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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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20多年之前，當明光社的董事同工呼籲大家要關注同性戀運動對香港教會和社會未來的衝擊時，有些人認為我們杞人憂天，認為香港不會出現類似西方社會當時性解放的情況，亦有人批評我們所講的滑坡理論是危言聳聽。轉眼20多年過去，只要看看西方社會、亞洲和香港的變化，大家就會發現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情況，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種種的改變，對整個婚姻和家庭的結構，特別是當中的兒童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若果不懸崖勒馬，恐怕只會對不少的兒童造成更多永久及難以彌補的傷害，希望大家不要再掉以輕心。

回顧同運在香港的發展，由1991年肛交非刑事化開始，起初的進展是較為緩慢的，非刑事化只代表社會大眾不認為再需要以嚴刑峻法去處理一些個人私德的問題，並不代表社會認為肛交是正常及值得鼓勵的行為，基本上這也符合我們一貫的立場，對於成年人私下的行為，社會可以盡量避免介入，若沒有對第三者和年青人造成直接的傷害，亦不宜像過往一樣處以終身監禁的重刑，但對於這類對身體會造成傷害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更不應美化，以免青少年人忽略了這些行為帶來的風險和嚴重後果。

由2000年開始，不少同志團體和支持者，就不斷嘗試透過立法的方式改變香港社會對同性戀行為的抗拒，並不斷游說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讓同性戀在法律上可以得到和異性戀一樣的地位，更開始舉辦同志遊行、不再恐同日和一點粉紅等活動，亦有支持同運的學者和團體不斷進行調查，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在2005年，政府有意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並進行諮詢，明光社以及一眾關注團體發起了聯署，在報章刊登四頁全版的廣告反對，當時有9000多人參與這次聯署。而同志團體亦一度計劃在當年的七一遊行，將他們的訴求放在整個遊行的最前列，本社對同志團體意圖騎劫本來主辦單位提出有關爭取雙普選的主題表達不滿，經過了激烈的討論以後，由於反對的聲音強大，最後只由同志團體帶領遊行，但仍沿用大會原來的口號，此外，政府隨後亦打消了主動修改法例的念頭。

不過，立法之路既然行不通，同志團體於是改變了策略，開始透過更多的司法覆核去迫使政府改變現時的行政措施，以及修訂被法院裁定違憲或造成歧視的現行法例。不幸地，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一次又一次作出令人意外、甚至公眾難以理解、極具爭議的裁決，令一些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伴侶，雖然香港政府並不承認，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他們的關係，但卻可享有愈來愈多猶如異性婚姻才可獲得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以配偶名義申請公屋和繼承居屋，甚至沒有遺囑也可以用配偶身份繼承遺產……雖然有關公屋、居屋及無遺囑繼承遺產案仍有待終院作最後裁決，不過本港法律某程度上已容許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即使沒有婚姻之名，但在部份權利上卻有猶如婚姻之實。

法院對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裁決，已動搖了香港現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婚姻制度除了保障配偶的法律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可能出生的兒童，能夠在親生父母的照顧下健康地成長。雖然世界上總有一些因不同原因而忽視、遺棄、以及虐待子女的父母，但這畢竟是少數。而現代離婚率不斷上升，也令不少兒童無法在親生父和母共同撫育下成長，但這種情況並非在父母結婚時就預計會出現的，而同性婚姻下的領養卻是人為兼有預謀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權利。

雖然同志團體不斷強調在婚姻和親子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愛，但愈來愈多在同性婚姻下成長的孩子在長大之後出來表達，他們對未能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遺憾，因為兩個父親無論多愛錫子女，亦無法取代母親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角色，兩個母親無論如何付出，亦無法滿足孩子對父親的渴望。但最悲哀的是不少人在討論同性婚姻的時候，只著眼於兩個成年人本身追求的所謂權利，卻對所有可能出生兒童的權利視而不見！

為了讓大家明白及關注同性婚姻、以及在西方愈來愈多的變性人婚姻、捐精、捐卵和代孕對兒童權利造成的深遠影響，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基金等團體，一同發起了「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為這些沒有機會表達訴求的兒童發聲，以及讓公眾明白維護現行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透過鼓勵大家閱讀美國兩個大力關注兒童福祉的作家Katy Faust、Stacy Manning所寫的Them Before Us: Why We Need a Global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1] 從她們提供的豐富內容和例子，讓大家更能明白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滑坡理論，他們是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起來為他們發聲，權利一直被忽略和侵害的兒童。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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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誰說人是理性的！：聰明消費者與行銷高手必讀的行為經濟學》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
譯者：周宜芳、林麗冠、郭貞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天下遠見
出版年份：2008年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亦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然而，人類並非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理性的，《誰說人是理性的！》一書的作者Dan Ariely便是通過連場有趣的真人小實驗，為讀者講論在行為經濟學上，人類是如何不理性，不過，正如作者提到，人類的不理性表現總是重複出現的，亦因此，人類的不理性是可預測的。

閱讀此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讀者或會讚嘆作者敢於創新，因為他設計出既好玩又新奇的實驗，例如他曾在一間美國酒吧扮侍應，只是想知道人們點啤酒時，會否受到其他人影響？其他人會否影響他們對所點的啤酒的觀感？結果發現，如果下單時公開點酒（即同桌人知道點酒者點甚麼），第一個點酒的人是最快樂的，若果私下點酒（即只有點酒者知道點了甚麼），則大家會一樣快樂。這個實驗首次在美國進行，之後在香港也進行過，只是主角不是酒而是食物，作者推測由於香港人較合群，因此公開點餐時人們會傾向點同桌人點過的食物，也有研究結果證實作者的推測是對的，但也因此，香港人往往容易做錯決定。不過，香港人不必為此覺得不好意思，美國人崇尚獨特，在公開點啤酒時愛與眾不同，會點他人沒有點過的酒，但他們結果與香港人一樣，所點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若大家聽過「朝三暮四」及「朝四暮三」的故事，可能會認為當中的猴子並不聰明，養猴人只要把早上給猴子三顆橡子、晚上給四顆橡子，改為早上給四顆晚上給三顆，猴子便會以為自己「多」了一顆橡子。作者的實驗也告訴讀者，人類如猴子一樣，容易被瞞騙。

一次實驗中，作者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之後告訴他們，可以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重一安士的朱古力棒，或兩顆換一條兩安士重的朱古力棒，大部份小孩子都樂意用兩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之後作者修改了指令，同樣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他們可以選擇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或者不作交換，只拿走一條小朱古力棒。有七成的小朋友竟然選擇只拿走小朱古力棒。大人不要以為猴子或小朋友才容易受愚弄，為了得到免費的東西，人們往往會犧牲了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即使這些免費的東西不一定有用，想一想有多少次因為見到買一送一或附贈品的東西，明知自己不喜歡也將貨品買下，便會明白箇中道理。有時，人類的行為真的是理性解釋不到。

此書雖是2008年寫成，但它既是暢銷書又曾增訂再版，當中的實驗結果仍然值得參考，也反映人類的不理性表現是重複出現的。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消費者委員會於2024年初公佈了一個實際測試的結果，他們於2023年10月至12月在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兩個應用程式商店「最高收益」排行榜中，選了六款有提供模擬賭博的遊戲應用程式，當中有只玩一款賭博遊戲，如老虎機，又或者在一個程式中可以玩多款賭博遊戲，如：麻雀、撲克、捕魚遊戲、魚蝦蟹、賽馬、賭大細、骰寶、Bingo或輪盤等。由於這類手機應用程式只是模擬賭博活動，並非落注賭真錢，在香港玩這類手機遊戲並不會觸犯法例。但如果在香港未獲發牌或豁免的賭博網站下注，即使網站於海外註冊，均屬違法。[1]

消委會在公佈實測結果時提醒市民，模擬賭博遊戲似是不牽涉金錢賭博，但玩家若「長期參與模擬賭博遊戲，可能會傾向把賭博行為正常化，最終導致有較高機會參與金錢賭博，繼而出現沉迷賭博甚至成癮等問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玩家尤其容易構成心理影響。」[2]

消委會在測試手機遊戲時發現，大部份遊戲均以四種常用手法吸引玩家持續玩樂和課金（玩手遊期間付費）：

1. 登入獎賞：遊戲以特定時間登入及玩樂獎勵，讓玩家養成登入遊戲的習慣，如設「每日免費抽獎」，以免費虛擬金幣或道具來獎勵玩家，鼓勵玩家下大賭注，以加快升級或獲得獎勵的速度，讓玩家習慣大額投注，玩家一旦養成了這些習慣，日後遇上賭博問題的風險也會加增。
2. 限時優惠：遊戲設首次儲值、限時優惠及提供多種付費服務，並會反覆顯示優惠，讓玩家對可能會錯失機會而擔心，繼而因衝動課金；遊戲更設有通行證、不同「福利」的會籍及等級，並讓玩家免費體驗特定會籍，吸引他們試玩後課金。
3. 設排行榜：為令玩家繼續投放更多金錢，遊戲會讓他們互相比拼，並設排行榜，令玩家為攀升個人排名而繼續投放更多金錢；另外，為增強玩家之間的互動，鼓勵他們贈送及交易遊戲物品，讓玩家花費更多。
4. 抽獎送禮：遊戲設有付費抽獎、刮刮卡等內購項目，讓玩家在應用程式內消費，有部份遊戲更沒有列出中獎機率。大部份接受測試的賭博遊戲都沒有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RNG）認證，無法確保發牌時的隨機性，未能維持遊戲的公平性。有遊戲更指會在抽獎中送出智能手機、百貨公司禮券，但未有交代清楚抽獎條款及獎品是實物還是虛擬禮物。

根據《行為上癮》一書中指出的六項讓人上癮的原理，與賭博遊戲Apps（應用程式）使用的手法十分相似。[3] 「原理一：行為觸發」，當玩家一開始因著好奇、易玩、設計精美等原因玩賭博遊戲Apps，就會有了玩遊戲的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出現，都是由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觸發（trigger）三個因素構成，三者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行動（behavior）。

行為公式：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 行動

賭博遊戲Apps中有多種不同的賭博方式，向玩家灌輸「總有一款適合你」喜好的想法，有了想玩的動機，玩家又有能力付出時間、金錢，再加上一些推廣提示、小便宜、送福利等刺激來觸發玩家，「玩」的行動就會開始。

「原理二：輕鬆入坑」，一關又一關精心設計的遊戲，就會慢慢逐步讓人進入心流狀態，沉浸在遊戲中而不覺得時間過去，讓人輕鬆「入坑」。「原理三：即時回饋」，許多不同的回饋、小禮物、定時禮品等就是鼓勵玩家重複玩遊戲，直至上癮。「原理四：挑戰升級」，晉升的排名，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階梯，無論是與自己、或與其他玩家的比拼，都叫人有著滿足感，想繼續下去。

「原理五：未完待續」，在遊戲的設計上，讓人感到未完結，令玩家有所期待，想知道之後還會有甚麼新的「得著」，所以遊戲總是有點新意及不同的獎勵等著玩家，亦會讓玩家誤以為容易獲利及期待有很多勝出的機會。最後是「原理六：社群依賴」，遊戲令玩家能與友人一起玩，於社交平台交流，互相分享樂趣，這是讓人繼續沉浸的一種方式。轉發新資訊、送贈禮品，令玩家以自主傳播來促進持續的活躍，並且讓玩家在當中獲取好處。

賭博活動難以禁絕，社會中存在賭博活動但法例亦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這可能是因為成年人有較強的自制能力。有部份賭博遊戲Apps在應用程式商店介面中，只介紹遊戲賣點，並未能提及年齡限制的資訊。而在下載後，在進入遊戲的過程中，消委會測試的六款遊戲，均未有驗證玩家的年齡，明顯對未成人士沒有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賭博遊戲的荼毒。

家長應對未成年子女所玩的網絡遊戲、使用的應用程式有所了解，並可以在他們手機設置下載年齡限制，以免他們私自下載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家長亦可多與子女溝通，分享上網的見聞及樂趣，一旦發現子女參與虛擬賭博活動或玩不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戲，便能及早勸戒。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