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光網絡90期專題：賭波十年 有目共睹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睇波踢波不賭波」，其實已經成為世界盃期間不少人的口號。不過究竟怎樣踢，怎樣睇，似乎很多人仍停留在踢波就是比賽，睇波就是待在酒吧，與粗口、花生為伍。究竟睇波踢波還有甚麼新意思？特別是在教會內有沒有欣賞足球比賽的可能性？

明光社於世界盃前夕（6月9日），與大埔足球會和路德會青亮中心合辦「世界盃親子足球同樂日」，吸引了20個家庭，共50人參加。活動最先由宣道會基蔭堂蕭如發牧師分享防賭、反賭訊息，及後一眾四至八歲的小朋友分為三組，接受和富大埔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兩小時的指導，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術，如控球、運球、射門等，家長則從旁陪伴，更「落場」陪孩子踢波。每個家庭最後均會得到由大埔足球會和青亮中心送出，以防賭戒賭為題的紀念包，在世界盃期間加強防賭、反賭的訊息。

同時，我們鼓勵教會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開放教會予肢體，甚至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在教會欣賞足球賽事。近幾屆世界盃都沒有免費電視頻道直播所有的賽事，不少人因此被迫到酒吧，甚至馬會投注站觀賞賽事，這些環境充滿著不同的賭博資訊，令人容易產生「睇波不賭波，睇來幹甚麼？」的感覺，當我們鼓勵他們來到教會時，一起觀賞球賽的觀感和教會能提供的配套，則完全不同了。[1]

我們認為，睇波雖然可以成為教會的活動，但同樣有幾個前提：1. 教會有睇波的肢體，要見到有人有需要後才考慮做，如果教會沒有睇波的人，不用因為主觀覺得這是傳福音的機會而硬推；2. 定位要清晰：實際上如果肢體未準備好將活動開放給其他人，而教會有資源又願意的話，將之成為一個「圍內人」活動也未嘗不可。畢竟他們不在教會看球賽，也會在酒吧、商場看，倒不如在教會與較為相熟的人一起看；3. 配套要清楚：部份有規模的教會，可以在活動中加入了足球遊戲，彩繪，五色拼盤等不同的元素，開放活動吸引新朋友，但並非每間教會也具備相同資源，我們鼓勵大家量力而為。

未來我們樂見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會活動，離開著重程序或聚會的模式，真的按著人的需要，讓肢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與信仰接軌。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政府新聞公報稱警方「有決心及有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於歐國盃舉行期間，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大型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共拘捕103人，並檢獲約5億8,600萬元的投注記錄及超過300萬元的現金。[1]

不過，在歐國盃決賽週開始前，就有記者形容「近年香港警方雖致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集團，但始終禁之不絕，且因存在可賒數及提供折扣等『優勢』，加上澳門及外國博彩公司提供的玩法五花八門，坊間估計，本港將有數十億元注碼流入非法莊家及海外博彩公司之手」。[2]

換言之，警方打擊外圍賭博的決心和能力實成疑問，自2010年南非世界盃開始，坊間已估計有逾100億非法外圍投注額，而2012至2014年間，非法外圍賭博有上升，推算今年的歐國盃涉及最少數十億港元非法外圍投注。現在警方才檢獲五億，連一成也未及，就自吹自擂說自己有決心及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也很難自圓其說吧！

歐國盃是於四年一度世界盃中間舉行的足球盛事，吸引大量巿民，或者平時鮮有欣賞球賽的朋友投入足球賽事之中。自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香港不少球迷在觀看賽事時「順理成章」都一起「玩幾手」，而估計即將舉行的決賽周更會把足球博彩白熱化。有學者認為，只要不沉迷，賭波作為一種消閒的活動，不過分花錢，不是一件壞事，未嘗不可。

一般社交賭博，輸贏也當作遊戲，不過，馬會開盤，不見得會設下賭博上限，對賭徒，特別是病態賭徒來說，沒有上限，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無底陷阱。

有前線戒賭機構在歐國盃決賽週開鑼前就表示，賭波吸引青少年人下注，加上無良的借貸公司接受青少年用學生證借錢，一借可以借10萬，隨時一場下來就輸清光，令他們身負巨債。

馬會一面開發不同的賭波方式，一面透過手機程式吸引巿民進行網上賭博，加上現場直播相關賽事，不少戒賭機構亦預期歐國盃後或者再次湧現病態賭徒到戒賭中心求助的情況。

不過，馬會從來不會認為自己有鼓吹賭風，只會不斷重申非法的外圍賭博多樣化，令外圍投注額增加，馬會的收入相繼下降。不增加彩池、賭法，難以吸引巿民回到馬會下注。但真相卻是一個愈滾愈大的惡性循環，正正因為馬會增加「競爭力」，於是非法外圍賭博又要出盡法寶吸引「賭仔」，令賭徒有更多機會沉醉於博彩世界中。要將循環破除只有兩個方法：1.警方加強執法，真正切實打擊非法外圍賭博；2.馬會減少投注方法，減少不必要競爭。

馬會每年口口聲聲指非法外圍博彩的收益數以億計，影響她的收入。但根據香港警方公布的數字，現時被打擊的非法外圍投注額也只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不等，顯然要不是警方未盡力，就是馬會「報大數」。無論如何非法外圍投注實際上是打擊不盡的，馬會說非法外圍賭博嚴重，也只是要求增加博彩方法和彩池的托辭而已。最後，令賭風更熾熱的，當然少不了馬會的份。

2014年世界盃是體現了「賭波網絡化」的一次世界賭壇盛事，一方面馬會加強了其手機程式的功能，另一方面加上免費電視台免費播放的賽事比上屆增多，間接亦助長了賭風。警方表示今屆世界盃期間打擊了近百個非法外圍賭波場所，估計投注額高達7.5億港元，是上屆世界盃的一倍，[1] 由此估計馬會的投注額明顯有數以倍計的增長。明光社就今屆世界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合作的《2014世界盃賭博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網上賭波已成為新趨勢，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必須密切監管馬會的網上博彩活動。

調查結果：曾參與網上賭波人士易沉迷賭博

調查於2014年5至6月透過學校及街頭訪問，成功收集5,676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女比例各半；此外，受訪者八成三是學生，而當中有三成二人曾賭博。

我們將曾參與賭波的受訪者分為網上賭波樣本及非網上賭波樣本，前者為曾透過賭博網站、手機應用程式賭波的人，後者則是以其他方式賭波者。網上賭波的有208個樣本，而非網上賭波的180個樣本，我們將兩者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曾參與網上賭波的受訪者相對沒有參與網上賭波的受訪者，較同意自己是經常賭波（圖一），亦較同意自己賭波下注很大（圖二）。

問題賭博方面，曾參與網上賭波者相對沒有參與網上賭波者，有較多次借錢賭波(圖三)，亦有較高比率被評為出現賭博問題或屬病態賭博(圖四)。根據調查，借錢賭博者沉溺賭博情況較嚴重，而且投注面額都比較大。當中與資訊科技關係密切。

網上賭博及借貸平台 政府須切切監管

今年初馬會推出全新的手機應用程式，讓大部份智能手機的用家可以任意免費下載，當中功能包括即時落注及觀看即時球賽資訊等。自此，所有下載此程式的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於任何地方下注，而且整個過程方便與隱密，令人難以發現。

鑑於政府未有監管有關的馬會手機應用程式，現時任何人只要年滿十八歲，就可以自由開戶，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在馬會下注。同時，現時在網上借貸極為方便，只要申請成功便可即時轉帳到申請人戶口，這變相等於可以借錢到馬會賭博。再加上可以在足球賽事進行期間即時下注，結果一場球賽可以多次下注，容易產生問題賭博，亦更難被發現。馬會只是為打算賭博的人士提供合法途徑，但毋須過份方便。買保險都有冷靜期，買大細（賭博）何嘗不需要？

我們建議，嚴格控制馬會手機應用程式和網上借錢投注等平台：要求馬會手機應用程式和借錢投注等平台必須在每次下注時加上警告字眼，並硬性規定顯示最少十秒，作為冷靜期；在此過程中更要顯示當天，或者整場賽事已經下注的項目和金額，減少非理性下注。同時，嚴格控制馬會手機應用程式的使用，減少青少年接觸的機會，以及要求使用者更頻繁的更改密碼。

此外，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網站。外圍網站如果是離岸經營，互聯網供應商可限制其服務，警方亦應加強對付外圍，減少馬會以外圍競爭作藉口，作更多有關賭博的宣傳。

青少年賭博氣氛

在3000多個17歲以下的青少年樣本中，兩成四人曾參與賭博。在願意回答首次賭博年齡的青少年中顯示，近半原來未滿11歲就開始參與賭博 (圖五)；他們又承認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圖六)和在世界盃舉行期間(圖七)，實際上都會引誘他們更多參與賭博。

最令人關注的是，在未成年人士當中，原來超過三成已有能力透過不同渠道下注：有人會找人代為在馬會下注，或者透過外圍下注。至於透過馬會下注的受訪者，最多人是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人數超過了投注站(圖八)，可見政府和馬會必須要正視青少年手機上網下注的情況。

青少年一旦變成問題或病態賭博，大多不懂尋求幫助，而且投注額會不斷上升，甚至出現借貸情況。不少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定力相對地較成年人弱，他們一旦接觸賭博，較容易變成問題甚至病態賭徒。

青少年賭波政策建議

 在教育方面，現時學校只在德育課提倡反賭訊息，但卻沒有全盤的理財教育，特別是金錢管理的部份，這實在是十分不理想。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理應加強有關金錢管理的教育，減少青少年受到賭博的引誘。

學校理應加強提倡無賭校園，部份學校因為資源不足，要透過不同基金贊助，還要老師自發，才能舉辦防賭教育，反賭的風氣因而在學校不盛行。而且，政府亦沒有在學校的正規課程中貫徹不鼓勵賭博政策。只聽到馬會不斷在學校和青年人中吹噓和美化本身形象的宣傳，我們因此建議政府積極考慮全盤加強有關的教育，不論在正規和非正規課程中，都強調賭博的禍害，並嚴禁馬會的宣傳進入校園。

至於針對馬會的過份宣傳，我們曾多次去信要求改善，但仍然未見任何回應。現時法例雖有規定馬會不能向未滿十八歲人士宣傳任何賭博活動，甚至圖片也不能有任何疑似青少年的人物在當中，但我們不難發現，至今馬會仍然不願意在其所有的宣傳物中加入防止青少年賭博的警告字眼，或者字眼佔廣告的不足五分之一。我們要求馬會能在這方面作出積極改善。

（本文章內容節錄自《2014世界盃前後賭風調查》結果，詳細內容請瀏覽明光社網站。）

本屆世界盃曲終人散，四年前最能預測球賽結果的八爪魚，在今屆世界盃中被「大數據」取代。

所謂大數據，就是各搜尋網站，透過分析不同球隊在網上的資料，然後判斷兩隊對賽的結果。事實上，微軟和谷歌幾乎「貼」中所有對賽的結果，準確度高得令人咋舌。

不少人以為，有了大數據賭波就必贏。豈料根據不少報章透露，其實博彩公司一樣有用大數據去預測球賽結果，甚至在賠率上做了手腳。由於大數據準確度高，他們開出的賠率更是有殺無賠，成為最終大贏家。

此外，有報章指外圍莊家透過馬會與外圍賠率間的差距，向馬會下注，作為分散風險的避風塘。可見馬會最終非但不能令外圍冷卻，相反更成為被外圍利用的工具；同時因著馬會開賭，香港的賭風只會愈來愈熾熱。

本文刊登之時，球季又開始。世界盃熱潮過後，勢必吸引更多人留意常規球賽，這又成為馬會吸引更多人墮入賭海的機會。面對馬會排山倒海美化賭博的宣傳策略，若沒有清晰而有效的反賭博宣傳政策，只會令更多人沉溺在賭博之中。在大數據的時代，賭客只會聰明反被聰明誤，比以前更加「有輸無贏」。

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便成了「反賭盛事」，不少戒賭機構都煞有介事般，早在世界盃開賽前數個月便兵分幾路，商議反賭波宣傳策略。然而，我們看見社會對世界盃的賭波活動已經見慣不怪。同時，更令人擔心的是整個賭博風氣的轉向。

根據前線戒賭機構的分析，大部份參與賭波的朋友，都是由群體開始，之後漸漸變成單獨賭博活動，即由一班人觀看賽事及下注，改為一個人看比賽並即時下注。每四年一次的世界盃決賽周，的確不會令人即時變成病態賭徒，亦不會突然令求助數字增加，卻會吸引更多人初次接觸賭波。

馬會早在本年初就更新其手機程式，讓球迷可以看到賽事的即時賽果，並可以透過手機中看到部份直播賽事，以及賠率。馬會早在三四年前就已經研究網上直播的可行性，當時該服務只提供給「尊貴客戶」，現在卻將之推廣到所有已在馬會網站開戶的用戶。

世界盃舉行期間，免費電視台只會播放部份賽事，若要得知收費賽事的資訊，不是要依靠收費台，就是從網上獲取資訊。現在馬會用戶可以透過馬會網站看到即時消息，不僅令人更易受到引誘去買「走地波」[1]，更吸引更多人離開群體，獨自一人參與賭波，從而提升他們成癮的機會。

世界盃決賽周開始至今已有至少四人因為賭波而輕生，而警方在世界盃期間檢獲的非法外圍，投注額早已過億，前線戒賭機構亦紛紛收到大量求助個案。以往數屆世界盃都有不少人參與賭博，為何今年賭風來得特別猛、特別熱？當中有以下數個原因：

• 免費收看賽事：前兩屆世界盃，觀眾只能透過免費電視頻道收看四場或八場，但今年卻增加到二十多場，而且播放了不少分組賽，讓市民免費收看。另外，不少商場 經過過去幾次世界盃得出經驗，知道透過大電視或投影機播放世界盃可刺激人流，因此不少商場通宵開放給巿民欣賞球賽。巿民觀看賽事的機會大增，自然增加賭波 機會。

• 透過手機下注：以往馬會提供電話投注，此舉已經令賭博不只在投注站進行，對吸引更多在深夜進行的外國賽事即場投注十分有利，而現在只要連接網絡，手機就可 以下注，而且更可以即時一邊看賠率一邊下注。這些即時資訊非常吸引賭徒，令他們以為可以憑這些資訊判斷之後的賽果，隨之落注。這些資訊往往令更多人參與賭博，並且非理性地在一場之中不斷重複落注，想補救之前的錯誤投注，最後只會輸得更慘烈。

• 玩法增加：至2003年賭波合法化至今，賭波的方式變得五花八門，各種的賭法令整個世界盃賭波「更好玩」，變相吸引更多人去嘗試。玩法增多不會令賭徒分散資本，相反只會將更多錢投放在不同的投注類別，最後泥足深陷。

• 借貸容易：以往如果因為賭錢而債台高築，周轉不靈，賭徒很難找到財務公司處理。惟近日居然有財務公司以世界盃作招徠，並將之稱為「協助你在世界盃期間抓緊時間，即時批核即時過數」，即變相鼓勵賭徒借貸，令他們以為可以靠賭翻生，最後只會更加沉淪，難以自救。

根據以往經驗，世界盃期間引起的賭風，往往會延伸到之後的數個月。有些人不能負荷債務而爆煲，另一些可能「贏頭輸尾」，最後落得清盤下場。無論如何，若 再不加強對馬會的監察，避免過分方便的投注方式和引人「追輸」的走地波；以及打擊可以賒數的外圍，賭風將影響整個城巿。

早前，馬會等待政府續發足球博彩牌照，政府堅稱開賭有助擊退外圍。而且，馬會更稱賭業已全球化，就外圍而言，單單在足球博彩方面，一年開賭的場數約五至六萬場，而現在香港一年才提供八千至九千場，可見香港經已是十分有節制。政府聲稱在滿足需求的同時，盡力控制外圍的影響，鼓勵負責任博彩。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在一個由戒賭機構舉辦的研討會中表示，賭博不是必須要滿足的慾望。他認為2003年將賭博去道德化，體育版自此有了波經，而馬會亦不斷透過廣告宣傳賭波，事實上已令民間的賭風變得熾熱。
 
此外，鍾博士指出馬會「積極」解決外圍問題的方法就是增加彩池數量，但這樣只會令外圍提供更多彩池。如此惡性循環下，馬會永遠有開不完的彩池，而外圍亦不會減少。根據警方的數字，近年均有破獲過億的外圍賭波紀錄，可見外圍賭博並沒有因為馬會增加任何彩池而減少。實情是當馬會愈開賭，外圍就有愈多機會做對沖，結果只會令賭風更為熾熱。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馬會居然「穩」佔政府收入約一成。但社會卻鮮有討論這種收入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個人的情緒、家庭的凝聚力因為賭博而被置之不理，這些損失從來沒有認真處理。政府的兩眼只看見稅收，卻對香港的賭風視而不見，這種狀況不知道要維持到何時！
 
鍾博士最後建議政府必須加強支援現時的戒賭輔導服務；而且亦要求馬會在彩池的數量上，不論在可供賭博的地區和場數都必須克制，並要開始處理青少年網上賭博的問題，再不能以視而不見的態度對待。

自特區政府於1999年放風要將賭波合法化，明光社立即發起登報聯署表達關注及反對，更委託香港城市大學進行《賭博對青少年的影響》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賭博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是全面的，在經濟適應、才能發展、社群整合及身心維持方面都有不良的效應。我們預期賭波合法化後，青少年將進一步受到賭博的禍害。因此，當2003年政府通過足球博彩規範化時，我們與多個關注賭博議題的機構隨即一起成立監察賭風聯盟，繼續監察政府，確保賭博活動不會被無限擴張。十年過去了，多少熱情隨時間沖淡，又有多少激昂至今仍在？
 
今期《燭光網絡》讓我們一起盤點，數算政府當年的承諾有多少兌現，又有多少落空，以致我們可以繼續監察政府及馬會，將賭博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減至最低。近年，近澳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已將合法參與賭博的年齡提高至21歲，因為不少研究指出，愈早接觸賭博的人，長大後愈大機會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香港是否要跟隨這些地區的做法，提高合法參與賭博的年齡，減少問題及病態賭徒的數目?
 
貨櫃碼頭工潮持續四十天後終於結束，是甚麼令工人那麼堅持？相信是基於他們對公義的追求，期盼付出的勞力能獲得等價的回報。面對力現實社會中權力和資訊不對等，令等價交換不再存在時，石頭湯的故事，也許能再次能ang 喚醒我們對社會的期盼。讓我們也聽聽幾位從反賭到監賭，再到戒賭，至今仍不放棄的人的故事，他們分別是工福總幹事余妙雲姑娘、工福義工葉華先生、教新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及宣道會基蔭堂堂主任蕭如發牧師，他們的堅持會否溶化我們那顆日漸結冰的心，深信付出必有回報持至今仍不放棄的。圍i及事

2003年決定推出規範化足球博彩，以打擊日益猖獗的非法外圍活動，馬會獲授權為市民提供合法可靠的一站式足球博彩服務，這有效堵截流失至非法及外圍莊家的投注額，並進一步把市民對博彩的需求，轉化為行善的力量…
 
雖然足智彩業績理想，惟施文信先生表示，馬會面對來自非法及外圍莊家的競爭仍然非常嚴峻…
 
香港賽馬會年報 2011-12
 
 
賭波合法化十年了。筆者從反對賭波合法化運動起，一直參與監察賭風的工作。十多年來（其實相關的爭議早在1998年世界盃已經開始），看見香港人由「暗暗賭」到「擺明賭」；看到民政事務局當日信誓旦旦說「不鼓勵賭博」，到今日賭波投注「屢破紀錄」；足球由運動變成賭具……
 
或許，在賭波合法化十年的時候，讓我們「清算」一下它對我們社會帶來多大的影響。

十年來我們看到的實況：足球運動淪為賭博

很多人不明白，為何要反對賭波？這不是太過「道德主義」嗎？我想首先要說清楚，我們並非不問情由、非理性地反賭。當年反對賭波合法化，是因為我們深深明白，足球與賽馬的性質不同：很多人只會「睇/賭馬」，卻不會「騎馬」。與之相反，足球是全球最普及的體育活動，無論任何年齡的人士，都喜歡觀賞足球比賽，甚或參與。就是因為足球運動這樣深受大眾市民歡迎，又是對身心健康的體育活動，實不應與賭博混為一談。

但自從賭波規範化之後，很多人已視足球為博彩活動：「波，不是用來踢，是用來賭。」當大家討論足球時，「賭波」已取代了「睇波」，成為了主流話題。以往賭波，投注者是要暗地向外圍投注，現在則是光明正大的到投注站（很多投注站現在連賽事都直播了）或透過互聯網投注；以往大家是關注球員的腳法，現在是關注比賽賠率。這些改變不只是多了「賭波」這玩意而已，而是改變了足球的本質：由純粹運動變成金錢賭博。

賭波合法化只為打擊外圍？

2003年立法會通過賭波合法化，打擊外圍是當時政府打得最響亮的理由。按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所言：「賭波規範化目的係要取締非法活動，唔係控制賭風蔓延，唔好搞錯。」[1] 當局同時聲稱，香港採取「不鼓勵賭博政策」：政府的賭博政策是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規範及受監管的途徑，政策的精神是不鼓勵賭博。[2]

但這些美麗的謊言，在賭波還未合法化時已不攻自破。何志平當時已經明言，「合法賭波一定會有競爭力，現時非法賭波的玩法，我們日後也應該會有。」[3] 而當時擔任馬會主席的夏佳理更明言「不排除日日有波賭」。[4] 而在賭波合法化後的十年間，賭波已成為馬會增長最快的投注項目。按馬會年報資料顯示，2011-12年度足智彩（賭波）投注額高達472.8億港元。[5] 現在一個普通的週末，馬會受注的賽事就可以高達174場，[6] 投注的方式亦五花八門。粗略分類，有總入球、入球單雙、波膽、主客和、半全場、讓球、讓球主客和等等。敢問一句，這樣規模的受注賽事和受注形式，是不鼓勵賭博的表現嗎？

賭波對市民有益？

另外更重要的是，當年以賭波合法化能打擊非法賭博為漂亮理由，其實這都站不住腳。可能你會以為，把足球博彩規範化，就不會把足球博彩收益流向非法外圍莊家，也可令政府收入增加，從而開展更多的社會服務，使更多市民可以受惠。

但賭波合法化後的十年，從經驗中我們看到：賭波合法化根本不能打擊外圍。非法外圍賭博既不須即時用現金投注，投注額又可有折扣優惠，而且不用抽稅。現在更甚至受惠於馬會的足智彩—以前還要自己計算賠率，現在只要用馬會的賠率打折就可以了，連計數的成本也節省了！結果，就算馬會怎樣增加玩法及賠率，外圍莊家的競爭力永遠都比馬會強。合法賭波，非但不能禁止外圍，反而因為大家對賭波更加接受，結果賭波風氣變為更猖獗。所以，參與外圍賭博的人，根本就不會回流到馬會投注。雖然馬會每年的業績「優異」，但卻又會同時自相矛盾地說：「來自非法及外圍莊家的競爭仍然非常嚴峻……」

最後不得不提平和基金。當年政府爭取議員支持賭波合法化，其中一個提議就是成立一個基金，用以資助預防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這個「平和基金」於2003年9月成立，按基金資料顯示，香港賽馬會承諾連續向平和基金捐款，捐款數目「高達」每年一千五百萬元（注意：這只佔一年472.8億元賭波投注中的0.03%，數目少得可憐）。而政府對基金的資助是：零。[7] 不是說好了，會用增加的政府收入，叫市民受惠的嗎？

全方位監察賭博並非只一味反對

其實在賭博問題上，明光社及監察賭風聯盟內的眾組織，一貫都持務實態度，全方位地關注相關問題，並不是一味無理地反對。明光社早在2000年已率先委託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進行「賭博對香港青少年的影響」調查；[8] 在2002年推出了全港性的賭博問題標語創作比賽，又出版了有關賭博問題的小冊子《賭本大搜查》。同年更出版了全港第一份有關賭博問題的教材套，免費派發給本港所有中學。

2003年賭波合法化爭議正鬧得熱哄哄，明光社聯同其他團體，在報章刊登有關賭博問題的專輯，並先後兩次聯同多個團體發動有1000多和3000多人參與的反對賭波合法化大遊行。而自2002年至今，明光社便已為多間中小學校、社區中心、教會及機構主領近200次有關賭博問題的講座，而且更先後踏足「賭城」澳門，參與賭博輔導、牧養和學校賭博防治教育的工作。

不少研究指出，愈早接觸賭博的人，長大後愈大機會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很多香港鄰近國家及地區（如澳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近年已將合法參與賭博的年齡提高至21歲；而全球不少賭場（如美國拉斯維加斯、新澤西、亞特蘭大和摩納哥等），入場年齡門檻亦提升至21歲。針對青少年賭博問題嚴重，我們亦正呼籲香港應跟隨其他地方的做法，提高合法參與賭博的年齡。

另外，除了關注賭博問題，明光社及很多關注團體，也積極推動「正向睇波」，鼓勵青少年樂在參與足球運動中。近幾屆世界盃中，就有團體舉辦「四無」睇波活動——無煙、無酒、無賭、無粗口，反應熱烈。明光社更分別於2006及2010年兩屆世界盃，與一班中學同學製作世界盃特刊，讓中學生可以在觀看世界盃賽事時，在芸芸波與體育資訊不分的報刊中，能有另一個健康的足球資訊可以選擇。我們更與同學在足球場上踢波較量，以響應健康足球運動。

「貪財是萬惡之根」，我們從信仰出發，到理性關注賭博問題及監察賭風，為的是阻止賭風進一步蠶食社會。再者，政府對於賭風更是責無旁貸。因此，筆者敦促政府不要只顧利益，罔顧賭博的害處，從多方面著手遏止賭風蔓延。

香港自1841年開埠以來，賭博的風氣從沒間斷。由街頭巷尾的賭檔、字花檔、排九檔、香港賽馬會的成立至雀聲處處聞的麻雀館，香港人經歷百多年賭博的洗禮。漸漸地，賭博已完全滲入港人的生活裡。所謂「馬照跑、波照賭、雀照打、海照過」，賭博與你息息相關。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於2012年3月發表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有62%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參與賭博活動。當中最多人參與的分別是六合彩、社交賭博、賭馬、澳門賭場博彩和賭波。[1] 未成年的青少年可能成為問題和病態賭徒的普及率分別是1.9%和1.4%。[2] 若以2012年年底全港有717萬多人計算，推算約有444萬人參與賭博活動，而可能成為問題和病態賭徒共有23萬6千多人。如此龐大的賭博人口和問題與病態賭徒的數目與賭風蔓延有很大的關係。

賭博政策失效助長賭風

熾熱的賭風涉及多個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賭博政策失效所致。特區政府奉行之賭博政策是將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受規範和監管的途徑。[3] 換言之，六合彩、賭馬、賭波和麻雀館都是受規範和監管的。而負責營運這些賭博活動的香港賽馬會和麻雀館的經營者都是受政府規範和監管的。
 
事實上，現時的賭博政策是鞏固賭博業經營者和政府的穩定收入，旨在防止賭金流入非法外圍賭博集團。為此，政府對馬會在六合彩、賽馬和足球博彩中增加任何玩法都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從而吸引港人投注，增加博彩稅收。以2003年政府通過的足球博彩規範化為例，足球博彩稅由2003年的10.2億元[4]激增至2012年的39.4億元。[5] 至於六合彩和賭馬的博彩稅收亦是每年遞增。因此，香港的賭博政策已淪為穩定博彩稅收的政策。在遏止賭風方面，完全沒有政策可言。
 
此外，政府在緩和賭博問題和宣傳病態賭博方面，於教育和治療層面上亦明顯不足和不負責任。
 
馬會自2003年取得賭波牌後，承諾每年捐1200至1500萬給政府。政府遂將這些金錢成立「平和基金」，以提供關於賭博的教育、研究和治療工作。[6] 因此，所有有關預防賭博的教育和宣傳都由「平和基金」負責。可是，「平和基金」每年資助四間戒賭輔導中心共1100多萬，只剩下很少的金錢用來做研究和教育宣傳等工作。因此，宣傳不賭的訊息受到資源限制而不能廣泛而持久地向港人發放。
 
特區政府只依賴「平和基金」去做預防沉迷賭博的工作，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反之，各式各樣宣傳香港和澳門賭博的廣告不斷在香港的媒體中播出，吸引港人留港或「過大海」賭博。特區政府的賭博政策對這些排山倒海的宣傳顯得無能為力，任賭博經營者橫行於港地上，吸引港人賭博。結果，賭火不斷燃燒，賭風不斷吹拂，直接和間接製造了數以十萬計的問題和病態賭徒。

政府仍拒提升合法賭博年齡

 賭博政策涉及另一範圍是合法賭博年齡。現時香港將合法賭博年齡定為18歲。綜觀所有賭博研究均顯示有四至六成的問題和病態賭徒，早在20歲前已參與賭博活動。而合法賭博必定吸引年青人堂堂正正地參與，為問題和病態賭博注入潛藏的後備軍。環顧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已將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歲，以緩和青年人賭博的風氣。由11間香港戒賭輔導機構和有關團體組成的「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大聯盟，已向特首和相關政府部門提出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的訴求。可是，特首和特區政府仍堅決拒絕承擔責任。
 
全面的「負責任博彩政策」已於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區實施和執行。香港特區政府何時才醒悟，願意承擔責任，為熾熱的賭風立下屏障？何時政府才會改變賭博政策，增加戒賭資源，限制賭博廣告，提高合法賭齡和採取負責任博彩措施，落實執行以上一連串工作呢？

十年前賭波合法化的支持者，以增加政府收入、打擊黑社會操控外圍賭波和促進就業機會等原因要求政府將賭波合法化。當時，反對意見認為賭波合法化後不論是對成年人或是青少年均會做成嚴重影響，個人、家庭和社會需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可惜，政府一意孤行，最終在2003年賭波成功合法化並由賽馬會獨得專營權。事後不同的調查數據均反映青少年參加賭博活動的趨勢節節上升，當中不少青少年更淪為「病態賭徒」。
 
本文將會探討一下究竟青少年病態賭徒是如何「煉成」的。
 

病態賭博與青少年

按照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的定義，病態賭博是一種衝動控制失常(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主要癥狀是長期不能抗拒賭錢的衝動，嚴重影響到個人生活、工作或求學等。即使他決心戒賭，但不久又會重新參與賭博。
 
有些人會認為賭博是一種娛樂，只要是「小賭怡情」便無傷大雅，意思是賭只要是適可而止，不沉溺，不變成「病態賭徒」便可以。上述說法筆者不敢茍同，誰能保證參與賭博的人士懂得節制與及時收手？而且，怎樣保證人不會愈來愈沉迷？事實上，不少外國的研究指出「病態賭徒」並非出現於一朝一夕，而是有一個發展歷程。就如Griffiths和Wood (2000) 的研究所指出[1]，很多病態賭徒並不是突然沉溺於賭博活動，而是在兒童階段便參與賭博；而同時因為能夠參與賭博的機會愈來愈多，導致病態賭徒亦大有年輕化的趨勢。簡而言之，研究認為愈是年輕便參與賭博的人就愈大機會成為病態賭徒。
 

  
為何「針對」賭波？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最近的研究，其實在青少年參與的眾多賭博項目中，賭波排行是低於「打麻將」和「玩樸克牌」等。在眾多賭博項目中，為何我們偏偏要執著「針對」賭波呢？ 其實只要讓人有多參加一項活動的機會時，便會有人把握機會去參加。[3] 同樣地，賭波合法化增加了青少年參加賭博的途徑，最終亦會增加病態賭徒出現的機會。而且，不像其他賭博活動，賭波並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不少報章會附設「波經」，詳列「主客和」和「讓球」等資訊，要讓年青人盡快上手學會賭波並沒有太高難度。再加上，不少青少年喜歡看國際和本地的足球比賽，讓賭波變得更順理成章。上述說法並不是毫無根據，按監察賭風聯盟在2004年的調查顯示，68.5%參與賭波的青少年受訪者是因為賭波合法化後才參與賭波活動，[4] 這反映出賭波合法化是直接促使更多學生參與賭博活動的因素。

 青少年賭博有多嚴重？

香港理工大學在2011年進行有關賭博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六成受訪者曾在過去一年參與賭博活動，「賭波」是眾熱門賭博項目之一。而當中39.6%受訪者表示首次參與賭博活動是在未達到合法賭博年齡，即18歲以下進行(見表一) ，數字對比2008年同樣的調查的34.2%[5]有顯著上升，升幅達半成。(見表二) 其中，有合共37.5%受訪者更早在10歲至13歲便首次參與賭博活動，更嚴重的是合共有多達27.9%人士在10歲以前便參與賭博活動！(表三) 相反，從18歲以上才開始參與賭博的人相對的人數是較低的，這進一步引證了筆者之前的論點 — 病態賭徒，多由青少年開始參與賭博。[6]
 
表一：香港市民首次參與賭博活動的年齡 (2011年)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2011》)
 

表二：香港市民首次參與賭博活動的年齡 (2008年)

 
表三：受訪者第一次參與賭博的年齡 (2011年)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2011》)
 

 預防青少年病態賭博

有關病態賭博成因的研究，西方和本地都做過不少研究。有學者認為是因為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環境和基因遺傳；有些則從賭博的性質分析，例如認為賭博有一種「強化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 ，因為賭波有刺激性和獎勵性，而使青年人在賭博過程中容易感到緊張和興奮，例如在賭波時的入球時刻、臨完場前的最後一次進攻等，這些刺激和獎金的獎勵性能使人產生滿足感。而且，「可能會贏」和「差一點就贏」的刺激感覺亦促使青少年易於沉迷賭博。
 
要預防青少年沉迷賭博，以免變成病態賭徒，筆者認為較有效的方案是從社會環境入手。按照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人是受著環境所影響，因此若從社會制度入手的話，我們應大力敦促政府收緊賭博政策，例如將合法賭博年齡由18歲增加至21歲、考慮規管本地傳媒對賭波資訊的發放、規管賭波廣告等等。
 

延伸閱讀
 
謝永齡。《青少年病態賭博 : 預防及治療》。香港 :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Hardoon, K., & Derevensky, J. (2002). Child and Adolescent Gambling Behavior: Current Knowledge.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2), 26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