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離地」的勸勉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如何牧養現今的大學生？新一代的大學生是否比以前的大學生更我行我素，更難跟隨主，更難牧養？或許，我們要定義一下何謂以前，何謂現在。雖然我們很難以科學的方法去找到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去劃分以前及現在，但根據在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工作了25年的蔡美珍女士（Veggy）的經驗，我們大概可以把那些通過考核A-Level（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而進入大學的學生，稱為以前的大學生，而現今的大學生則指那些通過參加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而進入大學的學生。

以前跟現今大學生的基本特質有甚麼不同？當然，這裡所作的並不是絕對的劃分，只是陳述一種很籠統的經驗之談，我們相信以前的大學生也可以有現今大學生的特質，反之亦然。根據Veggy的觀察，以前的大學生比較認識自己，清楚知道及專注於自己的目標，相對容易分享自己的感受，自信心、使命感及領導才能比較強，多些人願意委身成為基督徒團契或其他學會的職員。而現今的大學生嘴邊愛談感受，但其實對自己認識不夠深入，也不太能觸及自己心底的感受。他們不太確定自己的目標或喜歡的東西，喜歡探索新事物卻又怕辛苦，難以委身，以致有一些社團委員會，甚至學生會出現了「斷莊」的情況。Veggy相信這情況不單發生在浸大，在其他大學或專上學院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至於信仰層面，現今的學生對《聖經》的認識比較淺，即使對《聖經》有較深入認識，與神的關係還是不深。就算是信二代，也沒有太多信仰經歷。不但與神關係淺薄，與他人的關係也說不上深入，可能因為現今的大學生，很多時都無法去選擇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在父母或各方面的條件因素之下，他們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的，以致他們不太觸摸自己的內心，因而對自己了解不深，也變得不太容易與他人分享自己內心的感受。以前的大學生做事比較專一，有一些人加入了團契成為職員之後，便沒有再參與其他學會；現今的大學生則甚少會選擇連任職員。

Veggy認為以前的大學生跟現今的大學生有如此不同的特質，某程度與A-Level及DSE的考試制度有關係。A-Level的課程科目不多但內容深入，因此把考生訓練得專且深，DSE的科目較多但課程內容相對淺，訓練出來的考生也相對博而淺。另外，以往的大學生經過了辛苦的會考，再衝向A-Level的時候，有兩年的時間沉澱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甚麼。然而，考完DSE的學生，已經耗盡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們一進入大學，便只想放鬆，不想再選擇辛苦的崗位或輕易作出委身的承諾。再加上現今的大學生多從網上找資料，而不是從書本裡打好根基，因此博而淺是在所難免的。

面對現今大學生，雖喜歡探討新事物卻又怕辛苦，校牧處如何向他們傳講福音或栽培他們的靈性？Veggy指出以前校牧處只要籌備講座，便可以滿足大學生的需要，但現在，講座既不叫好也不叫座，這是因為同學們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大可以從網絡世界中找到適合的資料，根本不必花時間參加講座。相反，活動若有體驗元素，他們比較願意參加，例如，傳講訊息之前，先邀請他們完成一些與主題相關的小任務，之後才聆聽簡短的訊息，這樣的話，他們相對容易投入。

除了活動要有所體驗，單一的屬靈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也深受現今的大學生基督徒歡迎。屬靈導引主要是加強學生們與神之間的關係，經驗神在生活中的作為，明白祂的帶領，鼓勵他們觸及自己的內心，從而認識自己。其實，無論是以前，又或是現今的大學生，都需要牧者聆聽他們的想法，理解他們多一些，而不是單單要他們聆聽別人說教。Veggy推薦〈若可以，每一位傳道人應該看至少一次五月天演唱會〉這一篇文章給牧者們。它是由一位現職傳道人的浸大校友所撰寫的。他點出五月天的歌使人感到恍如有人明白自己的難處，流淚過後，帶來被治療的感覺，這讓他了解到「被明白、被治癒，有時候並不需要過多的大道理……耶穌對著每一位被社會遺棄的小群也是如此；至於那些高不可攀的大道理，不過是為了反駁站在道德高地的宗教領袖，並自以為早已放棄一切跟隨耶穌的門徒。好些時候，傳道人以為站在講壇之上就能化身成道德超人，要求信徒以三種態度（對，是三種，不多也不少）活出基督的樣子，才能夠對得起天上的父親。殊不知，晝夜無間的工作早已把各人弄得意志消沉，再多的道德教導只會讓人感到百上加斤，繼而對教會生活產生『勉強冇幸福』的感嘆……基督的福音，神學一點就是一份讓人感到不再被罪轄制、讓人感到自由的新生命。這不是要人站在道德高地訓示信徒生活如何不足，卻是讓他們感到縱然活在世上充滿拉扯，但上帝依然明白大家的苦衷、願意陪伴各人走過每一段迷茫旅程。」

無論那一個年代，基督徒都需要理解他們掙扎的同行者。25年並不是一段短暫的歲月，Veggy分享到在陪伴學生過程中有痛也有喜，痛的在於與同學們關係上的改變。以往的學校團契的同學舉辦聚會時，比較願意邀請Veggy參加，但現今的聚會偏向只讓同學參與，同學不再主動邀請「上層的人士」加入。喜的是被學生觸動，見證他們的成長。Veggy熱愛她的事奉，她認為學生的回應，讓她覺得做很多事情都值得。例如學生畢業後，仍願意與他們分享自己家裡發生的難處。另外，有一些同學畢業後毅然去讀神學，這是她意想不到的，都是她感到非常欣慰及被感動的事情。

不過，面對基督徒大學生人數在浸大校園每年遞減，由2015至2016年，全校有20.8%的新教徒，3.4%的天主教徒，到了2017至2018年有17.2%的新教徒，1.8%的天主教徒，Veggy認為中學生的福音工作真的非常重要。至於牧養現今的大學生或年青人，Veggy希望牧者可以給予他們信、望、愛。有些人或會覺得現今的大學生行為粗暴，其實，現今的大學生有如此行為，某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在上位者缺乏信心，包括牧者，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聲音會被「聆聽」。面對整個社會的情況，他們看不到出路，也失去盼望，至於愛，更是他們非常需要的。牧者若可以，得重建他們對牧者的信心，知道自己的聲音會被聽見，亦幫助他們在神的裡面找到盼望，找到出路。另外，用多些愛心鼓勵他們，讓他們可以得到安慰。

願神加力給牧養大學生基督徒的同行者，並願神記念浸大校牧處及其他校園大學生事工的各方面需要。

延伸閱讀：

Willis Wu：〈若可以，每一位傳道人應該看至少一次五月天演唱會〉。《Medium》，2018年5月15日。https://medium.com/@williswu/%E8%8B%A5%E5%8F%AF%E4%BB%A5-%E6%AF%8F%E4%B8...（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5月28日）。

現時坊間很喜歡稱一些政府官員為錄音機，因為在不同場合就各種問題，他們總是重複著同一個答案。然而，從近期報道中，可發現一些傳媒也開始淪為錄音機。這不是單單因為他們要記下錄音機式的答案，而是從不少報道中，看到記者也開始懶於求證，只是把對方的指控「錄音」，然後於新聞報道中「播放」，實在令不少讀者失望。

近期一些媒體歸邊成為坊間焦點，上周有報道指有拔萃學生及校友原定於南華早報刊登聲明，要求政府刑事追究毆打示威者的警員。但南華早報卻於簽約後加價三倍，最後該批學生及校友亦未有在該報刊登聲明，聲明發起人更質疑此舉屬政治審查。對於此等指控，傳媒理應求證及要求有關報刊作出回應，然而記者並沒有作出有關舉動。結果在三天後，傳媒才報道南華早報回應指廣告與聲明的價錢一向不同，事件更累及南華早報記者的採訪工作。你可以不相信該報的說法，但不能剝奪她回應的機會。

另一例子是有關上周一名男子在住所大廈門外聲稱被旺角佔領人士襲擊，並導致手掌骨斷裂。然而同樣令人奇怪的是，受害人在公眾地方被襲擊，記者有否嘗試找其他目擊者（如大廈管理員）作證？當事人曾要求警方盡快將兇徒繩之於法，但後來亦看不到記者向警方跟進有關情況。

現時不少讀者認為媒體歸邊，大家能夠選擇的並不多，但我們也應多看一些不同立場的媒體。若果只有某一立場媒體報道事件時，就更應留意其中有否嘗試尋求客觀的證據。

作為傳媒，有立場並不是問題，沒有求真精神才是致命傷。若然傳媒能作出合理求證，新聞可信度並不會因傳媒立場而有重大影響。記者固然不應該把自己意見置入報道中，但只懂得把符合報章立場的指控搬字過紙成為報道而不加求證，也實在看輕傳媒在社會中的責任。筆者期望傳媒在報道中能為讀者跟進合理懷疑之處，作客觀的求證，才能夠避免成為錄音機，並減少成為傳播流言的工具，傳媒絕對不應成為老闆政治觀點的宣傳機器。

由於舊的菲傭七月中回國結婚，新的又要八月底才到，於是要斷斷續續請假，過了個多月的「菲人」生活，終於因為三個寶貝開學而「重新造人」！在緊密地參與安排三個小朋友的暑期活動和起居作息，深深體會到他們不斷在爭取更大的空間和自主權，測試父母的底線，例如看電視、玩電腦和遊戲機的時間愈長愈好，而做暑期作業，練習樂器的時間愈短愈好；睡覺愈夜愈好，而起床愈遲愈好等等。

父母子女之間的矛盾和抗爭，與現時社會的爭議可說不遑多讓，而在自由與責任、自律與放縱之間如何平衡是不容易拿捏的學問。但有一些結果是很明顯的，首先，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另一方面，有些規矩易放難收，而兄弟姊妹之間亦會互相比較、有樣學樣，姑息只會令日後的問題更難處理。於是一方面想辦法讓他們的暑期過得開心自由和充實，另一方面又要讓他們完成他們的作業，並在暑假完結前收拾好心情，準備迎接新的學期，過程雖然不容易，亦有不少勞氣的時刻，但總的來說，仍然可說大致平衡，做到玩樂有時，工作有時。

今日香港社會的情況，最令人擔憂的是失去平衡，當我們看見不合理的事情而保持沉默，只會令一些人有恃無恐，甚至以為得到認可，變本加厲。

首先，政府漠視民意和警方的不合理執法令人憂慮，對一些和平示威，只是穿著一件帶有標語的Ｔ恤，或是幾個手無寸鐵的學生，以及一些想親身採訪的記者，都要橫加阻撓，甚至態度粗暴，令人遺憾。言論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不能退讓的底線，香港已經缺乏有效監督政府的政治體制，若連輿論監督亦被削弱，只會出現更多偏袒財團，受制於中央而不惜與普羅大眾對著幹的施政，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

但另一方面，一些議員、團體和市民愈來愈粗暴的表達方式亦令人憂慮，由以前象徵式的掟蕉，發展至掃跌檯上的物件，以至用Ｔ恤擲中警務署長的面，若對這些行為都沒有任何懲處，難怪更多示威者有樣學樣。由起初的象徵式衝擊警方鐵馬，到現時真的破門入屋；由當初的潑水，到之後的掟飯盒和狗糧，由象徵式的擲物抗議，到真正掟中當事人，行動愈來愈激，難道真的要出現第一滴血才會考慮是否收手嗎？

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聲稱爭取民主和自由的人，已經將自己變為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一些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無論是法律賦予的遊行、集會和發表意見的權利都會被擅自剝奪，似乎他們自己才有說話的權利。可悲的是他們的行為與當年警方播放貝多芬音樂掩蓋示威者的聲音，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對異見人士的粗暴與警方在港大校園的行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人人平等，但行為激烈的人可以比其他人更「平等」，姑息可以養「暴」。社會必須正視及譴責一切暴力，無論是來自建制或市民的。

多名高官先後因病入院、甚至請辭，今時今日要擔任政府高官一點也不容易，壓力指數隨時「爆錶」。無論大家是否喜歡這些官員，對一個病人應有多點的體諒和同情也是應該的，不過，同情還同情，市民大眾期望高官的健康情況應有更高的透明度也是合情合理，與其花時間調查誰人洩漏有關官員的病情，倒不如早日建立一個高官健康的申報機制，讓市民大眾了解高官是否有足夠的精神體力應付繁重的公務。

其實，身兼立法及監察政府重任的立法會議員，他們的健康和精神狀態亦應該有同樣公開的申報，相信市民大眾都十分關注部份議員是否有腦退化，經常忘記自己競選時的承諾，以及是否有躁狂症。

高官現時要面對另一個重大挑戰，是來自部份擅於在傳媒面前表演肢體衝撞和搶咪的議員和市民，雖然我不贊成肢體和語言的暴力，但亦不贊成政府官員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要如臨大敵，因為現代的政治活動是不能脫離群眾的。其實，高官若有多點的幽默感，有時三言兩語便可化解因為搶咪、擲物帶來的短時間滋擾，別人想做騷吸引傳媒，若果大家反應過敏，其實正中下懷，誰的修養更好、智慧更高，市民冷眼旁觀自有分數。

滋擾行為在正常情況下皆令人反感，但若果愈來愈多精明的社會人士自己雖然不會出手，卻樂意見到有人代勞，作為高官的實在應該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廢話太多？是否真的急市民所急？

每逢會考放榜日子，傳媒總會像連續劇般日日追訪。好的固然有十優狀元發憤圖強的故事，也有成績未如理想的同學像走到「末路」一樣，到處飛撲學位。尤其今年會考加上「末代」，悲情感覺更深之餘，學生求學心切，一來重讀的機會減少，也不希望轉去新制，以致不少升學學額迅速額滿。學友社發現：以往放榜後二至三日才開始被考生「考慮」的其他升學途徑，如IVE或毅進課程等，今年都提早出現「額滿」情況。當可供學生選擇的其他升學途徑快速消失之時，亦令考生們和家長心急如鍋上蟻，摸不清前路。

時常在傳媒中看到不少人對會考生說鼓勵的話，在報道中，見到家長們陪子女到學校「左撲右撲」，實在扎心。是的，放榜成績理想，大家當然歡喜，成績欠佳固然徬徨，但其實也是生命成長的機會。上一代父母，很多時都將自己所期望的理想與目標投射到子女身上，千方百計為小朋友提供密密麻麻的課堂和訓練，一切只孩子聽聽話話學習，惟恐照顧不周。但這樣的「望子成龍」式的教導，卻會使子女的「自主」能力下降，養成依賴的習慣，後當面對「難關」和作重大決定時便會遇上困難。所以，除了「十八般武藝」，家長也要培養子女處理問題的能力，幫助他們養成「我做得到」和「我願嘗試」的正面心態。會考放榜期間，家長在緊張子女出路之餘，也要學習「從旁指導」的智慧：除了身體力行幫助他們撲學校外，也給孩子經歷一下對自己前路作打算和計劃，給他們機會學會自立負責，承擔結果。

有時筆者也會忽發奇想：「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句話，其實是留給那些一路都在撐船，一路預備好的人的！對即將開學的同學們，暑假當然要放鬆心情，盡情享樂，但踏入九月前，也應是時候準備一下自己的學習計劃了。尤其是在新學制下，修讀的學科數目雖然少了，但內容和要求卻比現在會考來得更高，除了通識科外，每個學科「計平時分」的比重其實也比會考增加了不少，同學需要在平時學習的時間也要做得好，成績才能保持水準。更何況在「334」學制下，原來準備公開試的時間由二年拉長至三年，從好處看，準備的是時間是多了，但同時同學對考試的危機感和壓迫感其實也減少了，所以各位同學要小心，切忌抱「臨渴掘井」的心態，多抽些時間，了解新學制和升學出路才是上策。

羅秉祥博士曾在《公理婆理話倫理》一書中列舉了十多種自殺的因由，其中包括殉情、重病厭世、畏罪、人生或事業失敗、報復、避免恥辱、報國、殉道、抗議、喚醒人心、為他人犧牲、表示清白或保存名節等。當中不難發現有的關乎自身安危，有的涉及個人情緒，也有的指向較高的理想。

姑勿論自殺的動機是否有輕於鴻毛，又或是重於泰山。對一般人而言，當他們企圖了結自己的生命時，可能會左思右想如何死，在那裡死，卻已無暇考慮到為了某一原因而了結餘生是否值得。他們大概只會想到自己現今的境況苦不堪言，除了死亡，已經想不出有更好出路。

基本上，自殺的念頭是出於感性多於理性，揉合複雜的感受與情緒，大多數人是出現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時，才會出此下策。若在此段時間，當事人得到適當的安慰及鼓勵，他們有可能放棄輕生的意念。^[1]

所以，現今網上流行鼓吹「自殺」的網誌或群組，的確非常危險。例如較早前的「我要練習自殺」的群組中，雖然有成員表示自己只是貪玩，並不是真的想尋死，但不爭的事實是有一名中學生受到此群組影響，在校園內企圖跳樓輕生。^[2]

當人感到空虛、沮喪、絕望之際，偶然遇上其他人也有自殺的念頭時，相信此種相遇大抵會成為催化劑，「鼓勵」求死者付諸行動。^[3]網友千萬不要小看言語的威力，言論可算是兩刃的劍，一句合宜的話，仿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鏗鏘有聲（箴二十五11），可以造就他人；反之，或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破壞力，摧毀他人。

言詞具有殺傷力，同樣亦有醫治的能力，很多人可以跨越苦難，在於身旁有人側耳聆聽，安慰鼓勵，協助扶持。但最重要的，是求死者願意跨出第一步，鼓起向他人傾訴的勇氣。另外，也要有智慧地尋找合適的傾訴對象。與其在互聯網上相約步向死亡的「同是天涯淪落人」，不如在生之路上找尋友善的援手，向他人盡情地傾心吐意後，世界雖然沒有改變，但心境可能不再一樣，自殺──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1]見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用者心聲。http://www.sbhk.org.hk/b5_alive_opinion.htm。

[2]2009/11/26，《明報》，〈facebook自殺群組關一個開一個「練習自殺」群組受查14 歲女生另起爐灶〉。2009/11/29，《太陽報》，〈facebook自殺群組：玩吓啫〉。

[3]香港大學防止自殺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黃蔚澄指出，青少年易受朋輩影響，在同病相憐的心理下，或會做出集體行為，自殺也不例外。見2009/11/27，《中國新聞網》，〈香江漫話：網上浮現自殺群組——繁華背後的沉思〉。http://www.cns.hk:89/ga/ga-xxbp/news/2009/11-27/1986734.shtml。自殺率偏高的日本問題更嚴重，2003至2005年間已發生61宗網上相約集體自殺事件，180人身亡。2009/11/26，《星洲互動》，〈香港：自殺群組關不盡〉，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2487?ti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