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政府放寬播放博彩廣告」聲明

早前台灣發生了一宗捷運隨機斬人事件，一名20歲洪姓男子上車後掏出菜刀朝向乘客攻擊，一名17歲少年受傷，其後部份乘客幫忙制伏該男子。事件其中一個關注點是一名許姓男子，最先奮勇奪刀，面部更因而受了刀傷。而此名許姓男子被網民稱為「長髮哥」。他接受傳媒採訪，被記者追問為何勇敢挺身而出時，他用了一句動畫對白來回應：「如果是勇者欣梅爾的話，他就會這樣做的，像是追隨勇者的步伐吧。」[1] 看似簡單的一句說話，其實也傳達了他身處與他人共在的世界和社會之中，一種倫理行動的方式。或者我們都有軟弱的時候，行動總是跟不上我們被撼動的良心，面對持刀的危險人物，一個人到底懷著甚麼信念導致他擁有挺身而出的勇氣？這是一個平凡軟弱之輩想要知道的事情。

欣梅爾有甚麼特別？

或許讀者未必知道誰是欣梅爾，在看到長髮哥引用一套動畫的對白時，可能只認為他是「中二病」發作而已，以為自己生活在動畫世界裡。

欣梅爾來自最近受歡迎的動畫漫畫作品《葬送的芙莉蓮》，他在動漫中擔任「勇者」一角，而所謂「勇者」就是一群討伐魔王的英雄。一般而言，動漫的情節都是描述一群勇者跨過重重難關然後成功討伐魔王，這就是結局了。但《芙莉蓮》的故事卻是由一群勇者成功討伐魔王之後才開始，欣梅爾亦在動畫的第一集因年紀老邁而死去。勇者的團隊中有一名叫芙莉蓮的成員，她是一名擁有上千年生命的精靈，其他成員包括欣梅爾在內都是人類，整個故事就是圍繞著芙莉蓮踏上新旅程的同時，回憶著與欣梅爾相關的記憶，所以「如果是欣梅爾，就會這樣做」或「欣梅爾是這樣說的」經常出現在故事裡的不同場景當中，縱使欣梅爾已死去，卻在芙莉蓮的回憶中活著。

這些「中二病」金句，看似單純地引用了動漫對白，背後其實還有一套「欣梅爾理論」。該理論指，雖然欣梅爾已經離開人世，但芙莉蓮的腦海卻時常在生活裡的關鍵時刻浮現起年輕時欣梅爾的樣貌，他彷彿在指引她應該怎樣做，就好像只要依照欣梅爾的行事準則，事情就會好起來，甚至可以克服困難。[2] 欣梅爾成為了一個倫理典範，讓人覺得跟隨他便不會錯。因此，欣梅爾將勇氣給予受他影響的人；長髮哥在與刀手糾纏受傷之後，他回想起欣梅爾的話，更確立了自己的信念，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事，這也是他必須做的事。[3] 在網絡上流傳著一個小故事，一位日本媽媽看到九歲女兒分心偷懶，就告訴女兒趕快把作業寫完，然後又補上一句：「是勇者欣梅爾的話一定會這麼做的」，沒想要女兒真的聽進去了，開始努力寫作業。[4] 可見欣梅爾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

雖然動漫描繪欣梅爾為勇者，但他卻不是「命中注定」的勇者。故事曾講述，勇者一行人在路途中看見一把「勇者劍」插在石頭上，而這把勇者劍只有「天選」的勇者才能拔起，欣梅爾試著將劍拔起，但卻失敗了，他隨後說了一句：「只要做了勇者才能辦到的事，就算是冒牌貨又如何？」便將事情輕輕帶過。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可能都不是「天選之人」，當遇上一些困難的事情時，可能會以為自己不是該做出行動的那個，或覺得會有其他人更加適合作出行動，但我們都能做勇敢的事情，即使是「冒牌貨」。相信長髮哥也未必會認為自己就是被選中的人，只是良知的驅動，行動跟上了自己的良知而已。

What would Jesus do？

在長髮哥引用了欣梅爾的說話後，有一些基督徒撰文分享，指事件令他們聯想到基督宗教中的「WWJD」（What would Jesus do），意思是根據耶穌在聖經中的行事準則和教導來判斷自己應該如何回應目前發生的事情。欣梅爾理論與WWJD相近，只不過欣梅爾僅僅是虛構的動漫人物。

而基督徒相信耶穌就是生命的主，因此或許會透過詢問「耶穌會怎樣做」這個問題，讓自己作出適當的倫理抉擇。有些人忠於WWJD的實踐，但亦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信徒能否透過聖經的教導，歸納出一套行事準則？神學家潘霍華牧師就認為，若我們能將整本聖經中上帝或耶穌做過的事情，歸納出一套上帝的行動模式或準則，上帝就不再是上帝，因上帝不被任何規則所規範，上帝的行事，總是在獨特的時刻和處境陳明祂的旨意。[5]

此時此地的倫理呼喚

對於潘霍華來說，上帝是活著的上帝，上帝總在一個具體的處境中行動。在具體的處境之中，每一個的倫理呼喚都是「此時」、「此地」，都是獨特的，潘霍華視這樣的倫理關注為「具體的倫理學」。[6] 而人身處特定的時空裡，在這個時空面對獨特的處境，領受具體的、由他者提出的倫理責任，潘霍華指：「我們不是自己給自己的行動創造條件，而是一開始就已經置身於這些條件下。我們的行動被限制於特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內。」[7] 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人所遇見的處境都不盡相同，我們能作的行動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用一套倫理準則來行動，縱使我們很想尋求單一的準則來跟從。

既然沒有可遵從的倫理準則，那麼到底該怎樣行動才好呢？潘霍華認為，倫理責任就是在乎一個人對他者倫理呼喚的回應。承擔他者責任的行動，既不根據事先想好的原則，也不根據某種「善」的理念，而是注視當下他者的需要，並作出回應，甚至為了回應他者，使自己「承擔罪咎」。就如耶穌在安息日裡回應病人發出的哀求，他根本沒有考慮治病是否違反安息日的規定，也沒有理會自己會否被指責或「承擔罪咎」。他單純地，看見一位病人的需要，便作出回應。[8] 也就是說，有些時候為了直接面向他人的需要，我們得打破一些規限，不被一些規則約束。

相信長髮哥作出行動的一刻，可能也捨棄了一些想法，包括「自己會否有危險？」、「失敗了會否被譴責魯莽？」、「自己不行動總有人行動吧？」，如果有這些想法，恐怕大概是無法作出行動了。學者Nickson就指出，潘霍華所提出的倫理學，捨棄了「行善」和「成為善人」的傳統倫理觀點，因行動者面對種種的選擇，就會當場癱瘓下來，無法行動。[9] 雖說提點長髮哥的並不是甚麼宗教人物，但一個虛構人物能令自己鼓起勇氣、持守信念，這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也要面對一下他者的倫理呼喚，就在每天的生活裡，我們能夠在自己具體的處境下，放棄一切其他想法，勇敢回應他人的需要嗎，我們的行動能跟上自己被撼動的良心嗎？

除了為受傷的人提供治療，人也有能力阻止他人受傷，潘霍華曾在書信中提到，若有人看到一個瘋子開車輾斃許多無辜途人，是否該抓住（或卡住）車的輪子以阻止更多人遇害？潘霍華的話與欣梅爾理論或長髮哥的行為遙遙呼應，人若有捨身為人的勇氣，又有甚麼能阻止這樣的行為？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消費者委員會於2024年初公佈了一個實際測試的結果，他們於2023年10月至12月在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兩個應用程式商店「最高收益」排行榜中，選了六款有提供模擬賭博的遊戲應用程式，當中有只玩一款賭博遊戲，如老虎機，又或者在一個程式中可以玩多款賭博遊戲，如：麻雀、撲克、捕魚遊戲、魚蝦蟹、賽馬、賭大細、骰寶、Bingo或輪盤等。由於這類手機應用程式只是模擬賭博活動，並非落注賭真錢，在香港玩這類手機遊戲並不會觸犯法例。但如果在香港未獲發牌或豁免的賭博網站下注，即使網站於海外註冊，均屬違法。[1]

消委會在公佈實測結果時提醒市民，模擬賭博遊戲似是不牽涉金錢賭博，但玩家若「長期參與模擬賭博遊戲，可能會傾向把賭博行為正常化，最終導致有較高機會參與金錢賭博，繼而出現沉迷賭博甚至成癮等問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玩家尤其容易構成心理影響。」[2]

消委會在測試手機遊戲時發現，大部份遊戲均以四種常用手法吸引玩家持續玩樂和課金（玩手遊期間付費）：

1. 登入獎賞：遊戲以特定時間登入及玩樂獎勵，讓玩家養成登入遊戲的習慣，如設「每日免費抽獎」，以免費虛擬金幣或道具來獎勵玩家，鼓勵玩家下大賭注，以加快升級或獲得獎勵的速度，讓玩家習慣大額投注，玩家一旦養成了這些習慣，日後遇上賭博問題的風險也會加增。
2. 限時優惠：遊戲設首次儲值、限時優惠及提供多種付費服務，並會反覆顯示優惠，讓玩家對可能會錯失機會而擔心，繼而因衝動課金；遊戲更設有通行證、不同「福利」的會籍及等級，並讓玩家免費體驗特定會籍，吸引他們試玩後課金。
3. 設排行榜：為令玩家繼續投放更多金錢，遊戲會讓他們互相比拼，並設排行榜，令玩家為攀升個人排名而繼續投放更多金錢；另外，為增強玩家之間的互動，鼓勵他們贈送及交易遊戲物品，讓玩家花費更多。
4. 抽獎送禮：遊戲設有付費抽獎、刮刮卡等內購項目，讓玩家在應用程式內消費，有部份遊戲更沒有列出中獎機率。大部份接受測試的賭博遊戲都沒有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RNG）認證，無法確保發牌時的隨機性，未能維持遊戲的公平性。有遊戲更指會在抽獎中送出智能手機、百貨公司禮券，但未有交代清楚抽獎條款及獎品是實物還是虛擬禮物。

根據《行為上癮》一書中指出的六項讓人上癮的原理，與賭博遊戲Apps（應用程式）使用的手法十分相似。[3] 「原理一：行為觸發」，當玩家一開始因著好奇、易玩、設計精美等原因玩賭博遊戲Apps，就會有了玩遊戲的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出現，都是由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觸發（trigger）三個因素構成，三者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行動（behavior）。

行為公式：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 行動

賭博遊戲Apps中有多種不同的賭博方式，向玩家灌輸「總有一款適合你」喜好的想法，有了想玩的動機，玩家又有能力付出時間、金錢，再加上一些推廣提示、小便宜、送福利等刺激來觸發玩家，「玩」的行動就會開始。

「原理二：輕鬆入坑」，一關又一關精心設計的遊戲，就會慢慢逐步讓人進入心流狀態，沉浸在遊戲中而不覺得時間過去，讓人輕鬆「入坑」。「原理三：即時回饋」，許多不同的回饋、小禮物、定時禮品等就是鼓勵玩家重複玩遊戲，直至上癮。「原理四：挑戰升級」，晉升的排名，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階梯，無論是與自己、或與其他玩家的比拼，都叫人有著滿足感，想繼續下去。

「原理五：未完待續」，在遊戲的設計上，讓人感到未完結，令玩家有所期待，想知道之後還會有甚麼新的「得著」，所以遊戲總是有點新意及不同的獎勵等著玩家，亦會讓玩家誤以為容易獲利及期待有很多勝出的機會。最後是「原理六：社群依賴」，遊戲令玩家能與友人一起玩，於社交平台交流，互相分享樂趣，這是讓人繼續沉浸的一種方式。轉發新資訊、送贈禮品，令玩家以自主傳播來促進持續的活躍，並且讓玩家在當中獲取好處。

賭博活動難以禁絕，社會中存在賭博活動但法例亦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這可能是因為成年人有較強的自制能力。有部份賭博遊戲Apps在應用程式商店介面中，只介紹遊戲賣點，並未能提及年齡限制的資訊。而在下載後，在進入遊戲的過程中，消委會測試的六款遊戲，均未有驗證玩家的年齡，明顯對未成人士沒有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賭博遊戲的荼毒。

家長應對未成年子女所玩的網絡遊戲、使用的應用程式有所了解，並可以在他們手機設置下載年齡限制，以免他們私自下載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家長亦可多與子女溝通，分享上網的見聞及樂趣，一旦發現子女參與虛擬賭博活動或玩不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戲，便能及早勸戒。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要生存，就必須要有某種信心、某種信念，否則每一天都會活在無盡的懷疑與苦惱之中，而我們每天生活中的行動，正正就是反映我們的信念，活出我們最基本的價值觀。

近年國內大行其道的直播帶貨，主要賣點就是網民對主持人的信任，購買NFT像投資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一樣，基本上和宗教差不多，都是要憑信心不憑眼見，甚至可以說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當然，信者最終能否得救是未知之數。正因信念影響行動，作為家長我們怎樣看待兩性關係和我們的身體，對如何教養孩童會有很大的影響。此外，無論我們怎樣說自己尊重子女的興趣和特質，這些在我們為他們選校時便表露無遺。同樣，究竟一間教會的牧者和長執、機構的董事和總幹事最看重的是甚麼，面對重大的挑戰（例如疫情）時的反應，究竟最重要的是自保、避免一切風險，還是繼續不斷想辦法克服困難，甚至加大力度去關心身邊正在擔憂和恐懼的弟兄姊妹；幫助正陷於經濟和生活上困難的鄰舍；把握人在困難中更容易思考生命問題的機遇努力傳福音……驚覺當前應該做和可以做的事原來很多。

今期《燭光》是我們改為只出網上版的第一期，也是我們以行動回應信念的一個重要決定，我們服侍的心不變，但方法卻可以因時制宜、善用資源以做得更多，不是更少。請繼續支持我們，鼓勵更多人閱讀同工們每期用心為大家製作的《燭光》，繼續守望香港，並將以下網頁連結轉發給最少五個朋友和弟兄姊妹，衷心多謝大家的支持。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警方近日以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拘捕一名女子，據了解她是著名網紅蘇淼淼。一間網媒對該名網紅作出查詢，網媒的報道指，她聲稱自己沒有參與賭博，但當記者指她曾提及「贏錢」，她就對記者說：「你咪報警囉」。[1] 有關事件反映網紅未必像一般傳媒工作者，其報道有編輯把關，即使在社交網絡平台，也只是透過人工智能去攔截問題，但如果在網上發放消息，做KOL的人沒有基本的傳媒素養，最後有問題的資訊相信只會屢屢出現。

《香港01》在一篇報道就指出，[2] 有網絡賭場向不同的美女網紅打主意，有網紅爆料指有網上賭場以「每出一個限時動態（Instagram STORY）3000蚊」作招徠，只要她出幾個贏錢截圖，就可以有五位數字收入，甚至有網站曾以30,000元底薪邀請她在社交媒體宣傳，如有人因此而下注，更可獲百分之五的佣金，最多可以月入達十萬元。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如果在香港並非通過馬會提供的投注網站下注，其實就已經是犯法。雖然過程中看似沒有錢銀交收，但只要整個過程有賭博成份，也是違法行為，更甚者是不少網上賭場根本就先收取你的信用卡資料，你用信用卡套取賭本開局，風險比用現金高，而且更容易債台高築，無法自拔。

至於協助宣傳賭場的KOL有沒有犯法？其實如果有人在網上鼓勵別人參與網上賭博，形同協同教唆，當然有機會犯「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七年。在香港，網上到處可見不同的網上賭場宣傳，只是大部份情況都不易找到傳遞這些宣傳訊息者的身份。網絡世界隨處都有機會出現賭博陷阱，巿民不小心提防，見到自己信任的KOL推廣就以為很安全，最後很容易誤墮法網。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的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