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立法不能解決激進抗爭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它總是有著強大的數據庫，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性以及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著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我們看到哪些資訊、聽從哪一類人的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印證，而是代表我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排除人類了。[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劇集。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亦常見於交友軟件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在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朋友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的性格當中；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 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遊戲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贏了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種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我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我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一些評論家認為以巴衝突是屬於政治鬥爭，但亦有論者認為宗教問題在雙方角力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筆者傾向後一種說法。

公元2000年7月11至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到大衞營進行和平談判，本來當時的氣氛是充滿希望的，但最後談判破裂，三方都不歡而散。到底哪一方要為談判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典型的「羅生門」。根據克林頓的回憶，他三番四次游說阿拉法特讓步，他對阿拉法特說：「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國家，然後向前走！」但阿拉法特拒絕了所有方案，堅持要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要求。阿拉法特曾經稱讚克林頓是偉人，克林頓冷然回答說：「 你令我變成了不是偉人！」克林頓的意思是：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令以巴和解而名垂千古，但結果功虧一簣。

左派與穆斯林一直認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克林頓的觀點當然會受到質疑。不過，文獻所顯示的客觀紀錄是可以翻查的，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爭持的地方，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聖城」耶路撒冷。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告耶路撒冷是將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在公元2000年的談判過程中，阿拉法特曾經告誡他的代表團：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對他來說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故此寸步不能退讓。在談判期間，巴勒斯坦代表團要求對東耶路撒冷及聖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擁有全部主權。以色列提議巴勒斯坦人對聖殿山可以擁有監護權，但不是主權。2023年6月，新解密的檔案顯示，後來以色列原則上同意放棄對耶路撒冷舊城部份地區的主權，包括聖殿山的部份地區，但阿拉法特並不接受方案。

以色列國曾經建都於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聖殿亦曾經屹立於此；天主教亦曾經視耶路撒冷為聖地，原因十分簡單，這裡就是耶穌活動和創立基督信仰的地方。那麼，伊斯蘭將耶路撒冷歸為自己聖地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蘭經》並未明確提及「耶路撒冷」，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在最早的伊斯蘭傳統中，穆罕默德被吉布里勒（Jibrīl）送到天堂；而另一個傳統則說，有一夜穆罕默德從麥加神遊到「最遠的禱告和敬拜之處」，伊斯蘭學者認為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後來這兩個傳統逐漸合併：穆罕默德神遊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這裡升天。

公元7世紀耶路撒冷被伊斯蘭佔領，中世紀時，天主教國家三番四次發起十字軍東征， 目的之一是希望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12世紀，十字軍終於攻佔耶路撒冷，宣佈建立拉丁耶路撒冷王國，並以此城為首都。然而，不到100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將領薩拉丁重新奪回。1517年，耶路撒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1917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托管。有趣的是，自1517至1917年這長達400年的時間裡面，儘管耶路撒冷由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管治，歐洲國家卻對「聖地」失去興趣，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沒有意思抓住機會，長駐所謂「聖地」， 即使英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深為人所詬病，但她自中東撤退是做對的。

其實，全能而無處不在的神，會否局限在某個特別的「聖地」呢？我不禁想起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婦人對他 （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對她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這段對話的含意，應該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耶路撒冷」 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這個名字是兩個詞的組合：「居住的地方」（*Yireh）與「平安」（Shalem）。 然而，只要耶路撒冷仍然被視為聖城，這將會繼續是戰爭之城，而不是和平之城。

*編者按：Yireh一詞，一般是指：提供、看見或發現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比利時魯汶是比利時一個著名的大學城，分佈在城內各處的大學建築物與民居的樓房拼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獨特的小城風貌，通常外觀古舊的歷史建築物都分屬於大學的不同學系。在魯汶大學裡歷代出現了不少的文人雅士和學術偉人，這小城不期然地與這間中世紀老牌的天主教大學連結在一起。城內擺設了不少的公眾雕塑品，主要是一些大學著名的學者、思想家及歷史人物的雕像，缺少了一些具創意及生命力的雕塑，然而位於市中心河畔公園的一件雕塑品卻是與眾不同，是一個裸體的少女銅像，躺臥在公園的木地板上，整個身子升起約有一個手掌的高度，製造出一種懸浮的感覺，少女撫弄著秀髮，悠然自得，臉上絲絲的笑意，散發出一種單純脫俗的美，心裡不禁問這位雕塑家心底想要表達甚麼？

於是筆者在雕塑的底部抄下這件藝術品的名稱—— 是用一位少女的名字命名—— Fiere Margriet，其後在網上找到這位雕塑家的資料，他的名字為 Willy Meysmans，1930 生於比利時的Mechelen市，他是比利時一位著名的雕刻家，倘若尚在人世，便是九十多歲高齡了。這個雕塑的創作意念是來自Margriet這位少女的故事。

原來這個故事是發生在13世紀初，Margriet生於魯汶，她少女時期在親戚位於魯汶市內的一間旅店工作。其後親戚年事已高，打算結束旅店，到修道院渡過餘年，而她亦計劃到熙篤會的修道院作修女事奉神。不料旅店結業的最後一夜，一群歹徒假扮朝聖者來到旅店度宿，並打算劫殺她和親戚二人。她剛從外間回來，目睹親戚被殺害，歹徒將她擄出城外集體強暴，棄屍在附近的河裡，翌日屍體浮出水面而被發現。後來這故事由一位熙篤會修道院的修士Caesarius於1240年記錄下來，他用這故事來表達一種純潔的美善，河裡的魚兒不忍心這個純潔的少女被淹沒在河裡，於是合力將她的軀體送上河面，帶回市中心的河岸，因此她的軀體很快被人發現，警方亦迅速找到線索，將歹徒繩之於法，此故事一直流傳至今。後來Margriet被教會封為聖人，遺體被送到魯汶市中心的聖彼得大教堂安葬，教堂內亦有數幅油畫描繪這故事，教堂外還有一個小禮拜堂來紀念她。

當我再次凝望Margriet的銅像時，她的臉容依舊是悠然自得，嘴角泛起微微的笑意，是那樣的恬靜與滿足，我內心深處那份對罪的憤慨，慢慢地被她那悠然的笑臉蓋過了，神的微聲輕輕地在心裡泛起：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羅馬書八章35節） 縱然在世上我們會面對苦難，但那永恆的盼望與應許誰也不能奪去，深信Margriet此刻正安躺在主基督的懷內，享受著那永恆的福樂，誰也不能使她與基督的愛隔絕，因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有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營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慮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持是要付代價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症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