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以為只有香港教育才有問題......

暑假將至，很快就到大學迎新營舉辦的日子，但幾乎每年也會出現迎新營的各種性醜聞。學生在迎新營大玩意識不良的遊戲，新生在群眾壓力下被迫與人有身體接觸和參與各種性話題的討論。筆者相信並非所有迎新營都是如此，但在不少市民心中，迎新營看似已與性騷擾劃上等號。

筆者大學時也籌辦過迎新營，我們自行設計迎新營的各項活動，大學也鮮有介入。但現在各種意淫的活動彷彿成為了迎新營的傳統，也令大學要出手對迎新營作出監管，有大學要求學生在舉辦迎新活動前提交計劃書，獲校方批准後才能執行，甚至實施扣分制，對舉辦不合適活動的學生組織施加處罰。

大學和中學其中一個明顯差別，是學生自主性的不同。中學對學生有較多規範，而大學則自由得多，只要不犯法，基本上學生做甚麼大學都不太理會。但自由須伴隨著自律，沒有自律的自由是放縱，對自己和他人都會造成傷害。當一眾迎新營籌委未能自律，大學只好施加規範來約束學生的活動，但這是不是社會樂見的情況？若日後迎新營的文化「重回正軌」，希望大學能信任他們的學生，放寬對迎新營的規範，讓學生能自主地在籌備過程中學習作負責任的決定。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來都是現今世代普遍人所談及的真實且寫實的論調。若然在公開場合指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相信大概不會有人質疑這句說話，它像是一個從古至今都不曾改變的道理。如果以現今的處境來說，就是人若不突顯自己的特點，不努力爭取，必然無法再在社會上立足，因為若要生存，就必須與他人競爭。而「躺平主義」的出現，就像開拓了另一個生存的面向，讓人反其道而行，躺平者像在宣告：「社會講求競爭？我偏不競爭；社會講求努力向上？我偏喜歡躺臥。」這意味著社會主流價值如何，躺平者便往相反方向前行，這也解釋了「異世界」動漫其中一個存在的價值，以及它為何會廣受歡迎（詳參本書第26頁，〈從讓人得釋放的「異世界」看世界〉一文）。

說實話，「躺平主義」是有其吸引之處，因為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打滾愈久，就會愈勞累，每天過著上班下班的生活，為了生存而努力，可是努力又不一定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當要生兒育女時，又不得不買房買車，這樣，需要供款的項目也會增加，肩頭的擔子又會加重。若然放棄這一切，回復一個甚麼競爭也不作的生活，就得過另一種生活，不過這可能也是不少香港「打工仔」的夢想，畢竟不少人都想創造無限的被動收入，或是提早退休。有人選擇這樣的生活，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純粹因為懶惰才令人想放棄這一切呢？有關躺平的主要論述，當中與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的一些想法相似：就是人在不斷催促自己在功績上努力，到頭來便形成了資本主義新的剝削方式，不再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是勞動者自我剝削。[1] 這種形式讓勞動者不斷地說「我能夠做到」，不斷要求自己「我要比其他人強」，掉進內捲文化（白熱化內鬥、非理性的內部競爭）、「996」（朝9晚9，一星期六天上班）的泥沼中，從而陷入無止境的倦怠。這似乎不關乎懶惰與否，而是厭倦了不斷競爭的生存方式。

這是一條處境題……
讓我們先了解「躺平主義」的興起緣由，即是它在甚麼背景下冒起來，因為它不可能憑空出現。其實「躺平」一詞早在2011年已經出現在百度貼吧的「反婚吧」專欄，當中有些內容便已經提倡不婚主義。2016年，追星的粉絲圈子也流行「躺平任嘲」一詞，意思是一些粉絲無力負擔追星的相關費用或時間，只能任其他粉絲嘲笑。在2021年，內地一個名為「網易」的論壇有網民討論到一宗貨車司機因被罰款扣車而自殺的事件，引發大量網民激烈的爭辯，討論亦昇華到對「脫貧成功」、「小康社會」宣傳的批評，因為大部份人都無法從政策中得益，生活水平亦無顯著提升，這些宣傳的口號亦無法代表他們。[2]

從2021年起，內地社交平台，如微博、抖音、知乎等等充斥著有關「躺平」的帖文，其中微博出現過一項調查：「你如何看待躺平？」，這項投票活動中，有67,000人選擇「我累了，堅決躺平」，只有11,000人選擇「衝，絕不能躺」。百度貼吧「躺平吧」也累計了近53萬跟帖，不過，頁面現在已經無法瀏覽。[3] 後來，中國官方媒體對「躺平」表示擔憂，甚至提出譴責。報章《光明日報》有文章指「躺平族」會對經濟發展不利，社會需要青年帶來「創造性貢獻」；《南方日報》指「躺平」可恥，不但不正義，更沒有任何價值；《中國科學報》指出「躺平」是極度不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對不起父母，還對不起納稅人。[4] 如果只是想制止「躺平」，便無法了解年輕人在社會真實面對的問題。

香港學生面對的激烈競爭
那麼，香港的處境又如何？香港的年輕人有被「躺平」現象所影響嗎？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同樣需要先了解香港的制度會否造就「內捲」現象，從而讓人需要逃離競爭與內鬥。

從教育制度上看，香港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備受批評，被指是填鴨式教育，也沒有理想的升學途徑，學生們往往只能在學業成績上競爭，難以發展個人潛能。從殖民時期開始，香港無疑是實行精英主義，過往升不到大學十分「正常」，但如今大學畢業生已不像昔日那麼「矜貴」，這反倒令無法取得學士學位的人似乎更不獲社會認可。學生之間的競爭很激烈，而學術成績仍然是學生唯一的奮鬥目標，也形成了一種在補習社尋找「補習名師」的氛圍。[5] 特區政府曾表示，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不過這個數字被指是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其中。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指出，只有約三成多學生可升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若然同時計算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實有「谷數」之嫌，而三成多學生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數字遠低於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6] 只有三成多學生能夠考到本地認可學士學位，其實也代表有六成多學生慘遭淘汰。大學生一詞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可能已不再與學術有關，更多的是想要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成就感。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只讓人難以向上流，同時加劇了「內捲」的現象。雖然這場激烈的競爭遠遠不及內地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連在踏單車時都在操作電腦，或為了成績超越他人，將原本5,000字便足夠的功課，寫到8,000至10,000字，[7] 不過，香港學生的狀況也值得關注，許多香港中學生的願望是能夠考進大學，但近年來的大學畢業生數目增多，而「搶人才」政策也吸引了許多內地生來到香港爭奪學位，間接讓香港學生的深造之路再添障礙，學歷貶值的同時，又需要爭奪學位。[8] 這種「內捲」現象都不禁讓人選擇躺平的道路。

競爭令人累
在工作上，如不是從事護理或教育方面的工作，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都在20,000元或以下。[9]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以「當屋企人問你唔返工唔悶咩」為題發帖文，發文者指自己23歲，大學畢業一年，先後做過兩份全職工作，但因為薪金低，工作量太大而轉為兼職。他問網民這樣做是否有問題，雖然薪金低一半，但自己的時間可以更加彈性，自己也有一些積蓄，生活也不太拮据。當家人問他無聊與否時，他想到可以睡覺至自然醒、煮飯、看電影、做運動，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實在不會覺得無聊。[10] 筆者亦問過一個剛剛上大學的友人為何選擇躺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更多的「me time」（屬於自己的時間），雖然他還未投身社會，仍然在學，但他和先前那位剛畢業的網民都有相同的想法，想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許對他們而言，若然人生只有工作或學習，同時又要不斷與他人競爭，會令他們覺得失去了自己。

最後，當我們思想到香港的工作模式與教育制度產生的問題，也不難理解有人會選擇躺平的生活。香港青年早在小學要爭奪高banding（所屬成績派位組別）的中學；中三時要與人競爭選修科，若然被分配到沒有興趣的科目，只能減掉一科或在沒有興趣的科目中再「過渡」三年；到中六時，需要與人競爭大學學位，同時有些讀書不太有天份的人是註定要「陪跑」；有幸大學畢業，卻因學歷貶值，起薪點低，深造時卻又要與內地生一同爭奪碩士學位；就算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每天的時間只有小部份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工作；到真的考慮「低動力」生活，但也需要有本錢躺平，沒有本錢，連想躺平這個選項也沒有。一位香港學生的成長，是需要通過重重的競爭，這種勞累實在不難想像，它不但會讓人想躺平過活，甚至可能令人無法尋找人生的意義，所以有人會選擇躺平、半躺平或斜槓的方式來生活。年輕人面對最真實的社會問題，要改變的，或許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政策和教育制度。

元宇宙只是「虛擬遊戲」？

還記得年多之前，因為facebook（後來更索性改名為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提出了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1] 很多人對此追捧，但更多人以為這只是年青人玩玩進階版的「虛擬遊戲」：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更由此可以擁有新的身份，進入新世界！

但其實元宇宙本身既不是由朱克伯格獨創，更不是一個新發明——早於1992年Neal Stephenson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已有進入虛擬世界的相關概念描述。而這種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也成為了不少電影和遊戲的主題：如曾在香港上映的《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就是講述人們為了逃避現實世界，繼而投入好玩刺激、忘掉現實世界不安的虛擬網絡遊戲「綠洲」（OASIS）之中；電玩中的角色扮演遊戲（MMORPG），或是《模擬市民》（The Sims）之類的遊戲，都讓玩家創設一個新世界，在當中有新的身份生活。這些體驗讓人能夠在現實世界以外的平行時空中，創立起無限獨立的、不同的元宇宙，互聯網就變成了不同的「宇宙空間」（cyberspace）。人類在不同的元宇宙遊走，彷彿就能穿梭時空，甚至可以經歷不同的世界。

元宇宙興起，無人返教會？

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這對我們真實世界有甚麼影響？教會是否也要跟隨時代步伐，到元宇宙去傳福音，甚至開設教會呢？請不要以為在說笑，在香港的確已有元宇宙教會，也曾舉辦了聖誕佈道會呢！[2]

事實上，不只因為元宇宙的興起，在香港這幾年的疫情期間，不少教會會友已習慣了在網上參與崇拜聚會、繼而遊走不同教會的網上崇拜，而不願意再出席現場聚會，甚或建立另外志趣相投的信仰群體。若果教會繼續無視這些情況，不作更新變化，恐怕危機難以避免。然而，正如大家接受了透過網上參與崇拜，靈命同樣會有所成長，透過網上參與小組、主日學，聚會時間和地點變得更有彈性。信徒既然能以社交媒體彼此聯絡，其實同樣也能以此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危機其實也就是轉機，一切都回到基本：人與人真實的「關係」。[3]

就如前述的電影《挑戰者1號》，故事最後也指出：就算元宇宙是多麼美好，令人樂而忘返，真實世界其實仍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最終還是要接受自己真實世界的身份，這個結果，對於元宇宙發展，實在不無啟示。

ChatGPT後來居上？

然而，除了元宇宙，網絡世界的發展不只一日千里，更會時常不似預期。正當大家以為元宇宙會成為未來網絡發展的大方向時，異軍突起的新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Chat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你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夠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有大學已經「嚴陣以待」禁止學生使用，如發現有同學違規會以潛在抄襲個案來處理。[4]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GPT，看看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5] 答案果真是頭頭是道：「我（Chat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如此受矚目的新技術，當然要挑戰一下「它」：「其實你這樣聰明，未來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可能令人類無法立足。然後，在這一天來臨以先，其實我們更應關心的是，新型人工智能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我們。

首先，ChatGPT方便使用，的確能方便我們完成很多日常、重複性的工作，可是它對需要「思考」或作「判斷」的問題，其準確性其實還是有待改善。而事實上，已有報告指出，ChatGPT為求提供「完美」答案給用家，會提供不準確資料，甚或「老作」答案出來矇混過關。ChatGPT這樣提供「假資訊」，而用家往往又不作查證，如此便會引來很大的問題。[6] 另一方面，今天的主流版ChatGPT還是免費，但其實新推出的版本，已朝向收費方式營運——如果知識只是有錢人的專利？這豈不是退步，違背了互聯網創立時，人人互為平等的初衷嗎？

但願跨過「元宇宙」，踏進「人工智能」年代時，我們擁有的，是一個更公平，知識更開闊，人人平等，關係更為緊密，再沒有阻隔的新國度吧！祝你在Metaverse， ChatGPT愉快！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只要你和小朋友相處過，大都會發現，小朋友天生好奇又愛每事問。小朋友問：「點解花會有香味？」，「這樣可以吸引蜜蜂。」你回答後，小朋友再問：「點解要吸引蜜蜂？」，你覺得與小朋友講述「授粉」太深奧了，只好簡單地回應：「這樣蜜蜂可以幫助花朵傳播花粉。」小朋友還想知：「傳播花粉有甚麼用？」，你惟有說：「這樣花朵才可以有後代。」你自以為滿意的時候，冷不防小朋友想了想再問：「點解花香會吸引到蜜蜂？」你此刻可能發現，小朋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有可能需要一個專家才能解答。

「點解……點解……點解……」小朋友就如很多哲學家及科學家一樣，從發問中去認識世界、了解世界，以及學習知識，這樣的成果效能達到最高，因為他們打從心底想去認知及發掘事物的真相，這種自發性的學習動機，與被強迫一定要強記某個學科的內容截然不同，後者為的是要應付父母及老師，避免他們的責罰，又或是為了得到期望已久的獎品，如玩具或可以玩手機，但無論如何，沒有自發的學習動機，他們學習過程都不易得到滿足感，更談不上進入「心流」——一種因著享受做某事而進入專注及忘我的幸福狀態。

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小朋友可以真的享受到學習知識這一過程？2018年，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2,445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對比他們在2017年做過同類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18年，受訪者當中，有超過25%的低年級家長覺得學童壓力十分大，至於小學三年班，有36%的家長覺得他們的壓力十分嚴重。當香港的成年人需要面對長工時，香港的小學生也得花「長工時」去完成作業及準備大大小小的測驗與考試。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學校復課後，學童面對另一波壓力。根據聖雅各福群會於2020年7月發佈的調查結果，在他們訪問的2,021名小四至小六級的學生中，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到不同程度的壓力，有21.9%的受訪學童感到「非常有壓力」和「有壓力」，其中28.3%的五年級學生對復課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而面對現時的學習，29.4%的五年級學生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21.5%的高小學生「沒有信心」應付復課後的學習進度，25.3%的五年級學生表示「完全沒有信心」或「沒有信心」。在香港，高小學生已經「很識諗」，他們懂得擔心自己的成績未能維持原本水平、擔心自己的學習進度比其他同學差，以及懂得擔心未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從上述的調查看來，香港的小朋友似乎擔心自己的學業成績及將來，多於去享受學習知識的過程。想要達至美好的前程，便得犧牲睡眠及快樂的學習過程，永不休止地去完成一份又一份功課，以此爭取卓越的成績嗎？期待美好的前程不是錯，想要成為卓越也是好的，問題是，只有透過現今香港這種「工時長」的學習模式才能達至優秀及卓越嗎？

猶太人被稱為最聰明的民族，除了因為以色列是神所揀選的，得天獨厚之外，也與她如何教育下一代不無關係。有香港記者曾走訪以色列一間非常「熱鬧」及特別的幼稚園——科學幼稚園。此間幼稚園的老師簡化複雜的知識，教授小朋友簡單的物理，甚至工程學。不是開玩笑，小朋友在這所幼稚園從小便接觸科學、科技、工程、機械、數學及電腦編碼等知識，只不過，他們不是透過傳統那種由老師主講，學生死背的模式得到相關學識，而是從玩耍及做實驗過程中學習。老師著重培養小朋友創意，小朋友透過砌lego，從中便能學會有那些零件和組裝方法可以令到機械人或陀螺等活動自如。當記者驚訝於小朋友是否真的可以吸收如此深奧的知識時，此間幼稚園的老師回答：「小朋友在六歲之前，他們非常開放及有好奇心，學習速度也很快，因此這是最黃金教授知識時期，如你（記者）所見，他們上課時很好奇，也很興奮。」

小朋友可以帶著好奇心，滿懷興奮去學習，實在是快樂無比的事，以色列的教育模式還可以讓他們更為幸福，因為注重學生的自主性是以色列教育最核心的一環。學生自小被訓練思考、發問、創作，以及解決問題。以色列根本不需要設立一科名叫「獨立思考」的學科，小朋友從小便被訓練成自由思考和有獨立批判精神。學生愛辯論，老師教育學生，沒有標準答案，毋須死記硬背，老師想不到答案的時候，學生卻能提出新的見解。以色列的老師清楚自己的定位，老師只是引導學生，而不是教導學生。他們認為當學生面對一個題目，一開始或許沒有相關的知識，不知道怎樣去處理，但老師相信他們可以從做報告的過程中，自行學到相關原理。以色列的老師深信老師的角色是去教育學生如何學習，而不是教育知識。

這種主要讓學生以玩耍、做實驗、獨立思考去學習，學校對出席率沒有太高要求或太多規則的教育模式，真的可以成功嗎？根據2019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前20名確實看不見以色列的名字，但以色列的科創卻是世界聞名，即使疫情，亦難以阻擋其他國家的資金流入，投資以色列的科創項目。這正好印證了一位以色列老師的說法：「讀書不是只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尋求知識，增加智慧。當你習慣這樣做法，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以色列政府的成功，不單知道自己缺乏天然資源，需要造就科研人才，它更成功地讓國民熱愛讀書，一生都在追求知識。它最為成功的是，讓當地學生愉快地學習，讓當中有人可以自豪地說出：「以色列教育很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又或是：「以色列教育很特別，讓他們有好的行為。」這一類肯定自己的教育制度。

學習本身不是應該開心愉快及讓人興奮的嗎？在香港，到底是甚麼扼殺了學生的學習本能，甚至讓有些學生不勝學習壓力而決定走上自殺之路？

參考資料：

劉軒。〈心流是什麼？心理學家發現：想快樂、提升幸福感，這個狀態是關鍵〉。經理人。2019年10月7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8455。

李紫銘。〈逾4成高年級學生日花2小時做功課　壓力有增無減〉。《香港01》。2019年1月28日。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286948/%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8%AA%BF%E6%9F%A5-%E9%80%BE4%E6%88%90%E9%AB%98%E5%B9%B4%E7%B4%9A%E5%AD%B8%E7%94%9F%E6%97%A5%E8%8A%B12%E5%B0%8F%E6%99%82%E5%81%9A%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6%9C%89%E5%A2%9E%E7%84%A1%E6%B8%9B。

〈「高小學童復課壓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壓力〉。聖雅各福群會。2020年7月6日。https://www.sjs.org.hk/tc/media/press-detail.php?id=38。

籽想BackUp 果籽BackUp。〈日日返學做實驗+玩全日 上堂嘈到拆天靠辯論學習 猶太人成為最聰明民族之迷〉。YouTube。2021年6月2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n3tfT0CXc。

〈PISA最新評估：哪個國家的學生最優秀？〉。BBC News中文。2019年12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654356。

〈以色列科技為何強大？科學家比例世界第一 創新能力全球第十一〉。每日頭條。2019年11月27日。https://kknews.cc/world/okqg585.html。

Ricky Ben-David, “Israeli tech firms raised staggering $17.8b this year, almost double 2020 total.”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tech-firms-raise-staggering-17-8b-this-year-almost-double-2020-total/.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若要在街上隨便找100個人，會有多少15-24歲的青年人？

政府統計本港約有700萬人，其中78萬人是15-24歲的青年。簡單推算，隨便找大概會有11人是青年吧？不，實際要視乎你站在哪條街。

站在大學街，找到75個青年並不令人驚訝。地點構成偏差，時段也會。灣仔區這個年齡層的青年人口比例不足9%，可若星期一早上八時在灣仔稅務大樓外隨便找100個人，很大可能找不到9位青年。

統計學家往往比駱駝更適合在沙漠生存，因為統計學家「水份高」。

要精明地讀調查，先看抽樣過程是竅門。即使不懂統計學的普通人只要稍加思索，亦能大體掌握調查的可信性。偏頗的抽樣造成瞎子摸象的局面，令結果以偏概全。

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在上周舉行。列隊有中不少中學同學興致勃勃地拿著專題研習的街頭問卷，訪問參加者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在支同的政治隊伍裡得出絕大部份人支持同婚的結論，恐怕不需做問卷證明，同學在匯報結果時相信會難以解釋數據，除非他們隱瞞了抽樣的地點和時空。

質素高的抽樣通常很昂貴，但有種成本非常便宜的抽樣方法叫做「滾雪球」。即傳給自己認識的朋友，再邀請朋友的朋友填。這種抽樣並說不上好或壞，只是問卷數目縱使愈滾愈多，但調查結果反映出來的仍是同一類人的意見，出現「同溫層效應」的可能性相當高。解釋和引用結果時，只能強調結果反映這些填問卷者的狀況，不能反映港人普遍現象。

上月有報道以「四成大學生曾在校園有性行為」作標題，報道關懷愛滋的「滾雪球」式調查，他們抽問了122名大學生。四成到底是多是少？香港的本科生以及其他學位的大專生超過15萬。全港院校宿位不足4萬個，但卻有超過7萬學生在校園內發生性行為。假設絕大部份學生不會在教室或其他校園的公眾地方發生性行為，結論是幾乎每個宿位的學生均會在宿舍內發生性行為，而沒宿舍的學生也有3萬人會在宿舍發生性行為。

組織基於上述結果推動政策倡議，呼籲大學要在院舍置放安全套自動販賣機，筆者在此先不討論調查結果與倡議內容有何關係。在同一個月內，該組織再發表另一個用相類似方式抽樣的調查結果，提到許多青年性行為不使用安全套，女性尤甚。然而，若不考慮抽樣數字過少，以及「雪球」的組成是該組織主要服務的性活躍對象等影響因素，筆者認為上述倡議未免太保守。要是調查真的反映現實，建議在許多青年不使用安全套，而又集中會發生性行為的地帶──大學院舍——常設免費安全套、在校園公眾地方多設性傳染病的快速測試櫃台，甚至提供定期驗身優惠等建議，都不為過。因為倡議必須對應問題。

普通人只要稍為考慮一下抽樣過程，就會明白為何調查發布者或報道者均不能把結果化約為香港青年的普遍情況。筆者認為這兩項結果，實際反映了該組織主要服務對象的情況。關懷愛滋最常接觸性活躍的青少年，關注他們的性健康及性命安危，研究結果實際上有助於決定組織服務的定位；但要上升到全港政策的層次，則是調查和倡議不對稱。

舉例說，由於組織提供檢驗性病服務，有意主動接觸組織的女性，他們或多或少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高機會染病，最後得出服務使用者染病統計數字較衛生處數字為高，是可預期的結論。結果或可說是使用關懷愛滋服務的女士安全意識不足，卻不能推論出香港青年整體性教育不足（縱然筆者同意香港性教育不足夠，但不能從這調查得出如此結論）。至於終究組織應建議女性使用安全套的意識，還是為女性拒絕不安全性行為而充權，還是要許多諱疾忌醫、拒絕接觸組織的男性尋求幫助，還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則與這項題目無直接關係了。但總不能因為「沒有研究，就沒有話語權」，然後公布一個不能用作推算整體實況的調查研究，用以推動改變整個制度的倡導。

在此不能不順帶一提，一筆過撥款措施造成整個社福界和社會的不幸。它不單削弱了社福界的人手，也削弱了社福研究的資源。良好的調查能幫助所有人疏理現況，以實證為本的政策倡導對社會前瞻發展而言相當重要，但卻往往因資源不足而要減少抽樣、自限方式，片面結果使對症下藥更為困難。把社會調查研究讀得其是、用得其所，對社會來說具有莫大裨益。

是次電影小組播放了紀錄片《未竟之路》，更邀請到導演林子穎小姐（Nora）及黃頌朗先生（Samuel） 到來與我們分享。電影記錄了2014年大專罷課、926衝公民廣場、928的催淚彈發射，亦追訪了兩名港大學生馮敬恩（Billy）和許彤（Popsy）在佔領時，及雨傘運動過後，兩人漸回歸日常的變化、他們的心情及對未來的看法。

主持人黃肇峰先生先提到了紀錄片的特色：著重導演對那真實事件抱有的看法及情感，沒有純粹客觀又完全真實的紀錄片。肇峰亦引用電影學者Bill Nichols所說：「劇情片與紀錄片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影像的來源，紀錄片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的世界具體地再現，如許多社會現實的事情經導演的安排下還原；而劇情片則是『願望的實現』，表現一般人的願望、夢想或恐懼，想像變成看得見、聽得到的影像。」

兩位導演是港大修讀比較文學的學生，他們坦言對電影的了解大多是在分析方面，未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幸而他們在拍攝紀錄片前，曾到愛爾蘭修讀了一個有關拍攝紀錄片的夏季課程，而這片的原意不單是為了交功課，兩位亦受到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的同學的分享所感動，當時希望可以透過拍攝，為即將舉行的罷課行動做些事情，拍多一些資訊作為記錄。兩人及校園電視台的十多位伙伴們，到了不同的佔領地區拍攝片段，並放在電影的開首部份，讓大家感受、回憶到當時的震撼。

問到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拍攝手法應該不參與運動當中的任何行動，只在旁作記錄，他們兩人是否也一樣？Nora 認為自己不忍心只站在旁「剝花生」般拍攝，不想見同學在行動中被捕，所以會邊拍攝邊「睇水」，見到有警察來就會提醒大家。而她亦說這不全然是直接電影，因為直接電影不會做訪問，但他們卻有訪問兩位主角，而問題的方向也是導演倆的想法，而受訪者可能也有相近的背景及感受，因而順著回答。

對於怎樣看學生當時的「勇武」與事後的「退縮」，Nora覺得人性就是這樣：「當見到同伴被捉，情緒會被牽動，因而『勇武』；正如現在過了好些日子，人會後悔、會怕、會不知自己未來如果入獄會變得如何而『退縮』，兩者都很正常。」

結局中，看見兩位主角改變了看法，是代表對未來感到灰心嗎？Samuel 說難以作結論，因為在處理電影結尾時，事件仍在發展，一些在片中預言的事又發生了……人們的想法不斷在改變，又沒有甚麼具體行動，沒有完美的結局，所以他也只好在片尾配上名為《樂土》的歌，表達對香港的未來寄予希望。

香港的教育制度中，除了男校、女校，可以為單一性別提供特別的學習空間外，大部份青少年都在男女校生活，而現時男女校的學習環境，不論是教學的課程、隱性的課程、甚至是學校生活，整體都沒有顧及性別差異。於是因著性別不同的特質，令不同性別原本可以發展的特點未能順利發展，甚至成為他們成長的壓力和焦慮的來源，情況令人憂慮。[1]

現時在中小學的環境中，除了體育課或部份性教育課外，大部份時間男女都是一起生活和上課的，不少教育學者認為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理應有男女共存的課堂，才能有效讓同學學習。不少研究均指出兩性大腦的成長速度、發展的情況均有異，以致他們需要的學習目標、方法和評估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男女在語文的學習有明顯的差異，女性比男性能更快掌握語文；男性則更能掌握空間和抽象思維，是故以現在的課程來說，高中主科有三科（中文、英文及通識）需要大量的語言文字作為評估的工具，對男性其實不利。[2]

男性比較傾向好動，在爭競中學習；相對女性比較擅於聆聽，在合作溝通中學習的模式很不同。但近年教育卻只強調協作，欠缺走動的空間，這同樣是一種對女性較有利的學習環境和氣氛。事實上在教學上我們如果願意離開「粉筆和黑板」的單向教育模式，改為利用問題探究式、體驗學習等方法，理論上就較能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但在香港的學校環境、實際空間和資源分配下，要適合不同性別和學習差異的學生發展，幾乎難於登天。[3]

同樣，評估方式也直接對男女生造成影響。[4]現時中小學大部份的評估都是純粹的紙筆評估（即做試卷）而欠缺不同的做法，例如持續性評估、或者演示式的評估等等，單向的紙筆評估，令我們失去對孩子學習能力的整體了解，如果紙筆評估所考量的是短期記憶，而非生活技能的應用，結果就更加偏頗。現在不同地方為照顧學習差異，當中包括性別差異的學童，都有在評估一環節中下功夫。

以上幾項涉及政策上的轉變，或許較難一時三刻做到，但作為老師最少有一種可以做的，根據研究，男性習慣自己解決問題；女性則會在過程中尋求協助，以得到支援為一種認同。故此，老師在處理男同學和女同學的學習差異時，要了解不同的需要，因材施教，這最為要緊。

每年暑假都是各大專院校舉辦迎新營的日子，為的是促進同學間的情誼，增加同學對學院、學科及屬會的歸屬感，讓新生加快融入新環境。但在這十多年間，傳媒多次報道大學迎新營的遊戲滲入不雅及色情的意識，讓社會人士側目。今年也不例外，有的在營內派發安全套，更甚的是男生舔女生大腿。

中大沈祖堯校長曾在他的網誌提醒同學迎新營活動應體現大學生應有的素養，懂得互相尊重，互助互愛，不可以罔顧別人的尊嚴和意願。我們也對大學生有期望，期望他們能擇善固執，也有拒絕隨波逐流，向自己不認同的行為說不的勇氣。

《大學》首篇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算學富五車，但不追求德性上的完滿，仍未符合大學之道的要求。其實「大學」是指大人之學，即不只是大學生，也關乎你我。當我們慨嘆大學生的質素低劣時，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社會的道德水平也好不到哪裡去，成年人也要反省我們有沒有止於至善的心。古代先賢的訓勉今天仍擲地有聲。

香港大學學生會於今年8月的《學苑》向630名「90後」港大同學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3%的同學表示沒有性經驗。刊物的編輯坦言結果與預期（有性經驗與沒有性經驗的比例各佔一半）有出入。
 
如果大學生沒有性經驗會引起大眾討論，那麼要問的是：為何大學生沒有性經驗是令人訝異的事？90後的大學生，年齡最多不過23歲，最小甚至還未夠18歲，沒有性經驗不是應該正常不過的嗎？有趣的是，當大學生沒有性經驗，便會被認為他們不如想像中開放。原來社會對性觀念是否開放的定義，就是視乎個人的性經驗！那麼，性觀念到底是甚麼？性觀念開放不開放，不是單憑曾否有性經驗而決定，更重要的是個人對「性」的態度，當中更涉及如何對待「愛」及「愛的關係」。
 
有人說「愛情講的是感覺，沒有對錯之分」；但是否等於可以此為藉口「到處留情」，對愛情關係抱一試無妨的態度？不曾與人發生性關係，但卻到處濫情的人，他們的性觀念同樣是開放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一腳踏兩船」、「相戀一百天是奇」等等觀念，背後反映對關係不忠誠、不認真的態度，這已是對性開放的表現。試問一個可以同時「愛上」不同的人，又或短時間「愛過」便分手，甚至「不停換畫」的人，真的知道愛是甚麼嗎？愛情講的不止是感覺，而是在關係建立及相處的過程中彼此尊重與認識。其實從一個人對待愛情和伴侶的態度中，可反映他對性的價值觀：愈認真對待愛情關係的人，愈懂得尊重「性」，也愈能有正面健康的性觀念；相反愈容易發展不健康的愛情關係的人，愈不明白愛與性的真正意義，既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
 
假如這個調查結果是真確地顯示現今學生的實況，我們應該為未被開放性觀念同化的學生稍感安心；同時卻要為已被薰染的學生憂心。相信沒有人會否認不成熟的戀愛關係甚至性關係會帶來極大的傷害。個人是否能夠成熟地管理及處理自己的感情狀態和關係，在成長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更可藉此看見個人的解難、處理衝突等能力。
 
「性觀念」不是單指「有沒有性經驗」，而是牽涉到全人的價值觀。作為大學生，他們理應是在探索世界、裝備自己的黃金階段，但社會似乎卻要告訴他們「大學生沒有性經驗」是「驚奇」的事，這是甚麼樣的社會？
 

教育界經過教改之後，還以為可以回回氣，豈料一科平時完全不起眼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再加上通識教育，令學校突然成為政治風眼，學校教甚麼，老師說甚麼，甚至邀請甚麼名人嘉賓講講座，在這個投訴之都，全都被扣上帽子。政治正確比學習全面理解及分析議題，彷彿更重要。

就本年五月下旬，先有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到聖保羅男女中學講「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這個議題，被校友聯署質疑校方對同性戀議題的立場；之後又有協恩中學請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及法律學者戴耀廷談法治，被愛港力的人批評校方搞「政治宣傳」。

學校本來就是一個學習的地方，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聲音、言論與觀點，從而認識世界。老師作為啟蒙者，如力有所及，邀請社會不同人士去表達看法，開濶學生視野及眼界，實在是老師的責任。同學在老師帶領下接觸不同觀點，學習獨立和批判思考，過程中了解社會上的多元聲音，正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可是現在，有些政治團體為了自身的立場，質疑老師選擇嘉賓和處理題目的準則，甚至連嘉賓的人選也都過問，彷彿學校請甚麼嘉賓主講講座，學校就必定與該嘉賓的立場一樣似的，學生聽過嘉賓的說法，就會照單全收。他們甚至將反對聲音推上報，務求將事件政治化，將社會二分為「支持」和「反對」某某議題的兩大陣營。現實上，傳媒最愛這種在社會上有兩批人在「打生打死」的場面，好不熱鬧的新聞。

從國民教育一役後，我們就知道今日的老師，即使行政工作多忙，在處理社會議題時，仍然持守政治中立，並會在表明個人道德立場時，有理有節說明所抱持的價值觀的理由，不會單單因為政治中立，放棄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樣引導孩子，才是真正的身教。如果有一天，老師因為不同人的立場，或者因為某某人的身份，為怕被傳媒指摘及怕煩等等而放棄有理據地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時，洗腦教育就真正開展。

若是這樣，最後的輸家會是誰？答案就是一群因不同議題而被撕開得支離破碎的香港人，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為此，請傳媒高抬貴手，好好保護現時校園的學術自由以及教育自由，不要將學校變成洗腦教育的戰場。

踏進十一月，很多中六、中七的同學都開始為日後選擇大學或大專而煩惱。同一時間，本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也陸續的舉辦開放日，吸引同學及家長參觀。

很多時，同學們一進到校園或走到心儀的學系，都是問著差不多相同的問題：「這一科的收生成績高嗎？」、「我是A-Level會不會比DSE的同學蝕底？」甚或是由家長出頭：「這一科可以做甚麼專業？」等等，我們作為老師的當然會盡力回答，不過也想向家長和同學作一些分享。

首先，不要因自己在中學所學的學科限死自己。在大學或專上學院，你看見的科目，理應比在中學的多，有些更是未接觸過的。到大學開放日，不妨按興趣，先多了解認識，不要讓自己的成續成為限制。另外，很多同學都是關心出路問題，其實在香港這一個知識型經濟社會，若想進入一個專業，必然要經過本科教育後的專業訓練和考試，可能需要多讀一個學位，單憑一個本科學位是不足夠的。而人的際遇各有不同，在還未入學時就斷言自己的出路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不過，對於同學要開眼界，家長要負的責任可能更大。以往開放日的經驗告訴我，很多時對老師窮追不捨問許多問題的，不是同學，反而是家長！我不想再將諸如「怪獸家長」或「直升機父母」的字詞套用在家長身上了；但我實在要問一句：「中六、中七的同學，年紀都快成人了（甚或已是成年人！），他們仍然不能自己處理問題嗎？家長處處照顧，是幫助他們，還是害了他們？」

同學們，有機會到大學或專上學院，應多開眼界，而家長們，就請讓孩子自己獨立去闖一闖，開開眼界，大學不是惡人谷、也不是龍潭虎穴，少些插手，不然孩子們就會變成了「麻鷹捉雞仔」遊戲中的雞仔般，永遠長不大了。
 

從內地來港上學的跨境學童人數逐年遞增，今年已有九千多人，估計明年逾萬也不足為奇。相信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每天早上都有數千學童跨境上學，這種特殊情況，堪稱兩地邊境的「特色」。

部分獲當局簽發「禁區紙」的學生，可在指定通道，等候及乘坐「保姆車」回校，受到的照顧比較周到，相對也較安全。可是，大概基於口岸和禁區的保安及人流飽和問題影響，連部分小三學生亦不能獲發「禁區紙」，被迫使用東鐵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兩地，跟其他趕上班的人一起「迫車」。

有保姆及家長更不惜冒著孩子被捕的風險，讓他們「闖關」。執法人員固然要秉公辦理，但稚子無罪，究竟應該將他們如何懲處呢？知法犯法，此風絕不可長，然而，照顧孩子卻是所有成年人的責任，跨境學童問題不會在一夜間消失，倒不如想一個有效的辦法，不管是提升口岸人流上限，或是加強禁區管理，務求讓學童能有秩序和安全地上下課便可。一個只有幾歲的孩子，揹著沉重的書包，舟車勞頓上學去，樂觀點說，可視作磨練，但看在眼裡，又怎會不教老師家長們感到心痛呢？

不過，要說到心痛，還不及那些不法之徒，看準學生必須每天過境，而且嫌疑較小，不常被關員抽查，即使被截獲也不會受重罰，便利用他們作為走私工具。較幼小的學生，可能不完全明白「走私」是甚麼一回事，但中學生竟也受不住誘惑，為賺取不義之財而明知故犯，以身試法，則是罪無可恕。

家長們挖空心思，苦心安排，加上兩地政府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只希望讓孩子愉快、安全地來港讀書，接受良好的教育，將來做個好公民，對社會作出貢獻。諷刺的是，目標未達，竟先有人利字當頭，把學生當作非法謀利的工具，向他們灌輸了不良的思想，有辱成年人應該擔當的角色和榜樣，也毀掉行之有效的跨境上學措施，以及優良的教育制度，希望有關部門加強執法，撥亂反正，在維護社會秩序之同時，也向所有人包括小孩子發放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正確訊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一項有關教會內八十、九十後年青人的調查發現，八十、九十後基督徒十分關注現代社會意識，例如民主、人權、自由，由於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所以比較喜歡「由下而上」的方式去表達意見，而這種回應方式與教會一向的形式不同。

不過，另一方面，原來他們仍然十分重視家庭價值，以及傳統的家庭觀念，亦認同教會應重視聖經教導和差傳等工作，大家不需要擔心年青人若果關心社會，便會忽略了聖經和家庭。更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年青人的所謂社關意識，原來和很多成年人差不多，也只是流於「有感動」而「無行動」，實際的社會參與度其實很低。若果教會的領導層真的認同洛桑會議所說的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該兩條腿走路，那麼我們應該撫心自問，社關的腿是不是好像患了小兒麻痺症呢？

要牧養受通識教育和互聯網影響的一代，教牧同工也許不應太快看不順眼，毋須急於教導，而是要了解和關心，若果我們不明白八十、九十後的年青人受甚麼影響、重視甚麼、喜歡以甚麼模式溝通、而只是以過去我們認為成功和熟悉的方法去牧養，恐怕只會事倍功半。作為教會領導層，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一切關心由認識開始，而接納是牧養的第一步。

經歷艱苦的公開考試，莘莘學子步入大學，最困擾大專生的可能不再是功課和試卷，而是沉重學費。很多學生的家境也都未能負擔全部學費和生活費，倘若成績或派位不太理想的學生，選讀了2年「Asso」（副學士學位）再升讀2-3年的「Top-up Degree」（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後，借下的學債隨時高達20、30萬元，『你是「-27」？我「-30」！』這奇怪的對話出現，正反映出社會有一群剛畢業的社會棟樑加入「負數」行列。
 
今期燭光LITE，與大家聽聽一些「負數」朋友的心聲。
 

 Ness

樹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時已「-36」，每季需要還款$9000。
 
「當年讀樹仁的，並沒有Grant/Loan[1]，而學費亦比一般大學貴幾千元。」Ness因為家庭財政能力很有限，除了要透過申請Non-mean[2]。他所住的地方與上學的地方太遠，來回差不多要4小時，做兼職的時間也被限制了。除了學費外，還須要額外再借生活費。
 

還有夢
 

Ness與很多畢業生一樣，寄了很多求職信，9個月來只見了10多次工，最後由教會的朋友介紹工作。第一份工作薪金不高，其中三份一用作還債後，餘下的分配供家用、進修、MPF和什一奉獻後，每個月會餘下$600元生活費（車費+食費）。「每月買$380的火車月票，午餐則有四天帶飯，一天規定了和同事吃飯，有時外出工作或在外吃晚飯，就會食麵包。」在職貧窮的生活相當吃力。筆者好奇，為何還在財政這麼艱難的日子，花金錢進修呢？Ness說學日文是興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的職業發展仍有一點希望，學日文是必要的步驟，辛苦一點也要堅持。「如果沒有理想，辛苦還債下，連工作也沒有動力。」荊棘裏經營的夢想，特別耀目。
 

想，變得很擠迫
 

其實，借貸讀書確實不是旁人想像中的一個輕率決定。「借的時候已經知道好驚，唔知將來點還……現在都冇咩將來可以諗，一早就知道借Non-mean的後果。」當朋友談及投資、儲蓄、結婚，Ness都認為自己沒有太多空間去想。眼見每個月僅餘的數百元生活費，「連做咩都唔洗諗」。
 
可是，Ness對於自己「-36」的境況卻不太痛苦絕望。「我相信有人比我更慘，最起碼我而家有較第一份工高薪的工、有錢食飯、有屋住（又不是板間房）、有還錢能力（申請破產的話，連誠信也破產）、還能夠交家用……只不過是沒有很多資源計劃將來吧！」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Ness選擇了看自己有的一、二。
 

對Non-mean的一些看法
 

「知識也許真的可以改變命運」Ness想說的，未必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差。他認為借Non-mean的學生，已註定把自己的黃金十年（25至35歲）賣給政府，換取一個今時今日不能保證糊口的學位。「不論是追求理想、人生目標、或只是對生活多一點的要求也要全部讓路，改為供養政府十年吧，而有錢人就唔需要供養政府的教育部。」Ness的學位並非現今市場需求，要找得市場上較高薪的工作，或數年內不停晉升等商界思維，均不能用來量度Ness的情況。難以縮短還款期，用十年時間還款，可能仍然是他唯一可取的奮鬥路向。「儲錢？我可能要十年後才起步……」
 

況榮

樹仁大學社工系畢業，「-27」，每季需要還款$6000。
 
「知道自己畢業後就是註冊社工，還錢壓力並不太大。」況榮畢業不久就到一間社會服務中心，幫助邊緣青少年。他說自己是較幸運的「負數」80後，一來做到自己的理想職業，二來是學位較專業，出路和收入都較理想，不太擔心。還債後和生活費後有餘，他有更多空間去計劃自己的出路。
 

錢和時間的衝量

既然有較高薪的工作，會否盡快還錢，脫離學債呢？「除了必需用的錢，其他我會先儲起，用作投資。」況榮認為最好慢慢地還，重要是有彈性。「生活有太多uncertainty（不穩定因素），屋企或應急的況動資金是必須的。」而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錢和時間的衝量。「錢，可以追求更多；時間，卻不能回頭追返。如果可以爭取在今天還年輕時，用有餘的錢去做想做的事情，就不急於還債。況且，未來或許會升職，或用作投資，將來可能更有能力還錢。今天勉強還債而虛耗光陰就不值得。」
 

儲蓄方向

 「而家最主要係儲退休金。」年紀輕輕的況榮已經笑言，要計劃退休生活。「結婚，遲一點才考慮；買樓，未諗過會儲到，樓價太貴也是生活沉重的負擔；再進修也是我的考慮之一，但要半工讀也需要好好考慮。」其實，儲蓄也未必是單一目標，長遠的計劃仍有太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太多的事情不能說準。
 

對Non-mean的一些看法

 對於況榮來說，有十年的還款期再加上可以延遲還款，Non-mean的貸款不算苛刻。而他認為這種還款其實與今天的信用卡消費很吻合。他指出不論是相機、電腦，還是買樓，都是「分期供」，社會風氣習慣了這種「Multi-task式」的付款，那麼借錢讀大學只是其中一樣罷。
 
「如考慮到有些起點不同的人，如先讀Asso，再讀Top-up Degree的人來說，全數借錢可以『好金』，加上大學生在社會上既不再吃香，也沒有經驗，沒有籌碼可言。如果薪金低至8、9千，點樣還呢？」況榮對於這種競爭大，人工少的「負數」困境感到無奈。但他勉勵「負數」畢業生，最終都要想清楚生活為了甚麼，並且多點體會更貧窮的人的困境，又反省自己處於的消費文化價值的影響，或更能在知足中自處。
 

其他「負」學士的故事︰

Woody「-5」

第一年申請Non-mean，政府批核了10多萬元，也只敢借4萬元，第二年也不敢再借，學費由整個家庭負擔，最大原因是怕將來還不了。「對於將來要搵近萬元的工作沒有太大信心，就算搵到，要養家、車費、生活費都會因通脹變得好貴，還loan就完全沒錢剩。」
 

Chloe「-10」

一年的Top-up Degree，學費已經花費8萬元Non-mean。她對於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信心，表示對借錢毫不擔心。現在找到過萬元的工作，每月只須儲起1,000元就足夠還款。
 

阿積「-7」

借了6萬元Non-mean作為3年大學的生活費。其中2萬多元用作交流，分別到了3個地方留學幾個月至半年。「（外地交流）比起出來工作後去旅行便宜得多，時間亦可以長很多。因此，寧願先借錢，好好運用大學的時間增廣見聞，到畢業後搵到工先慢慢還。再者，外地交流可以寫入個人履歷，或許可以搵到更好pay（薪金）的工作。」
 

Ling叔「-5」

雖說借了3萬元Non-mean和5萬元助學貸款，但有家人的支援。Ling叔的家人為了「唔益」政府，一次過還了3萬元Non-mean，而較低息的助學貸款由他自己還。他還有餘力購買保險。「雖然人工比同行低3,000元，但仍然會用2,000元供保險。人愈大，保費愈貴嘛！」
 
 希望在明天？！

在今天講求競賽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階級與階級之間，年青一代的「起跑點」往往可以相差很遠，這距離甚至愈來愈遠。富有的，畢業後非但「0」，更可能由父母資助首期供樓、供車；清貧的，畢業後可以更清貧（在職貧窮）。今天社會有聲音指出，知識能改變命運，努力讀書可以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但眼見不少大學生畢業的負債困境，不得不懷疑這種言論的可信性。況且，我們今次「見樹未見林」，討論還未觸及一些未有升學機會的年青人，低學歷下只能進入較低技術（所謂低技術，並不一定不需用技術，可能只是沒有甚麼前途和被看不起而已）的工作。筆者不禁要問，在香港的教育理念中，人是否只不過是「資源」（人力資源）？教育是一句口號？（終生學習　終生負債）還是教育應該幫助人性價值的建立，讓人能夠實踐社會公義，以至基層的年青人（畢業生）有更公平的待遇，不是苟延殘喘而是可以更合理地活著？
 
此外，「負數」驟眼看很負面，但卻不能夠框限年青一代的前路。不論是Ness、還是其他正努力還債的年青人，也同時努力邁向理想。盼望不同境況的年青人也可以無懼困難，在波瀾中綻放生命力。

值末代會考生放榜之際，另一邊廂正是熾熱的大專院校註冊日。準大學生都興致勃勃地討論，除了住Hall與否，重點還是落在O’ Camp。O是Orientation的簡稱，即大學迎新營。大學系會的老鬼（二、三、四年級學生）落力宣傳迎新營，網頁及宣傳短片中所紀錄去年的營會遊戲，由名稱到實際玩法上，都很刺激、創意無限，「搞手」們的心思實在令筆者佩服。
 

準大學生紛紛在網上徵詢意見，又說聽聞這個營很辣、很「軍訓」，又說不參加營會就會被排斥。參加迎新營當然是個認識朋友的好機會，擴闊本科以外的朋友圈子。畢竟大學生活較獨立自理，與「中學老師收回條」的情況截然不同。換個功利的說法，迎新營使你「多個照應」：借書更快、着數更多、消息更靈通；而系會一方面聲稱要幫助新生投入大學的學習環境，暗地裏又要在新生中物色來年的接棒者「上莊」（籌辦系會）。
 

最有趣的，莫過於這個那個互不相識的大學精英，在改組名的剎那間變為合群的個體，在那五、六天期間為小組傾盡全力地犧牲小我、東奔西跑（可見於八月中街上常見的城市定點）。對於那些從來都是小霸王、從來都是嬌生慣養的「港孩」，確是一個好機會，學習獨立，亦為別人緣故放棄自己的安舒，或在少許失敗的情況下受點刑罰捱點苦。
 

為他人而犧牲自身利益（哪怕只有一點兒），是踏進成熟的必經路；然而，因為群眾壓力而捨棄原則，只會變得迷失，失卻尊重，在群眾潮湧中失去理性批判。在迎新營活動滿城飛的8 月，新聞往往傳出有些迎新營以「開放」為名，進行不雅、色情意淫、甚至暴力的遊戲；又有某所大學的幾個學院系會，準備人身攻擊的謾罵字句，與其他學院進行語言暴力的「罵戰遊戲」，企圖透過提升對其他學院的敵意增加對自己學院的歸屬感。過往亦有參加者指出，由假新生（二、三年級的學生滲入各組間）起哄和朋輩壓力下，即使萬分不願意，也無奈要「頂硬上」參與男女同學隔着玻璃紙嘴對嘴的遊戲。這些「玩新人」的迎新營確實使人咋舌。
 

作為大學生，要進入社會的縮影，學習群體相處固然重要；但假若缺乏獨立自主的思考批判，人云亦云，只會淪落在羊群中集非成是、指鹿為馬。作為大學生，必須意識到參與迎新營（甚至是住宿舍）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經歷而已，參與與否純屬個人決定，但尊重這基本原則和個人道德價值仍須堅守。在考慮尊重和保護自己及他人的前提下，應該拒絕參與超越道德規範、甚至於帶有性騷擾嫌疑的活動。況且，迎新營的目的是要讓準大學生適應新的大學生活，而非突破尊重他人的道德界線。
 

再說，遊戲的創意發揮，在遵從操守下，仍可以向很多層面發展。若果迎新營的遊戲盲目地「開放」，再不是「接受與不接受」的問題，而是「對與錯」的問題。惟盼青年大學生能捨棄以往陋習，成就創新又健康的迎新營文化。

[1] 新一輯《超級遊戲獎門人大爆發》在上周日推出，推出了多個新遊戲，為的是強勢打擊亞視直播的金像獎收視。無線收視慣例地獲勝，但截至四月十九日，廣管局卻收到三十五宗投訴，無線亦收到四宗投訴，被指遊戲內容低俗不雅，動作危險；無線外事部則回應指，遊戲本質只為娛樂觀眾。[2]
是次被投訴的新設遊戲：
 
1)「超級遊戲shortshort地」(口對口傳遞餅乾條或烏冬，最短者獲勝)、
 
2)「超級遊戲碌柚葉」(藝人任由對手由打橫滾動，經過不同形狀的障障礙物，玩者粗暴，容易傷及頸背)、
 
3)「超級遊戲爆波波」(玩法1：女隊員被捉雙腳，以雙手撐地爬行，最後要用胸部壓爆軟墊上的氣球，曾有女藝人被隊員整個拋起數次才能壓爆氣球，表情痛苦；玩法二：男藝人坐在凳上，由女藝人飛身坐爆雙腿之間的氣球，容易危及大腿、腰及重要部位，形態恍似性行為，節目中有藝人坐斷椅子及表示玩後下身感到痛楚及麻痺)。[3]

對白意淫侮辱藝人

 《獎門人》於一九九五開始播出，當時的確令觀眾耳目一新。「超級無敵乒乓波」、「超級無敵馬拉松」、「超級無敵估歌仔」，考藝人急才及反應，內容亦都相對健康。近年推出的遊戲卻大不如前，如「鐵甲無敵呼拉圈」(人肉呼拉圈)／「鐵甲無敵踢晒腳」(不能用手，用口或腳替異性穿著衣物)／「鐵甲無敵踩住上」(抱著女藝人計算貼於其腹部的數學題)，這些遊戲都需要男女藝人有親密的身體接觸，而主持人對白意淫，言詞間也有侮辱女藝人之嫌。另外，《獎門人》常到外地拍攝的水著遊戲節目，需要藝人們穿著性感，濕身在浮床上互扯對方下水及多人集體用身體夾爆氣球等遊戲，低俗意淫，鏡頭亦常對女藝人胸部作近鏡拍攝，對女性極不尊重。
 
節目收視高、很好笑，卻從不附帶內容健康的內容，只反映將會有更多機會在愛刺激的青少年之間「試玩」。實在，《獎門人》十多年來的「功力」令新一代對這些遊戲失去反思及戒心，於大學生迎新營中屢見不鮮，就算常被投訴遊戲三級，仍然樂此不疲，甚至變本加厲，未去思想遊戲背後究竟受了甚麼文化影響，或遊戲是否尊重兩性。

無家長指引警告字眼

當我們看到藝人們被亂拔鼻毛腿毛、女藝人像物件般被亂拋亂轉、男女藝人被弄至尷尬及痛苦非常……我們若仍麻木地支持追捧的話，正是時候反省一下，這種「娛樂」是否我們和下一代都想要的？將觀眾的歡笑建築在藝人的痛苦及尷尬身上，真的好嗎？更甚的是《獎門人》將被安排於晚上九時到十時[4]間播出，許多小朋友及青少年還在看電視，節目內容又如此不雅、意淫和暴力，卻連「家長指引」、「危險動作，切勿模仿」等警告也未見放上；主持曾志偉最近接受訪問時，還說希望觀眾可以將遊戲帶返學校或其他地方，傳開去[5]……

當有一天子女回家說要飛彈到爸媽、兄弟姊妹身上玩「爆波波」，又或當父母知道子女在學校和同學玩「shortshort地」，嘴對嘴傳送口中的烏冬食物時，這是作為家長、老師，甚至學生自己希望見到的風氣嗎？
 

 摘要
 
現時香港正推行新的「三三四」學制，該學制改變了現行的大學及中學制度，對本港的教育以至家庭建構帶來深遠的影響。本文作者以其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的多個身份，解釋「三三四」新學制對各個層面帶來的轉變和影響。透過分析新的學制、家庭及支援家庭的友善政策的相互關係，檢視各持份者如何能在新教育制度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
 
引言
 
今次大會給筆者的題目非常豐富，既要提到新教育制度，也要提及怎樣對家庭支援，更要處理如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先從新學制這一方面說起，究竟何謂新學制？「三三四」新學制中的兩個「三」是指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同學就讀三年初中後直接升上高中，基本上沒有同學會被學校淘汰，而學生讀完了六年中學後便可考中學文憑試。政府聲稱新學制會減低考試壓力。雖然與舊制相比，考試少了一次，但壓力真的會減低嗎？台灣，內地及韓國等地方可以說是提供答案的好例子，在這些地方，學生能否進入大學，都取決於一次高考。面對一次「定生死」的考試，學生可以不緊張嗎？答案顯而易見。
 
香港的新學制
 
無可否認，這幾年，香港的教育制度有所改革，讓學生多了一些「其他出路」，例如進修副學士，高級文憑等課程。學生若高考英文不及格，仍可報讀副學士課程，完成兩年的課程後，仍有機會入讀大學修讀學位。不過，也有人完成副學士課程後，由於成績未如理想，無法升讀大學。面對此情況，增加大學學位也是無補於事。因為這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學位不足，而是學生水平不達標。在外國，修畢副學士的同學，畢業後投身工作是很普遍的現象，而香港，似乎也會朝這方向發展。可以說，多元發展正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另外，在新的課程，通識教育成為必修科。通識教育的設立，是希望每一個中學畢業生，除了中文、英文和數學要有一定的基礎外，也能夠接觸不同的知識層面，尤其是對社會、人文、生活、政治、中國及香港情況等，都有一個比較普遍的認識。不單如此，通識教育亦希望透過專題探究或研討，使學生從中學習將知識融會貫通，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新學制能否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新學制要求學生的選修科目，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即是說，以後文科學生不會只讀歷史、經濟和地理等科目，而理科生就只讀物理、生物、化學等科目的情況。在升大學的時候，中、英、數及通識及格是核心要求，大部份的大學課程不會要求學生讀過指定科目。（除了某些學科，如工程科可能會指定同學進修物理或數學科延伸部份，而醫科則可能會指明要修讀過化學等。人文科目方面，基本上沒有特別規定。）從這個角度看來，新課程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只要成績好，不在乎學生在中學選修過什麼科目。
 
這對於學生是否有益？答案應該是正面的。因為有些學生面對傳統的科目，譬如說物理一科，不曉得為何要修讀，讀後有何好處。新學制則有一些可以學以致用的應用學習科目，例如酒店營運、汽車科技。事實上，新制度思維的轉變是頗為偉大的：重點由老師的教學變成學生的學習。以前的知識分門別類，強調填鴨式的學習；新課程強調融會貫通，開放式的問題。
 
新學制通識科目惹來香港傳媒的爭論，有些人表示高興，從此再也不必死背書；但很多老師和同學又怕摸不清考核的要求：老師沒有信心教得好，同學也無信心學得好，考得好。一邊廂，有不少家長及老師為此感到困擾。另一邊廂，考評局表示老師、同學和家長毋須害怕新課程，因為課程的評審過程公平公正，而且準確。事實上，從考試的角度來看，同學對新課程的確不必太擔心，因為好的學生即使再差，也有個底；反之差的學生，即使再好，也只可達到某一限度。考試並不是要量度出一個絕對值，而是要反映學生一般的水平，即使學生一次「失手」，也不會全部科目都失水準。
 
雖然從教育改革的文件來看，新設的課程是周全的，但這是否表示新課程沒有問題？例如：新課程包括四個學習階段：初小、高中、初中、高中；八個學習領域：中、英、數、科學、科技、人文、藝術及體育；以及四個關鍵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與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再加上九個共通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研習能力。想深一層，教育界中，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掌握好這九個共通能力？
 
看來，設計新課程的人可能想得太偉大了，未免對一個中學畢業生要求太高。畢竟，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會或思想，很多時候，都是在完成中學階段時才開始成熟。在中學期間便要求他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協作能力等，似乎有點勉強。更過分的是，新課程還要求他們要有國際視野、兩文三語、其他學習經歷，能夠應用學習，融會貫通等，有很多教師為此感到煩惱，有些甚至提早退休。

新學制的吊詭性
 
站在家庭的角度來看，新學制是很吊詭的：一方面，新的教育制度努力地培養擁有九個共通能力，通達四個關鍵項目，學貫八大領域的人才，希望他們能夠領導香港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家長卻眼看自己的子女玩遊戲機，與自己吵架、強辯，這是否很吊詭？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是不協調的。當教育局的官員，或校長向家長介紹教育改革，介紹自己的學校要怎樣做時，很多時都會說得很偉大，若不如此誇大，家長便不會選取自己的學校。但現實裡，家長及老師要面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偉大的課程，而是請學生稍為認真讀書，這其實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有多少人明白現今的青少年呢？
 
現今社會經常批評青少年不像樣，其實他們的情況是頗值得人同情的。很多事都是成年人造成，因為社會進步，父母對兒女的要求自然高了，現今有很多學生比上一代更為聰明，但有些父母、教師仍不滿足，希望子女再聰明一點。面對如此高的期望，很多青少年都接受不了。成年人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便批評他們，經常罵他們「唔生性」，而事實上，上一代的父母也是如此罵過子女。
 
父母永遠認為子女可以再好一點。很多時候便是這種想法，令家長責罵孩子。被責怪的孩子不快樂，更加不願接受。對父母而言，更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這惡性循環引發很多衝突、摩擦，從而影響父母心情。假若父母工作壓力很大，便會引發更多問題（見圖一）。
 
圖一：新的父母——我們愛得很「苦」
父母是關心兒女的，只是很多時，很多父母愛得很痛苦，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情況不只是一般的家庭現象，也會在基督徒家庭發生。幾位父母相聚，只要他們的子女就讀中三或中四，十個家長有九個半都在訴苦。不過，當孩子升讀高中後，父母的快樂指數便會回升，因為父母們已經放棄。
 
事實上，現今的父母非常辛苦。傳媒提倡多些錢、多些玩具、多些娛樂、多些教育；老師主張多些活動、多些功課、多些訓練；家庭教育提出多些溝通、多些讚美、多些幫助青少年；社會又指出要多些責任、多些自由、多些紀律、多些約束；父母耍多些責罰之餘亦要多些准許、多些空間、多些時間。如果父母都做這些事情，相信他們所種的「盆栽」必定枯萎。所以，家長還是不要做這麼多事情，要做，就做一些有價值的：如何支援家庭友善政策。這可從三方面來討論。
 
家校合作
 
第一是家校合作：當小朋友成長時，成年人往往都不是做自己份內的事情。家長會兼任老師，例如家長經常會在火車上教小朋友做功課，不教價值觀，不教道德品格，不培養他們的生活習慣。學校方面，學校應該教導學生群體生活，待人處事，對不同學科的熱誠等。但最終，老師究竟花了大部份時間在哪方面？培養學生品格。現今的學生不用負責任，每每有錯，都是老師的責任，成年人很少給孩子承擔責任的機會。家長應該多些安排子女做家務，讓孩子尋回自己的責任，使他們有鮮明的角色。父母不訓練，孩子回到家裡便如在酒店般，隨處掉衣服，不收拾東西。
 
所以首先，社會上每一個群體都必須做一些事，特別是家庭、學校及孩子本身，都要營造一個氣氛，讓家庭生活變得更美好。這是政府無法完成的，政府可以資助家教會的活動，支援社工一些計劃，但最終，各方面都要多出一分力。家校必須合作。這樣，對小孩子才會有好處，小孩子生活有方向，他們的態度才會改善，這樣更有利於他們成長。
 
家庭教育
 
第二是家庭教育：很多人只會責罵小孩。可是，正如一句金石良言所述：「沒有不好的莊稼，只有不懂莊稼的農夫。」很多時，問題的源頭其實在父母。同時，「生命導師」的概念也很重要：究竟有甚麼人在影響兒女？在學校或在家庭，有什麼人可以幫助他看到「原來應該這樣生活的」。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知識上的教育，而是需要一些行為上的榜樣，給他去仿效和學習。
 
有時父母的話還不如孩子所認同者的話中聽。所以在策略上，可以為小孩子找一些師兄、師姐，又或一些導師。也可仿傚外國的做法，家庭與家庭之間組成家庭網絡，大家彼此建立。事實上，大家不要預設政府在這方面能做甚麼，只有當政府在商討政策時，希望能制定一些框架，釐定一些價值。所以，對家庭來說，當孩子成長時，父母也應該成長，兩者都有責任去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家庭。
 
家庭網絡
 
第三是家庭網絡：當孩子出問題時，家長往往把矛頭指向學校，責怪老師教得不好；而老師則把責任歸咎於家長，責備他們在學生回到家後，沒有好好管教他們溫習，只讓孩子玩遊戲機。家長這時又會反駁老師：孩子每天逗留在學校那麼多時間，老師教得不好，父母又如何是好？這是個不會停止的爭論：家長認為這是學校的問題，學校則推說這是政府的問題，資源不足，沒法推行小班教學，教育制度又失敗。至於政府，則推卸為社會的錯，社會應該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結果就是，當大家商討時，只看到非常多的問題，以及孩子的種種不是，問題的核心卻沒有去討論。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每個小朋友都有好奇心，都想有好的表現。但問題是，有時候孩子的父母不去支持他，有時候孩子找不到自己的目標。小朋友都需要一些「有心人」去告訴他應該如何往前走。雖然老師也想做得更好，但往往因基制上的問題而無法發揮。只要各方面努力合作，事情總會變好；若然只是互相批評，只看到他人的問題，便不會思想自己有何可改善之處。相反，多思想自己如何可做得更好的時候，就會做得好一些。
 
在實際推行方面，家教會可以考慮建立家庭支援網絡，邀請有經驗的講者到學校分享心得，探討新的教學方式在現今社會如何可幫助小朋友，又如何能幫助家長。這些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參與者可以分享知識、技巧、態度，加深對小孩的認識和學習；大家也可以互相幫忙和支持；最重要一點，就是可以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
 
我們為何要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經常以為沒有人參與家庭教育。但實情是，媒體裡有很多廣告，每日都不斷轟炸觀眾，叫人看不清教育真正的意義，分不清對或錯。例如：大家看到排山倒海的補習廣告，就認為補習是好，跟著便一窩蜂的湧去補習。孩子及家長見「人又補，我又補」，便不會問：為何一定要去補習呢？其實，現時有很多流行的價值觀，如果只靠父母去抗衡的話，又怎能抗衡這些做足市場調查、分析、經濟效率及心理研究的媒體呢？現在究竟誰在做家庭教育呢？是商業媒體與流行文化？還是父母？如果父母沒有一個抗衡力，就會難以抵禦這些文化和價值觀了。
 
結語：橄欖樹的比喻
 
有一些遊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一些老人家，幾十歲還在掘地，就問他們在做甚麼。老人家回答說他們在種橄欖樹。橄欖樹？遊客問老人家是否不知道橄欖樹要種很多年才開花，再過數年才能結果，他們應該很難吃到果子。老人家告訴遊客他們知道，但當年就因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種了橄欖樹，今天他們才可以乘涼，才有橄欖油，也有橄欖吃。所以今天他們做的也是為了下一代，留下一些東西給他們。
現今成年人留給孩子的，不只是一點好處，還有價值觀、生活的一些技能、態度和環境。成年人要謹記，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預支小朋友在未來世界可用的一些資源，所以成年人要做好一點，留下些好東西給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