政府在回歸以來,並未有積極進行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
 
新市鎮固然可以讓更多人口定居,但原來被設計成可「自給自足」的願望——如沙田和屯門原設計有工業邨,是讓市民可原區上班,生活不需出入市區——卻落空了。而交通偏遠,規劃不衡等問題甚至製造出如天水圍北的「悲情城市」等社會問題。而在政府目前計劃中,並沒有進一步發展大型新市鎮的議程,城市發展改為集中在重新發展如啟德一類的中型新發展區和新界的新發展區。
 
結果,現時土地的主要來源,就是從土地循環的後半方式獲得:收購舊有土地,由市區重建局或發展商重建。這可想像到土地的供應必然較少,成本(由收購零碎的業權,再整合不同用地,更改用途,政策諮詢、各類評估等)也必然較高。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新一屆政府提出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則有待觀察:除了更改土地用途、重建、收地等方法外,其提出的重用前石礦場、維港以外適當地點進行適度填海,及發展岩洞安置合適設施以騰空土地作其他用途,的確能較以往新增土地發展。
 

但經歷過反高鐵、反東北地區發展及反地產霸權的行動後,政府應意識到以往「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已行不通。今日的社會,發展已不再是硬道理,市民追求的亦不只是居住的空間(Living space),而是社群和社區的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這種「由下而上」的發展方向,才是今日有效的規劃方式,也是主力以舊區重建作土地利用的規劃方向下,政府和發展商可行的路向。

 
 

參考資料:
 
Bristow, M. R..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Hong Kong's New Towns: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oon, Alice.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地產霸權》) Hong Kong: Enrich Publishing, 2010.
香港立法局秘書處。《香港的土地供應》發佈於1997年4月3日,香港: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1997。
 
盧惠明及陳立天著。《香港城市規劃導論》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政府僅餘400公頃可發展住宅 發展局:零散空置地難起樓〉,《星島日報》2012年10月18日。
 
香港政府:香港便覽——城市規劃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town_planning.pdf
 
香港政府:香港便覽——新市鎮及市區大型新發展計劃
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towns&urban_develop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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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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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妥協?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9/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2]  “Hot cross bun,”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April 14, 20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t_cross_bun.

教會在疫情下所遇見的機遇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5/04/2022

疫情之下,政府對宗教場所的限制愈來愈嚴苛,甚至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只有受薪同工才能進入,教會在這段期間可以有甚麼機遇,即使四面受疫,仍不被困住?明光社於2022年2月22日,舉辦了一次網上講座,當晚的分享嘉賓包括了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及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他們分享到教會在疫情下的機遇,以及面對的困難。

參加人數,不跌反升

教會的活動包括崇拜、團契、主日學等在疫情下都已經轉為在網上舉行。陳淑娟牧師表示教會的活動不減反增,而這對教會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就她教會來說,以前參加祈禱會的人數不多,但在網上舉行時,反而由一堂祈禱會增加至三堂祈禱會。至於團契,以前男士組的組員為了生計難以開組,網上開組可以把時間挪移到較晚的時間,男士組反而有所復興。甘晨智牧師也表示在網上團契有其好處,例如職青沒有趕回家的心理包袱,能盡情投入,更不必說基教部課程,實行現場及網上雙軌制之後,參加人數也見增多。

當然,為了配合網上的活動,事前功夫不可少。陳牧師提到他們早前為了確保長者及基層人士不會被忽略,已派了網卡及平板電腦給他們。長者到時到候只要按一個鍵,亦可以「上到」教會。甘牧師相信基本上教會的長者已學會上網,也不會錯過每條WhatsApp上的訊息。不過,總有長者或信徒不喜歡或不習慣網上崇拜或團契,陳牧師回應指,只有鼓勵組長多花功夫,透過電話關顧有需要的肢體,而甘牧師則表示在許可的情況之下,鼓勵信徒領袖與弟兄姊妹面對面溝通。

心態與形式

雖然信徒普遍喜歡參加現場崇拜,但當一切都必須在網上進行時,迫使信徒多些反思自己的崇拜心態,對信徒自己及教會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歐偉民博士指出崇拜非常重要,在於那一刻信徒心態上需要投入及專注於同神一起。信徒在這一方面需要更多思考及更新,不應單單想著甚麼時候才能與弟兄姊妹一起,矮化了崇拜的意義。若基於堂會的限制,信徒若發現堂會崇拜的直播或錄播形式不適合自己,信徒可否自己在家中做崇拜?歐博士認為是可以的,他又指沒有一個崇拜的形式是最好的,如何將心獻給神,把榮耀及頌讚歸給神,懷有這種心態更加重要。陳牧師相信不可停止聚會並不局限於教會的現場崇拜,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她教導信徒,自己安坐家中時,要專心崇拜,不要一邊崇拜,一邊刷牙或吃早餐。除了崇拜心態上的反思,甘牧師也提到疫情下弟兄姊妹建立了新的崇拜習慣,其實有助堂會的發展,相對於信徒以前有較高的要求,現在他們可以較為接納崇拜中有彈性的安排,接受教會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把之前的敬拜錄影,在新一堂的崇拜中播放,而信徒亦能接受用視像的形式講道,這樣,當教會要開設一堂新的崇拜時,資源計算就相對來得簡單。

信徒不單可以在疫情中更新崇拜的心態,也有機會被復興。歐偉民博士指以前信徒大多只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更新改變生活模式,把信仰和生活結合。歐博士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不多信徒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教會不一定要參與政治,卻可以貼地關心民生的需要,年青人在這兩年也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正面的影響是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彼此合作,互補不足

疫情之下,面對諸多限制,教會若想繼續服侍信徒或街坊,打破門戶之見,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歐博士建議好人好事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多一些,愛鄰舍便是愛身邊的人,遇到鄰舍有需要,作出回應,即使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一點點感動也能成為動力,鼓勵他人保持一團火去繼續服侍神。他指出機構與教會合作是一個見證,例如可以合作提供暫託服務,由於街坊在區內很難找到有關服務,而堂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是閒置的,便可以騰出空間給小朋友。陳牧師希望大家能有one church的概念,不論是機構與教會的合作,還是堂會與堂會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很重要的。她認為教會網絡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網絡中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及強項,彼此結連,會有更大的動員力,一起服侍更多街坊。另外,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非常好。她又表示超級大型的教會相對來說有人、有錢、有物資及有地方,小型教會面對的困難是,有一兩個同工染疫,已經無法舉行崇拜,而甘牧師則提出,大型堂會可否幫助小型堂會舉行崇拜,甚至可以幫忙錄影等工作等。

疫情下教會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套用歐博士的說法:「堂會仍然需要關閉,但不代表可以關上人的生命見證。現在不做,等疫情過後再做便沒有意思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教會要在場。其實在場的又豈只有教會,不是還有愛教會的神嗎?只要教會「疫風」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的教會,她們服侍的身影,以及復興的景象。

來教會,剪個髮,飲杯咖啡?

活動花絮

07/11/2019

分享嘉賓:Anka傳道
    「上教會」(Captain Church)負責同工
整  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教會」(Captain Church)是一間結合了髮廊、咖啡室和教會三個元素的三合一教會,她帶著使命,走入社區,接觸不同背景的客人,成為職場教會的示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由該會的負責同工Anka傳道擔任分享嘉賓,她在9月17日與參加者分享這間三合一教會的運作、她在服侍中如何經歷神,以及「上教會」的團隊怎樣榮耀神。

明光社

聚會開始,Anka分享教會由來。她從前是一位護士,後來因為全職照顧孩子而停止了工作。期間,她接受了兩年神學裝備,並到了豐盛髮廊帶領晚間聚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髮型師弟兄。髮廊裡有些員工負責洗頭等工作,他們是邊緣青少年,可能曾經犯事或要守社會服務令;她在那裡服侍這班青少年。但她感到這些青少年很難融入傳統教會,因為如果信徒有青春期的子女,而教會接待一些抽煙、紋身、講粗口的人,有些會友可能擔心這些人會帶壞他們的子女,她認為這樣想也是人之常情。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傳統教會的情況,令她想到聖俗的強烈分野。例如基督徒不應該抽煙,這想法普遍信徒都接受,但是邊緣青少年便會問:聖經有說不可以吸煙嗎?信徒理應聖潔,但有些仍舊帶著一些世俗行為的人,似乎很難融入傳統教會。

Anka深信耶和華的膀臂不會縮短,以致不能施行拯救。她開始為神做夢,她很想讓福音進入邊緣青少年的生命裡。結果她和教會的牧師分享,看看教會能怎樣回應這個異象。在2011年10月,教會便差派了她和其他弟兄姊妹出去作職場宣教。Anka指自己不是生意人,要開展事工並不容易。她要先找地方,並需要一筆創業資金,以購買工具,支付裝修費等,這筆錢的數目不少。神給了她異象,亦感動了弟兄姊妹踴躍奉獻。在一次崇拜中,弟兄姊妹整整奉獻了100萬元,另外還有30萬元的貸款,她為此而感動。有了起動資金,她和弟兄姊妹便開設了「上髮廊」和「上咖啡」,兩舖之間有一扇玻璃門。幾年前,他們又開設了兒童學習中心,提供遊戲小組和學前預備班。髮廊那邊有位弟兄擔任髮型師,而Anka則主力在咖啡室擔任廚師。員工當中有的是邊緣青少年。平日髮廊和咖啡室會做生意,到了週日則會休息,店舖會成為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裡崇拜。Anka指要共用資源,有賴一班弟兄姊妹協助,崇拜前,他們會將店裡的物件清空,崇拜後,他們就要收起樂器,重新排好桌椅,將地方還原。由2011年至今,每個星期如是,弟兄姊妹總是毫無怨言地整理場地,她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上髮廊」和「上咖啡」是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所以Anka很努力做好這盤生意,因為她要盡僱主的責任,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店裡的一切開支。她沒有飲食業經驗,也不認識相關人士,但她很努力學做一個稱職的廚師,又報讀相關的課程,她由最初在午飯時間完成10多個餐,到現在完成100個餐。她笑言在廚房裡有被刀割傷、被火燒傷、被油燙傷的危險,她又會弄到滿身油煙氣味,但工作實在太忙了,回到家中會因為累透而睡在地上。由護士、家庭主婦,到成為今日的廚師,她付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她同時在服侍的過程中,經歷自己生命的擴張。

Anka帶著無牆教會的理念建立「上教會」,盼望福音進入社區和接待不同的人。在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並不是透過三福、四律等傳統福音工具去傳福音。Anka指在髮廊和咖啡室工作的人有兩個身份:一是員工,一是說故事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神同行的人可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人認識耶穌。她解釋「上教會」的「上」字,是來自馬太福音六章10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渴望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而教會的英文名Captain Church,「captain」一字取自約書亞記五章14節:「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I have come now as captain of the army of the LORD.〔The Amplified Bible〕)他們希望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元帥,他們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為神爭戰。

「上髮廊」和「上咖啡」開業至今已有八至九年時間,店舖位於一幢大廈的一樓,在社區中多年,它們已有自己的熟客。Anka分享到:有一位熟客是位長者,有次他叫了一份鹹牛肉炒蛋三文治,於是她造了給他吃。老伯吃過以後對她說:這份三文治有待改善。於是她追問原因,老伯說自己在澳門吃過的三文治,裡面有洋蔥粒,他覺得味道好所以想教她造。她當時心裡雖然不舒服,但他是熟客,而且年長,便對他寬容一點。第二次再造時,結果他仍舊覺得不夠好,說還差一點糖和黑椒。這位老伯,還會帶一個玻璃樽來買咖啡室的曲奇。某天,有位婆婆來到店裡大哭,說老伯早上突然哮喘病發已過身了。由於老伯常常來吃下午茶,婆婆覺得有需要通知他們。那段日子,Anka會安慰婆婆,和她探討生死的課題。店舖就是這樣和街坊連繫起來,客人跟員工就像朋友一般。

Anka分享到「上教會」的使命:「成就夢想、領受異象、接受差遣、進入命定、帶著勇敢、改變世界。」她笑言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高言大志,因為當中提到要改變世界,但她認為現實是許多事總會打個折扣,如果異象不大,心志就會愈來愈萎縮,遇到困難,人也會怯懦。她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對自己的異象說自己太微小,應該對著異象說自己的神有多偉大,這樣,才能經歷《聖經》所說: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個子不高的Anka,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充滿活力,其實她的兒子已生了小孩,她已是祖母了。不過,她並不言倦,敢於為神做夢和承擔異象。要兼顧傳道人、廚師、妻子、母親、祖母的工作,並不容易,但她仍然帶著甜美的笑容,在每個崗位裡,做好自己的本份。她說的話鏗鏘有力,令參加者感受到她對神的信心,以及為她的見證所動容。

香港城市發展:只有城市,沒有社群?

城市發展倫理系列 第一回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20/03/2014
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我們不停重建舊區,住屋發展永不停步。可是,當我們的舊區面對重建,要急速發展時,我們的社區和社群卻也被無情改變。今回的生命倫理對談,就是以城市發展作主題,探討城市發展與倫理的關係。
 
其實在城市裡,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社群人倫同樣重要。然而在我們的社群中,可有相關的倫理值得我們反思及留意?推而廣之,在一切都計算成本效益、經濟至上,以及提倡發展是硬道理的價值觀下,公平、公義、人情及倫理又可以如何伸張及踐行?
 
對居住環境的詰問
對於一向住在城市的我們,有時應該要問自己:為何我們要住在市區而不在鄉郊?上一次我們往住所附近的公園是甚麼時候呢?公園是用來休閒,還是成為每個周日安置家中外傭的好地方?你要開多少道鐵閘,經過幾多重保安關卡才可踏進家門?為何我們需要這麼多的保安員?以前住在屋邨,不是有鄰居守望就行了嗎?話說回來,你真「認識」(點頭之交不算!)你的鄰居嗎?
 
或許,我們可以再看大一點的圖畫,看看我們的城市:香港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社會,然而當這城市中的發展,一切看來如此理所當然時,你有否發覺有些不對勁?為何每個地區的發展(例如幾個新市鎮)看來都是一模一樣的?為何每個商場的店舖都是由那幾個大集團壟斷?為何我們居住環境極為綢密,卻又與鄰居形同陌路?
 
香港城市規劃 只重規劃不重獨特性
其實,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過往的城市發展,背後有著不同的規劃:如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九龍半島,已有早期的城市規劃,結果使今天的油尖旺區街道井井有條,打格子式(Grid pattern)的街道規劃。香港也有早期英國「花園城市」(Garden city)式的城市發展,九龍塘的又一村就是一個好例子。戰後的1953年,因石硤尾大火而開展的公共房屋計劃;以及後來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又或是八十年代的「長遠房屋策略」,以至回歸後滿有爭議,到後來「無提及等於不存在」的「八萬五政策」(平心而論,在未有97年金融風暴前,這計劃是廣受支持的),到現屆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定出未來10年房屋供應要達到470,000個單位的目標等,其實都是遵從著一套「規劃與發展」(Planning and development)的模式。所以從土地規劃、公屋建設、新市鎮,以至舊區重建,也處處見到「規劃」的影子,當中提倡以「最佳效益」的方式盡速發展,重視「數量」和「標準化」,給予民眾「平均標準」的地方與城市功能。因此,進行城市發展時並不重視社區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結果城市在發展時亦失去不同的特點。在缺少了社群感及歸屬感的情況之下,大家都有著「一式一樣,毫無特色」的感覺。
 
「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其實,城市發展中除了建築物的重建外,還應有其他非物質性的「建設」。在今天的城市,還有鄰里(Neighborhood)的存在嗎?其實在城市裡,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社群人倫的建成同樣重要。改善居住環境及其質素,不應只重視「數量」和以「標準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發展掛帥」其實也可同時體現地區和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我們今天時常說到的「以人為本」或「以社區為本」的都市發展,就是不單要為市民提供工作的地方(place),而且同時要創造一個多元群體和多維參與,讓人在其中可以生活、居住、生產和實踐,以滿足社群中不同成員所需要的空間(space)。生活的內涵和質素往往是不能量化的,管治者必須有願意正視和關心不同社群特質和需要的態度,才能有人性化的城市發展。
 
當然,一討論城市發展,我們就少不免想到了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其實,在討論地產商、市建局和政府當局的問題與相互關係前,我們要知道如果社區已建立好一個健康及有力的社群,其實「發展」的故事可以很不一樣。事實上,一個健全的社區網絡,除了上述的角色,還包括街坊福利會、地區團體、宗親會、政府的民政系統(如各類的諮詢委員會)、居民系統、公民社會組織等,這些網絡連結在一起,成為社區中不同的組群,使社區可以健康發展。
 
當我們的城市重新重視社群,我們的社會很可能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