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四川大地震：港式「遙距貼心」採訪

 四川在5月12日發生八級地震之後，香港記者在當日下午就奉命啟程前往災區。據悉在兩個多星期之內，香港媒體共派出250多名新聞工作者接力到地震災區採訪。究竟今次的地震報道有甚麼特色？香港記者有甚麼貢獻？對新聞界有甚麼影響？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香港媒體是站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政冶及社會位置去報道這次災難。首先，災場並不在香港，四川在地理上頗為遙遠；其次，四川跟香港雖然同屬中國國土，但兩地的政冶和社會制度迥異。所以，香港媒體跟大陸媒體（如四川衞視）的社會角色不同，大陸媒體進行的是「參與式創傷性報道」，香港媒體其實只是境外旁觀者。但香港媒體跟外國媒體（如CNN和BBC）又不同，外國媒體確實是在風暴的外圍冷眼旁觀，它們的記者是冷靜及理性的觀察員和分析員；香港記者却是中國人，跟災民血脈相連，他們目睹自己的同胞受到巨大的災難，大多產生一份切膚之痛的悲情。所以香港媒體的地震報道，既是遙距觀察，又具貼心關懷。
 
這種又遠又近、又外又內的視角，構成了「觀察式的創傷報道」，是理性及感性的揉合。香港媒體的特別身分及位置，令它們在今次災難報道中有出色的表現，並且擔當了一些重要的社會角色。
 
在災難和危機事件中，傳媒的首要社會任務是瞭望，具體來說，是指報道災情的實況，迅速及準確地為大眾提供資訊，讓救災及避難的工作能順利展開。香港的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災區，而且克服種種困難，甚至冒上生命危險，把災區的真實情况帶給香港讀者，貢獻不少。
 
今次大陸記者破例被容許到災區採訪，他們熟悉環境，人多勢眾，而且準備充足，有些更是一身野外裝備。香港記者雖然以拼搏精神和行動迅速聞名，但相對大陸的「行家」，比較嬌生慣養，又缺乏野外長途跋涉的經驗，不擅長跟大自然博奕，當他們深入山路崎嶇的重災區如映秀鎮和臥龍等地採訪，就顯得非常吃力。而且香港記者絕大部分裝備不足，他們怱忙登機趕赴現場，有些只帶了件薄風褸，所以在攝氏10度以下的山區露宿，冷得牙關打顫。
 
香港記者從未採訪過如此震撼的災難，在採訪的過程中，大多數感到跟死神擦身而過。他們遇到的危險很多，包括餘震、泥石流及塌方。聽說至少有2位記者先後失足絆倒，差點跌下懸崖墜到岷江去，僥倖被在旁的解放軍及時拉住，才不致殉職。
 
雖然如此，香港記者絕無畏縮，在災區衝鋒陷陣，客觀中立地報道災情。大陸的傳媒如中央電視台等的有關報道雖然鋪天蓋地，賺人熱淚，但它們的內容大多經過篩選，只有「正面」的新聞才可見報及播出。香港傳媒享有新聞自由，報道無禁區，可以全面及真實地反映情況，亦可提供監察式新聞，例如報道豆腐渣工程、堰塞湖的危機、救災物資被吞併等。所以災民很願意接受香港記者採訪，並且對記者說：「香港傳媒講真話！」由於「同胞三分親」，香港記者與災民語言溝通方便，文化連繫深厚，所以香港記者的採訪情懷，跟外國記者不一樣，在冷靜觀察中帶上更多的關愛，故此報道十分人性化。
 
香港記者不怕吃苦及不畏危險的專業精神感動了香港讀者及觀眾，而他們努力帶回來的災區訊息，令香港人深切了解災情的嚴重，大大推動了賑災工作，香港人捐出的賑災物資及金錢，已超過10億，參與救災的義工人數也不少，而且地震新聞加強了香港人的中國認同感。
 
當然香港媒體的四川地震報道也有不足之處，例如很多報道都是「即食」的，屬「突發式新聞報道」及「經歷式新聞報道」。它們報道「事件」（event），多於「議題」（issue），報道即日發生的事情多於跟進重大事態發展，也缺乏深入的調查報道，批判性不足。但香港記者在資訊不足及裝備不齊的情況下，能完成如此艱鉅的採訪任務，實屬難能可貴。他們已傾盡全力去履行專業責任，市民應該欣賞他們。

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大批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經歷過「六四」洗禮的記者，很多都對新聞工作抱有高度的熱誠，並努力捍衛新聞自由。今次經歷「四 川大地震」的記者及新聞工作人員，在多場分享會中均表示，這次採訪大大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專業責任的感召令他們更重視自己的工作、熱愛社區、愛 護家人及珍惜生命。這次採訪不僅為香港新聞界注入了新的動力，還挽救了香港媒體受「狗仔隊」抱累而日益下降的聲譽。四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肯定是香港新聞 史上重要的一個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