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知難而進 如何在傳媒的地雷陣中逃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5/2019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明光社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相關文章

在缺乏信任的世代尋找信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4

有圖不等如有真相,在深偽技術愈來愈高超的年代,我們已明白就算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先由了解開始,並且要有批判的思維,無論消息和資料的來源是官方、是媒體,無論觀念是來自主流社會、或是傳統文化,都不能夠無條件照單全收,否則很容易便會墮入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自以為是的盲點。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大家懷疑一切,對甚麼人和事都毫不信任,而是想強調要尋求真相就要願意花時間、下功夫,不要先入為主。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面對一些敏感的議題,無論是新聞的真偽(特別是與政府有關的)、性別議題、性教育、墮胎、喪偶之後應否再娶、甚或何謂正邪、何謂夢境、何謂真實等等,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他們往往很容易受一些有既定立場的社交媒體刺激情緒的手法影響,稍不留神便會被牽著鼻子走,陷入對立的關係。雖然作為一個信徒或有堅定價值觀的市民,都會持守一些重要的信念,不過,很多事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中間仍有很多灰色地帶,甚或是彼此之間仍有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當我們加深了認識、減少了誤解,說不定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有了基本的信任,才能為求同存異邁出一步。

新聞愈來愈可信?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6/09/2024

本年6月,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公佈了《2024年度數位新聞產業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4),該報告對全球47個國家及地區的數位媒體發展狀況作出分析,他們在1月底至2月初訪問超過95,000名受訪者,當中包括約2,000名的香港受訪者。8月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於報章分析有關香港的數據。本文將引述該報告的部份要點及李教授的分析,希望引起讀者關注各國、各地區的受訪者接收新聞的情況。

全球受訪者接收新聞的習慣

首先,有關觀看新聞影片的主要來源,全球各地的受訪者現時會更留意YouTube和TikTok的政黨評論員、網絡名人和年輕創作者製作的內容。一些收看新聞的人會被「創作者」製作的有趣內容吸引,這些影片能吸引收看者的眼球,而相關社交平台的營運公司亦不用對有關內容負責。報告指出整體有三分二(66%)的受訪者表示每週最少會觀看一次新聞短片,而香港的數字則更高,有八成(80%)受訪者每週最少會觀看一次新聞短片。[1]

調查又指全球各地的受訪者迴避新聞的現象日趨嚴重,近四成(39%)受訪者有時或經常刻意避免觀看新聞,比2023年同期調查上升了3個百分點。報告指出,戰事可能是令部份受訪者不想看新聞的原因之一。海量的新聞資訊亦令不少人感到疲倦,相較2019年,全球有更多的受訪者(39%,較2019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表示新聞資訊超出他們的負荷。報告亦指出,各地受訪年輕人少理政治事件,但會關注歌手、足球明星的最新消息與周邊新聞。

全球受訪者對新聞的信任度

另外,調查亦發現全球各地的受訪者都很擔憂如何分辨在TikTok和X(前稱Twitter)發佈資訊的真假,因為這兩個社交平台曾被利用來發佈不少錯誤資訊與陰謀論,及「深度造假」(deepfake)的圖片和影片,令受訪者對其可信度有保留。

調查結果又顯示,不少全球各地受訪者大多時候都不相信新聞,只有40%受訪者表示願意信任大多數新聞。另外,受訪者亦指出首八項因素影響他們是否信任新聞報道(百分比反映有多少受訪者受該因素影響):[2]

  1. 製作新聞流程透明公開:72%
  2. 高水平的報道新聞手法:69%
  3. 公平地代表受訪者族群:65%
  4. 對偏見抱持的態度:61%
  5. 媒體價值觀與受訪者相仿:56%
  6. 誇大或聳人聽聞:55%
  7. 具悠久歷史:52%
  8. 負面程度:46%

報告有提及記者所追求的目標無非也是作出透明公開、高水平、沒有偏見和公正的報道,其實這與大多數人想看的新聞一致,新聞媒體應努力證明他們的工作不負公眾的期望。

港人對新聞信任度大幅提升

調查結果關於香港的部份,李立峯教授就表示調查反映香港受訪者對新聞的信任度有顯著的上升。透過調查中的兩條問題「我在大部份時候可以相信大部份新聞」,或「我在大部份時候可以相信我所接觸到的新聞」,可以得出香港受訪者對該條問題的同意及不同意百分比,而兩者的差距(同意百分比減去不同意百分比)可視為「淨信任度」,2024年兩條問題的「淨信任度」,分別比2023年上升了22.9及20個百分點。[3]

李教授指出當中有兩大原因與信任度顯著上升有關連。第一,2024年有62.5%的受訪者同意自己關注網絡資訊真偽,不同意的比例亦有下跌。他認為香港市民對新聞的信任度上升,部份原因是因為人們對網絡資訊真偽的關注度上升了,即是當一個人關注接收的訊息是否真確的時候,就會依賴專業新聞媒體來確認各種消息的真假,他們亦會更有可能認同專業新聞媒體的工作。[4]

第二,社會政治環境轉變亦是一個因素。市民雖然是按自己喜好選擇自己想看的新聞,但媒體領域中的多元性,即立場、特色的差異性在減少,即趨向單元,由於「冇得揀」,或選擇不多,那麼也沒有甚麼新聞可以說是特別「不可信」。

筆者想起李教授之前在接受端傳媒的訪問時,他曾說過對新聞工作的一些擔憂,如「煽動罪」,他指出如果「引起仇恨」就是煽動的話,哪麼批評政府又是否引起大家對政府的仇恨?新聞界摸不到那條線在哪裡,但想繼續做「新聞」,所以就算沒法100%知道那條線在哪裡,都會盡力估計那條線大概在哪裡。他表示,在過去那三、四年,香港新聞從業員慢慢在適應、建立了不同的方式去管理風險,例如在批評之後,再問受訪者有何建議,以減輕那個批評的風險。[5] 

另外,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網站就轉載了一篇BBC News中文的報道,李教授在報道中提出,現在的新聞有「官媒化」的趨勢,在政治正確上要合理。該篇報道的記者又提到,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媒體如何報道有關台灣的政治新聞,如「台灣總統」變為「台灣領導人」;也有新聞從業員指,有些台灣議題的報道如沒有北京說法,就不會發稿報道,為的是「看上去要平衡,以免給人留話柄。」[6]

如果新聞工作者要在各種制度、限制中「生存」,少了一些「反對」聲音,報道趨向單元化,以新平衡來表達,少說少錯少風險……如李教授所言「表達出來的意見愈來愈清一色」,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算得到市民的高度信任,也未必反映出他們已做好了他們該擔當的媒體角色,新聞會否變成了只是一些資訊?


[1]  Nic Newman, “Overview and key findings of the 2024 Digital News Report,” Reuters Institute, last modified June 17, 2024,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4/dnr-executive-summary.

[2] 同上。

[3] 李立峯:〈香港人對新聞的信任度為何上升〉,明報新聞網,2024年8月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40801/s00012/1722446310763/李立峯-香港人對新聞的信任度為何上升(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9月9日)。

[4] 同上。

[5] 陳莉雅:〈專訪李立峯,談香港媒體過去五年的變化〉,端傳媒,2024年7月23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724-initium-audio-francis-lee-interview(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9月9日)。

[6] 〈香港國安法實施四年,台灣新聞如何在香港媒體上「消失」〉,新聞與傳播學院,2024年6月30日,網站:https://www.com.cuhk.edu.hk/media_coverages/香港國安法實施四年,台灣新聞如何在香港媒體上/(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9月9日)。

盡信網紅不如無網紅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1/08/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罪後真相》(The Post-Truth World)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30/07/2024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明光社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明光社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從台灣#MeToo運動看網絡媒體的禁聲現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8/2023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1] 祝潤霖:〈台灣MeToo怎燒起來的?從輝哥到資政「人選之人」政壇真實版一次看〉,中時新聞網,2023年6月22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622000066-260407?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2] 黃笙:〈懶人包來了!黃子佼聲明「2萬→120字」精簡濃縮 7大重點一次看〉,民視新聞網,2023年7月20日,網站: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3720W0064(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3] 胡冠廷:〈台灣藝人MeToo總整理》許傑輝、宥勝、黃子佼承認性騷!炎亞綸抵士檢複訊、NONO遭控妨礙性自主〉,風傳媒,2023年6月29日,網站: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809498?page=2(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4] 黃子佼,facebook,2023年7月19日,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2015GOGOGO/posts/835586181255224?ref=embed_post(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學會分辨也就學會生存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9/2022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閱讀網絡新聞要小心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4/09/2022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1.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1.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Mayson Walker and Katerina Eva Matsa, “News Consumption Across Social Media in 2021,”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0,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2021/09/20/news-consumption-across-social-media-in-2021/.

[2] Edson C. Tandoc Jr., Zheng Wei Lim and Richard Ling, “Defining ‘Fak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 no.2 (August 2017): 139,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17.1360143.

為何總是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4/03/2022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1]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69824(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23日)。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2HS3MYO2AQ(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23日)。

認識假新聞 從定義說起

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01/12/2021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1] “The Real Story of ‘Fake News’,” Merriam-Webster,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21,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words-at-play/the-real-story-of-fake-news.

[2] “The Real Story of ‘Fake News’.”

[3] Nolan Higdon, The Anatomy of Fake News: A Critical News Literacy Educatio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4] 陳韜文:〈政治對立與社交媒體激發虛假新聞〉,載周詩韵等編:《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香港:明報出版社,2019),頁54。

[5] Edson C. Tandoc Jr., Zheng Wei Lim and Richard Ling, “Defining ‘Fak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 no.2 (August 2017): 140,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17.1360143.

[6] Claire Wardle, “Fake news. It’s complicated,” FIRST DRAFT,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6, 2017, https://firstdraftnews.org/articles/fake-news-complicated/.

[7] Wardle, “Fake news. It’s complicated.”

[8] Tandoc Jr. et al., “Defining ‘Fake News’,” 141–147.

[9] Tandoc Jr. et al., “Defining ‘Fake News’,” 144–145.

[10] Wardle, “Fake news. It’s complicated.”

[11] Tandoc Jr. et al., “Defining ‘Fake News’,” 139.

這兩年,新聞自由是怎樣被收窄的……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01/12/2021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日期

事件

2019年6月

反修例集會中出現大量警察對記者不合理的對待,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蒐集有關個案,單是6月10日及12日兩天就錄得17宗他們認為警員濫權的個案。


 

2019年7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幾位高官在一次於凌晨時份舉行的記者會中,遭記者提問「會否落地獄」,行政長官沒有回應問題,同日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亦沒有顯示相關問題。


 

2019年8月

傳媒傳出政府擬用1922年訂立的殖民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反修例運動出現激烈警民衝突,當中可以管制刊物及通訊。


 

2019年9月

警方在旺角清場行動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有攝影師被防暴警員推撞,又有受聘於傳媒機構的司機,在協助採訪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部,身體受傷。


 

2019年10月

政府緊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要求遊行人士禁止蒙面,有官員曾表示記者將獲豁免,但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命令除去面罩。警方稱在遊行中難以分辨誰是記者。當日有傳政府想統一發放記者證,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度澄清政府無這個意圖,但此舉已引起社會擔心政府欲打壓傳媒。


 


警方在鎮壓示威期間因為多次誤襲記者,又用電筒強光照射鏡頭,有記者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突然宣讀聲明,警方同時即時撤離、中止記者會。


 

2019年11月

不少記者批評警方當時的例行記者會未有回應傳媒行家的提問,反而只是提出單方面的訊息,當中部份訊息與現場採訪的內容差距甚大。警方與傳媒關係因反修例運動的連串事件而惡化,11月初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以「查警暴 止警謊」的標語戴在頭盔上作無聲抗議,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兩個記者組織及三個傳媒機構在6月至11月曾發出多篇聲明,指前線記者被警方阻礙採訪,過程中更曾被粗暴對待;有電視台新聞部負責人在11月下旬向警方遞交投訴信,指記者遭強行扯下面罩,被投擲催淚彈等。


 

2019年12月

政府留意到不少示威者透過網絡眾籌到世界各地賣廣告,宣傳其政治立場,甚至有組織邀請外地政要聲援他們,政府遂針對這些廣告,以及外地傳媒報道,作出澄清。另外,政府又批評黑衣暴徒罔顧巿民外出用膳的權利,闖入商場食肆破壞,行為令人憤慨,並指出干犯刑事毀壞罪行。


警方針對反修例風波中的傳媒報道,時事評論等發出多次澄清及表達意見,又指有傳媒使用的詞語,加深大眾對警隊誤解。此外,政府開始自己製作2019年大事回顧。


 

2020年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有嘲諷警方的內容,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收到二百多宗相關投訴,警方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發言人表示,港台編輯方針必須準確持平。


 


壹傳媒主席兼大股東黎智英於2月底被捕。


 

2020年3月

無綫電視成功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申請,免去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無綫電視隨即停播港台節目《議事論事》。


 

2020年4月

港台英語節目《脈搏》(The Pulse)在3月底播放的一集,在討論疫情時訪問了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談及有關台灣可否入世衛,4月初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質疑節目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香港電台約章》。


 


港台另一節目《左右紅藍綠》2019年11月的其中一集,突然被算賬,通訊局收到三百多名巿民投訴,稱主持言論偏頗,煽動對政府或警方的仇恨。


 

2020年5月

通訊局在5月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一段「驚方訊息」污衊和侮辱警方,向港台發警告。港台隨即檢討有關節目,在播放該季餘下五集的《頭條新聞》後,就暫停製作。


 

2020年6月

人大通過為香港制訂《國安法》,有關法例在630日晚上11時實施。

2020年7月

警方在7月中宣佈,《警訊》改由警隊自行製作,結束過往47年與港台合作拍攝該節目。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兼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會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


 

2020年8月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於8月上旬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港台投訴機制及程序。


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表明不續約,商經局就廣播處長一職刊登職位招聘廣告。


 

2020年9月

9月下旬,警方宣佈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2020年11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11月被重案組高調上門拘捕,指她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用查冊資料做新聞報道,被控兩項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三間主要電台在11月接到通知,因《國歌法》自6月生效後,被要求每天播放一次國歌。


 


油麻地發生大火後造成八人死亡,有線記者於屋宇署資訊中心查閱涉事大廈圖則,調查是否涉及僭建,有關申請最初遭署方拒絕。其後,署方指基於公眾利益願意提供有關資料,又指處理查閱樓宇圖則申請時,須根據《版權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保密責任的規定考慮。


 

2021年1月

運輸署推出新措施,如任何人想對車輛進行查冊,車主會收到電郵通知,載列申請車牌查冊者的名稱,申請目的等資料,如有車主懷疑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的話,可以聯絡私隱專員公署或報警。記協批評新政策等於通風報信,打壓調查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很多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導致有人受傷害,認為傳媒不應在查冊一事上獲得豁免,並與其他部門正檢視不同的查冊安排,減少不當情況出現。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中「驚方訊息」環節再有三集被評為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通訊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港台就政府圍封佐敦四街時,報道政府派發的物資只有罐頭但未有罐頭刀和煮食工具等,被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為蓄意誤導,因為部份罐頭本身有自帶拉環。不過港台同時發聲明,當日亦有訪問部份受限區內居民,的確有居民因為沒有罐頭刀,開不到罐頭,打算退還有關物資。


 

2021年2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初在立法會答問會中表示,「覺得香港電台極有需要改善」,並認為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和政府部門,兩年內被通訊局裁定七宗投訴成立是難以接受。政府在2月下旬即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稱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角色被動,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政府同時宣佈跟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委派資深政務官李百全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一職。


 

2021年3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包括董事及公司秘書的身份證號碼和通常住址。


 


李百全於3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他稱要盡快投入作為總編輯的角色,叫停播放《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他認為不持平和不客觀的節目。部份節目則更換主持人,又要求訪問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直言,管理層批評節目有問題,但未有拿出具體內容,前線同事需要有實例才可作跟進。


 

2021年4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控兩項「明知而在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判罪成,遭罰款6,000元,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罪成的個案。

 


拍攝、後期剪接由政府新聞處領導,並由特首辦邀約各界人士接受行政長官訪問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自4月底開始,在港台電視31台,晚上6時30分播放,節目共40集。


 

2021年5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動提出社會有「假新聞」,並稱如有媒體違反《港區國安法》,警方有證據會拘捕或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研究怎樣立法規管假新聞,未有具體時間表。有傳媒收到政府中人放風稱,政府內涉及新聞或資訊傳播政策的部門有四個: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新聞自由中涉及《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部份;


2. 創新及科技局規管互聯網供應商及媒體發佈平台;


3. 民政事務局和屬下的政府新聞處是新聞業界的對口部門;


4. 保安局則負責涉及刑事的工作。


 

2021年6月

6月17日,5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保安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資產。


 


6月18日國安處起訴《蘋果日報》兩名高層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蘋果日報》於623日結束營運,624日出最後一份印刷版報紙,網站於同日零時關閉。


 


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下《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在審查及評級時,要留意影片有沒有「描繪、刻劃或表現」危害國家安全,或「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大公報》一名男記者涉車牌查冊而被控虛假陳述罪,獲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了事。


 

2021年7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電台節目中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充斥大量假訊息,例如8.31事件中太子站有人死亡,誤導社會。他認為要就虛假訊息規管作進一步研究,並應該就假新聞立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後在一個節目中,主持人重提傳媒報道她在一閉門會議的講話內容,林鄭月娥稱傳媒不應報道有關內容,又指事件反映傳媒誠信及道德問題,主持人追問內容涉及公眾利益為何不可報道,又指公開錄音內容並不違法,林鄭月娥回應指:「或許有需要就相關情況立法」。


 


政府提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加強打擊違法「起底」行為。亞洲互聯網聯盟對此表示關注,早前有傳媒指幾間全球大型互聯網企業,包括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稱如政府繼續修例或考慮撤出香港,亞洲互聯網聯盟澄清無科企成員準備撤離香港。


 


首名《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因為駕駛背後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被判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成,入獄九年。


 

2021年8月

8月中親建制社交群組瘋傳一幅截圖,稱特區政府不再承認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政府澄清時表示,現時沒有設立記者註冊制度,惟記者出席活動時須出示合資格記者證。


 


政府進一步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建議包括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若認為上映某些影片會不利國家安全,可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就該影片已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2021年9月

立法會在9月底通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絡上披露個人資料,將被起訴。此舉除了打擊「起底」活動外,同時亦可能會對新聞採訪自由造成打擊。


 

2021年10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時指,特區政府「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以「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安全等。


 

2021年11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11月中表示,政府正就處理假新聞問題進行法律研究,主要可透過「管理」或立法「刑事化」處理。他個人認為可優先考慮採用規管手段,由業界主導,自行設立專業化守則。


 

2021年12月

警方國安處於12月29日手持法庭手令,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為由,搜查網媒「立場新聞」的辦公室等地點,拘捕七名與立場新聞有關的人士,並引據《港區國安法》,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元資產。立場新聞在同日宣佈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及於日內移除,並遣散所有員工。記協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警方以國家安全為名,在一年內多次拘捕傳媒高層及搜查儲有大量新聞材料的新聞機構。事件引發連串骨牌效應,至少六間網媒停止運作或終止新聞相關工作。

2022年1月

網媒「眾新聞」在社交媒體宣佈於1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該聲明又提到「過去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該機構的團隊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其理念。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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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是我們的天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查冊、起底與資訊自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7/2021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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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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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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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1]  林勵:〈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 等十日仍未知結果〉,眾新聞,2021年5月3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0925/蔡玉玲-車牌查冊-40925/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等十日仍未知結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2] 林勵:〈運輸署封殺查車牌 拖延兩個月後改口 《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眾新聞,2021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2451/車牌查冊-運輸署-42456/運輸署封殺查車牌-拖延兩個月後改口-《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3] “Hong Ko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cessed June 29, 2021, https://rsf.org/en/hong-kong.

 

剝花生式閱讀有何後果?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7/2021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被動式閱讀與主動式閱讀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時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不同角度的描述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媒介素養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將報道與評論分開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資料庫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本文原載於第139 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閭丘露薇、李文、黃煜編:《新聞的堅守——香港浸會大學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香港:商務,2019),頁72。

[2] 同上。

[3]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5。

[4]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9。

[5] 〈肺炎疫情中製造傳播假消息的七種人〉,BBC News 中文,2020年5月6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54432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Alex Sherman, “New York Times CEO Mark Thompson says he expects the end of the physical newspaper in 20 years,” CNBC, last modified August 10,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8/10/new-york-times-ceo-physical-paper-will-end-in-20-years.html?&qsearchterm=MARK%20THOMPSON.

[2] 趙紀瑩:〈【紙媒寒冬】關西雜誌《Cazi Cazi》停刊 網上眾籌才是新出路?〉,《香港01》,2020年7月1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一物/498866/紙媒寒冬-關西雜誌-cazi-cazi-停刊-網上眾籌才是新出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3日)。

[3] 〈澳洲時尚芭莎ELLE等雜誌停刊〉,《信報》,2020年7月21日,網站: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international/article/252740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3日)。

[4] 〈拖欠逾千萬印刷費 《都市日報》相關公司被頒清盤令〉,東網,2021年3月10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310/bkn-20210310102656538-0310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直播新聞的限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20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明光社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1] 〈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明報》,2019年11月1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1118/s00001/1574016530200/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2] 調查請受訪者為不同渠道的資訊,按其重要性來評分,參李立峯:〈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明報》,2019年8月2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90822/s00022/1566394633524/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3] 歐陽家和:〈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明光社網站,2017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4] 佛洛e得:〈今年夏天,體驗香港特色的戰地攝影〉,Spill,2019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spill.hk/lifetech/hong-kong-protests-journalists-photographers-equipments/(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5] 見註2。

[6] 郭卓靈:〈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明光社網站,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有需要用血淋淋的大相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10/2019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