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等同貪財？基督徒如何投資有道

疫情過後，社會恢復日常運作，但香港經濟風光不再。樓價下跌，恒生指數跌破1997年回歸時水平，香港更被網民取笑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不少市民對前景都感到悲觀。為此，本社邀請了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David），在2024年1月31日擔任網上講座的分享嘉賓，看看可以如何在經濟低迷下作好財務上的安排。

David一開始時指出，如果只著眼在香港和內地的股票市場，在過去一年的表現確是不濟，但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其實大部份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的指數在過去一年都是上升的，美國、歐洲、日本、台灣等地都有可觀的升幅。他建議以「持盈保泰」的心態來作好財務安排，盈是指盈餘，而當中是有「短盈」和「長盈」之分。

「短盈」方面，David建議在現時高息的環境中作「好息之徒」，透過定期存款賺取利息，因為現時4厘多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其實在過去十多年來也不常出現，估計未來利率將隨著美國減息而逐步下降，因此如果現在將部份資金作定期存款，便能在差不多零風險的情況下賺取高利率的回報。

「長盈」方面，他建議毋須局限於香港，可放眼世界，按自己的信念，選擇適合自己投資的市場，在投資前，亦要先考慮當地是否有完善的法制和監管制度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而現時網絡上有不少工具能幫助投資者輕易地在世界各地的市場投資，除了運用這些工具，也可善用跨地域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真實的經濟情況。

在眾多市場中應該選擇投資甚麼東西呢？David沒有提供答案，因為這是投資者自己應該做的功課。網絡上有不少教導投資的資訊，有興趣的朋友可一步一步來學習。最後，他呼籲我們要作一個好管家，好好管理上帝給予我們的金錢，就算不打算進行任何投資，也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強積金戶口，並且要好好管理這個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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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有媒體報道指近月香港虛擬貨幣平台JPEX因未獲證監會發牌，便向公眾積極推廣平台的服務及產品，因而被警方跟進調查，及後更有消息指，平台向用戶索取高額提款手續費來限制他們提款，事件被稱之為香港虛擬貨幣界的「雷曼事件」。[1] 至截稿前，警方累計接獲2,595人報案，涉款15.8億元，被捕人數達36人。[2] 這類事件並非首次出現，早於2022年11月，虛擬貨幣平台FTX在短短一週內，由行業領軍的龍頭公司之一變成破產公司，其加密貨幣FTT價格在三日間大跌超過80%，該公司的總債權人估計超過100萬人。[3] FTX事件亦同時令其他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價格下跌，也令不少人對加密貨幣這種高風險投資失去信心。[4]

去中心化的特性與去中心化自主組織
「去中心化」是加密貨幣的特色，在談去中心化前，我們先談談「中心化」，因為這是我們熟悉的。在Web 2.0的世代中，網絡上的服務大都是中心化，如Google、Meta（前稱facebook）或現時大多的銀行服務等，我們在使用它們的服務時，是由有關的中央組織去決定所有的服務，組織結構是集權式，傳送的訊息需經過服務提供者，所以有用戶會擔心訊息、私隱被儲存於中心系統，有機會被黑客盜取。

而去中心化，則是透過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讓人們不再需要銀行、企業、政府的介入，不需要這些組織提供一個可信任的環境，就能完成交易。這技術不單能應用在金融上，它還能應用於組織協調上，形成分散式的治理制度，成為「去中心化自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這類組織特色是沒有階級制度，可以幫助改革中央集權的管理弊端，以及改善決策資訊不流通等缺點。如果想成為DAO成員，部份組織容許只要擁有DAO原生代幣，達到其最低門檻，就可以成為DAO成員，參與討論組織未來發展，可以有監督、決策、執行的機會（亦有一些組織是需要提出書面申請及有其他成員邀請才能加入）。DAO組織具備扁平化的特色，而資訊於區塊鏈中不可以被竄改，資訊亦具備透明度，故被視為安全。[5]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Decentralized Exchange，DEX）具備了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每次交易、移動資產都會被記錄，用戶需要使用私鑰（private key）交易，不用經過實名賬戶，因此被視作安全、公開，亦有匿名的特性，用戶不用擔心個人資料外洩。用戶可直接交易加密貨幣，不需要其他中介機構介入。在沒有中央機構管理下，用戶有更大自由度控制資金，透過個人錢包直接交易，而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個分散式資料庫來對抗偽造問題，可信度高至不需要再涉及第三方機構，既簡化交易，亦可保障個人私隱。這是許多人想達到的「去中心化」的自主。

DAO 的缺點和引發的問題
由於區塊鏈無法隨意修改，亦沒有一個明確的人主導，作決策時便需要更長時間，較難因應市場變化而作出快速的應變。而就算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因著其保護私隱的特性，可能有人擁有多個虛擬賬號，從而操控投票結果。[6] 此外，用戶無法即時將加密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回去中心化交易所轉換，但手續費可以十分高昂。JPEX更是出術限制客戶提幣，提款上限是1000 USDT（泰達幣，1 USDT約等如1美元），手續費卻是999 USDT。

另外，由於現時大部份的「全球數字資產平台」都沒受監管，沒有任何第三方去核實客人的資產是否存在，本港於2023年6月開始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圖加強監管以令投資者感安心。而部份加密資產交易所已為申領牌照作準備，但JPEX就是未獲發牌便在香港利用網紅及藝人作宣傳及開始經營，並以高息吸納客戶投資。

始終要面對人性
於去中心化、匿名的網絡世界中，彼此間一旦不被法律約束，實際上就是不可能出現所有成員都會為大家的利益謀福祉，作最佳決定的情況。有些組織成員被稱為「金錢掠奪者」，他們使用各種策略來欺騙和操縱DAO的其他成員、管理員及代表，努力建立聲望、影響力，又或是與其他詐騙者串通、賄賂代表或勾結管理員，為求使他們的提案得到批准。這些金錢掠奪者為的是從金庫定期獲得資金，並不是真的有心去建立好質量的東西。[7] 這似乎是在佔其他投資者的便宜，也令網海烏托邦的想法成為泡影。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聖經新譯本》〈弗二10〉

面對社會不同的需要及現況，許多朋友都希望進步和改善。有時，大家會因此彼此討論、研究，甚至爭論；但可能只是在此止步，未有進一步尋找創新的方法去改變現況。「我們可以再踏前一步嗎？」

今期藉著「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Francis）的分享，看見一顆心懷基督信仰，以追求真善美的心中，如何致力尋找創新方案，以投資方法和專業力量，藉社會項目改善社會現況。他，只是眾多有心、有創意的社會企業家的一員。這班有遠見的企業家會為社會努力尋找改善方法，嘗試以創新的商業的運作模式，以共享價值（Shared Value）的思維，創立社會企業，務求令社會問題得到舒緩，讓更多人得著關注及幫助。

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十多年前，Francis由義工做起，於「三十會」中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案例，引起了他的興趣。「它們以商業手法，一點一點的去做，令社會問題得到改善。我嘗試就香港不同的社會議題去研究。曾經撰文、討論……但發覺現有的社會系統環環緊扣，不容易改變政策和解決問題，要用創新的手法才可改善。」Francis 更分享到，自從有了小孩子，就想得更多了。「不想單單過舒適的生活，會為孩子多想將來的世界。在純商業的社會下生活，對下一代及將來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為了社會及孩子的將來，Francis離開了安穩的工作，成立「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努力不懈地做一些實驗。基金至今有許多運作得很好的計劃。虛心的他，稱每一個項目都可以學習到很多，並且對社會都有不同的意義。他提及了三項計劃：
 
１）要有光　—「光房」計劃

「光房」計劃，是找有愛心的業主，以低於市值的租金，把單位交給計劃管理；每個單位將以分拆房間出租，每一小房間租給一個單親媽媽家庭，讓兩、三個家庭共住一單位，方便互相照顧；同時還鼓勵她們承諾要有具體行動，努力於三年內要自強、找工作，再搬出單位。

面對地產價格高，這計劃創新地以Property (地產)解決Poverty (貧窮)的問題。「計劃已讓百多個家庭受惠，當中有兩成婦女於一年半之居住期內已離開光房，獨力更生！這計劃讓我們思想﹕『幫助貧窮是不是單單給予物質？』『當她們習慣倚賴支援，自己會如何看自己？會否令本身的動力都失去？』」Francis 認為計劃令業主及租客成為對等的關係：計劃為業主管理房子，另一邊租客們也在自己幫助自己，自強地生活。
 
２）Green Monday (綠色星期一)

「環保講了很多年，但一直停留在理念，如減碳的大數目、政策等。實際上，微小的行動，卻可讓人實質的去參與，如每星期吃一天素食等，每天一小步的行動，意義可以很重大，因為當大家都做，就會成為Movement (運動)，推行健康生活及關注環保議題的意念也更容易散播開去。」Francis透露，計劃推行四年多以來，社會對素食的形象改變了許多，由以往與宗教有關的聯想，改變到成為關注環保及健康的行動。「計劃在社會層面擴展得不錯，本地吃素食的餐廳在這三、四年間上升了50%，約有200-300間，數字可與紐約看齊。而且，目前已有十多個國家及300多間大學一起推動這項目。」
 
３）「鑽的」　—　無障礙的士

「將的士成為輪椅車，除了讓年老或殘疾人士可以方便外出之外，亦定期用『鑽的』接載長者參與不同類型的無障礙活動，創造和持續快樂安老的文化。」

Francis說這項目概念來自一位很愛她母親的前記者Doris。「她母親患病時出入不方便，坐貨車又不安全，母親感覺也不良好。所以她與基金聯絡分享構思，花了三年時間設立『鑽的』及有關的服務，為的不單止是她媽媽，也為了所有輪椅使用者和人口老化的社會，希望可以為他們構建更好的無障礙設施。」「靠著她的熱誠，項目成立一年已經收支平衡，但仍然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及不同界別的幫助，才能成事。」

都是同行者　多方都有得著

「營商2.0的思維模式就是做生意不單是賺錢。我不相信每個商人都是以賺錢為唯一目的，當有百份之一生意人都開始去想方針，讓生意經營直接解決社會問題，整個的氣氛就可以扭轉。」面對社會的問題，Francis相信大家都有心想社會好，都是同行者。

他認為今天社會價值最錯的之處，就是在這充滿功利主義的社會裡，彷彿大家都被教導要在每件事上競爭，全都是敵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實，社會仍有很多需要，也有很多人想去幫忙，我們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疇上建立，讓更多人參與，成為同行者。因為社會是大家的。」

「在商界領袖及CEO管理層當中，內部文化對社會議題是否關心、對社會是否有一種關愛，所作出的決定都會有所分別。」Francis認為企業設立時，核心業務是值得包括社會責任及關注社會需要的，因為客戶對一些肯負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印象會較好；而且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會強，流失率也相對低。而且，部分大學畢業生，求職時會考慮加入對社會有承擔的企業中工作。所以這是一種共享價值：消費者印象好、員工好、公司好、社會問題亦獲得改善，各方都有得益。

信仰給他有一夥關愛、包容的心

對Francis來說，基督信仰無疑是內在的一個核心，鞭策他關愛社會，並以行動實踐出來。「每人都知道要保護環境，但沒有行出來，也就是沒有將信仰體現得足夠。」他關注保護環境，也深深憐恤貧困的人士，所以他珍惜每一分力量，關心如何與社會上不同宗教、不同界別的人士一起合作，達至關愛社會的目的。他更笑言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在「砌積木」，把不同界別的人拉在一起，使企業、政府的資源可以有所發揮及運用。

悲觀與否都要行動

和不少的市民一樣，Francis心裡也有不樂觀：「例如環境問題，我完全不知道要做多少事，地球才會化危為安？…但面對現時社會的情況，我們實在負擔不起這種悲觀，因為成本太高。」然而，他坦言大家對社會有負面的感覺，都總比麻木沒感覺好：「每個社企家的熱情不單單是愛，還要對社會的現況感到不滿，才會有改變的動力。」

最後，他鼓勵大家不要放棄自己可以行動的機會，想法不要單單停留在嘴巴言語、思考或討論的階段，而應該將能量轉化成實質行動，多做事，去改善社會的現況。「從自己的微小行動開始實踐、試驗，如幫助身邊的人去實踐他們的夢想等……」

香港700多萬人裏， 每天都有嬰兒出生，對這些最弱勢的人來說，誰最能保障他們？常識告訴我們，最理想的狀況是親生父母能夠無條件地愛護、不離不棄地養育，成為他們一生的模範。很多婚姻法都秉承這常識。結婚不必然有後代，但後代最理想是在親生父母懷中成長。

婚姻關係受到法律和文化約束；宣誓時雙方許下矢志不渝的承諾；離婚「唔係咁好」；又或是法律界定了父母責任等，細看，相當多與婚姻有關的法律都有保障最弱勢人類的義務；坦白承認，婚姻相關法例其實並非維護成人自由戀愛的權利。

男女婚姻也會失敗。離婚促使兒童失去父親或母親的撫養。因此，衍生相應的制度，包括分居冷靜期、離婚判令、撫養權判令、贍養費、父母共同責任模式……一切都在嘗試挽回關係、補足在制度失敗的情況下，盡量令兒童福祉不受損害。

有婦女在家暴裏忍痛離婚，有家長在孩子還小時就意外身亡，令孩子面對單親甚或喪親的困境。在悲愴的人生中，社福制度特別分派更多福利資源，給予單親家庭及孤兒；學校、親友、鄰舍也有義務特別體恤和照應這些人。

然而，沒有人會干脆擴闊婚姻制度，將一人婚姻、單親制度寫入婚姻法。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刻意讓兒童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制度，對兒童來說並不公道。訂立同性婚姻，正正製造一個「促意地令到兒童失去父親或失去母親」的制度。

從兒童福祉的眼光審視同性婚姻，是頗為小眾的觀點。一般人都是從成人有權利戀愛，素來漠視同性婚姻對社會的義務，就硬要把同性戀愛塞進婚姻制度。

或許，現實中男女婚姻有所失敗，但其實同性伴侶也會離婚、離世、或放棄領養或透過生殖科技所生的兒童。我們不妨思考：同性戀愛關係能彌補現行婚姻制度的不足，為香港兒童帶來更完善的保障嗎？又或者，不妨去聽聽由同性伴侶撫養的孩子心聲，可瀏覽此網頁。

華爾街日報的臉書在六四當天貼上一條為時48秒的短片，瀏覽量在短短數天已達50多萬。短片中的旁白巧問觀眾：「用約400萬港元（約51萬美元）可以在香港買到甚麼單位？」答案是相等於標準籃球場「鎖匙圈」大小、或類似一個美國車位大小的180平方呎的豪宅。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是常識。第十一次《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公佈若港人要負擔一個正常單位，他的代價是十七年不吃不穿地工作，為全球之冠。港人居住在自置物業的住戶比率為52%（台北市及新加坡分別為81.9%和90.3%）。在香港，由於樓房首要作用是投資而非自住，加上現行沒有保障租客的政策，身邊不少朋友都面對兩年搬一次的狀況。

租住難，置業更難，試問誰能安居樂業？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公布了《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22人，約有三成人感到自己並非處於安居樂業的狀態。
 
該研究亦特別調查住屋問題對20至39歲青年的生涯規劃的影響。當中分別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因為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及放棄生育；而17.3%受訪青年在婚後因住屋問題而與父母同住，工作和消閒上都一樣因著到住屋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們的社會必須更敏銳於年青家庭的住屋需要。筆者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也不是經濟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需要：擠迫的住屋、核心家庭之間的磨擦、遲婚、生育年齡下降、生育數字下跌等一連串問題、雙職供樓家長……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必要加入家庭友善的考慮，協助市民在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讓他們更有效地承擔自己對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責任。

此外，青協早前也發表了《青年價值觀指標2014》，結果指有62.3%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移民外國，原因不明；而在《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中亦有同樣發現，有34.1%受訪青年表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其中25至34歲的受訪者移民意欲比率更升至四成。姑勿論「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資金衝出香港，但20至39歲的青年正正是明日的社會支柱，而他們現在竟然因著不能安居的緣故而離開心愛的香港，這是相當可悲。政府應及早照顧年青人的住屋需要；筆者再次強調，政府不單是著眼於經濟數字上的供求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住屋基本需要。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就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住屋權提出一系列的解釋，其中包括可負擔能力、宜居程度、得到住房的機會等。然而，現今的香港樓宇面積大小合宜嗎？樓價又合理嗎？住屋市場是否已經失效？回答並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2003年是紛擾的一年，香港人歷經非典型肺炎(沙士)一役，接踵而來的是有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在那年，生命似是特別脆弱，香港人坐困愁城，盼望「光復」的日子。然而，疫情剛過去，香港人因長期受政治民生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結果在隨後的七一遊行通通爆發出來。現在回望2003年，我們怎樣走過那段日子？

邢福增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院長當時於長洲的建道神學院任教，雖然地理位置上看似遠離「災區」，但是他仍有經歷戴口罩及學校停課的日子。「那時的氣氛確實很灰暗，疫症剛開始時，沒有人確定是由甚麼病菌引起，大家人心惶惶。雖然後來能確定是沙士，但眼見每天感染病菌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心情自然也十分低落。」

在低氣壓濃罩下，整體香港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基督徒縱然有信仰支持，但也不能倖免。特別在生命危急關頭，面對茫然未知的情況，人有時也會傾向想找出事情的因由。

邢院長憶述當時的基督徒群體也廣泛流傳一些沙士出現的「原因」：「當時曾有流傳，指因為某局長身為基督徒卻為香港求簽，觸怒了上帝，上帝因而利用沙士懲罰香港。然而，這樣卻只是將沙士演繹成人犯罪後的懲罰，亦是把信仰約化成解釋現實的理由。信仰並不是用來解釋現況，而是一份助人面對晦暗不明前景的力量。」

在最壞的境況中，也是讓信仰發揮力量的最好時候。邢院長在疫情稍緩時，於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行講座，探討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基督教與其他民間宗教對疫情的詮釋有何不同，藉著講座疏理當前的境況。

但早在沙士肆虐期間，信仰透過一位又一位的基督徒展現。謝婉雯醫生是首位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她亦是一位基督徒。在沙士爆發期間，她主動提議調進醫治沙士病人的病房工作；後來因感染沙士而離世。謝醫生的生命本已是一個美好而又實在的見證。

這段時間亦是一個反思生命價值的好時機。「沙士以前，香港人只懂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只想要滿足自己那無窮無盡的慾望，但那時卻是一次的停頓位，讓大家思考是否仍要過這種無止境追逐式的生活。」

疫情剛紓緩下來，便爆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香港市民對當時的特區政府早已累積一定怨氣，再加上後來沙士爆發及政府處理手法失當，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雖然那次遊行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號召，但從遊行隊伍各式各樣的訴求中，不難發現市民們其實藉此發泄一直以來積存的怒氣。

今天的香港教會會為著當前的情況表達意見，那在2003年呢？「印象中，除了協進會、基督徒學會及個別宗派，大多數教會並沒有表達意見」或許是剛經過沙士一疫仍在回復元氣，或許是關乎政治的事，教會要與之劃清界線。但無論如何，邢院長認為基督徒有著雙重身份：「基督徒既是天國子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並不削弱地上公民的社會責任，反之亦然。」

若從2003年的經歷面對現在的香港，邢院長寄語大家要持久地追求目標。「沙士的時候，大家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覺醒了，意識到生命並不只是追求無止境的渴望。可是這種覺醒很快消失了，至今唯一能長遠改變的，就只有我們洗手的習慣，以及水嚨頭由開關式變成自動感應式了。」

李炳光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

當時還有半年，李炳光牧師便退休了。怎料卻在2003年上半年爆發沙士，普通人若是遇上這情況，或許會暗嘆倒楣，不能安安樂樂完成任期；但李牧師卻看見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上帝給我的特別挑戰，在那個艱難的時間中讓我參與。這也是神讓我服侍及關懷有需要的人。」

李牧師口中的「有需要的人」，正正就是前線的醫護人員。那時，李牧師正擔任院牧事工的主席。面對著每天不斷攀升的感染及死亡人數，李牧師坦言當時確實愛莫能助，而教會所能做的事又十分有限。縱然如此，教會仍有可以承擔的一份。

「那時，教會與當時仍是主教的陳日君樞機一同舉辦露天祈禱會，為香港禱告。此外，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因著職責而不能回家，我們想到可以為他們及其家人安裝遙距鏡頭，讓他們見面，以解相思之苦。當在主日宣佈這項計劃時，弟兄姊妹十分踴躍，僅僅在一天的幾堂崇拜已籌得足夠款項，並在那打素醫院設立有關設備。」

回想那時的氣氛，李牧師記起社會瀰漫著無奈及焦慮。「因為疫情開始時並不知道由哪種病菌引起，所以人心惶惶。」教會那時亦因此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所有會眾帶著口罩參與崇拜，從講台上望下去，只見大家露出雙眼，但仍感受到大家的不安。至於發聖餐時，亦要改用鉗子分餅。」

李牧師感嘆雖然現今醫學昌明，但人的力量依然微小。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病菌，人仍然束手無策。然而，在幽谷中，在人的脆弱上，卻使我們不得不謙卑下來：「在沙士期間，雖然不明白當前的境況，也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事，但面對著人的渺小，卻體會到神仍是真實的，唯有在祂裡面才有永生的盼望。」

誠如李牧師最喜愛的一首詩所述，面對看似毫無盼望的困境中，神仍在其中，我們仍然有盼望：

「雖然我看不見藍天，我仍相信有藍天；

雖然我見不到陽光，我仍然相信有太陽；

雖然我看不到上帝，但我仍然相信有上帝」

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2003年，岑倚蘭(岑倚)是《經濟日報》的副老總。

那屆政府軟弱無能、市民希望她做到的沒有做；反倒推行不得民意的政策，加上經濟低迷，令市民驚覺需要走到街上表達訴求。雖然當年的市民或基督徒對事件有很多意見，然而並沒有出現如今天的撕裂。「今天出現多元的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代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昔日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完成路線後便會分散，回歸生活中；然而，今天的公民社會成熟、公民意識強烈提升，再加上社交媒體的威力，令公民運動的模式有很大的轉變。」

在後佔領時代，上一代人就如明燈，是意見提供者，新一代卻會按自己的取向而選擇方向；上一代人擔心年輕人有生命的傷亡，新一代卻認為他們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一切。政府不能再以舊有的方式面向新一代，正如台灣新一代用選票告訴國民黨他們要懲罰馬英九，香港新一代同樣可以用選票去決定誰人可進入政治體制內，年輕一代相信命運自決。誠然，中國 / 香港政府已失去了香港的新一代。

經歷風雨的岑倚，身處今天的動盪社會，欣賞港人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與在宗教價值基礎中建立的普世價值，並在充滿謊言與歪理的社會中讓人分辨是非黑白。同時寄語大家在面對謊言與歪理時不要讓憤怒掩蓋一切，應理性思考並認清需付的代價。

近日收費電視nowTV宣佈啟播賽馬頻道，成為本港第二個播放賽馬活動的收費電視台。雖然說這個是商業決定，但我們也不禁問：真的需要多一個電視台在賽馬日播放賭博資訊，並在平日也以賽馬消息充塞著整個廣播空間嗎？
 
據報道，該台於今年二月開始提供直播賽事，只要是該收費電視台的用戶就可以免費觀看。電視台同時開發了相關的應用程式，供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用家收看直播，並讓馬迷透過其智能電視的功能，快速搜尋本地和海外賽事；另有晨操分析、賽事分析及各項統計數據等資訊。第一階段將會全力在收費台播放節目，但報道又強調該台不排除未來會改在剛獲得的免費頻道中播放有關賽事。
 
如果該賽馬頻道真的改在免費頻道播放，就會成為本港第一個全天候免費博彩台，這情況令人非常關注。我們相信作為傳媒，必須有社會責任，要留心自己的一舉一動會對社會造成甚麼影響。賽馬頻道和賭博關係十分密切，如果有關的博彩資訊廿四小時不停的在免費播放，定必令現時已經非常熾熱的賭風更加熾熱。再加上有關的節目可以透過平版電腦、手機等在網上不斷播放，結果變成無限重播，變相加速賭風散播。

一個人的離開，為何會成為新聞？近日，社會接二連三發生謀殺、兇殺及自殺事件，牽動社會情緒。可是，某大傳媒的報章，居然連續幾天以頭版頭條，將這些新聞以「揭秘」方式報道。當中，沒有一篇談及案件所帶出的社會問題，也沒有一篇提供處理家暴、青少年與家長代溝問題的方法，更沒有一篇講及私影時慘遭性侵的處理方法，更遑論提供一些輔導情緒困擾的服務資料。這些故事，彷彿在為愁雲慘霧的春天，添些眼淚。
 
傳媒報道謀殺及兇殺新聞，從來都是有社會責任的。在個人層面上，要讓人知道殺人者的動機與犯罪心態，以及如何預防並建立和諧關係。在社會層面上，傳媒亦要使人知道殺人事件是否與社會政策、文化等有關。如果是社會問題而導致有人自殺/謀殺，社會應該正視及面對；政府甚至要有政策及法例配合。
 
回歸後，我們曾經歷過學童自殺潮、中年人士長洲燒炭潮，以及家庭暴力潮等等。初時我們質疑這種突發新聞是否太多，做得「太好」，是否太血腥，但當時不少傳媒仍然堅持這些事件背後會給社會帶來意義——反省，並會令政府制定新的政策，例如：學校內部改革；增加對中年人士的支援，以及修改家暴條例等，都是社會為回應這些問題而出台的政策。
 
可惜，今日傳媒連本身應盡的社會責任都棄守了。近幾年多宗謀殺/自殺事件，最後變成揭秘式的故事。傳媒以為死者是名人，就可以不斷翻陰私；以為殺人者是青少年，就將社會一切「宅男」、「社運男」等標籤加上去。要不然就是整個社會的人彷彿都有情緒病，都病了。
 
傳媒本來要做的，就是為社會去神話化，將知識及真相帶到巿民手中。現在卻倒轉，倒將更多神話、迷思、社會標籤及定型帶到社會中，為本已病了的社會注入更多細菌。
 
傳媒的社會責任究竟在哪裏？在報道青少年和父母問題時，有多少報館有處理現時兩代人的溝通方式？又有誰會照顧青少年實際需要？當傳媒指出問題，目的是為了簡單的將責任推到（finger-point）青少年身上，還是要具體討論社會如何為青少年提供更多支援？
 
當說到家庭關係的破落，究竟當香港的家庭遇上危機時，社會有沒有提供任何情緒支援？面對重婚、再婚、開放的性關係與傳統價值有衝突時，傳媒的角色究竟應該是火上加油，還是疏理問題，為社會把脈？
 
現在，不少傳媒在報道中連社工的意見及問題支援的渠道這些基本資訊都欠奉了。突發新聞八卦化，只會令人變得八卦與神化，原本應該揭櫫的社會問題，沒有因為人命而被揭出來。愁雲之後，該由誰來教我們看身邊的木棉花和宮粉羊蹄甲，其實開得正盛；又有誰教我們改變這個社會，令她變得更加美麗宜居？
 

過去幾年樓價、租金不斷狂升，加上持續的高通脹，令升斗市民包括不少基督徒都生活得非常辛苦，究竟我們有甚麼出路呢？其實，理財是否一定牽涉投資，如不投資，我們可以如何理財、抗通脹？如真的要投資，不同年齡、財力的人，可以有甚麼不同的投資產品、市場可供選擇呢？
 
「講錢」是在教會的一個避忌，理財很容易被認為是「不屬靈」，於是出現兩個現象：一是，自己私下大炒特炒，卻不會告訴別人；二是，完全不理會投資，永遠皆抱著「現金為王」的心態，認為逃避風險就等於可以清心事奉主。
 
其實，「揸」現金也是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為面對的風險就是鈔票貶值，「揸」現金可能不再有保持購買力的功能。世界所有事情皆有風險，分別只是我們願不願意去面對、分析、了解與控制。不投資不單等於把「財寶」埋在地下，沒有盡了做管家的責任，另外，在當今全球政府皆大舉印鈔票的年代，這也是一項不明智的決定。

理財如健康  時刻須打理

理財就像是打理健康一樣，是每一個人皆需要有一些認知的。我們要注重打理我們的健康，因為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同樣地，我們要注重打理我們的財富，因為它們也是神所交付我們去好好管理的。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是醫生去打理自己的健康，但我們會去留意一些打理健康的小貼士、commonsense、小原則；同樣地，我們不需要每個人也是所謂的財經專家去理財，反而，理財有一些簡單的原則，是可以慢慢去理解和學習。
 
記得金融海嘯期間，有一個相熟的傳道人曾私下向我求救，說他的股票已經跌了九成，可以怎麼辦。細問之下才知道，他集中投資了一隻「蚊型」的細價股。我當時候很吃驚，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在事奉上盡心盡力的傳道人會做出這樣的投資決定。「蚊型」的細價股，潛在回報高、但同時風險也高，並不適合一般的理財策略。

減少借貸  分散風險

相反，我認識一個不是基督徒的財主，他對後市雖然看好，但理財謹慎，看重風險管理。其中一個表徵是，他建議盡量減少借貸，包括房貸。債是一個放大鏡；債會把你資產選擇的對錯放大。如果你是對的，你的回報會很高，但是，如果是錯了，後果是嚴重的。你選擇放大回報，你必然認為你對的機會比錯的機會為多，但是，如果你認為你是對的，為甚麼要急於立刻就要拿到最高的回報呢？著名的投資者Warren Buffett就說過，他不喜歡借貸和槓桿。只有你長期的投資選擇正確，不憂資產不增長，但是，如果槓桿比例高，只有你錯了一次，便有機會不能翻身。所以，理財的「小智慧」，包括減少借貸和分散風險。

哪理財是否就只有投資而已？

我認為很多人在理財的時候，目標過高，變得不設實際。理財的目標是要保存資產的購買力，並不是要在幾多年要翻多少翻。我認為投資是理財一個重要的部份，不過，我相信「本業致富」（所謂行行出狀元），但不相信「理財致富」，除非你的本業就是投資，又或者神有特別的安排。

本業致富  保住資產

所謂本業，就是你用盡自己的時間、精力、能力在一個相關的行業。在本身行業以外去追求財富，我認為是不務正業。簡單來說，如果你在自己最熟識的行業也不能成功，為甚麼你會覺得在龍蛇混雜的投資市場能分一杯大羹呢？「行行出狀元」的反面也同樣有道理，就是「行行爭崩頭」，每一行的競爭也激烈，特別是大鱷成群的投資市場。放棄自己的本行而試圖在投資市場大賺，是隔山打牛，心存僥倖。總的而言，我認為，理財不是要有「横財」，而是務求保存資產的購買力。
 
在一個坊間的理財論壇上面，我和一位全港知名的老闆談論經濟前景。當天是要收費入場，但五六百人的大廳仍然坐無虛席。完場後，這位老闆面帶微笑，卻有點感嘆地輕聲對我說：「其實，我認為人應該本業致富，理財如果能夠保住資產，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你可能會說，如果我的本業是肯定不會致富的行業，那我怎麼辦呢？我的回答是，對於基督徒來說，發財不發財，跟耶穌怎麼看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既然你選擇了你在神裡面的命定，是一種福氣，為甚麼還要不務正業，希望去發横財呢？

 投資無必賺  勿迷信分析

在所有的投資觀察和理論中，我認為只有一條是最真確、最明顯：在市場經濟中，錢，會由大眾流向小眾。既然投資市場上，錢最終會由大眾流向小眾，這意味著大部份的時候，大眾是錯的。很多人的盲點是過份迷信分析，坦白說，通常在樓市股市「撈底」的也不是分析得最多的人。分析是要分析，但sure win的投資，是否存在呢？有沒有一個「必賺」的投資方法呢？我發覺，很多所謂sure win的項目或「必賺」的投資，通常是我們看漏了甚麼。
 
總的來說，投資是保護購買力，不是要「發橫財」；除了投資以外，由於我認為「本業致富」是較明智，這也可以算是理財的另一個原則。投資理財的「小智慧」是要透過時間和經驗慢慢累積，沒有必賺的方法，特別在現在浪急風高的投資環境下，很容易便因小失大。
 
推薦書籍：

• David Swensen: Unconventional Succes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
• John Bogle: The Little Book of Common Sense Investing: The Only Way to Guarantee Your Fair Share of Stock Market Returns (Little Books. Big Profits)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人人都投資！可能你以為「自己甚麼投資也沒有」，但其實不論是供強積金(MPF)，或是投資股票、債市、認沽證，你都已在投資的大洪流上，每月自動進貢市場！

當大家都關注熱錢流入、賣地創新高，談及投資表現，大家都談論經濟數據、市盈率、業績時，我們又應否要求大公司也對最低工資、健康工時等作出承諾？企業除了業績，也應有企業道德嗎？我們的社會，能否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探討企業與道德的問題；也和大家一起回味《忘不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小巴故事，讓我們一起重拾久違了的良心與愛心。

摘要

投資與其他成癮行為(如賭博和酗酒沉溺)有很多共通之處。在香港這個處處講求利益的社會，有不少高學歷人士投身金融界。可惜的是，真正對投資有認識、對社會公義有認知的人並不多，大家都努力做一個「機會主義者」。面對這股證券炒賣風氣，教牧和教會領袖必須正視投資沉溺所帶來的問題，從而幫助信徒健康地投資。

引言

香港人生活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有著莫明的空虛，而這個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享樂的潮流文化，往往成為消費的借口。另外，社會的潮流文化和價值觀誤導了追隨者輕視自身所遇到的錯綜複雜問題，反而把關注過分轉移到某些物品或活動上，最終便演變成沉溺問題。而在眾多沉溺問題中，證券買賣的沉溺問題最為棘手。

證券買賣與賭博的共通點

投資跟很多成癮行為，如賭博和酗酒有許多共通之處，特別是與股票投資有關的金融買賣活動，參與者較易陷入沉溺狀態。從互聯網搜尋得美國有關的研究，發表自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ing，從醫學的觀察得出下列結論：[1]

1.當股票投資者得悉其投資的股票價格上升時，他們的腦部便會釋出多巴胺(Dopamine)，令其情緒亢奮，跟吸食毒品的效果近似。獲利的憧憬驅使成癮者有更大的衝動去買賣股票，期望延續這份感覺。很多炒賣者都抱著僥倖的心態，亢奮程度亦相對較高，而當其所持股票價格下跌時，其情緒波動也較大和難料。比較之下，認真和細心分析市場和投資目標，對其經營和業務狀況訊息均有解讀能力的投資者，其情緒波動的幅度較小，亦較能配合理性的決策和預期。此類投資者犯錯機會相對較少，停留在錯誤的時間較短。

2.     研究指出，當比較股票投資者與沉溺賭博、酗酒和吸毒者的腦部掃描影像時，在股票投資者憧憬自己獲得豐厚利益的時候，他們的腦掃描影像與上述沉溺行為者的腦掃描影像相近。

大多數有財務問題的求助者都難以制止自己的投資行為。他們最大的樂趣便是一心憧憬獲利或獲利的機會，整個過程包括從浮現直至落實買賣(結算)。這過程無疑使他們因貪財而落入沉溺，其背後推動力乃擁有金錢所帶來的安全和滿足的感覺，填補了他們心底那份莫明的空虛。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投資者調查報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2010年3月公佈的《2009年投資者調查報告》，當中的數據值得大家思考。節錄重點如下：[2]
1.    全港有2,069,000的成年人乃零售證券投資者，佔人口35.1%；
2.    85%戶口持有人(即1,758,000人)乃活躍的證券買賣者，他們被調查報告定義為證券炒賣者(StockTraders)，而非投資者(Investors)；
3.     衍生工具的投資／參與者有75,000人，只佔成年人口1.3%。
 
投資者的背景 

上述資料顯示，全港每家住戶，平均有一個股票交易戶口或一個成年人參與證券買賣，而這些投資參與者中，85%被界定為「炒賣者」 (Traders)，這對外資和機構投資者極具吸引力，因為本港市場既有龐大的散戶數目，加上香港人的儲蓄率較高，所以集資成本既便宜且就手。

這表示證券投資已經普及化。若政府和監管機構積極推動正確的投資教育，對推動金融業蓬勃受發展，締造人口老化卻又有積蓄的社會，本應是美事，因為公眾可以透過金融體系，把積存的資金投放到生意上，提升服務質數，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和生產力。可惜的是，現時本港的投資教育政策拖泥帶水，導致炒賣證券的動機絕對不在於提升服務質數，或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和生產力，而只是眼前的利益和短線的收益。而傳播媒介亦只管吹捧旁門左道的炒賣風氣，忽略了對投資風險和個人承擔能力評估等知識的傳遞。

香港人的價值觀

對於全港平均八成半家庭都有「證券炒賣者」的情況而言，香港將建構成一個怎樣的社會？抱有甚麼樣的價值觀？我們可從近年的樓盤名稱、廣告及銀行理財服務，按客戶的投資儲蓄來「非人化」和「階級化」等，便可略知一二。更甚者，就是把普羅大眾，特別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如殘障、老弱和草根階層)邊緣化的情況。例如硬性要求他們使用電子提存機來處理銀行事務，以及聲稱電子化帶來更優良和貼身的銀行服務等，都是人口密集社會的諷刺。
 
香港的家長都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態，情有獨鍾於「錢途無限」的金融業。從過去十多年至今，大學生最熱門選修的科目，依然是經濟、工商管理和金融等財金科目。我們把金融機構的傷風敗德政策合理化，不懂得深究和責詢背後管理層和決策者應承擔的責任，又無視前線奉命銷售的低層員工所面對的怨憤甚至刑事指控。一切都只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社會，只會造就機會主義者和成本效益最大化的信眾，加深證券買賣的沉溺問題。

結語

統計資料顯示，炒賣者的平均教育水平是高的，有時甚至是全家中最高學歷的。其實香港充滿很多「高學歷，低智能」的投資「玩家」，以膚淺的認知來把弄金融工具，特別是衍生工具，其傷害之深和影響之廣或即時難以發現，但到問題浮現時，往往是病入膏肓。因為衍生工具的槓桿效果，可把刺激感多倍提升，有如毒品吸食者追求的終極境界。從統計資料顯示，衍生工具的成交量已佔總成交量的27%(2010年7月香港交易所統計資料)，反映我們的新生一代正朝著更大更高的刺激感和獲利機會邁進。
 
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應正視這股隱藏的問題。筆者鼓勵牧者和教會領袖，投放時間和資源去認識證券炒賣的問題，並制訂對策帶領群羊，踏上健康和提升社會的投資路。

身處在「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的香港大都會，賭博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情。由家人每星期「刨馬睇波」，同事「夾份買六合彩」，甚至是「人人講股」，投資投機分也分不清……我們應如何自處？聖經又怎樣教導我們面對賭博問題？

香港賭博情況

名義上，香港現時實行的是「不鼓勵賭博」政策，即將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受管制的途徑：如港人熟悉的賽馬、六合彩、和自03年通過的足球博彩等。但在亮麗的政策口號之下，本港賭風其實是極其熾熱的。在07-08年度，馬會的投注總額超過1000億，繳納的博彩稅高達132億，兩者均創十年新高。

熾熱的賭風與中國人愛金錢、以賭博追求刺激的文化風氣，以及對「賭博為慈善」兩者分不開的狀況有相當的關係。在中國文化裡，賭博彷彿成為了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社會雖然不認同賭博，它卻是被接受為大眾娛樂，「小賭怡情」是被社會認可的行為。每逢新年節日，攻打「四方城」就是家中例行節目；而在日常生活裡，六合彩、賽馬、講波更是大家茶餘飯後的好話題。正正由各樣的社交賭博（Social Gambling）開始，很多人從少就被耳濡目染、不能自拔，而成為病態賭徒（Pathological Gambler）。

另一方面，馬會和各大傳媒積極推動賭博，舖天蓋地的賽馬和賭波資訊和鼓勵投注巨額六合彩和金多寶的廣告比比皆是。這很大程度上與馬會打擊外圍賭博、為賭博稅「包底」和「賭博為慈善」的等方針有關。因著向政府每年繳付最少80億的賽馬博彩稅，馬會十分積極推廣賭博，而大眾亦對「賭博亦是慈善」十分接受，對賭博的戒心也因此減低。加上澳門開放賭權，各大賭場旅遊設施陸續開幕，這也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到澳門旅遊，順便「試試運氣」。

再退一步來說，就算我們沒有參與賭博，那些時有所聞的股票消息，各樣衍生工具，認股權證，和炒賣活動，多多少少也帶有賭博元素，就算沒有直接參與炒賣，但我們當中的強積金和退休金，絕大部份也有投資的部份。我們應如何處理？是完全不投資，只有現金「揸手」，還是應該積極進取，不要做「又惡又懶的僕人」，任由身家日夜貶值？

賭博對我們的影響

在了解賭博對我們的影響前，我們先要了解賭博的本質是什麼。賭博是在雙方同意下，基於人為的風險，而達成財物轉移。雖然賭博似能振興經濟，但實情是：在賭博當中，勝利者所賺取到的，是來自對方所失去的。這與我們正常的投資、做生意買賣不同：因在投資和生意中，會為社會製造實質的商品及財富，而在商品、服務與金錢之間的交易，雙方都有所得益。

我們相信賭博是不合宜和不健康的行為，是因為賭博推崇著一種靠運氣的僥倖心態，會腐蝕個人奮發的鬥志，使人只會看重短暫的利益，缺乏長遠目標。而且賭博背後的推動力是出於貪婪、自私的心態：賭博中所賺得的，是來自他人不情願失去的，這有違「愛人如己」的教導。賭博行為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勝負的關係，與我們生活中講求互利合作的的關係剛剛相反。長期參與賭博，會使人變得好勝，喜與人競爭比較，自我中心，嚴重影響人際關係。

不少沉迷賭博的人口中只掛著錢財，斤斤計較，不關心身邊的親人朋友。在很多有關香港病態賭徒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病態賭徒於青少年時期已開始賭博。而他們當中大都有情緒困擾及相關的行為問題，如較悲觀、自尊心低，容易將失誤歸咎於人、責任心較低及家庭觀念薄弱等。另外，賭博往往不只是賭徒的個人問題。基於「家醜不出外傳」的心態，個人的賭博問題，往往牽涉到整個家庭，甚至親屬朋友當中。而現時流行的運動賭博（Sport Gambling），正正是連結於青少年所喜愛的足球運動。還有在互聯網上的互動賭博（Internet Gambling），都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

聖經如何教導我們？

在03年的賭波合法化爭議中，曾有身為教徒的政府官員，認為「聖經十戒裡無講過不可賭博」，所以推行賭波合法化亦無可厚非云云。但聖經已明明的教導我們「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我們應該明白聖經所教導的，叫我們不要又事奉神，又事奉馬門（太6:24）。

其實，聖經強調人行事是靠著上帝的恩典和引領，而不是靠好運，因世上一切的事都掌握於神的手中，僥倖的心態是將運氣當作神。聖經教導我們在世上的角色是管家，世上一切的事物都是屬神所有，人只是代祂管理、運用財物（創1:26-28；太25:14-30），以達致榮神益人的果效。我們所擁有的是神托管的使用權，而不是擁有權。參與賭博，正是將屬於神的據為已有，並將之處於風險中。另外，聖經所強調的不是擁有，而是施予（徒20:35）；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相反地，賭博是嘗試賺取別人失敗所失去的，有違聖經所強調愛人的原則。

在應用上，我們可以多想想：「明刀明槍」的賭博固然不合神的心意，對股票投資，我們應以謹慎的態度作決定，事先要明白投資產品的背景資料、相關業績數據和投資種類。在諮詢過專業人士的意見後，一般穩健的，並設有「止賺」和「止蝕」目標股票投資應是無問題的，但帶有投機成份的期權產品，高風險基金或衍生工具則應小心處理。

在進一步，我們更應多思想「投資」的意義。其實甚麼才是最穩妥的投資？出糧後，那一項支出是優先的呢？是在世界上的，還是在天國上的？總要記著神給我們的應許和挑戰：「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3:10）」在每一個月的收入上，先將奉獻給神的，先獻上，並且多多支持屬靈事工，就是上佳的投資了。

    若果一個有宗教信仰或不贊成同性戀的記者，在報導同性戀問題時，只訪問一些濫交的同性戀者，以及一些反對肛交人士的意見，大家一定會認為這個記者不夠中肯和專業。相反，若果一個支持同志運動的記者，只單方面描述一些同性戀者聲稱受到歧視，認為同性婚姻是他們的人權，而沒有剖析他們所謂的歧視是由於價值觀的差異，還是一些非理性的惡意行為，究竟這個記者是否專業？若果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認為同性戀沒有問題，又假定同志團體是弱勢，認為自己需要為民請命，替天行道，公然偏幫同志團體，究竟他算不算持平？
 
　　作為傳媒工作者，基於正義感，重視公平，因此多點報導弱勢群體的新聞是可以理解及值得支持的，但客觀持平是處理任何有爭議性的社會問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也是傳媒工作者的天職。若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應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其他人身上，同樣，傳媒工作者也不應將自己的信念強加於其他人身上。
 
　　由於廣管局強烈勸喻港台皇牌節目鏗鏘集去年七月播出的《同志、戀人》，引起一些傳媒人的反彈，認為會收窄傳媒討論問題的空間，實在言過其實。首先，廣管局裁定「該節目只提出同性婚姻的好處，並只講述三位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的意見，使報道內容不公、不完整和偏袒同性戀，並產生鼓吹接受同性婚姻的效果」。有關勸喻並非禁止在公共空間討論同性戀的問題，而是指出同性婚姻極具爭議這客觀的事實，一些傳媒人支持同性婚姻，認為同性戀沒有問題是個人的自由，但持不同意見人士要求持平處理有關爭議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廣管局認為「該節目不適宜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出，因為兒童和年輕觀眾可能不理解同性戀；假如沒有家長指引，可能會受節目部分內容影響。」一直以來，由於電視直接入到家庭，在合家欣賞時間很多小朋友更可能是在沒有家長陪同之下收看電視，而該節目在討論一些具爭議的課題時，既沒有家長指引，亦沒有多角度的討論，因此值得商榷，換了是討論娼妓合法化或同居問題，相信大家也會要求電視台小心處理。
 
　　若果有關節目不是在合家欣賞時段播放，或是加上家長指引和不同意見的訪問，相信就不會惹來觀眾投訴和廣管局的強烈勸喻。希望一些傳媒人不要動輒將問題上綱上線至打壓弱勢群體和新聞及言論自由，而應好好反省傳媒人的社會責任和專業態度。