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網未平一網又起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要訓導孩童走他當行的路，這樣他到老也不會走入歧途。」

（箴言22：6《環球聖經譯本》）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個環境，父母在其中起到關鍵的引導作用。適當的家庭性教育不僅能幫助孩子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更能為他們培養健康的自我形象。然而，如何在家庭中實施有效的性教育卻是一件需要格外小心和謹慎對待的事情。不少父母都認同家庭性教育重要，但要實行出來卻不知該如何入手，以下是一些在家庭性教育實施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把握適齡性

性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需要因應孩子的年齡和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對於幼兒階段的孩子，父母可以從認識身體部位和個人衛生等基礎知識著手，引導他們學習保護自己的私人部位，欣賞及接納自己的性別。小學階段的孩子則學習與同性和異性相處，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和身體界線。對於青春期的孩子，除了要了解青春期發育引起的生理和心理變化，更要開始認識戀愛關係、親密行為、色情文化等更深入的主題。適齡的性教育幫助孩子理解自身的生理變化，並樹立正確的性觀念。過早或過晚進行性教育，都可能對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尊重和理解

在進行家庭性教育時，首先要建立一個安全、信任的環境，父母以開放、包容的態度主動傾聽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讓孩子感到被接納和被聆聽。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有很多疑問和困惑，父母應該鼓勵孩子自由地提出問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對孩子的好奇心感到不安；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和感受，可提供一些思考方向，讓孩子重新組織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將父母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孩子身上。同時，孩子有權拒絕某些對話或主題，父母應該尊重他們的意願，並等待適當的時機才重新討論。

循序漸進

家庭性教育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循序漸進地進行。父母無需一次性地向孩子輸入過多資訊，而是根據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從簡單的基礎知識開始，逐步深入更複雜的主題。同時，父母可以根據孩子的興趣和疑問，調整教育的方式和內容，讓他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正確的資訊來源

在進行家庭性教育時，父母要確保所提供的資訊來源可靠、專業，避免使用網路上一些不實或存在偏見的資訊；可以選擇學校、政府組織或專業的性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資源，並與孩子一起閱讀相關書籍或觀看影片，繼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這樣不僅能確保孩子獲取正確的性知識，也能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自我學習能力。

溝通技巧

在家庭性教育之中，父母需要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使用簡單清晰的語言，避免使用坊間過於粗俗的詞彙，同時要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進行溝通，不要使用責備或恐嚇的語氣，反而要耐心地傾聽孩子的想法，給予適當的回應和解答。良好的溝通能幫助建立親子之間的信任，促進更深入的交流。

家庭共識

家庭性教育並非單靠父母一人來完成，需要全家人共同參與和配合。父母或其他家人要就性教育的方式和內容達成共識，確保全家人態度一致，避免讓孩子產生困惑。同時要積極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家庭氛圍，讓孩子感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家庭性教育的作用。

家校合作

學校也是孩子學習性教育的重要場所，父母可主動了解學校性教育的內容和進度，以便進行家庭性教育時得以配合。另一方面，父母也需留意學校性教育的內容是否與你們預期的存有差異，有需要時可積極與老師溝通，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擔憂。在學校和家庭密切配合下，孩子才能真正養成正確及健康的性價值觀。

身教重於言教

父母自身的行徑也對孩子的性價值觀和行為習慣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父母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恰當？是否能夠樹立正確的性價值觀和態度？好讓孩子學習及模仿。父母要避免在孩子面前談論一些過於露骨的性話題，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則表現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例如在與配偶或其他家人相處時，表現出互相尊重、坦誠溝通的態度，這些因素都會潛移默化影響孩子，讓孩子養成健康的性意識。

持續學習

家庭性教育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不僅孩子需要不斷吸收新知識，父母自己也要不斷學習和更新自己的性教育知識和技能；可以通過參加相關課程或研討會、閱讀書籍文章等方式，與其他父母或專業人士交流經驗和資訊，不斷補充自己的知識儲備，提升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只有父母自己不斷學習，才能更理想地引導孩子健康成長。

專業協助

如果在實施家庭性教育的過程中，父母遇到任何困難或困惑，都可以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和支持。例如可以諮詢學校輔導老師、醫務人員或性教育專家，他們能提供更專業的指導和建議，幫助父母更好地處理家庭性教育中的各種問題。

綜合上述所言，家庭性教育是一項需要父母付出大量心力來承擔的重要責任，也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引導孩子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幫助他們健康成長。這不僅是對孩子負責的表現，也是父母自身成長的重要體現。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下一代開拓充滿愛與智慧的成長道路。

日本早前發生了一宗案件，一名50歲日本男子懷疑透過社交媒體認識了一名未滿13歲的女童，並於去年12月在賓館與她見面，據稱他以30,000日元的條件觸摸了女童下腹部。涉案男子承認有與女童在賓館見面，聲稱以為女童已有16歲，並否認有任何猥褻行為。日本警方以猥褻罪、違反兒童買春法和色情法等罪名逮捕了該名男子，並會作出深入調查。

暑假將至，學生可能會有很多空餘時間上網，或會接觸到意圖不軌的人，以金錢或禮物來引誘他們傳送裸露照片，甚至相約他們見面，並藉機觸摸他們的身體。作為成年人，我們應以更高的道德標準來保護和尊重兒童，不能利用他們的單純和無知，作出任何形式的性剝削和猥褻行為。另一方面，我們要教導兒童明白身體是自己最寶貴的資產，任何形式的交易都會傷害身心健康，造成難以彌補的創傷。成熟的人要教導兒童，通過自己的努力賺取金錢，而不是用身體去交換，這才是他們應該追求的目標。

雖然金錢可以買到很多物質享受，但那種快樂是短暫的。相反。人的生命、身心健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理解和愛才是最寶貴的，不應以金錢犧牲這些的寶貴的事物。因此，即使面對金錢誘惑，也要堅決拒絕一切可能會傷害自己的不當要求。身體和人格比任何金錢都更加珍貴，這是作為人的根本底線。

參考資料：

〈大阪12歲女童沉淪「爸爸活」，50歲大叔花6千買春被捕〉。Japhub日本集合、yahoo!新聞。2024年6月23日。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A4%A7%E9%98%AA12%E6%AD%B2%E5%A5%B3%E7%AB%A5%E6%B2%89%E6%B7%AA-%E7%88%B8%E7%88%B8%E6%B4%BB-50%E6%AD%B2%E5%A4%A7%E5%8F%94%E8%8A%B16%E5%8D%83%E8%B2%B7%E6%98%A5%E8%A2%AB%E6%8D%95-123248459.html。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近日傳出香港KOL素海霖（日名絵麗奈）以AV女優身份於日本成人影片界出道，正因她是首位赴日本拍攝成人影片的香港人，因此成全城熱話，更有網民惡搞，假冒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發政府新聞稿祝賀素海霖成首位赴日本拍攝成人影片的香港人。這熱話，似乎也吸引了非常多香港人關注，一些網民則指出會全力支持，而素海霖亦紛紛在不同媒體中接受訪問。她在訪問中也指自己從小接觸成人影片，更揚言自己喜歡性行為，故此為了完成夢想才歷盡艱辛想以AV女優身份出道。

如果觀看過大部份媒體就這件事的報道，以及素海霖本人的說法，會看到「實現夢想」、「突破艱巨」、「如何克服他人的負面評論」云云的字眼，驟眼之下，會以為有關報道是在描述一個勇敢追尋夢想的人，如何歷盡艱辛地為了夢想而奮鬥，一些人甚至認為素海霖是「香港之光」，並以「職業無分貴賤」等等的言論去支持她赴日追尋夢想。不過，不難看出這些言論都是一種對「AV女優」職業過度浪漫化的論述。

筆者不否認追尋夢想的必要性，夢想讓人找到自己、認識自己。但是，如果以追求夢想、職業無分貴賤的論述為包裝，將一個人投身有關「性」的行業，描述為一個勵志的故事，實質上就是掛羊頭賣狗肉。AV女優的職業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上爭議，如果將這個「勵志的故事」無限放大，是否忽略了隱藏在這份職業當中的問題呢？而浪漫化的作用，正正就是讓人只看到表面的現象，用浪漫的氣氛掩蓋了一些不健康的問題而又不去正視。

而色情資訊的影響，早已經是老生常談，AV影片內含無道德底線的內容，常以將性行為從婚姻中抽取出來，目的只是為了刺激觀眾的性慾，更加無任何教導責任。據素海霖的訪問指，AV是否教壞人，取決於以甚麼角度看待，如果態度正確，可以學習如何進行性行為。而事實上，「以甚麼角度看待」建基於觀看者有能力判斷何謂正確，如果是一些心智未成熟的人，他們如何有能力判斷？再者，色情資訊內容大多是誇張失實的性行為，又如何作一個教導作用？要一個觀看色請資訊的人，學習如何進行性行為，而不受當中錯誤的倫理關係所影響，也只是在自圓其說。她續指，香港的性教育不足，只會教人「say no」和戴避孕套，到有人情到濃時就會甚麼也想試，所以要先做好準備。[1] 這裡是否就是指即使是學生，情到濃時也應該想試就試？這種欠缺道德判斷，不負責任的說法，實在令人詫異。

令人感慨的是較受注意的媒體資訊中，大多只有「肯定」的訊息，不少傳媒只為增加瀏覽量而「炒作」新聞，甚少有「肯定」以外的聲音，不但職業無分貴賤，甚至無分對錯。

不少人看到這些媒體報道，也只是肯定當中的內容，他們是否又會覺得這些性解放的想法值得仿效？如果素海霖指出的「唔影響到人」，卻散播了一種肯定色情資訊的價值，她是否真的影響不到其他人？弔詭的是，她自己也不喜歡自己另一半看色情影片，[2] 各位高調叫好的網民又是否會介意自己的女友、姊妹或女兒從事這自己吹噓成為港爭光的行業呢？

總而言之，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說法，就是用浪漫化的方式讓人看不到事情潛藏的問題，讓人在一個浪漫的氣氛中錯失焦點。如果心智未成熟，便有機會誤以為這些價值觀值得仿效，變相只追隨性行為的愉悅，而不是感情上的交流。媒體一些「肯定」的訊息，更加讓人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在「肯定」的背後，仍有更多不同的聲音。在彎曲悖謬的世代當中，需要更多批判的能力來面對各種資訊。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香港的性教育不足，社會和傳媒卻不斷向青少年傳遞各種前衛、開放的性觀念。同性戀、裸聊、色情等等與性有關的話題，雖不在正規課程之中，但卻會在師生的日常生活中出現，在沒有適當的價值教育下，性議題可以成為一把利劍，傷害老師、同學。有女校同學一邊默書一邊被迫看色情片，另外有兩名學生據說為同性伴侶，懷疑受感情問題困擾而選擇輕生，還有更多因著不同緣故，在校園被性欺凌的同學，欺凌者可能以為只是開玩笑，受害者卻被傷害得體無完膚。

同行者需要一顆探索的心

本社於2022年6月10日舉辦「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如何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性態度？」網上講座，當晚邀請了精神科醫生和社工擔任分享嘉賓。註冊社工、新造的人協會同工姜雁慈姑娘在講座中表示，面對自己性傾向的困惑，有的青少年與她傾談時可能會有好多不安，他們帶著不同的想法，甚至會擔心大人帶著很多的想法來批判他們，所以很多青少年雖然心裡有一堆問題，但最後不會將之向身邊的人揭露，更不會求助。姜姑娘認為整件事最重要的是給予時間，最後才會發現真相：「有次試過與一位青少年傾談，了解他的同性性傾向吸引，傾咗幾次都未傾到呢個話題，我就由得佢，同佢處理咗生命其他的部份先，到佢自願講的時候，先發現其實件事就唔係去到好嚴重的地步。」

對於姜姑娘來說，面對青少年，要先有一個探索的心，去了解他們的生活、需要和感受，這比單純處理性傾向更重要，她說：「只要畀到足夠的空間，他們可以有更多溝通、對話。」她認為其實孩子自己知道要做甚麼，只是沒有很多空間去分享，但當我們給予他們機會，在他們思想自己的生命和生涯規劃時，其實他們同樣會處理到自己性傾向的一些疑惑。

姜姑娘給我們一些牧養小貼士：
1. 反思自己對年青人的觀感
2. 關心及理解「獨特」的成長需要
3. 同行要以「需要」而非「問題」為本
4. 放下個人道德判斷
5. 切勿把原因對號入座
6. 尋找合適人士／專業人士協助

避免指責及過早標籤

當晚的另一位分享嘉賓、精神科醫生康貴華醫生認為，若發現校園有同性戀者和同性伴侶，他們是需要長時間陪伴的，當中有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1. 忍住責備和強烈反應：太快的指責，甚至要求他們分手，只會令他們變成地下情，這樣反而會更加危險，增加自殘風險，也會影響他們未來的關係，以及他們與你的溝通。

2. 先用同理心聆聽，了解情況：不要過早就將一些青少年標籤為同性戀，康醫生指香港有研究顯示，12至21歲的女孩子大約有三成未必很清晰知道自己的性傾向，他指過早標籤青少年是同性戀，反而可能會將他們推向那個方向。事實上，在青少年中間，兩個人的感情，可以只是情感依賴，而非我們所想像的關係。

3. 需要幫助他們建立其他健康的情感支援關係：與朋友、家人的關係十分重要，可以減輕他們的空虛寂寞感。

4. 陪伴同行的主要目標並非要改變性傾向，而是讓他們經歷不離不棄的愛。

5. 與他們探討空虛寂寞的原因，並與他們尋找出路。

6. 有需要的話要做好轉介專業輔導的準備。

觀看色情資訊的原因

至於早前有新聞報道指，有中學老師在校看色情影片，又不慎播放了給學生看，康醫生認為很多男性也有看過色情資訊，而姜姑娘更指女生也一樣會因好奇看色情資訊，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她們背後的需要，她們是因為悶、是為了性方面的刺激？還是甚麼原因？有時候青少年可能透過一起看色情資訊，作為一種連結，特別在疫情時更會這樣，作為青少年工作者或家長有需要為他們建立健康的社交模式。

康醫生和姜姑娘同時表示，觀看色情物品過多，有時會令觀看者難以分辨當中行為的對錯。姜姑娘說：「我問過一個女孩子，她曾墮過幾次胎，當時我在做學校支援，我問她是否接受將來她的男朋友都是這樣，當一些問題很『埋身』時，她真的停一停想一想，我問她如果她未來的男友和十幾個女孩子發生過關係，她介不介意？她說其實她介意。」姜姑娘指很值得花時間與青少年認真傾談。

康醫生指，時下的年輕人很容易受全球性解放文化的謊言影響，例如誤以為性慾是與生俱來，所以壓抑性慾是不人道，看色情物品沒有壞處，可紓緩性衝動，減低犯罪，又誤以為強調貞潔和壓抑性慾是違反人性自主等等。康醫生認為，這些錯誤的價值觀會影響下一代。

康醫生呼籲向青少年分享性教育的內容，重點是讓他們開放討論，甚至能分享自己的軟弱和掙扎，這才能引發討論，令他們不會相信那些關於性愛的錯誤價值觀和謊言。

請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的講座內容。

收看講座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家長帶著孩子外出時，可能都經歷過旁邊有陌生人主動跟孩子閒聊，這其實是個好機會，可讓孩子體驗和不同的人去相處，但有時閒聊的內容過了界線，會令家長覺得不舒服。如果家長能預先教導孩子分享的界線，就能避免孩子向陌生人暴露過多的資料，本文嘗試就這些情況，作出一些建議。

訂立談話內容的界線

絕大部份的人都喜歡和小朋友傾談，因為小朋友總是會單純地回答問題。若大家閒聊的話題都是「用眼睛就看得見的」，例如以公眾地方、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到的物件為談話中心，這都會是不錯的話題。例如一位作夏日打扮的小朋友，旁人問他是否要去沙灘、喜歡在沙灘做甚麼、在沙灘會看見甚麼、會否執拾貝殼等等，這些內容都是以向公眾開放的沙灘作為談話中心，當中提及的都是大家能自由接觸到的物件，這樣的話題是很恰當的。相反，若問及的都以小朋友本人或其照顧者為重點，例如以小朋友的背景資料來作話題，就不是一個合宜的話題了。

家長需要及早教導孩子訂立談話內容的界線，讓孩子掌握如何平衡「正常社交」與「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的技巧，並且作出合宜的回答。成年人之間的閒聊內容，大家比較容易有共識，凡涉及個人資料，除非本人主動提起，基本上彼此都不會多問，以免令對方感到被冒犯或不舒服。其實相同的原則也可以用作教導孩子，若談話內容涉及孩子或其照顧者的個人資料，例如所讀學校、年級、住址、全名、家裡同住的人、父母在哪裡工作、父母的電話等，家長應教導孩子不要將這些資料告訴對方，家長可簡單說明壞人會利用這些資料來做壞事，例如到孩子就讀的學校，訛稱是代替家長來接孩子放學，這便會造成危險，家長應讓孩子明白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為孩子設計「私人袋」和「公開袋」

家長不妨透過遊戲來教導小朋友，例如可以和子女把各樣的資料圖案畫在小卡片上，畫上電話代表爸媽的電話號碼、畫上房屋代表地址、畫上太陽眼鏡代表沙灘等等。家長請先預備兩個袋子，然後和孩子一同設計「私人袋」和「公開袋」，在「私人袋」上畫上家人的樣子，並在「公開袋」上畫上任何人的樣子。家長要教導子女「私人袋」的內容只限和家人分享，其他人就可分享「公開袋」的內容，然後邀請子女自行把小卡片放入「私人袋」或「公開袋」，這樣家長就更容易掌握子女是否明白分享的界線，並作出相應的教導。

孩子一旦遇上成年人不合宜的提問，他們普遍會因著成年人的權威，不知怎樣拒絕回答，壞人甚至會用歪理來誘騙、恐嚇孩子，例如說「乖的孩子都會回答問題」、「你不告訴我，我很不開心。」父母未必每分每秒都在孩子身邊，所以請家長必須預先為孩子準備答案。我們可以這樣教導孩子：「不好意思，小朋友不應回答私人的事」、「你可以問我爸爸／媽媽」，然後立即轉身離開，並告訴信任的人。這樣既能培養孩子誠實的品格，也能保護孩子，避免個人資料外洩。

成年人應主動保護兒童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家長的身份去看陌生人搭訕的情境，會因為對方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索取資料而感到反感，但有時我們卻不自覺成了這樣的陌生人。成年人要警惕自己的提問，尊重對方的個人界線。此外，我們無法知道在場的其他人會否立心不良，因此為了保護兒童，就算是兒童主動提起他的個人資料或行程，我們也可簡單地說：「你的私人事不用告訴我了，謝謝你」，然後引入另一個合宜的話題，這樣既能保護兒童，也能讓在身旁的子女明白私人的事毋須公開地提起。

有些父母愛子心切，凡事都想為子女擔當和回應，所以總會搶先回答別人的提問，這或會令子女在人際關係上表現過度畏縮和迴避，長遠來說影響其自信心。另一方面，部份父母卻過早放手不理，把保護個人資料的責任壓在子女身上，甚至在事後責怪子女：「我已經教過你，但我聽到剛才你把地址告訴陌生人」，這樣說不但無補於事，更會令孩子內疚和自責。

我們都希望子女健康地成長，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是必需的，子女也需要時間去練習。就算我們已教導過子女如何合宜地回應旁人的提問，家長也應在一旁小心聆聽、細心觀察，在有需要時應立即主動介入他們的對話，例如說：「這個我們不方便回答」。當子女提問或回答得體，父母應具體讚賞孩子有留心聆聽其教導，也懂得尊重別人的界線。只要家長願意耐心的教導子女，必定能看到他們漸漸成為一個進退有度的人。

資料庫

當孩子遇上問題時

孩子面對陌生人的提問一時不知所措，父母看見孩子窘態畢露，一時心急代答也是人之常情，不過有時家長也得忍一忍，避免過度介入，引發孩子過度依賴。有教育工作者就建議，父母需要成為觀察者，保持耐心、與孩子同步同調。家長得重視孩子的成長過程，而不僅僅是他們有沒有達到目標。有時家長只需要在孩子身旁表達支持，比實際有所作為更重要。若發現孩子真的遇上了無力解決的難題，家長當然可以適時介入，提供支援，但原則是介入的程度愈少愈好。家長可以先給予一些建議，鼓勵孩子去實踐，並提供情感上的支援，讓孩子有勇氣作出嘗試。[1]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