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價值，有高低之分？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假如你是一位司機，剛巧極度需要一份工作，面試時被問及「當有一天你開車駛近懸崖時，你能開多近崖邊才停止？」你會如何回答？這是多年前在網上流傳的一則招聘故事的問題，故事中有四個應徵者：第一位有自信可以把車開到離懸崖邊30厘米，甚至更近才停止；第二位輕鬆地表示開到懸崖的最邊上，保證既刺激又不出問題；第三位表示順從老板的意願，他愛開多遠便開多遠；第四位老實地交代，他不知道可以開多近崖邊，但他認為應該把車停在離懸崖邊最遠的地方，因為懸崖邊很危險。最後，誰會被取錄呢？

不時會看到有某類網紅為了贏得他人的掌聲、博取點讚、甚或增加收入，視自己的人生安全為無物，極力挑戰危險，玩命打卡。在智能手機當道，社交媒體流行的今天，不少人為了出名、成為別樹一格的網紅，甚至獲得贊助商垂青，都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拍攝既「嚇人」又「唯美」的照片。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可以獲得正面的回饋，以香港的網紅「唐狗」為例，他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下，擅闖九龍灣公屋地盤，爬上天秤剝衫「打卡」，不單被網友質疑他是否又想做社會服務，還遭到網友舉報，被警方調查。另外，在眾多成功打卡照的背後，不少遺憾地變成遺照。根據一項在2022年發表於《旅行醫學雜誌》的研究，從2008年到2021年，全球與自拍相關的死亡數字大約有379宗，比起同期被鯊魚咬死的人數，竟是高出四倍之多。

熱愛玩命打卡的人若知道海灘有鯊魚，他們還敢跳下去嗎？應該不敢，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理應打不過鯊魚，但另一方面他們卻高估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一定可以「控制」到現場環境，不會發生意外。或許，他們想證明自己藝高人膽大，就如一開始提到的故事，前兩名應徵者不忘展現自己的能力，又或者，他們為要得到贊助商的資源努力賣命，就如第三位應徵者一樣。但可以笑到最後，可能是那位懂得分寸，不把自己置身險境，獲得司機一職的第四位應徵者。投資界傳奇人物巴菲特那位已過世的拍檔查理蒙格，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他說過：「我想知道我會在哪裡死，這樣我就永遠不會去那裡。」假若蒙格還在世，相信他一定不會跳入有鯊魚的海中，更不會來一張玩命打卡照，因為作為一個頂級的成功投資者，必定懂得計算得失，並且做好風險管理。

參考資料：

〈網紅「唐狗」爬上公屋地盤天秤玩命打卡　房委會譴責：全力協助警方調查〉。橙新聞。2024年10月21日。網站：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242854/%E7%B6%B2%E7%B4%85-%E5%94%90%E7%8B%97-%E7%88%AC%E4%B8%8A%E5%85%AC%E5%B1%8B%E5%9C%B0%E7%9B%A4%E5%A4%A9%E7%A7%A4%E7%8E%A9%E5%91%BD%E6%89%93%E5%8D%A1-%E6%88%BF%E5%A7%94%E6%9C%83%E8%AD%B4%E8%B2%AC-%E5%85%A8%E5%8A%9B%E5%8D%94%E5%8A%A9%E8%AD%A6%E6%96%B9%E8%AA%BF%E6%9F%A5.shtml。

Anna Gibbs. “A Picture to Die For.” Last modified August 4, 2024.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24/08/selfie-death-cliff-waterfall-hike.html.

對於愛護動物的朋友來說，一看到土耳其政府推出被稱為流浪狗「大屠殺」的法案，可能也想加入當地市民的抗議行動，一起搖旗吶喊，抗議政府如此冷血的政策。流浪狗「大屠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法案？其實這並不是正式的名稱，只是當地的動物權益人士對此法案的主觀稱呼，是否真的是「大屠殺」？留待大家判斷。有關的新法例列明：「土耳其地方市政當局可以對當地的流浪狗進行絕育，並將牠們安置在收容所和等待民眾收養。假如當局在30日內找不到主人，便可以將狗隻安樂死；另外，具有攻擊性行為或患有傳染病的狗同樣會被安樂死，以防範日益增加的攻擊事件和狂犬病病例。」有反對新法的市民就表示：「這個國家一直存在著一場煽動流浪動物仇恨的運動。」土耳其政府是否真的如此？這也未必，當局也有可能是情非得已才出此下策，因為在過去兩年，土耳其至少有75人，包括44名兒童，因被流浪狗襲擊，或在涉及流浪狗引發的交通事故中死亡。

土耳其境內估計約有400萬隻流浪狗，支持新法的人不一定是憎惡狗隻之人，他們或許只是看到流浪狗已經對人，特別是對小朋友造成傷害，才會有這樣的想法。曾有一位七歲的女童被流浪狗攻擊，臉部被咬傷，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不能上學。支持新法的人也不一定希望狗隻被殺，而是希望牠們得到照顧。在生命面前，即使人類的生命比一切生物尊貴，狗隻的生命都是需要愛惜及尊重的。政府固然要思考最好的方法，既保存狗隻的性命，又能顧及人民的安全，但難道人民便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嗎？當一個國家的流浪狗已經成為一場災難，人民還只是想著購買小狗而不願意領養狗隻嗎？如果有利可圖，繁殖小狗的狗場只會一直「出產」小狗，假如每一個購買小狗的人願意負責到底還好，但他們一旦棄養，豈不是又有一班可憐無辜的狗隻加入流浪狗的行列？有些社會問題，官員要採取行動，但單靠政府是不行的，人民也要配合才能解決。法國政府曾斥巨資消滅巴黎的老鼠，如果當地市民也願意配合，提高衛生意識，妥善處理廚餘、不隨便在街上掉垃圾或小便……有可能，巴黎也不會上演一幕龐大的老鼠大軍「觀看」奧運的場面。

參考資料

〈土耳其愛貓厭狗？　埃爾多安政黨推流浪狗「大屠殺法」惹議〉。香港01。https://www.hk01.com/article/104385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Al Jazeera English. “Turkey’s stray dog law: Parliament has approved law alarming animal lovers.”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DHGPYZns.

Andrew Wilks et al. “Turkey approves law to remove stray dogs from streets. Opposition vows to fight the 'massacre law'.” ABC News.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turkey-approves-law-remove-stray-dogs-streets-opposition-112392274.

〈巴黎奧運｜貓般大的「米奇」搶FO成功　鼠患恐波及塞納河比賽？〉。香港01。https://www.hk01.com/article/10433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民視新聞網 Formosa TV News network。〈料理鼠王沒那麼可愛！巴黎6百萬老鼠大軍嚇壞觀光客－民視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xXH1E3fDs。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來都是現今世代普遍人所談及的真實且寫實的論調。若然在公開場合指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相信大概不會有人質疑這句說話，它像是一個從古至今都不曾改變的道理。如果以現今的處境來說，就是人若不突顯自己的特點，不努力爭取，必然無法再在社會上立足，因為若要生存，就必須與他人競爭。而「躺平主義」的出現，就像開拓了另一個生存的面向，讓人反其道而行，躺平者像在宣告：「社會講求競爭？我偏不競爭；社會講求努力向上？我偏喜歡躺臥。」這意味著社會主流價值如何，躺平者便往相反方向前行，這也解釋了「異世界」動漫其中一個存在的價值，以及它為何會廣受歡迎（詳參本書第26頁，〈從讓人得釋放的「異世界」看世界〉一文）。

說實話，「躺平主義」是有其吸引之處，因為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打滾愈久，就會愈勞累，每天過著上班下班的生活，為了生存而努力，可是努力又不一定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當要生兒育女時，又不得不買房買車，這樣，需要供款的項目也會增加，肩頭的擔子又會加重。若然放棄這一切，回復一個甚麼競爭也不作的生活，就得過另一種生活，不過這可能也是不少香港「打工仔」的夢想，畢竟不少人都想創造無限的被動收入，或是提早退休。有人選擇這樣的生活，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純粹因為懶惰才令人想放棄這一切呢？有關躺平的主要論述，當中與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的一些想法相似：就是人在不斷催促自己在功績上努力，到頭來便形成了資本主義新的剝削方式，不再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是勞動者自我剝削。[1] 這種形式讓勞動者不斷地說「我能夠做到」，不斷要求自己「我要比其他人強」，掉進內捲文化（白熱化內鬥、非理性的內部競爭）、「996」（朝9晚9，一星期六天上班）的泥沼中，從而陷入無止境的倦怠。這似乎不關乎懶惰與否，而是厭倦了不斷競爭的生存方式。

這是一條處境題……
讓我們先了解「躺平主義」的興起緣由，即是它在甚麼背景下冒起來，因為它不可能憑空出現。其實「躺平」一詞早在2011年已經出現在百度貼吧的「反婚吧」專欄，當中有些內容便已經提倡不婚主義。2016年，追星的粉絲圈子也流行「躺平任嘲」一詞，意思是一些粉絲無力負擔追星的相關費用或時間，只能任其他粉絲嘲笑。在2021年，內地一個名為「網易」的論壇有網民討論到一宗貨車司機因被罰款扣車而自殺的事件，引發大量網民激烈的爭辯，討論亦昇華到對「脫貧成功」、「小康社會」宣傳的批評，因為大部份人都無法從政策中得益，生活水平亦無顯著提升，這些宣傳的口號亦無法代表他們。[2]

從2021年起，內地社交平台，如微博、抖音、知乎等等充斥著有關「躺平」的帖文，其中微博出現過一項調查：「你如何看待躺平？」，這項投票活動中，有67,000人選擇「我累了，堅決躺平」，只有11,000人選擇「衝，絕不能躺」。百度貼吧「躺平吧」也累計了近53萬跟帖，不過，頁面現在已經無法瀏覽。[3] 後來，中國官方媒體對「躺平」表示擔憂，甚至提出譴責。報章《光明日報》有文章指「躺平族」會對經濟發展不利，社會需要青年帶來「創造性貢獻」；《南方日報》指「躺平」可恥，不但不正義，更沒有任何價值；《中國科學報》指出「躺平」是極度不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對不起父母，還對不起納稅人。[4] 如果只是想制止「躺平」，便無法了解年輕人在社會真實面對的問題。

香港學生面對的激烈競爭
那麼，香港的處境又如何？香港的年輕人有被「躺平」現象所影響嗎？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同樣需要先了解香港的制度會否造就「內捲」現象，從而讓人需要逃離競爭與內鬥。

從教育制度上看，香港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備受批評，被指是填鴨式教育，也沒有理想的升學途徑，學生們往往只能在學業成績上競爭，難以發展個人潛能。從殖民時期開始，香港無疑是實行精英主義，過往升不到大學十分「正常」，但如今大學畢業生已不像昔日那麼「矜貴」，這反倒令無法取得學士學位的人似乎更不獲社會認可。學生之間的競爭很激烈，而學術成績仍然是學生唯一的奮鬥目標，也形成了一種在補習社尋找「補習名師」的氛圍。[5] 特區政府曾表示，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不過這個數字被指是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其中。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指出，只有約三成多學生可升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若然同時計算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實有「谷數」之嫌，而三成多學生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數字遠低於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6] 只有三成多學生能夠考到本地認可學士學位，其實也代表有六成多學生慘遭淘汰。大學生一詞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可能已不再與學術有關，更多的是想要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成就感。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只讓人難以向上流，同時加劇了「內捲」的現象。雖然這場激烈的競爭遠遠不及內地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連在踏單車時都在操作電腦，或為了成績超越他人，將原本5,000字便足夠的功課，寫到8,000至10,000字，[7] 不過，香港學生的狀況也值得關注，許多香港中學生的願望是能夠考進大學，但近年來的大學畢業生數目增多，而「搶人才」政策也吸引了許多內地生來到香港爭奪學位，間接讓香港學生的深造之路再添障礙，學歷貶值的同時，又需要爭奪學位。[8] 這種「內捲」現象都不禁讓人選擇躺平的道路。

競爭令人累
在工作上，如不是從事護理或教育方面的工作，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都在20,000元或以下。[9]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以「當屋企人問你唔返工唔悶咩」為題發帖文，發文者指自己23歲，大學畢業一年，先後做過兩份全職工作，但因為薪金低，工作量太大而轉為兼職。他問網民這樣做是否有問題，雖然薪金低一半，但自己的時間可以更加彈性，自己也有一些積蓄，生活也不太拮据。當家人問他無聊與否時，他想到可以睡覺至自然醒、煮飯、看電影、做運動，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實在不會覺得無聊。[10] 筆者亦問過一個剛剛上大學的友人為何選擇躺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更多的「me time」（屬於自己的時間），雖然他還未投身社會，仍然在學，但他和先前那位剛畢業的網民都有相同的想法，想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許對他們而言，若然人生只有工作或學習，同時又要不斷與他人競爭，會令他們覺得失去了自己。

最後，當我們思想到香港的工作模式與教育制度產生的問題，也不難理解有人會選擇躺平的生活。香港青年早在小學要爭奪高banding（所屬成績派位組別）的中學；中三時要與人競爭選修科，若然被分配到沒有興趣的科目，只能減掉一科或在沒有興趣的科目中再「過渡」三年；到中六時，需要與人競爭大學學位，同時有些讀書不太有天份的人是註定要「陪跑」；有幸大學畢業，卻因學歷貶值，起薪點低，深造時卻又要與內地生一同爭奪碩士學位；就算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每天的時間只有小部份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工作；到真的考慮「低動力」生活，但也需要有本錢躺平，沒有本錢，連想躺平這個選項也沒有。一位香港學生的成長，是需要通過重重的競爭，這種勞累實在不難想像，它不但會讓人想躺平過活，甚至可能令人無法尋找人生的意義，所以有人會選擇躺平、半躺平或斜槓的方式來生活。年輕人面對最真實的社會問題，要改變的，或許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政策和教育制度。

引言
請各位讀者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一所大學校長向所有員工宣佈：追求真理是至高無上的學術使命，從今天開始，所有教授在每學期只需要教一門科目，其餘時間都是用來從事研究，大學會在財政上無限量地支持所有研究項目，你需要多少經費，大學都可以支付。」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向所有會友宣佈：「基督教的使命是秉承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照顧孤兒寡婦等弱勢社群，從今以後，教會場地會開放給所有露宿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膳食及其他一切生活的需要，而預算案沒有上限，若果不夠錢，請各位繼續奉獻。」

唉！理想可以是無限，愛心可以是無限，但資源卻是有限。無論理想是何等高瞻遠矚，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誰來埋單？ 

接收無證客：慷他人之慨
筆者修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強調《聖經》的原則是接待遠人，當時所有師生一面倒地贊成要接納無證客，我獨排眾議，指出這樣做對合法移民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國是大國，但仍然沒有可能無止境地吸納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 

如今，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已經陷入失控狀態，在美墨邊境，許多收留偷渡客的酒店已經超出負荷，邊境巡邏隊迫於無奈釋放一部份非法移民，才可以騰出空間。這情況會繼續惡化，因為拜登政府宣佈允許約47萬名沒有在美居留權的委內瑞拉人暫時合法工作，這種變相的「大赦」 將會鼓勵更多人湧入美國。

紐約是非法移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今年紐約市政府已經支付了20億美元去照顧無證客，預計到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將會耗掉50億元。那麼，誰來埋單呢？ 紐約市長亞當斯已下令全市各部門削減15%的支出，以支付處理移民問題的費用；他作出這個警告：「我們即將徹底失去紐約市，這座我們那麼熟悉的美好城市。」但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反駁：「資本主義的壟斷令到億萬富豪控制窮人，把紐約市變為少數富人的遊樂場。真正摧毀紐約市的是將貧困定罪、剝削社會服務、傳播恐懼和分裂的政治家。」 我不知道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有沒有將自己資產的15%奉獻出來，為照顧無證客盡一分綿力；我也不知道當年那些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是否也有份埋單。若果只是提出理論而不願意埋單的話，那是慷他人之慨！

美國汽車工人罷工：負負並不能得正
很多年前一位讀法律的朋友向我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義，他認為應該大幅地調整所有人的工資，令所有人都能夠過著有尊嚴的生活。當時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 日本汽車、電器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其他企業已經五窮六絕，原因之一是美國工資太高，我這樣去回應他：「誰來埋單？ 誰去支付高昂的工資？到頭來額外成本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於是乎沒有人願意購買價錢昂貴和品質低劣的美國產品，最後所有人要為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去埋單！」 

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40%，將工作時間改為每週 32小時。一項在8月進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75%美國成年受訪者支持聯合工會的罷工行動。我理解汽車工人和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美國汽車公司的總裁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在2022年，他們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三百倍。民主黨的政綱是追求平等，拜登總統順理成章地表示支持汽車工會，他對參與罷工的汽車工人聲稱：「這個國家不是華爾街建造的，是中產階級建造的，工會打造出中產階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加油下去。各位理當取得你們賺取的，你們賺的遠比你們拿到的多得多。」我反對大企業總裁的貪婪，然而，社會問題並不是數學問題，負負並不能得正，總裁和工人 一同獅子開大口，只會令問題雪上加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總裁馬斯克抨擊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苛索，他說：「 明確地，這是將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推進破產的快車道」。Brandywine Global投資組合經理人派崔克凱瑟（Patrick Kaser）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聯合汽車工會如願以償，那將明顯對三大汽車公司的競爭力造成實質損害。」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有人批評中國誇大了統計數字，因為許多出口汽車是由外資或合資公司生產的，但即使經過了七除八扣，中國汽車工業大幅成長和在汽車電池上佔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若果美國汽車工人的訴求不能夠得合理地解決，最後整體社會都要為這經濟災難埋單。

美國大學砍掉無人問津的學系：學術理想可以是業餘興趣
在年少時，筆者很喜歡研讀文史哲等科目，但今天我在大學教授數據科學，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我明白到需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妥協。許多美國學生亦有類似的想法，由2012年至2020年，修讀文科的美國學生人數下降了29.6%，有些大學的下降幅度更加嚴重，例如在同一期間聖母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少了一半。相反，商科、工科、理科的學生人數比例大幅上升，原因十分明顯，這些學科的出路比較好。現實是殘酷的，許多修讀不吃香科目的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結果無法償還學生貸款，今年8月中，拜登政府批准為340萬借款人減免超過 1,160億美元的學生貸款。換言之，納稅人要為這些當年追求學術理想的人埋單。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說話苛刻，但是，學生在選擇主修的時候應該知道就業市場的情況， 而且學生有自由選擇雙專業或雙學位。以筆者為例，我讀過心理學、哲學、視覺藝術，但同時也修讀過統計學、電腦科技，我大可以在業餘活動中滿足自己的理想和興趣。

有鑑於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現在許多美國大學開始在這些科目縮班減員，例如最近西維珍尼亞州大學因為預算累計短缺達7500萬元，所以計劃裁掉32個學系，包括了外語系、英文、數學、音樂系的碩士班和博士班。如你所料，很多師生都極力反對，經過協商之後，外語系保留五名教授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文藝創作研究所也逃過一 劫，但英文系教員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三。

西維珍尼亞大學並不是個別的例子，有些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我不方便在這裡提及名字 ），在這些大學中，有些學系只剩下幾個學生，但領導階層仍然在「流血不止」的情況下堅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若果只是提供實用的科目，那麼大學只會淪為職業訓練學校，這並不是大學的初衷，我們必須要為求知而求知，為學術而學術！」 我心想：「誰來埋單？誰去補貼嚴重虧蝕的學系？若果不做出相應的改革，最後整所大學崩潰，所有人都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財雄勢大的學府可以去追尋學術理想，但為甚麼我們需要不惜工本地去堅持？」

結語
在上面筆者討論了三個美國的社會事件，表面上他們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暗地裡這些問題的本質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元素：有不少人都只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出發，沒有考慮到成本的問題：到頭來，誰去埋單？

最近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為財政預算案的爭議而鬧得沸沸騰騰，聯邦政府陷於停擺邊緣，在9月底，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了短期開支法案，政府可以繼續運作45日。 過去，民主、共和兩黨都多次因為在財政上持有不同理念而迫使政府停擺，民主黨認為應該保留、開設、擴張尋求社會平等和公義的項目，共和黨則擁抱小政府主義，主張還富於民，鼓勵人自力更生。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主持人法瑞德 （Fareed Zakaria）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的癥結：美國人民喜歡民主黨的用錢方法，但歡迎共和黨的稅收政策。 一方面，人民希望得到免費午餐，但又不願意交更多稅款，如是者，政府只能夠靠舉債來進行赤字開銷，在執筆之際，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欠下33.3兆億，這數字將會如滾雪球般越變越大。到底有沒有人想過這問題：最後由誰來埋單？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人渴望深度、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實現、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人有很多渴望的事情，所以喜歡發夢，會有夢想，而這些都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一個人發夢會被人們嘲笑，因為認為他不切實際，而所謂的實際，就是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而覺得能夠做到的事。發夢就是自吹自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盡是在想一些不切合現實狀況的事情。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的想像，因為沒錢就甚麼也不敢想；也有人說不敢想像也會令人貧窮，因為一些人不敢發夢，導致自己貧窮。但無論哪一種說法，最終都歸於一個方向，就是貧窮與否，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鏈鋸人》是自2018年12月開始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它獲得漫畫介紹導覽書《這本漫畫真厲害！》2021年版選為男生篇最受好評漫畫的第一名，該漫畫現時的累計發行量更超過二千萬冊。2020年底製作單位宣佈《鏈鋸人》將會動畫化後，消息一出更令不少動漫迷興奮不已，非常期待。動畫第一集在2022年10月在串流平台上架，平台將它評為適合16歲以上觀眾收看，並註明有暴力內容。《鏈鋸人》動畫化前夕，已引起高度討論，因它有別於少年漫畫高舉「友情、努力、勝利」的一貫風格，而且其主題曲更是知名音樂創作人米津玄師的作品，使人充滿期待。[1] 它廣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故事能引發讀者、觀眾共鳴。

《鏈鋸人》的世界被設定為人類與惡魔共存的世界，人類需要不斷對抗惡魔，所以會有隸屬於政府的公安惡魔獵人，亦有民間的惡魔獵人，弔詭的是，人類為了對抗惡魔，亦需要借助惡魔的力量並與惡魔訂立契約，有關契約是必須遵守的，主角淀治與鏈鋸惡魔訂立契約後，變成了鏈鋸人。

一個「及齡」且絕望的時代
「及齡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形容一個經過啟蒙運動後、開始「世俗化」的時代所用的詞語，[2] 亦即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去解釋任何的事物，不需要宗教提供任何的答案。而這個時代，便是一個「意義喪失」的時代，就如尼采指出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就是人類陷入了「虛無」的局面，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鏈鋸人》中的淀治一開始所面對的處境和生活都非常悽慘，不但父母雙亡，並且背負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巨額債務，他甚至為此賣掉身上的部份器官，但都未能還清債務。他最喜歡的時間就是睡覺的時間，因為睡覺令他不會感受到飢餓，睡覺時還可以發夢，可以夢到他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淀治曾一度不想生存下去，但當他遇上鏈鋸惡魔波奇塔後，對牠日漸產生了感情，甚至願意讓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

淀治身處一個絕望的生活環境、絕望的世界，當感到絕望之際，他遇上了波奇塔。雖然不能改變生活環境，但多了一個像寵物一樣的伙伴，他可以與牠分享他發的夢，而波奇塔也非常喜歡聽淀治訴說夢境。

現實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殘酷的，就如地獄一樣，所以有人會追求幻想的世界、虛擬的世界、自己可掌握的世界，在當中尋找意義。當人失去存在意義，就會陷入一種名為「存在的挫折」的困境，當人失去了指引和目標，便會開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想做些甚麼，然後失落感便隨之而來。[3] 或許再想想，可能會認為死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就如日本小說家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因為死了便不用再想了，或許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最低限度的活著就可以了。

哲學家Albert Camus指出，這個世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的問題，而自殺的問題，就是存在意義的問題。[4] 香港近年來的自殺問題愈來愈嚴重，而當中以學童和長者的自殺情況最為社會關注。在2016年3月，九天內便發生六宗學生自殺事件；[5] 2016至2018年間，共有59名兒童死於自殺，有報告指最多自殺學童因學業壓力而輕生；[6] 在2021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更高達9.3（即每10萬人中有9.3人死於自殺），[7] 15歲以下的學童的自殺率亦在上升。[8] 為何這些學童會選擇結束生命？媒體多以學業壓力或教育制度來解釋為何學童會自殺，臨床心理學家趙千媄就形容，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一個人從不快樂走到自殺，中間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如當事人最終選擇自殺，那麼他們就是感到非常絕望。[9] 而他們選擇自殺，就是存在意義完全的失落，再看不到希望。

《鏈鋸人》中的淀治與我們同樣身處於一個難以看見希望的世界，甚至他的處境更加悽慘，在故事中，前一個鏡頭他仍然與同伴暢飲和聊天，下一個鏡頭部份人已經身首異處，但他仍有靈魂同伴波奇塔支撐著。反觀學生的自殺現象，他們是否沒有可傾訴的對象？應該支持他們的家人是否都成為壓迫他們的一方？若是這樣，他們該如何自處？誰能支撐他們的生命？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單是離婚個案過去10年每年也有逾萬宗個案，[10] 不過，當然也不能排除學生自己都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一個普通人的夢想
淀治曾對鏈鋸惡魔波奇塔說：「我有機會在狩獵惡魔時死掉，到時候你就佔據我的身體吧。你以後要像普通人一樣活著，然後像普通人一樣死掉。」不過，第一集的尾聲波奇塔和淀治一同遇襲，波奇塔選擇犧牲自己成為淀治的心臟來讓他復活，並與淀治訂立契約。作為交換，牠要看淀治的夢想。一方面，淀治想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成為一個普通人；另一方面，波奇塔讓淀治復活，目的是想看見淀治的夢想。那麼，到底他應該成為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敢於發夢的人呢？

整套動漫圍繞著的就是淀治如何找到他自己，究竟他為了甚麼而活，他想做些甚麼。他由一開始只求三餐溫飽，所以接受了以公安獵人身份加入政府，被女主角——即公安部高層真紀真「飼養」著。後來經過與其他同伴的互動，他的目標便變為想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更嚷著：為何別人的夢想都那麼偉大，而自己的欲望為何不能是夢想？最後他卻想成為英雄。

許多人的願望也是平凡地生活，平凡地活著，因為平凡的生活得來不易；許多人認為只要活著，有三餐溫飽就可以了；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消費主義上，認為有物質享受就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和目標。而淀治將一些欲望稱為夢想，在這些欲望得到滿足後，他卻流露出空虛的感覺：原來滿足了也僅此而已。

現代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理想和目標，即思考自己的潛能如何得以發展。其實每個人包括青少年的內心都有一份「不甘於平凡」的心，因為人都有一種被人認同的渴望。[11] 正因為渴望有人認同，青少年便會做出相應的行為，諸如貼上展示美好生活的社交媒體帖文、做出「中二病」行為，[12] 或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等等。每個人在成長的路途中其實都在探索自己是誰、探索自己想做些甚麼，但他們卻被一套名為「技術理性」的思考方式[13] 所困住，思考的只是我對別人來說「有沒有用」？讀這科目能不能夠賺取到最多的薪金？讀小學時，夢想是考到心儀中學，到達中學後，夢想是考進大學。然而有許多人進到大學，腦海中卻思考著：「然後呢？」當中可能是老師很多時都沒有鼓勵學生探索自己，[14] 又或者連老師自己在整個制度中，亦只有空間指引學生走眼前的路，而不是探索自己的人生。

一顆年輕的心或許都渴望成為英雄；不過有時候現實的處境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或許是三餐未能溫飽，或許是不斷被他人否定，或許跟隨他人的步伐對年輕人來說更加安全。

一種名為「現實」的困境
有人說，人類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名為「未知」的恐懼。而面對此恐懼的方法，就是模仿，當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惟有選擇別人所選擇的。淀治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也不會刻意去計劃未來，他只求有果醬吐司吃，所以當真紀真告訴他若成為公安獵人，早餐就有果醬吐司吃，他便立刻答應。

人在不知道自己該選擇甚麼的時候，就會選擇模仿和跟隨別人，這是最便捷的應對方法。淀治在有同伴的生活中，不斷學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別人做甚麼，他便做甚麼，他希望可以跟隨別人，亦非常喜歡跟隨女主角，想和她一起工作。就如一開始真紀真要求淀治加入公安部，他就像寵物般被她「飼養」。當她向他提出，如果他能殺死槍之惡魔，就可以滿足他任何一個願望時，淀治便想著要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不過，及至故事繼續發展，淀治卻有了別的選擇，他直言：「我已經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別人做甚麼，我又做甚麼了。」

淀治後來有了友情，與幾位同伴打成一片。不過殘酷的現實降臨到他，他必須殺死成為槍之惡魔而且暴走的同伴早川秋。殺死同伴後，淀治大受打擊，當真紀真說要兌現承諾並詢問淀治想要甚麼願望時，他曾一度放棄思考，只想成為她的「狗」。

或許一些人的腦海中曾閃過了一些夢想，但面對現實的殘酷，心想：還是算了；或許又有些人贏得了最大的掌聲，唸頂級的中學，甚至成為狀元，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選擇唸醫科，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就如2022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媒體指在八名狀元中，有六人選擇唸醫科。說這些不是要質疑他們的志向，只是當搜尋一下為何狀元都讀醫時，大家會看見有人欣賞他們的從醫心態，有人批評教育制度導致學生視野狹窄，也有人認為是薪金吸引所致。而這到底是崇高的職業和理想、是對未來的迷惘而做出模仿前人的行為，還是因為薪金優厚？我們無從稽考，但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一個人陷入「存在的挫折」，活下去是第一層需要，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在精英主義下的社會，人更容易失落意義，因為人會不斷問自己，我有無用？我達不達標？而人要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才看得見問題不只一種答案，生命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不只近在眼前、社會投射出來的，大家誤以為是「目標」的目標。正因為意義重要，才會有意義治療法的存在。

（本文原載於第148期〔2023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資料庫

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匆匆離開台灣，最捨不得的，固然是所認識舊友新知，濃濃的情誼，教人觸動，足以回味一生。其次，叫筆者記掛的，就是那些留在陽台，未能轉送他人的植物。

還記得一年多前，剛搬進一個較大又便宜的單位（所付的代價，就是要走四層的樓梯）。由於這地方已半年多沒人居住，業主在陽台所留下的三盆植物：一盆是多肉植物，不用打理、澆水，也顯得生機蓬勃；另外的兩盆，一盆已被雜草野花所盤踞；另一盆半生不死的，只有枝葉，看不出是甚麼品種的植物。

生命本無價，筆者總不能「見死不救」。故憑著僅有的「小學級」自然科常識，嘗試作出「拯救」行動。翻土、澆水是開始，隨後是除雜草、修枝葉。隔了數天，那盆半死不活的，竟漸見起色；而那雜草野花亦更見茂盛，只是不甚美觀。

事隔半月的某一天。筆者走出陽台，傳來一陣幽香。以鼻代目，發現那剛「活過來」的枝葉，竟生出一朵小白花。其香之清，給人熟悉的感覺，令人神怡心醉。「似是苿莉的香味」：愛妻這樣說。真的，與所喝的苿莉花茶所散發的香氣極為相似，只是更濃更香。隨後，求教Google，證實太太猜測正確之餘，筆者亦搜尋有關苿莉的種植方法，發現可以透過插枝方法來繁殖，在修剪枝條後，並嘗試插枝。最後，它由原本的一株，衍生成三株。再加以施肥、打理。花期時，看著一個個花蕾出現，等待著花開，期盼著香氣再臨，摘一朵送給太太，也是一件樂事。

另一盆野花雜草，筆者在盆中，騰出點點空間，不帶著太大期望，播下幾顆檸檬種子。誰知過了幾天，竟然冒出幼苗。再求教於Google，檸檬由種子到結果，需要大約三年的時間。隨後，把雜草野花清除。不用數月，那已長高到差不多兩尺的，既不是幼苗，也不能稱作樹的檸檬；雖沒有花香，但帶有檸檬香氣的葉子，卻成了毛蟲的美食。筆者自覺「護苗」有責，每天除蟲、澆水；定期翻土、施肥，盼望著黃澄澄的檸檬出現眼前的一天。

突然要離開台灣，筆者既看不到結果，亦擔心葉子再次成為毛蟲的大餐。思量著，接租的住客會否繼續照料陽台的植物？還是由它自生自滅？或是狠心地把它們棄掉？

曾用心栽種、澆灌，更看到其重生、成長，怎教人不愛惜、記掛？！

植物如是，人也如是。

本專欄另一位作者自稱為業餘農夫。筆者年少時已認識她，算一算，竟已超過三十年。想當年，筆者完成了中五，因公開試成績極差，未能繼續升學。自修一年，仍未能達到「會考」五科及格的成績（其中必須包括中、英、數），故只能以中四的學歷，入職青少年中心的文職工作。其時，那「農夫」已是社工。或許，她就是不忍心見到我這個「半生不死」「雜草叢生」的小伙子，空有「枝條」胡亂生長，而沒有「開花結果」的土壤及機會。懷著農夫心腸的她，總不能「見死不救」！其「拯救」行動，不僅是鼓勵筆者再補考英文科，更要求筆者定期寫一篇文章給她修改。就這樣，那一次補考，竟能及格。憑著三年「集齊」五科及格，筆者才有機會晉升為福利工作員（Welfare Worker）；之後累積兩年多工作經驗，附以會考成績，才可以入讀社工文憑課程；隨後，轉職社會工作助理（Social Work Assistant ）；若干年後，持工作經驗，入讀並完成社工學士課程，再轉職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 ）。因持有學士資歷，筆者10年前才可以進到神學院。10年間，筆者既享受工作及事奉的樂趣，經歷上帝為我們整家安排的奇妙歷程，亦完成了兩個神學相關的碩士課程。

我們這一家所散發的，不一定如苿莉花香般怡神清幽，但肯定是見證上帝的豐富和帶領。

這人栽種，那人澆灌，惟有上帝能叫其成長！

陪伴過我（們）或我（們）陪伴過成長的人，怎能不叫人動容及記掛呢！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謙卑親近主，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詩歌《注目看耶穌》的歌詞）

耶穌訓練門徒可謂不遺餘力，明明是神的兒子，為了教導門徒愛及謙卑的功課，祂竟親自為門徒洗腳，樹立榜樣，縱然當中有出賣祂的猶大（約十三1-15）。耶穌愛門徒是不容置疑的，但祂同時亦是一位嚴師，門徒錯得離譜的時候，耶穌便會出言責備（路九51-56）。耶穌不單要訓練一班跟從祂的人，也希望他們連結父神。神是看不見的，有限的門徒如何與無限父神連結？一、耶穌是神，祂道成肉身住在人們中間，彰顯了神（約一14、18）；二、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們藉著祂便能去到父神那裡（約十四6）。

粉絲追求偶像，可能出於羨慕偶像擁有他們沒有的外貌或才能，也可能出於對「美」及「好」的追求，以致他們甘心出錢出力大力支持。其實世間上，有一位巨星是最完美無瑕，值得人傾慕一生。不單如此，這位巨星同時可以成為人真正的生命導師，按人的本質指導人活出真我，幫助人展現出無數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位巨星願意愛人、甚至到了為人捨身留血的地步。願意人都認識這位巨星，讓祂成為自己的生命導師，以展現屬於他們的、獨特的生命光彩。

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其實是非常親密及有趣的。遠在科技發達的時代之前，即使人類身為萬物之靈，仍需要與其他動物合作無間，才能讓生活更容易。不計算食用的牲畜，出門代步要馬幫忙；狗狗可以守衛家園、協助牧羊；貓可以捕捉老鼠；雞啼可以喚醒人；騾可以負重物；牛可以耕田；即使是野獸，牠們身上的皮毛也能助人渡嚴寒。隨著科技發展，當不同型號的汽車種類、機械、手機等問世，動物似乎遠離了一般人的生活，人們對動物的認知或與牠們的關係也出現了變化。對於現今的香港人來說，馬匹可能只淪為賭業的工具。至於那些沒有羊可牧的家庭，他們家門已由保安來守衛，狗狗便成為人類的寵物，有的或比寵物的位置高一點——成了真真正正的「犬兒」。以前多是貓狗服侍人類，現今貓狗才是家中的主子，人類反變成「奴才」。

飼養寵物與幸福感

這些成為寵物、「犬兒」，等待主人侍候的動物，牠們真的全無貢獻嗎？早已有研究顯示小朋友若從小接觸寵物，他們會更懂得尊重大自然，成年後會更有同理心，個人亦會變得更有自信，他們大部份更可以幫助他人應對創傷。[1] 除了對小朋友有正面影響，心理學家Yaniv Kanat-Maymon及其團隊訪問了206位有養貓或養狗的人，結果顯示人們預測到飼養寵物的人，他們會有更高的幸福感。[2] 根據心理學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簡稱SDT），[3] 在人類的成長及發展過程中，有三個基本心理需要必須被滿足，包括：一、自主（autonomy）；二、勝任感（competence）；三、關連感（relatedness）。顧名思義，自主是指到一個人的意志和對自己行為的認可；勝任感表示渴望感到有能力和成就感；關連感則是傾向要與人建立牢固的人際關係。Yaniv Kanat-Maymon及其團隊的研究報告提到，對於自主、勝任感及關連感這三項人類心理基本需要，透過寵物的干預治療來滿足人類這三方面的需要，可能更有效，特別是在自主及勝任感方面。狗狗能給予人一種無條件的愛，或許可以提升主人的自我價值及成就感。研究結果還暗示，養寵物可以預防疾病。也就是說，寵物不僅可以幫助主人從某些類型的疾病中康復過來，還可以防止主人生病。Kanat-Maymon及其團隊亦相信，有證據證明寵物主人，特別是狗狗的主人比沒有狗狗的人更健康，而飼主在飼養寵物以後，他們在健康方面遇上的問題會更少。[4]

除了擔當寵物這角色，其他動物，即使是傳聞中引發新冠肺炎的蝙蝠，牠們也在生態系統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牠們吃蟲子的習慣有助於保護香蕉、芒果、棗子等農作物。[5]

人類最初的夥伴

可見無論是維持整個生態或人類的健康，動物的存在實在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神讓人類比天使微小一點，有祂的形象，可以管理大地。神創造了亞當夏娃之前，先創造了動物，好讓亞當一「出世」便有動物陪伴，也有動物可以管理。神甚至把各種野獸飛鳥帶到亞當面前，讓亞當為牠們起名（創二18-20）。

神創造的人類有祂的形象，好讓人類可以去管理大地，以及當中一切動物（創一26）。作為大地及動物的管理者，人類的行為不是只關乎自己，也關乎整個大地及當中的生物。人類犯罪，受苦的不只是他們自己，也牽連其他動物。亞當與夏娃違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不該吃的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當他們眼睛明亮，知道自己赤身露體，躲避神的時候，他們不但破壞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也破壞了人與動物的關係，原本人與動物可以和諧地生活，相安無事，因著亞當夏娃犯罪，開始有動物需要流血被犧牲，成為人類身上的皮衣（創三21）。亞當之子亞伯會把自己羊群中一些頭生的，和羊的脂油拿來獻給神（創四4），而除了素祭，日後人們為了獻上不同的祭，需要宰殺動物（利一1-九24）。直到耶穌到來之前，人類仍然需要獻上動物祭。而在挪亞時代，人類罪大惡極，神不單打算消滅人類，連帶牲畜，爬行的動物或是天空的飛鳥，祂都要一一消滅（創六7《新譯本》）。神懲罰硬心的法老，祂不但殺死所有埃及人的長子，連頭生的牲畜，神都要擊殺（出十二29）。即使到了啟示錄提到大災難的日子，當神烈怒的碗傾倒大地或海裡的時候，人類固之然受苦，海裡的生物同樣遭殃（啟十六3）。

動物何時可倖免於難，取決於人類能否回轉歸向神。全地的人類盡都敗壞，惟有挪亞在神面前蒙恩，於是挪亞不但救了自己一家，也救了不少動物（創六5-22）。其後，又因著神喜悅挪亞所獻的祭，神不但與挪亞及其後裔立約，也與方舟中的飛鳥、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獸立約，從此神不再用洪水毀滅大地及生命（創八20-22，九8-17）。挪亞的獻祭，尚且打動神與動物立約，更何況耶穌基督獻上的祭，雖然在神的計劃中，救贖，主要是為了人類而設（來一14），但耶穌基督其實也拯救了其他動物，至少，自基督之後，人類不再需要以動物為祭。另外，在新天新地，動物也有份在其中，那時，不會再有兇殘的野獸，所有動物會和平相處（賽六十五25），恢復伊甸園的和諧。

神要求人善待動物

在神的創造中，動物是好的，也得到神的祝福（創一21-22）。即使人類在神面前有獨特的地位，神也視人類為寶貴，容許人類為了充饑而宰殺動物（創九3），但這並不代表人類可以自恃為萬物之靈而苦待動物。神設下律法，確保祂的子民得到保護及合理的對待，但當中亦看見神如何要求人類善待動物、維護自然生態，例如：「牛在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申二十五4）、[6] 「如果你在路上遇見鳥窩，或是在樹上，或是在地上；裡面有雛鳥，或是有蛋；母鳥伏在雛鳥身上，或在蛋上；你不可連母帶子一起取去；總要讓母鳥飛去，只可以取子；這樣你就可以得著好處，得享長壽。」（申二十二6-7）；動物也能享受神所設立的安息日（出二十三12）；神賜人類食物，同樣按著祂的慈愛養活其他動物（詩一四七8-9；太六26）。

在必要時，驢、烏鴉、大魚等均可以成為神的差役。神可以先開驢的眼睛，使牠看見想要殺死巴蘭的天使，幫忙巴蘭逃避死亡（民二十二21-33）。神可以吩咐烏鴉供養以利亞，早晚為他送餅和肉（王上十七2-6）。神可以安排一條大魚，把約拿吞下，一方面拯救約拿不會在大海中喪命，另一方面也好使約拿在魚腹中好好反思及禱告（拿一17-二10）。由此可見，動物的地位，即使不如人類，人類也不能踐踏牠們，又或是以人類所制定出來的市場價值來衡量其生命價值，甚至任意剝奪牠們生存的權利。

動物在嘆息

可惜的是，很多時人類都是不合格的管理者。人類需要樹木、需要土地，就令很多動物流離失所；人類需要確定所使用的化學產品及藥物對人體無害，於是很多動物在實驗室中日以繼夜承受著痛苦；人類需要娛樂，於是圈養了一大群動物於動物園，但當戰爭來臨，因欠缺資源飼養牠們，又擔心牠們逃脫會傷害其他人類，有人竟然選擇把牠們盡數殺光。[7] 在疫情期間，人類被困家中感到苦悶，於是決定飼養動物，但當疫情一過，苦於沒時間照顧又決定把牠們棄養。[8] 人類需要保障人類的健康，於是下令全面殺死倉鼠，即使當中有倉鼠沒有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但因為牠們本身價格不高，所以在沒有多餘的人手及資源為牠們一一做測試的情況下，只好手起刀落決定牠們的死期。[9] 是的，身處香港的人類可以有資源為全港七百多萬人類檢測三次，甚至可能是三次又三次，卻無力為二千多隻倉鼠檢測，即使倉鼠曾為人類作出貢獻，幫助人類研究新冠病毒的傳播模式。[10]

幸而地球上還有人類懂得尊重動物的生命價值及愛護牠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無情的戰火除了令人民喪命，也造成許多動物無辜傷亡。烏克蘭的動物收容所Italia KJ2，其意大利籍負責人Andrea Cisternino已表明不會自己一個逃離戰區，而是要與收容所內400隻動物共存亡。[11] 此外，在戰事期間，波蘭動物園的工作人員願意協助身處烏克蘭的動物撤離戰區。[12] 至於香港，殺鼠令一出，亦有32,000人在網上聯署，要求漁護署撤回「殺鼠令」，也有人拯救了一些倉鼠。[13]

亞當是「有生命的活人」（創二7），動物是「有生命的活物」（創二19），或許，有不少譯本為了區分人類與動物之別，用了不一樣的字眼（《新譯本》、ASV、CJB、 NIV，NRSV等）。事實上，希伯來文原文均用了相同的詞彙稱呼「有生命的活人」與「有生命的活物」，按照原文直譯，人類和動物均譯作“living creature”（ESV）。神創造了你和我，也創造了牠，大家同為living creature，人有神的形象，理應肩負管理者的重任，愛惜及保護動物，讓牠們免於災害，而不是自私地為所欲為，甚至抱著用完即棄的心態，隨便傷害神所創造的生命。

（原文於2022年4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很多年前，一位在癌症醫療中心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們，很多癌症病人只會在用盡了醫療保險可以保障的限額前，接受癌症方面的治療，之後就回家讓其自然發展。

最近有一位素未謀面的朋友從香港來美國醫治癌症，由於醫療費用龐大及沒有買美國醫療保險，故此我們的朋友就透過GiveSendGo之類的籌款網站發起醫療經費募捐行動。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籌得近四萬美元給這位香港朋友展開治療，讓他邊籌錢邊治療。雖然所籌得的金額在整個治療方面的支出中只是杯水車薪，但大家都在期盼能為一個有可能被挽救的生命出一分綿力。

幾年前有一位朋友，她約60出頭，帶了一份預前指示（Advance Directive）的文件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能為她的生存意願（Living Will）做見證人。這類的預前指示主要是在人們仍然清醒時寫的，立願人可以概述若果自己陷入昏迷、無反應、已到了末期（terminal condition）或在不可逆轉的狀況（irreversible condition）下，期望醫務工作者應該採取甚麼行動，例如如何延長生命或處理痛楚。立願人可要求停止所有維持生命的治療（Life-sustaining Treatment），除了保持可令病況紓緩一點的治療外，醫生可允許立願人盡可能溫和地、自然地死去。當然，立願人也可以指示有關醫生等用盡各種方式維持自己生命，即使昏迷和無反應的生命。

預前指示可以使立願人的家人朋友或受託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醫療願望。其內容可以千變萬化（可包括對死後捐贈器官和組織的意願），網上有免費的藍本可供使用，亦毋須聘請律師，只要找兩個非親非故的人簽署，或非遺產繼承人作該文件的見證人或到銀行找個公證人（Notary Public）作證便可。預前指示可以隨時撤回或更改，且跟立遺囑一樣，立願人可以定期檢討自己的想法和作出更新。在德州，假如發現立願人已懷孕，預前指示會自動失效。

當然，沒有立下預前指示的人，在遇事時，其家人也可以代為作出決定。多年前，我們其中一個長者朋友突然中風，即使用盡方法維持其生命，大概只可以成為植物人。家屬最後決定停止所有無必要的治療，讓這位長者朋友自然結束生命返回天家。

除了預前指示，還有一份醫療授權書（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立願人可以指定誰人在有需要時替自己作醫療決定，也可以把授權人按次序列明。我們也曾替家人作過指定代理人；若家人不幸陷入昏迷、無反應，或不能自行作醫療決定時，我們便成為了他的代理。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院外不要復甦指示（Out-of-Hospital Do-Not-Resuscitate 〔OOH-DNR〕 Order），容許急症室等非醫院內的醫療工作者可以按立願人的意願放棄施行復甦嘗試（包括心肺復甦、經體外心臟節律器〔transcutaneous cardiac pacing〕、去顫〔defibrillation〕、進階氣道處理〔advanced airway management〕、人工通氣〔artificial ventilation〕等等），讓立願人平靜而有尊嚴地自然死亡。假如發現立願人已懷孕、有其他特殊或不尋常情況，院外不要復甦指示會自動失效。

年滿18 歲者就可以設立以上兩種指示，立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喜好、財政狀況和可承受的治療苦楚等等來考慮指示的內容。雖然立願是一個非常簡單易完成的程序，但身邊所認識的人會這樣做的，實在非常非常少。

畢竟要為自己做一個生死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立願的內容會否造成個人的信仰或生命倫理層面的掙扎，或造成對家人的擔子和壓力？倘若停止所有維持生命的治療，是否太早放棄？是否等於不相信神蹟？繼續維持生命的治療又是否等於浪費資源心力？要定好自己的生存意願的難度好比我們想自己活多少歲數一樣；我們大多數的朋友都說希望見到自己的兒女成家、可以抱孫、帶大兒孫、再野心大些的就希望可以四代同堂。可是，當我們到了四代同堂時可能又會想活得更長一點，達到一個目標時又會有另一個目標；總是不想為自己定一個死線。

三個月前看見一盆深紅色花的小幼苗，花的顏色非常吸引而且只剩下一盆，不買就沒有了，心想這證明它很獨特，所以搶手好賣，可惜，它當時已奄奄一息，整株植物已近乎凋謝，但我們最後也把它買下來。回家後積極搶救，悉心照顧，它當時就像入了ICU一樣，現在卻長得非常茁壯，花兒迎著聖誕盛放。

究竟生命是甚麼？何時是盡頭？誰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即使只有一線生機應否不惜代價拯救？站在生與死線上，如何保持平衡？

我們無法爭取留在世上多一秒或少一秒。但一紙定生死最弔詭之處是：「我做抉擇，你來執行。」立願人所定下的，有多少能執行，自己亦不得而知。誠然，預前指示的確可給立願人仍清醒在世時得份安心；人要離去，除了它還有甚麼可以令自己去得安心？

一次警察被野豬撞傷的新聞，令全城都關注野豬出沒的問題，政府對待野豬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改變。然而，由傳統文化對於「豬」的理解，以至香港今天所面對的「野豬問題」，都充滿了誤會與誤解。

從來都被誤解了的豬？

雖然「豬」在中國文化中是帶有福氣的意思，但豬同時也是懶惰、愚蠢、不潔、好色的象徵。稱呼一個人為「豬頭炳」，罵人「蠢過隻豬」，其用意實在明顯不過了（尤其是廣東話就更傳神）。這裡面說明的是，我們時常提到的是「家豬」，和最近的新聞主角「野豬」其實是不同品種。人類蓄養家豬的歷史相當悠久，家豬是經過馴化（domestication），[1] 是野豬被人類馴化後所形成的亞種，在生物分類學上，家豬是屬於哺乳動物綱偶蹄目全撰類豬科豬亞科豬屬。在日文中就將家豬稱為「豚」，野豬稱為「豬」，比中文分得更仔細。

而對豬視為不潔的情況，在文化層面尤為明顯。《聖經》中的「健康手冊」利未記已指明豬是不潔的食物：「豬 - 因為蹄分兩瓣，卻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淨。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利十一7-8）由猶太教文化流傳到新約時代，豬也是「人皆避之」，連出走的小兒子也是不得已才要去做餵豬的工作（路十五14-15）。在英語中「pig」一字也被用以對警察的負面稱呼。[2] 除了基督信仰外，伊斯蘭教教義也認為豬是不潔動物，禁止信徒食用。

然而實情是怎樣？家豬變得又肥又笨，又污糟邋遢，但這通通是人類馴化飼養的結果。野豬本身是十分健壯和聰明的，牠們甚至會挖洞居住，據說是唯一一種會挖洞的有蹄類動物；家豬因為人類給牠們的居住環境欠佳，而變得骯髒，但在大自然生活的野豬，根本不會在自己的糞便中睡覺或者拱來拱去的。牠們在冬天會曬太陽，夏天會在泥漿中打滾，用以保持涼爽，幫助散熱，還可以除去身上的寄生蟲，一般野外動物也會這樣做。

野豬出沒，手段只有趕絕？

2021年11月9日，因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和香港警察在北角試圖活捉野豬行動失敗，一名輔警被咬傷，而野豬也在逃跑時從高處墮下死亡。事件發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口徑一致，下令定期在市區黑點捕捉所見野豬並人道毀滅。[3] 有動物保護組織促請漁護署收回人道毀滅野豬政策，又指人類不要被仇恨掩蓋雙眼。

同月17日，漁護署的人員及獸醫為了捕殺野豬，在港島深灣道行動中，故意用麵包引誘本來並無騷擾人類（連攻擊也說不上）的野豬，誘殺了七隻野豬。署方指因野豬已經對人沒有戒心，對公眾風險非常高，又認為麻醉野豬後再注射藥物作人道毀滅的做法是非常人道。不過署方的誘捕做法，實在違反了「野豬高危，攻擊人類」的原則。動物保護團體香港野豬關注組公開批評署方做法卑鄙。

事實上，香港於回歸前曾有兩支野豬狩獵隊伍，當接獲漁護署有關野豬破壞或威脅的報告時，就會出動「封山」，射殺成年野豬，把小豬和懷孕的雌豬嚇退山上，過程會向警方提交報告，處理非常嚴謹。但狩獵隊已於2017年被取締，改為由漁護署以「捕捉、絕育和放回」方法改善野豬出沒情況。2019年漁護署將計劃恆常化，署方也曾指措施於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其成效，已解決約60%的野豬滋擾黑點的滋擾問題。[4] 可是，在輔警被襲事件後，政府就「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成效不理想，特首林鄭月娥亦加入，表示野豬在馬路「橫衝直撞」、「傷害居民，特別係小朋友」，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安全。[5]  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趁熱鬧，說野豬不是「卡通片可愛嘅小肥豬，係會襲擊人類，咬香港市民」，誓要將野豬趕絕。[6]

或許數字能說真話：由2015年到2019年，野豬的滋擾投訴及接報求助個案，的確曾有上升趨勢，但到了2020年數字已稍有回落。至於野豬傷人個案，雖然近年數字亦有上升，但每年一直都維持於個位數字，直至2021年1月至11月下旬才上升至17宗。[7] 相比狗的傷人數字，野豬的傷人數字低很多。[8] 而政府對於滋擾性強的猴子，也只採取教育市民不要餵飼，和上述「捕捉、絕育和放回」的方法，這已能控制情況，為何突然要改變方法，偏偏野豬就要趕絕？諸事不順的香港，遇上了同病相憐的城中野豬，真是可憐。

再退一步，我們或許要問，為何這幾年野豬多了在市區出沒？這會不會是當年發展了郊野「邊陲」（即野豬原來所處的地點），見縫插針起樓發展所種下的結果？這應由誰來負責？

近年香港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往往只將提出問題的人「處理」，就以為解決了問題，對人如是，對豬亦如是。但只將提出問題的「豬」處理掉，是不是等於從此就不會再有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