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以「網」為天？淺談傳媒新時代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網上截圖)

近幾年，很多人質疑新聞的內容譁眾取寵，煽情造作，偏頗失實。《眾新聞》走出來說他們要「傳承專業新聞精神，回歸新聞初心，為公眾利益、為公眾服務」。那麼，甚麼是原來的新聞初心呢？我嘗試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想像一下如果相同的新聞材料，放到其他報館手上會怎樣處理。

例如處理行政長官梁振英的UGL事件，記者要做的其實就是搜查背景資料，將從搜查中發現的不妥「還原」為問題，之後告訴讀者：我們發現這裡有問題。今日傳媒首先願意大費周章去做查證，閱讀數以百頁甚至千頁的文件，已經甚少，甚至即使收到其他傳媒的報道，自己也未必會重閱文件，只需草草說「引述ＸＸ報章報道」，彷彿文責就不用自負，幾千字「炒台」的作品一下子就完成，記者根本就只是抄寫員。

我們也留意到，整份報道建基於不同的文件，沒有一個消息來自「消息人士」。這種純粹搜集資料就得來的新聞，其實以前常常出現，用清楚的文件去提出合理的質問，本來是新聞日常，可今日的新聞材料，大都是由「消息人士」提供，如此口買口賣「口水稿」（還要不具名），如何能成為有公信力的材料？消息人士各有盤算，記者寫的究竟是這些消息人士的想法、意見，還是他真的知道的事情？如果連第一步也分不清做不到，就隨意下筆，最後這種文章的可信力當然薄過紙了。

眾新聞也沒有避開文件中未能解開的謎團，甚至不怕文件又多又煩，寧願公開慢慢將之拆開解釋。文章中只列出事實，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包括連他查不到但仍然認為是關鍵的部份，也誠實地不知道也就說不知道，不會視而不見。寫的時候也不用譁眾取寵的標題，只列出基本事實。另外，文章會詳列他們究竟曾向多少個機構求證和要求回應，以及他們回應內容。（他們甚至每天都去求證，每天都要求回應，利用他們的版面有無限空間的優勢，每天跟進他們是否願意回應，這態度令人欣賞。）

隨後就是邀請各相關的人回應。如此新聞報道手法，用事實說話，並以所謂的「一分鐘懶人包」呈現，「懶人包」其實就是一個精美的時序表。如果這種材料放在主流傳媒，就一定加幾句「梁振英XXX」；如果是一般的網媒，或許就二話不說，將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個人的政治議程放上去了。這種無添加的做法，相信會令看慣現時新聞的人，感到十分不習慣。

又有另一則相關新聞，亦是談到關於梁振英利益申報的情報，不過記者卻用另一種方法：電郵到美國白宮去查詢總統的利益申報，然後將之與香港的特首對比。文章同樣少有評論香港的利益申報制度，只說美國總統提供的資料，內容比香港特首申報的更詳細，之後記者就是介紹兩地的利益申報制度。或者你會質疑，這種新聞究竟有沒有「新」聞，還是只是我們已有的知識？但其實她多了一份查證的功夫，傳媒機構真的找記者去問及等回應。整件事的之所以能成，也是建基於對方的回應。尋常的人和事在有觸角的記者手上，亦有機會發現其新聞價值。

當然，我們了解到《眾新聞》其實人手很少，所以新聞數量根本不多，大部份的文章仍然是評論，但難得地他們在採訪和評論劃下很清晰的界線，編採和評論很難得地分家。新聞就是新聞，將之還原只報道事實，評論就另外從看到的事實用不同角度分析。習慣看先有立場而寫的新聞，我們看完雖然彷彿知道整件事的一切，但原來卻因為要方便預設的立場，新聞不會寫一些對他們預設立場不利的部份。由於《眾新聞》將事件盡量還原，最後你要做的，可能反而要多看幾篇文，才能跟得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同時你得到的訊息，相對更整全。

我們天天看的報章新聞，就像即食麵，好像很豐富，很多味道，但誰都知道，這和偏食沒有分別。要生存，我們需要的是清水。但願多點清水，能使我們早就失去的味覺漸漸回復過來，以致我們能更好去閱讀新聞。不過，請謹記，濁世清泉，價值不菲，但願有人去珍惜。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於雨傘運動期間，市民透過新舊媒體得知最新資訊，加上公民記者湧現，記者報道的中立性屢受質疑。為了探討此現象，明光社及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於2015年1月16日假中聖書院禮堂合辦「雨傘運動的媒體操守」座談會，當天約有30多人出席。

有人指記者在報道雨傘運動的手法是「不甘寂寞」——很想達個人政見；也有人認為記者是被人「逼上梁山」——因為稿件被上司大幅度修改而在新媒體另闢表達空間。座談會嘉賓除了探討此情況，同時也討論了傳媒立場與公信力的關係。

至於在新舊媒體角色一事上，嘉賓也同意公民記者其實不是專業記者，但能與主流傳媒作出互補。而要解決現時媒體出現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蔡志森：記者需學習成為旁觀者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首先以前記者身份，提出關於現時傳媒有否規範的疑問。他認為現時一些記者不甘寂寞，「想把自己理念及看法，透過報道說出來。」此外，他亦認為雨傘運動看到不同世代的撕裂，包括兩代如何看記者的角色。「參與社會行動的記者以往不會用記者身份，但現在卻高調參加。」

他更質疑記者應否在現場隨時變身，使用記者證作為「免死金牌」。對於先前有報道指有團體派出200名成員於運動化身成為公民記者，蔡亦質疑是否人數愈多就愈好，「還是愈多愈混亂」。他建議記者要學習成為球證，在旁觀看，而不是夾在衝突中間，甚至像參與者投入於運動中。

岑倚蘭：佩服記者行家無懼風雨採訪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主席岑倚蘭(岑倚)佩服很多行家於79日無懼風雨及挑戰。她指出運動期間最少有32名記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甚至「記協亦曾被人衝上門口抗議。」此外，有記者當時被上司要求拍攝金鐘混亂場面，可是現場根本並不混亂，他更拍得佔領者開路讓救護車駛入現場。他將此情況撰寫出來，但標題卻被改成佔領者妨礙救護車前行。岑倚蘭指出，「當如實報道不被刊登時，唯有下班後去成為網絡媒體義工，去平衡心理。」

另外，她指很難定義公民記者是否記者，但不認同「穿著印有Press字樣的背心去充當佔領運動的義工」。她並不否認公民記者的重要性，但這些報道及資料如何使用，就是媒體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在承認記者身份及發記者證方面，記協背負很大責任，因記協記者證「可申請國際記者證，警方亦認可」，故要非常小心。

陳珏明：我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位

852郵報記者陳珏明(珏明)於雨傘運動期間採訪時，提醒自己不要與警察「開火」，可是現實卻是「偏偏不斷開火」。

他曾被無理拒絕進入封鎖線後採訪，並被警察帶離現場。有指現時記者不甘寂寞，他指「我更覺得是被逼上梁山」。他指記者的報道與事實不符或被扭曲，唯有選擇在互聯網上發表。

他坦言自己十分支持這場運動，但他為了保持中立性，故堅持不掛上黃絲帶，甚至下班也不會帶，「就是為了精確的報道」。他會提醒同事「不要覺得喊口號沒問題」，因為這會令人覺得有失中立性。他坦言現時記者要成為球證愈來愈難，「因現場不是對等的比賽，警察比市民有更大權力，很難稱為中立比賽。」

蘇鑰機：新媒體影響漸大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透過其研究，指出於一般情況下，有接近一半受訪者仍是最常收看免費電視新聞，其次是閱讀收費報章。而愈年輕及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使用社交媒體會愈多。蘇指出「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很重要」，他比較蘋果日報、明報及香港獨立媒體網，發現於雨傘運動前後，明報facebook專頁的被like數目升逾十倍。

而這段期間透過facebook發放的報道，有九成是與佔領運動有關。蘇認為傳統媒體仍是很重要，但社交媒體能夠讓人「知道、分享，更可以留言」，人的參與及表達感較強，能與傳統媒體互補。

傳媒中立的迷思

至於在傳媒是否需要中立一事上，岑倚蘭指於運動期間有人提議記者杯葛某團體的活動，「隱含對這種為中立而中立的傳媒老闆抗議」。然而她卻認為持多元化意見的傳媒，可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珏明則認為「對暴力也是有立場，有價值判斷，但不會覺得有問題。」他指記者要呈現真相予市民知道，即使現場直播，也可以是偏頗。蔡志森則認為傳媒可以有立場，但意見應於社論內發表，不應混入報道中。「我們期望警察專業，為何不能期望記者也是專業？」

有台下觀眾指傳媒使用社交媒體快速發放消息，岑倚蘭觀察到不少記者於自己社交網站掛上黃絲帶，表達自己的立場，然而「外國記者是有手冊嚴格限制政治立場表達」，但香港記者則不斷表態，甚至穿著記者背心成為雨傘運動義工，是會影響公信力的。

記者的使命何在？

有觀眾問及記者使命，岑倚蘭指上一代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對現時媒體偏頗甚至「自我閹割」感到失望。蘇鑰機則指於學理上記者有兩大角色，其一是提倡中立，另一種是參與性較高，提倡公義。蘇認為兩種記者的比例與社會情況有關，參與式記者較多，代表社會有問題。「要解決記者出現的問題，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縱然雨傘運動已告落幕，但由之引起的新舊媒體的發展與爭議將仍然繼續。這個座談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冀盼日後能再進深探討此課題。
 

不知道在佔領運動完畢後，大家看新聞的習慣有否改變。在運動期間，大家不難發現縱然報道同一件事，媒體報道內容亦會大不同，有人因此毅然轉台，或罷買某份報章，有人亦因希望更快更廣地得到最新消息，從而瀏覽網絡媒體的報道。

然而就算網上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隨著愈來愈多市民注視往後政局發展，所以仍有很多人瀏覽網媒的專頁。網絡媒體很多時也是由公民記者提供消息，由於公民記者往往身在前線，並且數目眾多，故此能補充傳統媒體忽略的另一面。而這種透過公民自發參與的新聞報道，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參與式新聞重視由下而上的發佈，發佈者亦同時為接收者，角色平等，故此與一些爭取民主的運動相襯。

雖然不少人也開始看公民記者的報道，但也出現不少質疑的聲音，特別對於他們的報道中立性及公信力。早前亦有報道指不少公民記者在報道時，亦會走到前線成為抗爭者，致他們公信力成疑。這就好像出現一種對立：傳統記者還是公民記者可信，或者比較專業。但話說回頭，正正是因為傳統媒體的立場偏頗，其公信力亦屢受質疑。有說記者曾接受大學新聞系的訓練，但現在不少非新聞系畢業生會選擇成為記者；有說記者可加入記協，遵守記者守則，但有報道卻指只有兩成記者是記協會員，比例不高，亦有不少記者因各種理由不能入會；有說報道新聞是建基於客觀求真的態度，但這看來也未必讓市民信服。那麼，當我們要求公民記者報道要專業的時候，傳統新聞工作者其實也要作好榜樣，不受政治、市場影響而盡力揭示真相。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環境，記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也希望揭示真相，伸張正義。在現場看到種種不公的情況，自然希望報道出來，讓社會得知。有指為著公眾利益，報道縱有明顯個人立場也是無可奈何。但實情是如何能夠基於客觀事實作陳述，才是最能讓不分左中右信服的報道。對於公民記者何時工作、何時抗爭的情況，這是公民記者希望作更具說服力的報道時，應該反思的一環。而傳統及公民記者的互補，才能讓市民能夠更易從眾多資訊中，看到事實的更多面向。
 

就近日有關台灣服貿協議爭議的報道，大家是從哪裡看到呢？傳統媒體給讀者的大多只是最新進展，但若果在網上搜尋的話，更可看到現場直播，而你亦順道能找到不少分析。在這個「人人做記者」的年代，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地盤」或在網絡媒體上分享。加上智能手機十分普及，要拍照及短片亦十分容易。這批被稱為「公民記者」的人，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是主動參與及報道，甚至傳統媒體有時都要借助他們的資料作報道。針對台灣的情況而言，由於不少台灣人不太信賴傳統媒體，亦令更多台灣人轉而選擇閱讀「公民記者」的報道。
 
然而，「公民記者」不少是沒有經過專業的新聞訓練，他們對新聞報道講求的準確性及客觀性，往往未必能拿捏得準。例如不少人看過的「黑箱服貿懶人包」影片，當中提及有關香港2003年簽署CEPA後的情況，而且亦有不少人引用。縱使圖表上的數字正確描述香港經濟狀況的改變，但卻沒有提及其實在2003年前已有下跌趨勢。因此，香港經濟狀況的改變亦是否一定關於簽署CEPA呢？似乎沒有足夠證據。
 
另外，由於資訊瞬息萬變，就算傳統媒體也有出錯的時候，若「公民記者」的報道出錯本來也可理解。但當一個負責任的媒體發現報道出錯，是會作出修正及道歉的；並且會影響媒體本身的公信力，以及觀眾、讀者對該機構的信任。同理，當公民記者發現自己的報道出錯時也應願意承擔。例如在行政院清場當晚，有人指警察踐踏民眾 (實際上是警察跨過民眾)，以及撕下臂章免被投訴。及後被證實純屬誤會，台灣作家九把刀雖不是「公民記者」，但他在分享有關圖片後也負責任地作出道歉。
 
近來另一個在經常出現的現象，就是很多人未經考究，不分真偽便將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或呼籲透過手機轉發，在WhatsApp或facebook的朋友群組間接散播中傷他人、冒名偽造或改頭換面的呼籲，令謠言滿天飛。
 
因為渴望揭露真相，擺脫傳統媒體的「拘束」，所以不少人想擔當「公民記者」。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人人也可以輕易透過手機或網絡發佈信息，但一個不願意小心求證，謹慎發佈信息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記者。當我們渴望揭露真相的同時，也要注意必須作個負責任的信息發佈者。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市民大眾就愈來愈難客觀、理性去討論問題。現時在社交網絡、甚至主流傳媒，作為受眾，我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時間很難分辨信息的真假，以及信息發佈者有沒有斷章取義，改頭換面、加鹽加醋。而作為信息接收者，我們亦容易出現一種主觀願望的偏見，對一些自己認同的信息傾向照單全收，對一些自己不認同的意見就以陰謀論、懷疑論來看待。近期林老師以粗口鬧警察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8月11日，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圍，收集巿民意見，就著政制民生究竟說了甚麼，傳媒沒有甚麼報道，因為大家的焦點都集中一位小朋友身上和林老師粗口事件的餘波。這位小朋友向著記者說自己受襲經過，有電視台將他的一面之辭播出來，但在衝突期間，其他記者亦先後拍到這位自稱受害人的小朋友，站在垃圾筒上做指揮，更手持膠樽，擲向反對他們聲音的人士身上。大家若只看一個報道，就很容易會被誤導。

近年傳媒生態大變，不少傳媒對社會問題，對政府和各政黨愈來愈有立場，已經將報道和評論混淆不清，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選擇性報道，亦有因為人手不足，為求交差，輕易採用網上流傳的資訊作為報道的根據。對於後者，這是個人操守問題，如果發現之前真的是誤報或者漏料，記者及管理層應該想辦法補救，不會容許自己的偏頗失真的報道不了了之。不過，如果問題是傳媒故意選擇性報道，對社會來說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本來市民大眾理論上應該相信傳媒每天會努力公正地報道新聞，將最重要的消息告訴社會，並由市民大眾根據事實去討論現時的社會問題，不過，眼見傳媒在把關上愈來愈多問題，不少人將希望放在公民記者身上，透過社交網絡、YouTube、facebook和網誌等方式將資料散播。

但是，瀏覽社交網絡的消息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真確性。就以林老師在旺角以粗口向警方表達不滿為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拍了類似的情況，片段有長有短，亦有人懷疑內容有真有假，作為巿民我們未必有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片段是否經過加工，再者，這些片段中往往加入很多後期的剪接，其目的不是令人了解事實，而是一開始就加入個人意見，這類「消息」可信性比新聞更低，但其滲透的能力，有時卻比一般新聞更高。

本來要判斷這些網上資訊的真偽，應該依賴記者找當事人和專家求證，不過，當傳媒本身已有鮮明立場，往往刻意選擇性報道。加上在手機和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日，社交網絡的消息與主流傳媒的新聞並存，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作為受眾只能自求多福，多看幾份不同立場的報章，多看幾個電視台的新聞以作比較，當瀏覽網上資訊時要加倍小心，必須要用批判的方式閱讀，減少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資料和意見影響。

要談香港的傳媒生態，除了傳統的新聞媒體外，不得不提「公民記者」。公民意識抬頭，加上智能手機普及化，香港人已很習慣把碰見的新聞故事即時拍攝或錄影下來，然後透過網絡平台發佈開去。與此同時，近年本港也愈來愈多由民間人士組成的「公民媒體」，它們在新聞發酵及加溫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究竟隨著「公民記者」或「公民媒體」的發展愈趨成熟，香港的傳媒生態會有甚麼轉變呢？

以往，只有受過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才有可能採訪或製播新聞，但「公民記者」的出現，卻打破了這個傳統。事實上，近年由「公民記者」發掘出來的新聞，不少都成功帶動社會的關注，引起極大的迴響，記憶猶新的包括「巴士阿叔」、[1]「導遊阿珍」[2]等，連主流新聞媒體也爭相轉載報道。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在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在新傳播科技的發展下，當具圖片、影像拍攝功能的手機愈來愈普及化時，「公民記者」的發展，將會是一個趨勢。然而，當「人人是記者」，網絡上充斥著大量的資訊時，傳統的新聞媒體便須要格外留神。
 
「現在香港的傳媒，很多時都會採用網民發佈的消息，有些報章甚至直接引述他們所說的作為新聞報道，我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太恰當，長此下去，會令我們新聞內容的質素有所下降。」

公民新聞易欠缺客觀性

這是由於在公民新聞當中，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親歷其境的事情，以第一身的形式去報道，那麼新聞的取態自不然是自己個人的觀點。梁教授認為，這種新聞內容往往有煽情成分，如果傳媒工作者，不去先作核實當中的真偽性，便草率地轉載報道出來，這是有違操守的。
 
「基於保障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雖然新聞法沒有說發佈假消息便要坐監，但作為受過訓練的傳媒工作者，我們要持有的操守，應該是高於法律之上。」
 
除了獨立的「公民記者」，近年香港亦有不少由民間人士組織而成的「公民媒體」，例如「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媒體」、「SocREC社會記錄協會」等，它們都號稱不受任何財團、政黨或政權支配，讓市民大眾都可以參與成為新聞資訊的發佈者，旨在打破社會單一化的言論和思考模式。
 

公民媒體影響力龐大

作為資深的傳媒人，梁天偉教授相信，有組織、有品牌的「公民媒體」比起獨立的「公民記者」將會愈來愈受到重視，他指出︰「『公民媒體』特別對Campaign（運動），例如是選舉運動、商業運動，有一定的加溫作用，像今次慢必（陳志全）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公民媒體』就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正因為「公民媒體」的影響力大，故他認為媒體中的記者也應該由受過訓練的傳媒工作者去擔任，這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品牌，美國著名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3]就是典型例子。
 
「所謂受過訓練，是指他有一定的操守，懂得傳媒的運作，懂得怎樣去表達或說服別人，這樣就會事半功倍。另外，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也應該是抽離現場的，那才有客觀的報道、客觀的圖片，他們不會混在人群中，隨群眾呼喊口號、衝擊。」
 
可是，我們卻發現，近年香港的傳媒生態，不單是「公民記者」、「公民媒體」，就連傳統的新聞媒體，也犯上梁教授口中的「大忌」，所指的是經常性以第一身作主觀性的報道，令主流媒體也充斥著「立場新聞」。
 

提升下一代傳媒素養

梁教授直指這種發展並不健康。「以今次國教事件、市民在政府總部集會為例，《蘋果》在它的新聞版面，就經常用上『我們』這個字，這明顯不是單純的新聞報道，而是夾雜了評論。我就常以此告誡學生，專業的新聞，不應用第一身的方式去做。評論歸評論，新聞報道就應該純粹作出新聞報道，讓我們的讀者自行判斷分析。」
 
惟他歎謂︰「現在每當有消息傳出，傳媒就很喜歡幫受眾預先消化，然後再在新聞報道中直接告訴你該有的立場。不少香港人也很懶惰，他們看完那則新聞後，就往往會把傳媒的立場當作結論，這樣很容易有偏頗。」
 
面對這股風氣，梁教授坦言大勢難擋，他更預計，在可見的未來，意見夾雜式的新聞報道將成主流，作為傳媒教育工作者，他唯有從提升下一代的「傳媒素養」入手。
 
所謂「傳媒素養」，就是要讓讀者知道，每張報紙的立場是甚麼，知道它發放著怎麼樣訊息，而那些訊息又帶來甚麼結果。「當讀者看得通透，便知所警惕，不會被它牽著你走。而這個教育的功課，在小學、中學便要開始。」梁教授說。

上星期初七一遊行，不少市民上街表達不同訴求，但不要以為事件就這樣完結，討論仍然在網上持續。現時社交網站及討論區的方便，讓市民可把自己所看所思，分享給朋友和公眾，就如記者般現場報道、攝影，甚至加上個人評論。所以，不少大眾傳媒未能觸及的情景，往往在社交網站能夠略窺一二。例如在網上可以看到警察如何在水馬陣的空隙向市民使用威力加強版的胡椒噴霧，也看到有警察留言指出議員遞信的狡猾，亦看到遊行過後的街道堆滿垃圾。

當這些圖片或留言被廣泛流傳時，有時更能得到有關方面的回應，讓大眾對事件有一個更全面的認知。

其實縱然立場不同，大家亦可藉此進行理性對話本是好事。但當有些人抱著非友即敵的心態，對提出相反意見的人進行謾罵，淪為情緒發洩的話，那就十分可惜。

另外，現時流行網上改圖，對事件進行調侃、嘲諷。

例如遊行當晚，網上就流傳了一份報紙的頭版版面，標題表達40萬人由維園出發觀看煙花。由於該版面製作認真，故有不少人誤以為這是真的，便在社交網站「分享」給其他朋友，並表示對該報的不滿。在第二天的早上，大家當然會明白原來這只是一則惡搞圖。

究竟改圖者希望進行嘲諷或誤導，確實沒有辦法考究。相信轉載者亦是抱著一顆熱心，甚或變成網絡記者，希望對不公義的事表態。然而作為記者，是有責任查證消息來源，確保消息準確的。當然網民未必需要致電報館求證，但他們只要簡單於有關報章的網站搜尋一下，也會得悉並無相關報道出現。當我們希望尋求社會公義，真相的尋求也是公義的一部分。讓我們也遵守記者的基本操守，即使內容並非出自轉載者，卻仍需盡力確保消息真確及避免誤導。

我們每天都看到不同的新聞：突發新聞、娛樂新聞、災難新聞……但記者們如何採訪，他們所遇到的難處及挑戰又是甚麼，這些都是行外人難以知曉的。為讓公眾能夠多些了解傳媒的運作，明光社於本年3月舉行了「傳媒通識教育系列- 新聞最前線」，吸引了許多中學生參加。

第1課：「狗」臉的歲月──無所不用其極

為一套電影的造型照，喬裝成地盤工人潛入拍攝場地，於山邊「瞓坑渠」多天；為了跟蹤藝人而假裝邀請他做訪問，再尾隨目標人物離開……這些都是香港第一代狗仔隊歐建樑先生（春麗）昔日的採訪手法。

春麗是一名攝影記者，最先在體育版工作，後來轉投《蘋果日報》的娛樂版，並加入了狗仔隊。在春麗眼中，狗仔隊的新聞，不外乎「偷拍」、「搶」、「作」及「屈」！平日的線索都是靠報料或者在藝人出沒的地區埋伏等出來的。

當春麗問及課堂參與者，近日最留意的娛樂新聞是甚麼時？大家都說是關於一對男女歌手復合的報道，而且還猜想是否有人想借此催俗演唱會票房。

但春麗卻以另一角度帶大家思考：究竟大家是從哪裡得到上述的想法呢？春麗指，傳媒所鋪陳出來的娛樂新聞，往往有很多版本，當中很大原因是牽涉不同記者或傳媒集團，與該藝人或名人的關係，因此就算在同一事件上的報道也可以很不同。

春麗又透露在娛樂圈裡，有許多名人很善於運用傳媒去製造輿論及壓力，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鼓勵我們看新聞要多看幾個角度，並且建立正確價值觀來幫助我們作明智的分析。

第2課：人人做「記者」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李月蓮博士講述新聞業環境的轉變及網絡新聞的影響力。面對Web2.0的出現，互聯網成了可讀亦可寫的平台，也驅使人們「看」新聞的習慣有所改變。大家開始有了參與，不單主動上網找新聞，也成為資料提供者，公民新聞就是資料互動下的產物。

李博士認為，互聯網是傳播歷史上的最大革命，因為傳播從此由單向、由上而下，變為雙向，而且普羅大眾都可以發聲。當中，傳播者及受眾的界線模糊了，亦模糊了記者及讀者的界線，打破了專業記者是第四權的傳統說法，因為在互聯網下，人人都可以做監察，人人都可以發聲做「記者」。

至於公民新聞的特色，往往是非主流的觀點，如反霸權主義的報道；而且大多是社會、政治及文化的題材，較少經濟及日常的新聞。由於新聞內容較為個人、小眾及主觀，因此報道風格不少也帶有鼓吹式，例如宣傳社會運動。

公民新聞的優點是低成平、資料多、並有批判性；但弱點是不準確、可信性較低、主觀、並可能具有冒犯性。為此，李博士認為我們應思考如何恰當地使用網上傳播的力量，以及反思傳媒教育角色的路向。

第3課：移動「新聞」界──媒體發展的變化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導師梁麗娟博士介紹了報業的發展及變化，並帶出了動新聞的爭議。在70至90年代，報章新聞的內容及分析，多以文字來表達，因為菲林沖曬及印刷清晰彩圖的成本十分高，而讀者就需要具備閱讀能力的基礎。由於涉及抽象思考，令讀者有距離感，也較難煽動他們。

但1995年《蘋果日報》的出現，報章開始著重以圖片來報道新聞，令讀者慢慢被影響而著重視覺衝擊及官能刺激。及後，報章更以插圖來解釋新聞，甚至成為主要的表達形式。

由於新一代在成長中經常接觸電視及電腦遊戲，對平面媒介的注意力減弱，於是在2009年，壹傳媒投入了龐大資金，於台灣成立動畫工廠，為香港及台灣製作動畫來詮釋新聞。

動新聞以「動態」來顛覆傳統的「讀」報形式，以「睇」和「聽」的3D動畫故事，來滿足受眾的視聽感官刺激。但由於動新聞模糊了新聞與娛樂、真實與虛構之間不能逾越的界線，並且成為發放色情及暴力資訊的平台，梁博士認為會對社會有一定的傷害。另外，新聞的本質是求真抑或求有趣吸引？記者的角色是旁觀者抑或是編劇演員？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第4課：走進「災與禍」──以勇氣尋找真相

資深新聞工作者張翠容小姐透過戰地相片及她走訪戰地的故事，讓參加者明白到記者尋找和說出真相的重要性。由於記者是第四權，又「挖」新聞，所以向來不太受歡迎，她承認愈接近真相就愈危險。

張翠容稱，說出真相，要面對很多指責及壓力，因為說出真相，不單止不受當權者歡迎，有時替眾人眼中的壞人說「好話」，也可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會被投訴和抨擊。不過她認為講出真相才能為和平帶來希望。

「記者不是沒有立場，但其立場應建基於事實，有道德判斷。」張翠容強調，記者的責任是找出事實真相，任重道遠，因為真相是公民很大的武器。但她補充，要找出真相，必須有充足的知識「武裝」，做足功課，才能容易成功。

另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曾在四川災區採訪的潘小文小姐，當日在四川做義工而遇上大地震，她向與會者分享了地震的經過，也帶出新聞工作者在採訪時，帶著懷疑態度及求問真相心態的重要性。

被問及面對傷患者，記者應先救人或是採訪？潘小文以過往的採訪經驗為例，她認為記者是有其限制，未必有專業人員的救人技巧，所以最好還是留待救護人員去作拯救。此外，她亦不忘鼓勵與會者要珍惜生命，爭取時間做應該及值得做的事情。
 
 
 

菜園村收地清場事件中，收地工程人員和示威人士的衝突在一月中幾乎每天都在菜園村出現。一方派人清拆、圍板；另一方則動員群眾示威、阻止清拆行動。警方每天派出機動部隊「監視現場、維持秩序」。
 
期間菜園村關注組成員朱凱迪聲稱遭港鐵工程人員打傷，無人阻止，又有聲稱「村民」的一段影片在傳媒和社交網絡間流傳。朱凱迪更報警求助。豈料事態很快逆轉，港鐵透過其公關公司向傳媒發放另一條聲稱是「完全版」的短片，從另一角度看到朱凱迪先用肢體嘗試制止工人，甚至曾一度成功拉開工人，工人遂用力轉身將朱摔倒在地。
 
運輸及房屋局回應稱，有關「暴力」影片曾被刪剪，懷疑有誤導公眾、議員和傳媒之嫌，也對有關保安人員極不公平，對此表示遺憾。朱凱迪面對「誤導公眾」的指控，承認因為「片段太長」所以才作刪剪。
 
事件至此，誰是誰非，只有當事人才最清楚，事件仍由警方調查。但有些傳媒在新聞處理上只單憑一方的消息而報道，並加入主觀的結論，至之後幾天，巿民始有機會在不同渠道獲得更多的片段，了解事件。
 
問題是：為何親身去菜園村的傳媒不多？首先，菜園村事件對不少傳媒來說，早就塵埃落定，不少報館也沒有派員採訪，採訪人數少，菜園村大，到處有工程，難以聚焦報道，加上示威人士的「肢體碰撞」早已司空見慣，除非警方過份漠視、濫用權力、或演變成流血衝突，否則未必吸引到傳媒注意。
 
於是，個別與示威人士友好的傳媒在獲得示威人士提供的相片和短片，便可即時發佈，互惠互利。同樣，之後不同機構照版煮碗，以不同的短片作為反駁示威人士的憑據，而傳媒亦同時照單全收用作新聞材料。
 
傳統的新聞學教我們，獲得消息後，要多找一兩個消息來源，以確定消息的準確性，甚至找相關部門查證事實是否真確。可是現時的新聞，看見圖像，就一圖一篇，或幾圖一篇的「看圖作文」，之後相關人等即或反對有關的說法，他們的反駁淪為零零碎碎的回應，拉雜成段，平衡報道淪為陪襯的花瓶。
 
真相，在此已經難以還原，記者不在場，沒有一個相對沒有利益衝突的人，似乎我們只能以拼湊的方式整合真相，還要多買幾份報紙，多看幾個電視台，才有機會還原事件。若不細心留意畫面片段的資料來源，照單全收，久而久之便很容易會偏聽。
 
當傳媒不能再客觀持平時，大家必須要多行一步，始能了解相對可靠的「真相」。

新媒體嶄露頭角，擠身傳媒競爭行列。
 

在程序而言，主流媒體報道新聞事件的過程可能牽涉編輯及記者等不同人士的採訪及反覆查證。即使現況未如傳媒理論般運作，但因為公信力對銷路及聲譽仍然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主流媒體在報道上仍然較為謹慎。
 

倘若你有閱讀網上新聞的習慣，可曾留意在雅虎新聞搜尋中，除了一貫電台或某幾間報館的新聞稿外，還出現了「獨立媒體」的文章？「獨立媒體」是新媒體的一員，文章主要由不同市民撰寫，他們按着個人的關心而設定題目，並留下標籤（Tags），讓讀者群可按個別喜好，根據標籤搜尋有關事件的文章。這平台的成功亦因為撰文人士所關心的事件與別不同，往往並非主流媒體所會觸及的，令平台的需求擴大，盛載社會上的「其他」消息。但若要把此類平台並列於新聞中，仍要斟酌。
 

在新媒體中，人人都可提供資訊。要在資訊極繁多的狀態下，個人的聲音得到留意和認同（被人「Like」），想盡辦法爭頭位成了新的競爭文化。要爭贏人，不是先要爭贏自己，而是要夠「爆」「笑」。「夠爆」是指題目、用詞和內容都是最出位，意見要精闢獨到，帶勁地刺激讀者神經；題材「夠搞笑」，在閒暇（Leisure）的平台上，用最短時間帶給讀者歡愉，放下繃緊的現實生活。加上社交網絡的廣傳特性，這些又短又精的資訊自然獲得最多讀者。消化資訊的過程，消息在網絡世界的回響愈高，就是對資訊提供者的愈大認同，亦可是更大的正面反饋，同時亦鼓勵他或她「食過翻尋味」。
 

當人人都是資訊提供者，大家就要在速度上較量。還記得菲律賓的人質事件嗎？當司機呼喊全部人質被殺時，社交網絡上立刻有不少網友開設類似「悼念全部死難者」的群組。當然，與事實不符的群組在數小時後已關門大吉，這隱約露出資訊提供者的不可靠。
 

在《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中要求：「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態度處理新聞材料，確保報道正確無誤，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料的原意，不致誤導大眾。」。筆者對有人把資訊提供者說為「公民記者」有相當保留。顯然，在要求「快、爆、笑」的新媒體中，要令每個人都確保所發出的資料正確無誤，或是沒有扭曲（不扭也許不夠別人「爆」），也確實有相當困難。在傳統編採模式下，在未「出街」前會有數人看過有關稿件，以及有一段短時間去考究事情細節的準確性。假若資訊提供者未查證所發布的資訊，可能會為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正如2003年SARS期間，網上流傳一篇「香港成為疫埠」的惡搞新聞，導致社會出現一場小風波。
 

此外，「公民記者」往往在事件中是參與者、甚至是策劃人。把自己說成「記者」，潛台詞即蘊含了「這就是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事實」。在事件中報道者有清晰取態的情況下，內容很容易偏離「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原則。因此，以資訊提供者的身份，表達己方意見，比以「公民記者」身份更加合適。

在自由社會下，虛擬社區一向只能透過自律和最低限度的規則來維持規範。因此對「人人成為資訊提供者」就要特別留意，更須強調一些守則，以維繫網絡上的互信。
 

資訊提供者不單要知道網絡是公共空間，一言一行也會對真實社會帶來影響，同時亦須受別人的監察。除了不發布惡言、中傷或披露別人的私隱資料外，更須放慢，查考資訊的準確度。當社會愈來愈多人透過新媒體平台發布消息，既不想有網絡管制，就得靠自律，才能為網絡的資訊空間建立誠信。而誠信是十分重要的資產，若能建立更大的網絡互信，相信新媒體平台能填補一些主流媒體的資訊缺失，擴大讀者群，開闊更多角度，合力發掘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